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元淦恭
来源：元淦恭说（ID: yuangg173）
新发展格局下，宏观经济结构的深层次变革已成为影响京沪竞合格局的关键。从产业结构看，北京高端服务业“一骑绝尘”，上海则是消费和高端制造“并驾齐驱”。在扩大内需，振兴实体经济的“内循环”时代，上海大有“抢占”北京产业“地盘”之势。北京和上海，在中国经济的大棋局里，都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在一切国家战略中，它们都是金字塔顶端唯二的存在，但这并非意味着它们没有竞争。京沪之间，从来都是暗流涌动。
1949年，北京再次成为首都，拥有了超过上海的政治地位。但在经济上，北京很长一段时间都并不是上海的对手。从1843年开埠起，上海就居于东亚商贸网络的核心，并成为中国最早开启近代化、工业化进程的城市。在改革开放之前，上海的GDP不仅是全国各大城市之冠，更一度高居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划之首，足见它举足轻重的地位。1978年，上海GDP是272.81亿，北京GDP是108.8亿，北京的GDP总量还不及上海的四成。这一年，北京的人均GDP为1257元，上海是2485元，北京只有上海的一半。计划经济时代，北京虽然也陆续建设了首钢等一系列工业项目，但整体上和上海的工业差距甚大。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随着金融等服务业逐渐兴起，北京在权力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丰厚的科教资源和人才储备，让她迅速从政治中心，一跃成为中国事实上的经济中心之一。上图是北京和上海的GDP总量之比。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除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治理整顿的时期，北京GDP相较上海的比例大体一路走高。换言之，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北京经济平均增速远在上海之上。到2020年，北京GDP已经相当于上海的93.29%，达到了史上最高水平。而北京的人均GDP达到16.49万元，已经反超了上海的15.56万元。
北京启动“非首都功能”疏散以来，经济中心的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究其原因，正如我之前在《我为什么从来不唱空北京》里分析的那样：北京是中国这个中央集权国家的首都，这是北京最大的政治，是讨论一切问题的大前提。虽然北京要疏散“非首都功能”，但因为中国政治的根本结构安排，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归根结底是不可能完全分离的。北京绝无可能成为华盛顿式的“政治首都”，她就算要淡化经济功能，她也绝不仅仅是华盛顿，她还是波士顿（北大、清华、中科院）和旧金山湾区（西二旗、后厂村和望京），甚至还包括洛杉矶（北京是中国影视产业的绝对中心）。今年的《财富》世界五百强企业榜单日前公布，凭借着大量的中央企业，北京再度蝉联全球500强企业最多的城市。总部注册地或办公地在北京的世界500强企业达到60家，比上年再增加了5家。这一数字超过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地区之和（总计48家），更是上海的6倍多。（上海9家）最近，关于以高校、医院和央企总部为重点，推动“非首都功能”向雄安疏解的新闻备受关注。我认为一部分人误读了这个新闻。高校、医院和央企总部必然有一些“非首都功能”，因此要外迁，但绝不能反过来把高校、医院和央企整体认定为“非首都功能”。而且外迁工作是需要制定时间表、路线图的，“成熟一个、实施一个，成熟一批、实施一批”，这绝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所以，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北京仍将是世界五百强最多的城市。图：远眺北京CBD
北京是中国第三产业产值最高的城市。2020年，北京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了30278.6亿，成为中国第一个三产产值超3万亿的城市。同期，上海三产的增加值是28307.54亿，仍比北京少2000亿。庞大的服务业产值，也带动了规模巨大的就业。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的数据（普查时点为2018年末），北京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服务业从业者为1157.4万，占到法人单位从业人员的85%，这一比例全国最高。北京也是全国唯一一个三产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我们可以进一步把城市从业人员，粗略地区分为“白领”（含金领）和“蓝领”（主要包括产业工人、建筑工人、一般服务人员等）两大类。这些年讨论得如火如荼的“普职分流”，背后归根结底是坐办公室的“白领”和去工厂的“白领”的人生分野问题，关于体脑劳动差别是否合理、体脑劳动差别是否已经消灭，相关的讨论很多，但这不是我们今天文章研究的范畴，我只呈现客观数字。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的数据，在城镇从业人员中，法人单位从业人员3.83亿，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1.49亿。在3.83亿“上班”的人中，有1.53亿“白领”，2.3亿“蓝领”。“白领”占全体法人单位从业人员的比例是39%。但在北京，“白领”有844万，“蓝领”只有517万，“白领”占比达到62%。北京是全国唯一一个在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白领”人口超过“蓝领”的。北京常住人口只占全国的1.5%，但“白领”却占到全国的5.5%。即使是上海，“白领”也要比北京少很多。上海约有504万“白领”，总数比北京少300多万，同时，上海有666万“蓝领”，“白领”在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的占比是43%，比北京低近20个百分点。北京的“白领”岗位不仅数量多，质量也高。同样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在2018年末，北京有180万个金融和IT岗位，而在上海，同一行业口径对应的岗位只有100万个。这再度释放了一个信号，“疏散非首都功能”不等于不发展经济，结合此前北京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去年北京自贸区的获批、服贸会的升格，这都指向一个清晰的判断：北京至少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题眼，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心，整个城市群是带不起来的。北京的“减量发展”不仅要“瘦身”，还要“健体”。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北京占据了什么“地盘”呢？她就是中国的服务业中心和创新中心。上海作为中国经济中心，更多体现在工业、外商投资和外贸上，而北京承担了另一部分、甚至是更重要的本土经济中心功能。
其实细究起来，北京和上海在过去二十年，点开了两棵不同的“科技树”。北京成为全国性经济中心的原因有很多，中央企业、金融机构的集聚，科研院所和人才资源的富集，这些因素前文也有讨论，这里也不再展开。但在所有的产业中，互联网产业对北京的影响尤其大。北京因为政治中心地位，拥有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而在北京的非国有经济部门中，互联网行业是最庞大的，它是推动北京成为全国服务业和新经济中心最重要的动力。图：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北京中关村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互联网进入中国。互联网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为“信息产业”，信息互联网也是中国互联网最早期的形态，新浪、搜狐、网易三家门户公司，曾经是中国互联网行业最早的霸主，收入和利润超过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半壁江山。北京作为个人电脑普及最早、信息资讯最为丰富的枢纽城市，自然也成为中国互联网行业最早的起步之地。进入本世纪以来，以信息搜集和交互为核心的“信息互联网”，一直是互联网行业的重要形态。百度的搜索引擎、腾讯的即时通讯（QQ和微信）、微博、今日头条，都有巨大的影响力。近年来兴起的抖音、快手，也不仅仅是纯粹的娱乐平台，短视频也同样有媒体属性，也可以归为“信息互联网”的范畴。与此同时，“娱乐互联网”也在蓬勃发展。最早的“娱乐互联网”形态，是网络游戏。电子游戏、单机游戏早已非常成熟，游戏和互联网的结合也是水到渠成。从端游到手游，游戏行业历经迭代，成为“娱乐互联网”的重要载体。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游戏平台不等于游戏公司，前者有突出的渠道属性（当然有的也做自研，比如腾讯、网易），典型意义的游戏公司实际上更类似内容公司（如游族、米哈游、莉莉丝）等。除了游戏公司，互联网娱乐还包括音乐、长视频、短视频等等领域。2003年淘宝的出现，开启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新纪元。在线完成实物交易，打破了互联网和实体产业之间的次元壁，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开始形成。此后，除了信息交互和在线娱乐，涉及商品和服务交易的互联网平台逐渐出现，京东、美团、滴滴、拼多多等，主业都属于“消费互联网”范畴。2009年，阿里成为在国内最早开始做云计算的公司。这意味着，基于技术和数据能力的2B服务，开始成为互联网行业新的业务方向，也成为国内“产业互联网”的发轫。此后，华为、腾讯等公司也相继进入云计算市场。今天的产业互联网棋局，已经不再仅仅是算力之间的竞争，如何帮助其他行业的企业实现数字化，通过数字化实现效率优化和供给升级，考验的不仅是公司的技术实力，也包括商业洞察力等综合能力。观察过去二十年北京的发展，它在信息互联网、娱乐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中，都有很重的戏份，其全面性是杭州、深圳都不可比的。前些年也一直有不少的讨论，说上海错过了互联网，至少从今天互联网大厂的名录上来看，这个说法并不全错。在信息互联网领域，上海没有什么建树，在消费互联网领域，大众点评已经被来自北京的美团收购，拼多多的体量也仍然不如阿里和美团，至于泛内容领域，上海的B站和小红书虽然已经兴起，但和北京的内容公司仍然不在一个量级。上海相对最强势的产业，只有游戏内容，从十多年前的盛大，到近年来新兴的莉莉丝、米哈游，都是游戏公司。当北京在互联网、金融、文娱等领域狂飙突进之时，上海选择了另外一批重点产业。现代工业最重要的五大产业，汽车、电子、钢铁、石化、造船，无一不是上海的重点产业。在内地，上海虽然不是智能终端产业最发达的城市，但却仍然是半导体行业最发达的城市，不仅有中芯国际等芯片公司，阿里的芯片公司平头哥也位于上海。在新冠疫情后加速爆发的生物制药，也是上海重点的新兴行业之一。以这些行业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是上海经济重要的压舱石。图：上海新天地夜色
上海同样是中国零售业的中心。虽然上海在消费互联网上不算“顶流”，但线下商业的繁荣程度在全国首屈一指。2017年，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北京，至今仍然维持着这一排名，上海购物中心的时尚、摩登，上海24小时便利店的高密度，都不是北京可比的。阿里系的线下商业或者生活服务平台，如大润发、盒马、饿了么等，总部也都在上海，也从侧面印证上海商业的影响力。上海也是内地最受外资青睐的城市。1990年4月，浦东开放开发启动，上海重新成为外商进入中国的“桥头堡”，除了微软、甲骨文等IT企业喜欢把总部设在北京之外，快消、咨询、电子、制药等其他领域的跨国公司，都把上海作为中国区总部的首选。根据2019年上半年的统计，上海当时就有跨国公司总部677家，外资研发中心444家，是外资总部型机构最多的城市。从迪士尼乐园到特斯拉超级工厂，外资大项目的落地也一再证明上海的吸引力。我们由此可以对京沪两市的产业结构做一比较。北京整体上由中资主导，以央企总部机关、金融、互联网等高端服务业为产业特色。上海兼顾中资和外资，虽然在高端服务业上弱于北京，但却在高端制造和消费领域强于北京，整体的“科技树”更加平衡。
近年来，宏观政策的转向，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在我看来，影响京沪两市未来格局最重要的，并不是“非首都功能疏散”、浦东引领区建设这样的区域政策，而是中国政策导向和产业结构的深层次变化。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的金融体系变得更加庞大，国家在基础设施上的投入和互联网企业的深度参与，也构建起一个全球最大的信息和流通网络。北京的快速发展，和这一张资金、信息和流通大网的铺开，高度同频。当下，决策层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强调“实体经济”，具体来说，在消费层面强调“扩大内需”；在供给层面，突出制造业和硬科技的价值。粗略地来看，我们把产业分为“表层”、“中层”和“底层”。决策层的意图实际上是很清晰的：我们不需要中间层的单兵突进，而要让中间层的这些服务体系，和实体经济产生更大的勾连。中国有一套完整的商业基础设施，在这些基础设施上，能不能长出属于中国的耐克、可口可乐并走向全球？这是中层和表层之间的关系。
中国已经有很成熟的产业应用，但我们能不能突破那些基础技术和卡脖子工程，实现更高程度的技术自主可控，这是中层和底层之间的关系。这将是涉及许多行业的深刻变革。仅仅在互联网领域，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趋势判断，以流量为中心的信息互联网和娱乐互联网，将不再处于政策的“风口”，能够挖掘内需潜力，提升行业效率，强化关键技术的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是行业调整和转型的优先方向。所有大公司都必须思考一个问题，除了自身“做大”之外，能不能让平台上的商家、伙伴和其他参与者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成长。最近的高层会议甚至专门提到了支持“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一个平台能不能帮助中小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单单关乎平台的商业增量，更是平台社会价值的体现。上海不仅是吸引外资的“十里洋场”，也同样长期是“国货之光”。近年来，国货“新品牌”创业热潮渐起，上海也成为“新品牌”聚集程度最高的城市。根据天猫发布的2020年新品牌创业地图，天猫Top500的新品牌有90个来自上海，占比接近两成，而根据品牌星球的一项统计，在头部200家新品牌中，来自上海的有62家，超过三成。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企业，新品牌无疑是非常典型的一类。虽然市场上对新品牌并非全无争议，也有人质疑部分新品牌被VC过度催肥，或者过度依赖营销，在产品力上有所欠缺。但应当看到的是，以新品牌满足国人更加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已经是当下最主要的投资赛道。现有的网络就是高速公路，新品牌就是在高速公路上跑的车，未来十年怎样让路上跑的车变得越来越好，正是平台和创业者都要思考的问题。图：上海淮海路，在无性别服饰Bosie旗舰店内拍照的人
上海何以成为新品牌创业最为活跃的城市？这时候我们就能看出上海“科技树”的价值。首先，上海有着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上海本地就有科丝美诗、上海臻臣这样的代工厂，不仅为完美日记服务，也服务欧莱雅、雅诗兰黛、宝洁等国际大集团。上海所在的长三角，工业体系的完整性也远远超过京津冀地区，这能够有效控制生产成本，提升效率。第三，上海有适合品牌运营的人才环境。大量外资品牌进入上海，培养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懂得国际规则的品牌和零售人才，现在这些人才，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新品牌创业的领域，给新公司带来成熟的经验。新品牌创业，其实质就是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融合的产物。淘宝天猫这样的消费者平台，已经不单单是卖货的渠道；新品牌的创业者也不能单单只运营品牌资产，而需要在产品和技术上形成自身独特的供给侧优势。这是一个和实体经济深度绑定的长链条。事实上，无论是新品牌，传统品牌还是外资品牌，都面临着同一场数字化变革，谁不跟上它，谁就会掉队。天猫新品创新中心（TMIC）已经在上海拓展了很多业务，其中既有上海家化这样的国货品牌，也有欧莱雅这样的外资巨头。天猫不止是帮它们卖货，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消费者的洞察、理解和相应的数据服务能力，帮助这些品牌推出新品，适应用户更刁钻的喜好。上海是否错过了互联网？今天或许我们已经可以有不同的答案。在互联网平台勃兴的年代，上海不是最耀眼的那个城市。但当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深度融合，平台上可以诞生越来越多的新企业、新品牌的时候，上海无疑有机会释放出最大的活力和潜力。
京沪两座城市，从来是全国户籍门槛最高的两座城市。这些年，这两座城市的户籍门槛都在松动，但显然，上海的门开得比北京大得多。2020年，上海将应届大学生落户的条件确定为清华、北大、复旦、上海交大、同济、华东师大六校的本科生，全国所有原985学校的硕士生和所有博士生。（参见《上海欢迎你》）北京在上个月也出台了毕业生引进政策，第一次提出一部分毕业生引进计划可以“单列”，也就是不占户籍指标。除了北大清华，被“单列”的学校的标准是进入QS世界大学排名前200名，在这个排名上的另外五所学校正好是所谓“华东五校”（复旦、上海交大、南大、浙大、中科大）。这一政策一出便遭到质疑，为什么要用一个外国的排名来决定北京的落户资格呢？北京市后来在政策问答中，删除了QS前200名学校名单，后续的政策如何调整还待观察。但不论北京“计划单列”给哪些学校，这一次名单释放整体的信号倒是很清晰，北京并没有像上海那样，准备张开双臂欢迎除了清北两校之外其他在北京上学的985毕业生。华东五校毕业生选择江浙沪就地就业的比例很高，真心想拿北京户口的也没那么多，也的确不会给北京带来太大的落户规模压力。当上海开始“大张旗鼓”开展“抢人大战”的时候，北京对想要落户的人，仍然是最苛刻的。大变局的时代，上海需要更多的人才，上海也能够承接更多的人才。这不仅是它在面对京沪经济总量之争时重要的竞争砝码，也承载着上海产业升级再出发的希望。消费意味着内需引擎，工业则是最重要的实体经济基础。当互联网和所有服务业，都要和消费，和工业产生更紧密连接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上海或许会抢走一部分属于北京的“地盘”，即使在过去北京占据优势的不少服务业领域，上海都有望成为新的中心。或许，在不远的将来，上海的名义经济增速会重新超越北京。上海和北京经济总量折线的缝隙，也会有重新扩大的可能。—— e n d ——
下面这些文章，可能你也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