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浙江富裕密码：从温州到义乌到余杭
来源：瞭望智库（ID: zhczyj）
从温州逆袭到义乌崛起再到余杭传奇，浙江的发展脉络中暗含着一连串共同富裕的密码。在有为政府、有机社会、创新企业和辛勤个人的勠力同心下，浙江共同富裕的“蛋糕”正持续做大。而这部“大众创业”的浙江发展史中蕴涵的普遍规律，也将对全国各地起到广泛借鉴意义。
如何破解发展不均衡这一全球性问题？世界看中国，中国看浙江。今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下称《意见》），把浙江推到了“共同富裕”的聚光灯下。为什么是浙江？
“创新致富、勤劳致富、先富带后富。政府、社会、企业、个人共创共建。循序渐进、由低到高、由局部到整体。”这是浙江提出的“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三大理念，也是其过去数十年的经验总结。
9月，总部位于浙江的阿里巴巴集团宣布：未来5年投入1000亿元助力共同富裕，并成立专项基金参与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从温州到义乌再到余杭，浙江的发展脉络中暗含着一串共同富裕的密码，其中的普遍规律对全国有广泛借鉴意义。
在共同富裕问题上，中央对浙江的定位是“示范区”，而非“试验区”。顾名思义，试验区与示范区有着很大的不同，“试验区”强调先行先试，而“示范区”带有肯定性评价，意思是：浙江的共同富裕已经做得不错，争取查短补缺、更进一步，总结并输出经验。
《意见》的原文表述是这样的：“浙江省在探索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具备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基础和优势，也存在一些短板弱项，具有广阔的优化空间和发展潜力。”
浙江的基础和优势是什么？截至2020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分别连续20年和36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是唯一一个所有设区市居民收入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
2020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96，是全国唯一小于2的省份，远低于全国的2.56。
一句话概括：浙江人均最富，发展最均衡。
浙江在行动方案中提出：计划到2025年，把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1.9以内，地区人均GDP最高最低倍差缩小到2.1以内，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万-50万元的群体比例提高到80%，20万-60万元的群体比例提高到45%。
目标能实现吗？看看现状：2020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699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930元，城乡收入比为1.96，自1993年以来首次降至2以内，已连续8年呈缩小态势，未来5年需进一步缩小0.06以上。
杭州市的人均GDP为13.49万元，全省最高；丽水市的人均GDP为6.14万元，全省最低，两者倍差2.2，未来5年需缩小0.1以上。
根据测算，浙江目前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万-50万元的群体比例已经超过75%，距离80%的目标只差5%。
那么，浙江富裕且均衡的优势从何而来？年轻一代不知道，上世纪70年代浙江还只是个中等生，GDP排名十名开外，与邻省安徽不相上下，只有辽宁的一半左右。
1978年，浙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332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165元，城乡收入比为2.012。同年，全国城乡的数据分别是343元和133.6元，收入比为2.567。
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起跑时，浙江城镇偏穷，农村稍富，城乡差距相对较小。
工业方面，1978年浙江的工业产值不如河南、河北、湖南、湖北，不到辽宁的1/3。农业方面，浙北平原“鱼米之乡”只是全省“七山二水一分田”的例外，1978年浙江人均粮食产量只有391公斤。
浙南山区的温州是“特困户”，人均耕地0.4亩，人均GDP只有237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2%。人多地少吃不饱，倒逼温州人奋斗突破，短短几年后，温州就出现了全国最早富起来的一批人。
72岁的马津龙曾任温州市原体改委主任，亲历了温州的逆袭。他这样描述改革开放之初的温州人：“千辛万苦来创业、千方百计搞经营、千家万户搞生产、千山万水找市场。家家办工厂，人人摆地摊，谁也不靠谁，自己当老板。”
1985年，《解放日报》刊登《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一文，将这套模式总结为“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最早的推动者是个体户，他们穷则思变，“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掀起了一股创业致富潮。
1981年，温州乐清柳市“电器大王”胡金林年营收120万元，当时全国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不足60元。
通过亲戚同乡之间的传帮带，到1982年温州全市个体工商企业已超过10万户，占全国总数的1/10。
1983年2月，永嘉桥头镇纽扣市场开张，拉开了温州农村创办专业市场的序幕，温州各县集聚个体工商户，以家庭工业为基础，很快形成了五金电器、纺织品、综合商品等十大专业市场，成为全国性产销基地。
“小商品，大市场”，温州人在全国最早懂得如何创办、运营市场，为了摆脱区位、交通等劣势，他们逐步走出本地，迈出全国化、全球化的步伐，把市场开到了离消费者更近的地方。
到上世纪90年代，“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没有市场但有温州人的地方，就会逐渐形成市场。”
2019年8月，温州市长姚高员提出了一个观察温州的独特视角：“温州人经济”，也就是温州的国民总收入（GNI）。
据他介绍，每9个温州人就有一个经商办企业，每4个温州人中就有1个在外闯荡，在外温州人近250万，其中70万在世界131个国家和地区发展，175万在全国各地创业，268个城市建有温州商会。全国由温商控股的上市企业超过60家，是温州本土上市企业的2倍多。
2018年温州人经济总量约为1.23万亿元，包括6006亿元温州本土经济产值，以及温州人在全国和世界各地创造的6300亿元。
温州人在外创造了比在本土更多的财富，产生了巨大的正外部性。2019年，温州推出“鸟巢计划”，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招引温商回归，推动温州人经济与温州经济互动协调发展。
80年代初温州十大专业市场声名鹊起时，义乌商贩还在风吹日晒中摆路边摊。
义乌人均耕地0.45亩，土地贫瘠，没有工业，为了过上好日子，义乌人决定走出去，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翻山越岭、走街串巷“鸡毛换糖”，这些人被称为“敲糖帮”。
敲糖帮是行走的销售渠道，如果只卖糖就太浪费了，义乌一些乡镇自发出现服务敲糖帮的百货路边摊。
80年代初，路边摊的合法性尚未明确，个别政府部门将其定性为“投机倒把”，商贩频遭驱赶。
1982年，后来获得“改革先锋”殊荣的谢高华到任义乌县委书记，在对地摊经济进行深入调查后，他认为摆摊改善民生，符合中央精神，应该顺应民意，给市场松绑。
为了消除干部顾虑，他在一次大会上表态：“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
1982年9月5日，义乌县政府用水泥板搭起简易摊位，供商贩集中入室做生意，摊位数705个，当年成交额392万元，拉开了“义乌模式”的序幕。
谢高华提出“四个允许”：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城乡市场开放、允许多渠道竞争。
他认为，不能杀鸡取卵，要放水养鱼，小商品市场施行定额征税，每个摊位在固定额度之外的收入不再计税。
放水养鱼养出了鱼群，到1988年，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摊位数已增至6131个，6年增加7倍多；年成交额2.65亿元，6年增加66倍多；单个摊位平均收入增长近8倍……2020年成交额1884亿元。
义乌小商品市场长盛不衰的背后推手是“有为政府”。早在1984年，义乌就确立“兴商建县（市）”的发展战略，此后30多年一以贯之，始终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并不断根据发展阶段与外部变化，在延续中进行战略升级。
90年代中期，义乌市委市政府敏锐地洞察到：义乌市场产业支撑不足，长此以往根基不牢，便引导商户利用商业资本发展工业。
义乌的小商品制造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逐步开创出产销一体化的新局面，小商品市场所售商品中，“义乌制造”一度占到四成。
不仅如此，义乌还在丽水莲都等欠发达县域发展“飞地经济”，既拓宽发展空间，又先富带动后富。
从挑货担、摆地摊，到“买全球，卖全球”，义乌走出了一条以商贸业为抓手，推动全域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的均衡发展之路，持续创造高质量就业机会，居民收入不断增加。
在2020年浙江各区县居民收入排行榜上，义乌以人均7.12万元排名第三，仅次于杭州的西湖区和下城区。
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80137元，增长3.9%；农村常住居民人均42158元，增长6.7%，城乡收入比1.9。
义乌的目标是：到2025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0万元，城乡收入比缩小到1.45以内。
1992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做到全国最大，一位名叫马云的杭州青年慕名跑去，背着麻袋进货。为摆脱翻译社入不敷出的窘境，他在杭州街头摆起了地摊。
1995年初，马云以翻译身份到美国出差，见识了一种叫“互联网”的东西，一见倾心，回国后辞职创业。
去北京兜了一圈，1999年打道回府创办阿里巴巴，办公室位于杭州城乡结合部，文一西路176号湖畔花园的一套民宅里。
创始团队18人，办了个叫“阿里巴巴国际站”的网站，一个在线国际批发市场，相当于“网上广交会”；同年推出1688，可以理解为“网上义乌商城”。
一年后经营上正轨，马云把公司往杭州市区方向挪了4公里，搬到了华星路一带，在那里扎根，一待就是10年。
这10年间，阿里巴巴推出了淘宝、天猫、支付宝、阿里云……以这些产品为纽带，原本不相关的人发生了强关联，原本不存在的交易无中生有，一场商业革命呼啸而来。
阿里巴巴西南120公里处，桐庐县有个叫夏塘村的村庄，村民聂腾飞1993年在杭州创办申通货运，亲戚和老乡们依葫芦画瓢，陆续创办了“四通一达”，但缺乏大规模、高频次的行业场景，当时只能小打小闹。
转折点发生在2005年，那年春节，圆通老板喻渭蛟听说有个叫淘宝的购物网站，创办才两年但势头很不错，只可惜送货太慢。
他嗅到了其中的商机，还没过完元宵就赶去杭州找阿里巴巴谈合作，激活了电商与快递行业的化学反应。“桐庐帮”的中通、申通、韵达也迅速跟进。
根据国家邮政局统计，2005年全国快递业务量仅有8.7亿件，从业人员16.6万；2006年涨到10.6亿件，从业人员22.7万；2010年23亿件......2020年833亿件，15年增长95倍；从业人员超过500万，15年增加30倍。
桐庐全县42万户籍人口，1/4从事快递相关工作，是“中国快递之乡”“浙西第一经济强县”。
2020年，桐庐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56450元和34176元，城乡收入比只有1.65。以快递行业为重要带动力，桐庐农村居民普遍富了起来，15年增收4倍。
全国范围内，线上统一市场+线下快递网络激活了广袤的乡村和欠发达地区。
截至2019年，全国已出现4310个“淘宝村”，其中800多个位于当时的待脱贫县域。这些淘宝村年销售总额达7000多亿元，带动683万个就业机会。
所谓“淘宝村”，是指活跃网店数量达到当地家庭户数10%以上、电商年交易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的村庄。
浙江“近水楼台先得月”，2019年共有淘宝村1573个，占全国的1/3。浙江城乡收入比连续8年下降，“淘宝村”给村集体创造收入来源，带动农村就业、农民增收，功不可没。
义乌目前共有169个淘宝村，电商经营户28.07万户，2020年网络零售额1909亿元，在全国县域中最多，已经超过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成交额。
义乌的常住人口达186万，10年增加50%，其中户籍人口76万，只占四成。义乌不再只是义乌人的义乌，它成了“中国义乌”“世界义乌”。
在“中国网店第一村”青岩刘村，2.5万电商相关人员高密度集聚，是本村户籍人口的将近15倍。
江西、安徽、河南、湖北……来自全国各地的追梦者来到义乌，把淘宝村作为落脚的第一站，在那里，许多人改变了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2000年“进城”的阿里巴巴员工想不到，10多年以后，他们会回头搬去更西的余杭。
2013年8月，阿里巴巴把总部搬到了位于文一西路969号的西溪园区，从湖畔花园还要再往西8公里，绝对意义上的“杭州乡下”。
当时这片乡野已被赋予新的使命。2011年12月，杭州未来科技城挂牌。
2012年9月，杭州城西科创产业集聚区挂牌，从东到西，西湖区紫金港科技城、余杭区未来科技城和临安青山湖科技城一字排开，串联成了“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
向东是大海，传统经济向海而生；杭州城西科创走廊反其道而行，向西延伸到了山地——临安、淳安，再往西就是安徽地界了。
科创不同于传统产业，并不依赖地理优势，只要能集聚创新要素，哪里都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就像沙漠里的以色列。
余杭之于科创，初始优势大概只有生态环境，阿里巴巴西迁相当于一次“天使投资”，从那以后，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的创新要素进入滚雪球节奏，特别是关键要素“人才”，形成了科创“新四军”：浙大系、海归系、阿里系、浙商系。
仅仅用了10年时间，未来科技城的6万原住农民完成城市化，50万来自五湖四海的“新四军”汇聚于此，2020年他们创造了超过7000亿元的营业额。
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让余杭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二次分配高地”。
2020年，余杭区财政收入高达489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247亿元，不仅有力支撑了本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配套，也为更大范围内的转移支付输送了血液。
余杭不止是余杭，数字经济时代，地理空间不再是价值分配的围城。
李佳琦的公司注册在上海，但不影响他在总部位于余杭的天猫平台上直播带货。天猫的数据存在阿里云上，阿里云的数据中心不止杭州一个，还包括河北张北、广东河源、江苏南通、内蒙乌兰察布。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日前在《人民日报》撰文谈共同富裕，他指出：
“坚持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越过1万美元大关，但仍远低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发展仍然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没有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就无从谈起。”
“同时，也要深刻汲取一些国家超出发展水平搞过度福利化、导致公平效率不能兼顾、影响经济发展和公平分配的深刻教训。要始终坚持在经济发展和财力状况具备的条件下，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把那些有能力和条件办的、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扎扎实实地办好，循序渐进、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不吊高胃口、不搞‘过头事’。”
透过浙江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其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基础和优势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少成多形成的。
从温州到义乌再到余杭，浙江的共同富裕史就是一部“大众创业”的发展史。
政府、社会、企业和个人勠力同心做大“蛋糕”，政府做好营商环境和顶层设计，民营企业是创新致富的生力军，个人是勤劳致富的奋斗者，市场活力被充分激发，源源不断推陈出新，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高质量就业机会，广大劳动者共享发展成果。
在数字化浪潮中，浙江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主体，都善于挖掘数字经济红利，用以弥补传统发展模式的短板，追求更高层次的普惠性发展。
“共同富裕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既要打攻坚战，更要打持久战。”谢伏瞻在文章里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