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为什么要建设“金融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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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永年
来源：大湾区评论（ID:GBA_Review）
如何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让合作共赢惠及世界？11月5日，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正式开幕，郑永年教授受邀参加第六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就“高水平开放与世界级经济平台建构”这个主题展开探讨。他表示，建设“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可以吸引世界上优质的资本、优质的技术和高端人才，这也是旧金山、纽约等湾区主要平台经济技术持续升级的关键。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就“高水平开放与世界级经济平台构建”谈些我自己的看法。2022年中共二十大提出一个新的概念——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五位一体”的现代化——人口巨大的国家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相协调的现代化，以及和平发展的现代化。研究现代化几十年以来，我发现这可以说是最高标准的现代化。
实现现代化需要抓手。谁来实现？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如果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就要观察其他国家是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尽管近年以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目睹由于民粹主义的崛起导致的各种危机——政治危机、治理危机、街头运动等，但是这些国家的科技依然发展迅速，经济还在增长。
自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个重要命题以来，人们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为何资本主义“腐而不朽”？这是因为人们面临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以美国为例，一方面，自成立以来，历经了内战、一战、二战、越战、冷战，再到近几年的新冠疫情危机，美国可以说是一直危机不断；另一方面，人们也观察到，世界各地的优质资本、高水平技术、高端人才却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
为什么美国等西方经济体一方面危机深重，另一方面却发展很快？我们需要去解释这个现象：为什么世界各种生产要素集中在这些发达国家？我们最近提出了一个新概念，这是因为这些经济体塑造了几个“地域嵌入型”的世界级经济平台。
世界上各种生产要素，包括高端技术、资本、人才，都拼命地往美欧跑，跑了不想走，也走不掉，因为只能在那里得到发展。尽管美欧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扩散，但是最好的技术还是在美欧，最好的资本也留在美欧。尽管也有西方人才流向其他国家，但是最高端的人才还是留在美欧。
回望过去250年工业化以来的历史，可以发现，欧洲、美国以及后来的日本都有自己的“地域嵌入型”世界经济级平台，而这些平台都拥有三大开放系统，即开放的教育人才系统、开放的企业系统、开放的金融系统。这三大系统非常重要，缺一不可。
首先是开放的教育人才系统。美国是世界人才高地，不仅自己培养人才，也积极吸收其他外来人才。美国在一战、二战期间吸收了大量欧洲科学家，在冷战期间也吸收了很多苏联东欧科学家。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向美国输送了几百万的人才。因此，美国国际化程度非常高，以旧金山和纽约地区为例，外籍人口基本上占40%。硅谷更甚，外籍人口占60%。诚然，这些外来人口并非都是人才，但也足以表明美国开放的程度。
1945年以后，在不同领域，美国诺贝尔获奖者很多都是外国移民。美苏冷战期间，美国用全世界人才，包括从苏联、东欧流向美国的人才来与苏联竞争，结果可想而知。今天我们也面临这样的情形，美国用世界的人才，包括中国在美的人才来进行对华竞争。我们有越来越多华人学者，因为这几年美国搞地域政治的原因回国了，但还有很多大量人才都留在美国。所以说，美国人才还是跨国性、世界性的。开放的教育系统，使得全世界的人才都在帮助美国发展。
第二，是开放的企业系统。美国不仅在经济上保持优势，还善于利用开放的企业系统来保持自身的优势。开放的企业制度还促成了大量的世界企业家流向美国。大家可以观察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优秀企业家或是高水平技术流向美国。举例而言，美国硅谷三分之二以上的独角兽企业家是一代、二代移民，包括不少中国流向美国的第一代移民。在这一意义上，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在帮助美国发展。再者，美国的企业也面向世界。美国的企业是以何种方式进入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就是依靠开放的企业制度，主要表现为把产业链和供应链延伸到世界各地。
第三，开放的金融系统。对教育系统、企业系统的塑造都需要金融服务的支持。美国开放的教育系统和企业系统离不开一个开放的金融系统的支持。
这样的经验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支撑我国经济增长旧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外贸）逐渐遇到困难，下一步该怎么走？在我看来，新“三驾马车”（基础科研、应用技术、金融服务）很重要。实际上，工业化以来的250多年就是这样从旧“三驾马车”向新“三驾马车”过渡的过程。
基础科研是政府提供服务的题中之义。美国做基础科研的实验室分工明确，要么在大学，要么就是国家实验室。应用技术是企业来承接的，企业是发展应用技术的主体。所以，美国各种工业实验室大部分都是在企业。金融服务，既要服务基础科研，也要服务应用技术。
基础科研实际上并非资本密集型。说基础科研是资本密集型的，是一种认知上的错误。刚才演讲的让·梯若尔先生（Jean Marcel Tirole）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绝对不是资本培养出来的。据统计，1945年以后，95%以上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大学教授和科学家。这部分群体需要的是兴趣密集型、自由密集型——给予他们体面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兴趣就行了。
应用技术是资本密集型的，风险很大。从基础科研向应用转化，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以华为为例，华为投入大量财力把5G基础科研转化成应用。这种转化是传统政府做不来的，因为政府不能用那么多财政资金来投资高风险的应用技术。传统银行也不能以存款人的资金来承受风险。正因如此，金融服务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
金融服务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发明的风投体系。风投在二战后出现，可以说是当代金融经济史上最伟大的发明，能够把民间闲散资金集中起来，投入到风险高、但回报率也高的项目。要意识到，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金融系统，一个国家很难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有了基础科研、应用技术、金融服务这新的“三驾马车”的框架，上海的角色和虹桥的角色就非常明确了。最近，我一直在各个地方考察。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的区域性抓手，三大区域各有优势。其中长三角与珠三角最为重要，这两个地区中的任何一个出现经济增长问题，整个国民经济都会受到影响。
在京津冀地区，北京没有发挥扩散效应，将自身的要素有效地扩散到京津冀的其它城市，反而起到了虹吸效应，把周边区域的要素都吸引过去。在北京周边，还有很多贫困地区。
深圳的人口超过1700万，常住户籍人口600万还不到，这表明深圳有很多流动人口。而这些流动人口中，有多少是来自珠三角其他城市的？事实上，珠三角九个城市的劳动分工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在广东省省级统筹之下，合作协调程度有待提高。在长三角，上海是长三角的龙头，有效地实现了扩散效应。我今年两度到长三角考察，印象十分深刻。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长三角各省级行政单位通过“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来进行协商议事，成立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理事会”，而理事会下面又设立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发者联盟”。这恰恰体现了如何在区域一体化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比较地看，正因为基础科研由高等教育和实验室来推动，所以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高等教育高地同时也成为了科学枢纽（HUB）。在应用技术方面，长三角与珠三角都发展得不错。但是，金融方面仍然缺位。在下一个阶段，如果我们国家的金融服务发展不起来，就很难推进前面“两驾马车”（即基础科研与应用技术）的发展。
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我们国家的金融体系发展不起来，那么实体经济只能沦为被“割韭菜”的经济。19世纪的英国，以及20世纪以来的美国为什么强大？不仅仅是因为实体经济，更重要的是因为其有效地发展了并垄断了金融。如今，中国已经提出要建立金融强国，这是非常正确的。但如何建立金融强国？这是各位接下来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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