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略智库战略规划部执行总监 吴奇
来源：华略创智（ID：HUALUETT）
民族工业的巨大进步，股份制企业的不断设立，华商股票的溢价效应，推动了上海证券市场新一轮的繁荣，也彻底打破了证券市场为外国洋行垄断的格局。历史如此，今如是。当前，上海正大力推进“五个中心”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从一些微观的切口，管窥近代上海证券市场从孕育、发展、繁荣到衰歇的全生命周期，这不但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而言是重要的历史镜鉴，对上海加快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也有积极的启示意义。19世纪初，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几乎为广州一地所垄断。1805年，英国人达卫森在广州十三行创办“谏当保安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外商独资的保险公司，也是中国境内第一家西方近代股份制企业。
广州十三行商圈，现在是全国闻名的服装批发集散地。
鸦片战争之后，《南京条约》规定将上海作为“五口通商”的重要口岸之一，上海迅速从国家的边缘地带一跃站到了中央舞台。
《南京条约》关于上海开放贸易通商相关条款。
上海开埠以来，西方列强进入了向中国殖民的快车道，纷纷在上海开公司办工厂。“五口通商，海禁大开，外商纷纷来华设肆营业，号称洋行”。1842年当年，上海迅速成立了11家洋行。到1865年，上海可考的洋行增至78家。这些洋行将当时西方普遍采用的股份制搬到中国，通过组织股份制企业，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开展生产制造和商贸金融活动。
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Co.）原址在北京路外滩转角。
晚清时期怡和洋行发行的股票。
1861年，美国的旗昌洋行当时还在筹备创立阶段，计划购买三艘总价在48万美元的明轮。照其自身的财力和能力，旗昌根本难以实现这一计划。但时任旗昌洋行上海经理爱德华·金能亨迅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发股募资。
1861年8月，旗昌首期32万美元的股票成功认购完毕。不满足的金能亨扩大业务，在后续的6个月之内，用同样的方式再次筹集到100万美元的资金。1862年3月，旗昌洋行的轮船公司正式开业，并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美国在华最大的轮船公司，十六铺著名的“金利源码头”即为旗昌轮船公司所建造。当然，后来由于旗昌洋行经营不善，旗昌轮船公司连同总部大楼作价220万两白银卖给了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辉煌过后，终于成为了历史烟云。
外滩福州路口的旗昌洋行旧址。
不过当时旗昌的成功案例并不具有普遍性。在19世纪60年代，外商企业的股票，绝大多数还是外国人或外资企业购买，华商的认购情况很不理想，许多洋行公开募股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由于当时风气未开，股份制企业和股票这样的新鲜事物，当时的中国人还不能马上理解和接受。正如1882年9月17日的《申报》所刊《论叭喇糖公司之利》中所说：“谓以有用之金银，托付于素不相识者之手，生意进出无从而询之，伙友臧否不得而问之，且必数年以后，利则获分其余，钝则须增其股本，为自己之资财，反听他人之主宰，且事多西人为政，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保无我诈我虞乎？”
1882年9月17日《申报》刊文《论叭喇糖公司之利》。当然，也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拒绝外国企业发行的股票。如《叭喇糖公司之利》一文中也提到：“故股份之设，除久于洋行生意者外，他人皆裹足不前，未敢问鼎。”总体而言，一些“久于洋行生意者”，包括了最早的一批洋行买办、最早与外商有生意往来的华商，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等等。其中更有甚者，如当时的大买办唐廷枢用自己的“南浔号”轮船作价400股，动员身边的亲朋好友认购了300股。这些尝试为其在后来成立开平矿务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外商股票在上海的发行，是上海证券市场形成的前提条件，证券的交易也应运而生。据近代著名的金融刊物《银行周报》介绍，中国最早的“券商”具体起源已很难确考，一般认为上海最早的外资券商是长利洋行（J.P.Bisset &Co.），其经营股票买卖在1869年，其后外资券商日渐增多，蔚为气候。1919年第3卷第24号《银行周报》所刊《上海西商证券交易所之略史》是近代上海金融史的重要史料。不过早期的股票交易还没有固定的场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当时所谓的“经纪人”多集聚于旧英国总会的大厅或者汇丰银行之外的街面站立逡巡，从事交易活动。与今日在甲级写字楼里开着四个显示屏看大盘走势的高级白领相比，倒更像是在体育场门口倒卖演唱会门票的“黄牛党”。1882年外滩全景照片一幅（部分），其中3号为旧英国总会，1909年拆除；5号为长利洋行，1921年拆除。
今天的外滩2号上海总会大楼，为1909年英国人在旧总会原址上重建。进入19世纪70年代，上海的外商证券交易经过短期的盘整之后，进入活跃期，出现了第一波牛市。比如旗昌轮船公司，从1870年9月-1871年11月，按照票面基准值“100两”计算，短短一年多的时间，每股价值翻了一番。其他公司的股票也有强劲表现。以1871年10月10日《上海新报》刊登的股市行情为例，汇丰银行100元面值的新股市价168.9元，125元面值的旧股市价170元；溢价更高的如琼记保险公司1000元面值的股票市价3500元、保家行保险公司1000元面值的股票市价2500元、扬子江保险公司500两面值的股票市价970两等等。上海汇丰银行是外滩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今天的汇丰银行风采依旧。
1871年出现的这一次股票交易高潮，究其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当时外商企业的效益较好。以旗昌轮船公司为例。根据《统计表中之上海》所载《上海历年贸易货值净数表（1865-1930）》所示，1865-1869年，“洋货进口净数”呈现平稳增长趋势，但到1870年时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进口货值下降，反映了这段时期的运输业受到一定冲击，经营出现短暂的困难，这恐怕也是1870年9月之前旗昌轮船公司的股票被券商“定在面值以下”的原因。1871年，“洋货进口净数”快速触底反弹，运输业企稳向好，旗昌轮船公司迈入“有史以来最兴旺的一年”，企业利润可观，股息回报丰厚，投资者当然乐于购买股票。引自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四号，1932年。二是投机活动开始出现。股价的攀升，刺激了当时的上海外商证券市场出现了一波投机交易的高峰。还是以旗昌轮船公司为例，如前所述，其股票价格变动极其频繁，高频的现金交易，市价的频繁波动，贯穿了1871年一整年，这正是投机盛行的一个显著表现。
图片内容来自《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上册）。
企业经营良好固然能带动股票市价的上涨，但投机过度也潜藏着市场的风险。1872-1873年，“洋货进口净数”连续两年出现较大幅度下降，按情理推论，旗昌轮船公司的经营必然会出现困难。事实上，其股票市价从最高峰的200两，1874年就断崖式下跌至84两。其他各外商企业股票“亦无不大落”“是故近之预与此事者鲜有不囊空如洗”。由此可见，19世纪70年代的华洋“韭菜”就结结实实地见识了什么叫做“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1873年是近代上海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此年之后，外商证券交易市场陷入了一个较长的低迷期，而中国进入了近代史上所谓“同光中兴”的黄金时代。如果从“辛酉政变”（1861年）开始计算，则大约经过10多年左右的发展，国家政治经济局面相对稳定，洋务运动掀起近代中国本土工业化的第一个高潮。1872年，李鸿章得到清廷许可，于1873年改组成立轮船招商局，总局设在上海，并于同年面向社会发行股票，成为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之后如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一批近代工业企业陆续成立，这些企业将募股集资的重心均放在上海。今天的轮船招商总局大楼位于外滩福州路口，原为旗昌洋行花园。
轮船招商总局股票的格式张。
开平煤矿是中国近代最早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华资企业之一。
中国的近代工业在19世纪的70-80年代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样的进步也鲜明地反映在当时诸多民族企业的股票市价上。成立于1881年的平泉铜矿，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1882年的股票市价已从票面的100两飙升至185两，“是真中国之一大利源也”。随着实践的丰富和经验的积累，民众对股票的认识也日渐深入。“至今日而风气日开，华人皆知股分之益，不但愿附西人之股，且多自设公司自纠股分，大有蒸蒸日上之势。”“见轮船招商局与开平矿务获利无算，于是风气大开，群情若鹜，期年之内，效法者十数起，每一新公司出，千百人争购之以得票为幸，不暇计其兴衰隆替也。”民族工业的巨大进步，股份制企业的不断设立，华商股票的溢价效应，推动了上海证券市场新一轮的繁荣，也彻底打破了证券市场为外国洋行垄断的格局。1882年9月下旬，《申报》刊登《上海平准股票公司叙及章程》，10月24日，中国第一家经营新式企业股票买卖的公司——上海平准股票公司正式成立。本书对1883年金融风潮的来龙去脉有较详细的介绍。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公司成立仅仅半年，就遭遇了1883年金融风潮，很快就倒闭了。但不可否认，上海平准股票公司的成立和实体化运作，实开中国证券交易之先河，在中国金融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