《长三角VS大湾区：引领中国经济两大引擎的异曲同工之妙》
第五篇
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
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长三角和大湾区作为我国营商环境领先的区域，仍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扩大开放的重中之重，分别提出“联合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和“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的目标。
《2019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评价报告》中营商环境排名前10的城市第一，都重视制度规则接轨。长三角和大湾区都明确，加快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制度规则，形成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一流营商环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国家层面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是由国家发改委在牵头起草，《深圳经济特区优化营商环境若干规定》则是由深圳市司法局在起草，其法治化的理念可见一斑。第二，都重视打破“信息孤岛”。长三角和大湾区都提出，创新“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打破“信息孤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已上线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印发了《长三角地区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试点工作方案》，要求强化长三角地区政务服务跨区域通办和数据互通共享，率先实现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公共支撑功能在长三角地区落地，G60科创走廊、一体化示范区等区域已经实现了部分政务服务互联互通，并且推出了“浙里办”“随申办”等APP。大湾区提出要加快清理整合分散、独立的政务信息系统，提高行政服务效率，并且也推出了“粤省事”APP。这名字起的，好听好记、一目了然。
“粤省事”APP
投资贸易便利化侧重不同。长三角强调区内统筹，包括深化口岸合作，提升通关一体化水平，统筹区内中欧班列资源等等；大湾区强调更好落实CEPA框架下对港澳开放措施，包括不断提升内地与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扩大内地与港澳专业资格互认范围，方便资本、货物、人员往来等等。长三角与大湾区都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也都承担着探索深化对外开放的相同使命。第一，都有核心的开放平台载体。长三角的核心开放平台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自贸试验区，包括上海自贸试验区以及临港新片区、浙江自贸试验区、江苏自贸试验区；第二类是贸易平台，包括进博会、数字化贸易平台等；第三类是国际合作园区，包括中韩（盐城）产业园、中意宁波生态园、中德（合肥）合作智慧产业园及太仓、芜湖、嘉兴等中德中小企业合作区。大湾区也拥有广东自贸试验区和香港自贸区，香港还是国际公认较为成功的自由贸易港，另外还有广交会等老牌贸易平台。第二，都注重对外交流合作。长三角和大湾区都注重“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长三角提出依托一体化对外投资合作发展联盟，携手打造面向全球的综合服务平台，鼓励企业联合走出去，以及加快技术、装备、服务和标准走出去。大湾区强调依托港澳的海外商业网络和海外运营经验优势，推动大湾区企业联手走出去，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共建港口产业园区，建设区域性港口联盟。同时，二者也都高度重视深化国际人文合作。对外开放的重点不同。长三角强调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在更深层次、更宽领域、以更大力度协同推进对外开放；大湾区更加强调打造“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支撑区，特别是明确签署实施支持香港、澳门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安排，打造港澳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市场活动是促进区域一体化的最根本动力，因而利益分配成为最关键因素。张五常曾说，中国经济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县级政府彼此之间竞争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和角色，认为中国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吴敬琏则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糟糕的体制，资源分配上有很多扭曲。归根结底，横亘在一体化面前的关键字就是一个“利”字。王岐山副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年会致辞中作了形象的比喻，要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寻求更好地切分蛋糕的办法，决不能停下来、就切蛋糕的办法进行无休止的争执。长三角和大湾区的一体化发展，政府力量既是引导，政府利益也可能成为羁绊。利益协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除了比较直观的财政税收之外，还包括资源配置、利益补偿、管理责任等方方面面，非常复杂且没有先例可循。目前来看，长三角和大湾区都要从一点一滴的工作做起，逐步摸索出各方关注的利益焦点，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系统性制度安排，让各方拥有一个良好的切分蛋糕预期，继而合力做大蛋糕，进一步形成“聚变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