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返乡5大观察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你的景和我的桥 Author 景桥先生
作者：景桥先生
来源：你的景和我的桥（ID：jing6qiao）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又逢春节，阔别故乡，欣然返乡。期间，或走亲串友，或寻觅旧地，或聚会畅聊，或并无目的开车漫游。
近乡情怯，心情难免激动且忐忑。长居异乡，投入故乡怀抱，既有记忆中的亲切，亦有物是人非沧海桑田的陌生，少不得要站在异乡游子的视角，重新打量并审视故乡。
是故乡变了？还是游子变了？这是一个问题。
土地，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子。“生我者父母，养我者土地”。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如一日，肩挑日月，像一头老黄牛，长年累月耕耘大地。就连死了，也要讲究个“入土为安”。
土地，在中国农民心中，一直是神圣、亲切、不可割舍的。土地，曾给予中国农民安稳踏实之感，这往往代表着生存的必要条件——一家人的衣食住行，都得自这片厚实沉默的大地产出。土地是厚道的，人可以亏人，但土地绝不亏人。
但这次回到故乡，我发现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农人，几千年来形成的血与水般无法割舍的牵连，正变得越来越淡薄。
我的故乡，是湘北门户、幕阜山余脉的一个小山村，地形上属江南丘陵，群山纵横，草木葱茏，山间杂有旱地、水田，清一色一坡坡的，故称“梯田”“梯地”。
自读大学起，我离开故乡已逾二十年。源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的故乡生活体验，那时的土地，是很金贵值钱的，完全当得起“命根子”之称谓。
自分产到户后，各家各户的山、田、地、园，无不泾渭分明，连绵的青山，边线上的一棵树，属于谁家，都一清二楚。偶有人砍树伐木越了界，很可能会引起一场争闹甚至斗殴，最后要村干部到场和事。我爷爷对于田地的爱护，尤其悉心，一天到晚都扑在田地身上，精耕细作、用心打理、挑粪烧灰、斫墈砌塍，绝对比陪伴家人的时光多得多。
九十年代，村里一位经济头脑活跃的伯父，开采长石矿，要修一条很长的公路到矿洞，沿路占山、占田、占地，得一家家好言细语谈判，予以足够的金钱补偿。有户主并不要赔款，而是要求置换更肥沃、位置更好的田地，因为在他们认知中，钱只是一时的，土地才长久。那时的土地，堪称“真金白银”。
时间，延展到新世纪二十年代。
在南下打工、外出酿酒、经济高速发展以及轰隆隆的城镇化浪潮裹挟之下，这个小村，如今已鲜有人居住。以前回乡，还有几位留守老人，随着他们的逝去，村子彻底凋零，山庄归于寂静，风雨剥蚀的危房，在退基还林补贴政策的催动下，一个晌午全部推平，现在长满了碗口粗的竹子。
这个曾经养育近200人的村庄，田地已全部荒芜，那些曾经因为耕作被农人踩得光秃闪亮的小路，已长满了数人高的杂木。至于山中，随便的杂木，都碗口粗了，人根本进不去。
大姑妈家的表哥告诉我，现在十里八乡大山里，野猪可以横着跑，落大雨时，野猪会跑到镇子附近，寻觅食物。
我疑惑问，现在这么多野猪？因为在我印象中，以前的山，因为要砍柴、烧窑、闭炭，到处斫得干干净净，别说野猪，兔子都几无藏身之地。
表哥说没错呢，随手指着一片村子边的山坡，你看这一坡杂木，都有茶杯口粗，能烧出一百多斤好木炭呢。以前可不是这样，能闭炭的杂木，得跋涉到大山深处才有的。
村子没人住了，田地没人种了，山没人管了。以前农人们争得头破血流、视为祖业誓要代代继承的土地，突然之间，变得可有可无了？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又是什么造成这片土地上维系了几千年的土地与农人的关系断裂？
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是随着城镇化浪潮和经济现代化发展，故乡村子的土地贬值了。当这种贬值在农人心中渐渐“趋零”，土地势必变得可有可无，也就不奇怪那些曾经喧嚣的大山，一年年拔节生长快要成为“原始森林”了。
当然，故乡村子土地的贬值，只是中国大地的一种局部现象。土地的不值钱，对整个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显然并非绝对，虽然这于故土是她的全部。土地的价值，在改革开放以来，基本是以城市为“圆心”、一定距离为半径稀释的，距离“圆心”越近，土地越值钱，反之亦然。
在我打工的南方城市，那里的土地，就堪比黄金，不少农民靠着征地拆迁，一夜暴富甚至实现财富自由，整个城市靠着卖地，一年财政收入能超千亿。哪怕是故乡，那些市区边、县城边、镇子边，土地价格也翻了几倍。
但对这个丘陵地带的山村而言，离着镇子都有好几十里路远，交通不便，田地无法集中连片，土地的沉沦与落寞，也就可想而知。从自然界角度，这实际上也是土地的一种“优胜劣汰”。
另一种土地贬值，则是相对的。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人们走出大山，靠着进厂打工、在建筑工地出力、做酿酒等小本生意，能赚到数倍于耕耘土地的回报。这时，如果还继续从事农业耕种，就划不来，付出无法赚取等额的回报。那些迁居到城里的农人，不再从事农业，靠着打工赚钱养家，过着买米买菜吃的生活。
而且，随着现代化技术和工艺的提升，那些平原地带的田地更值钱了、粮食产出更高了，而故乡的那些逼窄的“梯田”“梯地”“深山”，无法适应机械化种植，再算上人工、种子、化肥等成本，“种米吃”要贵过“买米吃”，土地贬值并被历史淘汰就成为一种必然了。
举几个例子，我舅舅前些年在老家山上种植了几十亩杉树——一种当地曾很值钱的木材，现在最细的都长到碗口粗了，但没人要。这种木材以前主要用于盖房子做房梁，或者做木质家具。现在建筑或家具，已经很少用到这种木材了。十几二十年前，这种杉树，最高能卖到50元一棵，现在只有20元，这还不算货币贬值。
而要是再算上人工，那就更不划算了，因为老家现在请人，至少200元一天，一天一个人能砍伐几棵树？还要削枝叶后运出去卖，一盘算，这是一笔亏本生意。
还有就是围着村口一大片的竹林，全是碗口粗的翠竹，也没人要了。我记得小时候，有商人前来收购，一块五一根，村人还舍不得卖。现在盖房子也不用竹架了，造纸也有更好的材料，砍伐竹子同样需要昂贵的人工，那片竹林也就只能自生自灭了。
故土的贬值，很难评判是好是坏。因为土地的贬值，故乡小村的人们，被逼着迁徙出大山，率先完成了彻底的城镇化。从上世纪南下打工浪潮始现端倪，到二十一世纪初镇上的桃矿倒闭，村人们花三五千买一套工人留下的小套间，从而完成第一波城镇化，再到最近二十年村人们靠着打工或者酿酒生意积累的家底，纷纷到镇上县城市区置业。这里的农人，与土地的粮食依赖和经济牵连，已几乎完全断裂。
如果现在问那些村民，土地还是他们的命根子吗？他们会困惑地摇头，或者开玩笑告诉你，老家的田地虽然不种了，但还是不能丢的，或许哪天世道变了，还得住回到村子。
于是，故土，在这一代人心中，也就只剩下“乡土情结”了。故乡的原住民，也都上了年纪了，开着车子偶尔回村里看看，望着满眼的断壁残垣，一阵唏嘘感慨，然后又回到城市。执着于“入土为安”的他们，早早便在回村的公路边，选一块风水宝地建了“千年屋”（坟墓）。
而再到下一代，那些出生长大在城市的孩子，故土，怕已只是字典中一个陌生的词语罢了。
我以为，这一轮城镇化浪潮如历史铁流滚滚向前，“过去十年，我国城镇化率提升14.21%，1亿多人从农村流向城镇”“未来几十年中国至少还有3到4亿的人口，要从农村转为城市的常住人口”。如此大体量的农村人要转为城市人，那些交通及自然资源禀赋相对落后的偏僻乡村，沦为“原生态”“无人区”，自然不可避免。
我甚至认为，这样的“原生态”回归，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乡村振兴”——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这些乡村已无必要再承担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而只需要担负生态功能。
在这一波澜壮阔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要出现乡愁、怀旧这样的社会思潮，甚至不排除对立的情绪。我的一位初中语文老师发短信告诉我：
“当遥远山村褪去历史舞台，那些满怀土地情结的乡人以及曾被土地滋养过的乡二代，不能不有着伤感的记忆与沉重的思考。”
“我们曾经是那么厌弃艰辛的农耕马作，那么苦心经营想跳出农门，而一旦目的达到，山村土地的使命与价值亦随之消减，乃至归零。而人对于土地的情感，却无法一时归零，甚至岁月越深，思之愈深。所以说，山村土地命运的变迁，是文明的进步，亦是文明之殇。”
从这个视角看，土地，自始至终，都在承载乡村的一切命运，沉默不语，淡看沧海桑田。
无疑，有了土地，才有村子，才有村民，才有了故土，以及那土地之上的生老病死酸甜苦辣。土地的变迁史，某种意义上，就是故乡的发展史，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村庄样本”。
我们常说，国之大事、教育为本，百年大计、教育当先。
于故乡的村人而言，对教育的重视，一点也不比城里人差。祖祖辈辈口口相传的家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得书多当大丘，不耕不种自然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无不透露着农人对读书的深刻通透认知。
对下一代的教育，也寄予了他们对生活改善的日子期盼，对远方的由衷向往，甚至承载着光耀门楣、跃升阶层的家族梦想。
在我的农村生活记忆中，读书人是备受尊崇的。
到了腊月，家家户户“解年猪”，那一顿“杀猪菜饭”，多半要请上孩子老师。为让老师更有时间精力教孩子，农人们会主动帮衬老师家的农活，因为老师也是“半师半农”“挽起裤脚下田，放下裤脚教书”，要种田的。
谁家孩子会读书，父母会脸上有光与有荣焉；谁家孩子考上大学，十里八乡传为佳话，少不得要在祖堂屋摆升学宴，宽裕的家还会“放电影”，一时名动桑梓。
据我爷爷讲述，民国时代读过书的人，同样备受敬仰。因读书人能写状子（相当于律师）、作对子、填请帖、拟合约，纵是农耕文明，也是少不得的。每逢红白大事，要有“礼生”陪客，主家才倍有面子。“礼生”，也就是见过世面、能讲四言八句的半耕半读人。
我的高祖父有八个儿子，八个儿子自小分类教习，成人后各有所长，如事农、习武、从文、经商、当兵等，惟有读私塾，是八子必备的功课。解放后，全民教育识字，村里最好的房子，如祠堂、地主家祖屋，就被改作了学校。
如今，正如山村的没落一样，乡村学校也不可避免经历了从辉煌到寂寞、从人声鼎沸到断壁残垣的历程。有几个抖音号，专门拍摄农村校园的荒废场景，喧闹恍如昨，如今唯见杂草丛生、青苔覆墙，瞬间就引起了无数共鸣。
在那些归于“原生态”的农村，不惟有“青青稻田今犹在，不见当年种田人”，亦有“教室黑板今犹在，不见当年读书郎”。
近二十年，每次回到故乡，我都要观察幼时学校的变化。而这次返乡，我听说位于镇上的红楼小学，竟也被打包卖掉了，给一个老板盖房搞旅游宾馆，心中唏嘘不已。
要知道，这所红楼小学，本就是当年城镇化浪潮之下，五所村小合并而成的一所完全小学，现在竟也办不下去了，可见乡村学校生源紧缩到了何种程度。
说起来，作为一个八零后，我上小学换了三个地，且这并非我主动意愿。接下来，我讲一讲自己小学近四十年变迁史，诸君应可知道，这恰是城镇化浪潮下乡村学校没落的一个缩影。
大约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所居住的村小组，亦即自然村落——彭家岭，竟也办了一所学堂。这是源于大集体时代的产物，劳力都要上工，孩子就近集中接受教育。但这是一所非完全小学，只办一至四年级，统共两间平房作教室，一二年级、三四年级各一间，名“双岭学校”。除彭家岭子弟，双岭片区附近几个自然村落的小孩，均集中于此。
颇称奇的是，两个年级同在一个教室，老师上节课教这个年级，下节课教那个年级，竟也毫无违和之感。
那几乎是彭家岭最鼎盛的时光。不但近200村人起居作息、烟火气浓郁，村前学堂还有30多个孩子，时不时响起朗朗书声，亦或者合唱歌声，生机勃勃，别有一番生趣。
到我上小学时，已是八十年代末。在这出门几步路的“双岭学校”，颇遗憾地，我只就读了一年。二年级时，“双岭学校”就被撤销，合并到五里远的村部完全小学——“晓峰学校”。
彼时，打工潮渐起，但孩子们都还留守在故乡，晓峰学校学生多达120人。课间休息或中午，村部茶山、田野、水塘边，漫山遍野是孩子们玩耍嬉闹的身影，稚嫩的童声响彻山间，生机勃勃，好不热闹。
似乎注定般，我将经历村小盛极而衰的命运。在“晓峰学校”读到五年级，也就是1996年，又出现变数。这时，忽地刮起一阵村小合并风。接到通知，镇西片区五所村小的五、六年级，须全部集中到“红楼学校”——一所刚组建的离村子十几里远的镇小学。
于是，我们这一届六年级学生，背着木箱子、棉絮、大米以及装满萝卜干、霉豆腐的咸菜罐，在红楼学校寄宿了一年，也几乎参与了这所学校的全部筹建。比如，在老师组织下，帮茶厂采茶、春节玩龙讨喜钱，赚取学校建设经费。而我在读时，这所红楼学校，算得上开局即鼎盛，光是六年级就设两个班近100人。
再后来，又到镇上读初中，那是一所正规中专迁走留下的校舍，无偿捐给了这片乡土。就初中而言，这所学校规模之大、设施之齐全、环境之优美，全市无出其右。
那亦是这所初中最高光的时刻。三个年级，每年级设六个班，每个班50人左右，整所学校近1000人。操场梧桐树下的黄土，被来来往往的学生踩得瓷实发亮。
而后，很快进入新世纪，时代大潮席卷，村小、红楼学校、镇初中，亦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晓峰学校生源不断减少，大概在2010年左右便彻底关停了，校舍亦卖给了私人，现在已经拆掉改建为一座祠堂。
红楼学校，一直坚持办到前几年，最终亦没逃过宿命。镇初中的学生亦越来越少，据说如今不到200人，校园面积被一再压缩，腾出的土地，大多卖给私人作地基盖房子。
我一直觉得这像一种宿命，让我亲身经历了村小和初中最辉煌的岁月，并于这些年以旁观者的身份，见证了她们的衰退没落。就像看到一个熟悉的人，由青春壮年直至老去死亡。
日月轮转，世事沧桑，人世间兴衰更替，多也不过如此吧。
但值得注意的是，与土地贬值进而没落不同，乡村学校的没落，恰恰是由于教育的升值。农人切换身份，变成了城里人，生源流失到了城市。
哪怕依旧还在镇上的农人，在时代经济大潮中，更加体悟了知识的力量，无不想方设法将子女送往城里更好的学校。就连乡村教师，也是各显神通，找路子调到城里。
我的一位初中老师，一边摇头叹气告诉我，当下农村学校的现状是：校舍越来越漂亮，学生越来越少，老师越来越想跑。
与乡村学校的没落相反，城里的学校，特别是一线名牌学校，规模和质量有了进一步提升，而且越往上一层级的城市，学校优势越强，一个学位千金难求，找关系、摇号、交赞助费等手段穷尽，也不一定管用，可谓“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这种教育的升值，客观导致了优质教育资源的长期单向流动。
一边是千军万马，另一边则人气寥寥。网上多有报道，有的乡村学校，竟出现了师生“倒挂”——老师比学生还多，戏称“麻雀学校”。
这次回乡，一位高中同学告诉我，如今县中的学子很难考上清华北大了，倒不是因为学生差了，而是好的苗子早被挖到市或省城名牌学校去了。
对于乡村学校而言，生源的流失，不仅是数量，更是质量。我查询过相关数据，教育部资料显示，从1976年到2016年的四十年间，共有91.6万所小学在中国消失。“撤点并校”实施20年，消失328672所小学，平均一天消失45所小学。农村教育发展报告显示，2016-2017年，农村学校减少8000所，学生每年流失超140万。
与此同时，教育的升值观念，也传导到了依然在苦苦坚守的农村学校。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一样，不可避免出现了“精英化”“贵族化”趋向。这一趋向，可用物竞天择的大自然规律去理解。
现在农村家庭，大多只有一两个孩子，在教育投入上毫不吝啬，可谓倾一家之力。
仅读初中高中而言，我的好几个表哥表姐，都曾在学校附近租房子陪读。这在我们上学时代，是不敢想象的。那时，我们那代人一个星期生活费还不到10元，更别奢望父母长辈租房陪读了。
时代一直在变。
那么多农人进城，注定无数乡村学校要化作历史尘埃。我倒觉得，城镇化浪潮之下，教育的升值对农民是一件好事，不然这一波现代化，农村子弟可能将严重掉队。
这次回乡，我也很少再听到“读书无用论”，哪怕家长真的觉得读书没啥用，也会想着送小孩在学校多成长几年，别那么早出社会受苦。
与农民跑步“进城”相比，我更期待教育“进城”。农民进城，不一定有城里人的稳定职业和固定收入，但教育进城，农二代、三代们的起跑线差距，才有可能越缩越短。另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即便教育进了城，在城市最优质的教育的争夺中，农村子弟依然处于弱势。所以，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必须充分考虑进城农民的下一代教育。
亦或者说，只有有效实现“教育进城”，这一代人无法真正融入的城市，下一代或许可以。也惟有当那些农村子弟彻底融入城市，才算真正完成了城镇化！
城镇化浪潮之下，农民进城，希望还在教育，还在下一代。
农村，是个特讲究人情的地儿，是谓乡风淳朴。
时至今日，祖辈传下来的人情古风，虽已日渐淡薄，但较之于城市格子楼里即若邻居亦老死不相往来的世态比，仍算得上相对浓厚。
在农村，一个人若不懂得人情世故，是很难被接纳也很难刷出存在感的。俗话便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吴官正有篇回忆文章说：“求人比登天难，人情比纸还薄。”在城里，人情世故当然也重要，不过是换了个马甲，美其名曰“人际关系”。
但农村的乡土人情，和城市比有本质区别。农村人情，大多建立在血缘和乡土之上，左邻右舍、十里八乡、七姑八姨，少不得发生这样那样的“人情”。在城市里，人情则多建立在同学、校友、同事、合作伙伴之间，跨越了“地理”“血缘”的概念。
在我年幼时，村子里的人情味是很浓的，那是一种很“土”的人情味，令人温暖而踏实。平素，相互包火、借米、借锅碗瓢盆乃至借钱，这都是人情；农忙时节，或者哪家有盖房子等大事，邻里之间相互“帮工”（即免费提供劳动力），也都是人情；遇红白喜事，合村人一起帮忙操办，不仅是主家积累的人情变现，更是一个村庄对外的体面。
至今，我仍然记得帮奶奶去邻居家借火、借米，特别是借米，用米升量，大概借个1-2升。这种人情，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受恩之人，也要“心中有数”。
另一种“人情”，则不但可用金钱量化，更需将金额撰记于礼簿。
主家有婚丧大事、小孩满月宴、老人做寿、盖了新房子、考上大学等，摆宴请客，来吃席的，按照亲疏程度一律都要“写礼簿”——即奉上礼金。
我读初中的时候，父亲为了锻炼我，曾让我负责记过一次礼簿。开席之前，客人陆续来了，某人说“帮写20元，名字某某”，父亲则负责收钱，并装研我则用钢笔在鲜红的礼簿上写下“某某贰拾元，20元”，大小写都要，防止涂改。最终，记礼簿成功的标志是“账实相符”。而且据父亲说，再早些年这种礼，都是用实物的，如“两斤面”“一斤糖”。
这种人情，是一种传统古礼，亦符合农村的生存实际。主家有大事摆酒席，众亲朋好友聚集庆祝，奉上绵薄礼金，也算得上是一种帮衬、一种祝福，正如孔子言，“礼者，敬人也”。
这种人情，有一点时下“众筹”的味道。在北方，这种人情，叫“随礼”“随份子”“凑份子”，听名字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例如某家小孩考上了大学，通过摆酒收礼，一般都能盈余一笔数目可观的款子，这便成了孩子上学的学费，解了主家的燃眉之急。过几年，那些当年奉写礼金的客人，自然也会遇到大事摆酒，这回轮到某家前往做客、回奉礼金，此便是“礼尚往来、两不亏欠”。
这种人情，说白了，就是谁家有大事难事喜事，众人一种帮衬，一起互帮互助，算得上一种过日子、办大事的协作共同体。这种人情的初衷，是抱团取暖，纯朴温暖。
但是，近二十年来，农村人情，迅速发生了异变，人情演绎成了“人情债”“人情负担”，甚至令不少村人压力山大、苦不堪言，真可谓人心不古。
这种异变，大致朝三个方向发展。
一是名目日渐繁多。
以前祖宗规定的婚丧嫁娶等几件堪请客摆酒的大事，被冠以“新风”的名义，无限扩大化。比如小孩12岁、男人36岁也摆酒，以前岳父母做寿或过世，女婿是做客的现在却也摆酒，当兵入伍、考上公务员也摆酒，甚至听说买了车或车库，也摆酒，离谱到令人啼笑皆非。这导致酒席的场次此起彼伏，令人应接不暇。到了节假日，一个家庭甚至会在同一日要吃好几家酒席，无奈只得兵分几路，或早中晚赶场。
二是礼金额度不断攀升。
从最早的几块钱、十几块钱，增加到了如今的几百几千几万。生活不宽裕的家，人情几乎成了一年中最大的支出，因为人情是面子，少不得的。通过和村人亲友的聊天，我得知，现在散情最低都是200元了。散情，就是关系一般的朋友、远亲，但去吃一次酒席，礼金低于200元，是不好意思吃席的。低于200元拿不出手，还会被别人投以异样的眼光。
三是出现了大操大办。
出于好面子的心理，一些主家在婚丧大事摆酒时，会不惜成本，甚至有攀比的不良风气。比如祝寿，如今主家一般都会请一支民间乐队，亲友前往吃席，除了随奉礼金，还得“点歌”，点一支歌要200元，又多了一笔支出。
上述三种异变，不仅让农村的人情味变味，而且还会造成一种恶性的“人情互害模式”——常常去吃酒席的人，也一定会设法创造摆酒席的机会，请回来，不然总写礼“亏不起”呀！
每年回家，经常能听到的抱怨是，“我家今年得摆酒了，出去太多了，礼金都收不回来”，又或者是，“这次摆酒没余钱，钱都送给酒店了，光图了个热闹”。
但碍于面子，所有人都默认或不得不顺从这种人情规则。人是群居的动物，有人的地方就有人情，就得维护彼此的关系，谁也无法免俗。
有村人甚至开玩笑和我说，这就叫“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大家你请我请时时请，最后打工赚的钱，都送到酒店去了，冇中到用。
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困境，目前不少地方在号召移风易俗，狠刹人情歪风。有的地方，甚至将“滥摆酒席”“大操大办”，作为群众举报事项可予以受理。贵州六盘水就公布举报电话：“除婚丧嫁娶外，操办搬家酒、满月酒、升学酒、入伍酒、开门酒、生日酒、复婚酒等滥办酒席行为均可举报”。
2024年1月，四川广元一村民欲摆酒被亲戚举报，原因是“五年要办四次酒，亲友不堪重负”，最后被村委会罚了1000元“教育费”。
该村支部书记告诉记者：“人情往来，摆酒村民不得搭礼吗？一次如果收200块，三次就要收600块。当事人在4年内已自办了婚宴、丧宴、生日宴，此次又办了周年宴。反复办酒才有人举报的他，还是他亲戚到村委会举报的，说办酒太多了他们都快吃不起了。”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史无前例注意到了农民不堪重负的人情压力，首次提出要“降低农村人情负担”。这是对农村人情负担的重拳出击，从国家层面，试图让“礼”回归情意和祝福的本义，而不是变相的“捞取利益”“互相榨取”。
嗟乎。
人情，一个曾经多么温暖的字眼，一个曾经密切亲友关系的字眼。到如今，却似乎成为了不少农人们的负担和压力，成为了农人们憎恶和惧怕的对象，成为了农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不可承受之重。
这，恐怕也算故乡的一囧吧！
在一个亲戚家，我看到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拿着手机在刷抖音短视频，那聚精会神的认真劲头，和偶尔哈哈大学的生动神情，一瞬间，让我有点不知今夕何夕。
是的，这十年来，智能手机在农村也已经全面普及了。我至今还清晰记得六年前手把手教父母用微信语音、视频聊天的景象。现在，他们已用得无比纯熟。
但令人诧异的是，刷抖音、快手之类的短视频，似乎我从来没教过他们，我自己都几乎不玩抖音的。但他们似乎很早就会了，似乎并不需要别人教，像学校上课一样，刷抖音短视频，现在也成了他们每天的必修课。
在乡友群或家人群，就可见一斑。长辈中总能发上很多短视频，反诈的、养身的、煲鸡汤的、人身安全的，俨然人间真理，发得不亦乐乎。
我倒觉得，农村人普遍爱上刷短视频，并非一定是坏事，除了对眼睛和颈椎的伤害外。比起过去只能靠着墙晒太阳、发闷呆，现在，乡下老人的生活，无疑变得丰富多彩起来——虽然这种丰富多数停留在屏幕里面。
对比城市人，农村人没有丰富多彩的娱乐节目，没有公园、电影院、商场、游乐场，刷视频娱乐成为了一种消遣无聊时光的刚需。睡觉前刷，睡醒后第一时间刷，尤其是老人，声音往往外放开到最大，刷得不亦乐乎。
现在的农村，很多人聚在一起，不独有以前的打牌喝酒现象，独坐刷手机视频的身影，也不在少数。
智能手机，让乡下的人们，与村外的世界几乎保持着同步同频。无论是国际时事，还是社会新闻，抑或科技变革，他们通过那一方屏幕，知晓天下，真可谓“手握乾坤、掌中世界”。同时，手机还成为农人获取知识、信息的实时渠道。
这无疑丰富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但，手机对时间的占用，也不可避免挤占了人际交往的频率，有的人于是变得更愿意独处、不愿出门。我的一个喜欢打牌的亲戚就好几次埋怨：“现在大家都刷手机视频，很容易上瘾，打牌都难得找到脚了（意思是牌搭子，三缺一）。”
也有一些农人，在政府引导或自学下，不但刷视频，还拍视频、发视频。在抖音上，不少大号，就是专门拍乡下日常生活的，粉丝不少，有的还实现了流量带货、变现。
最有名的就是“张同学”“李子柒”。听说在山东朱之文的故乡，村民都会拍抖音视频，争先恐后拍朱之文，不给拍就生气、骂人。就靠着拍朱之文的视频流量，每个月也能赚钱千儿八百的生活费。
有的农业县，还别出心裁概括出了智能手机时代下乡村振兴的“新三农”：让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带货成为“新农活”、会玩手机会带货的农人成为“新农人”，形象生动，未来风扑面而来。
总之，愿智能手机带给农村的，不惟有丰富的精神世界，更有丰富的物质世界吧！
很多年前，我还在村小读书的时候，语文老师告诉我们，未来的世界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当时听了，满脸憧憬神往。
有一回，村里的土石公路，开来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那时一种需要一根Z字形的铁“摇把子”，插进车前头的引擎盖，使尽浑身解数快速摇动才能启动的车。那个下午，全村的孩子们，像过年一样，兴奋地围着这辆车，左看看、右摸摸，启动时跟着后面呐喊奔跑，连汽油味都使劲吸着，仿佛是一道罕见的美味。
那时，我们压根没想到，才短短三十年，电灯、电话早已成了古董级，而小汽车，渐渐也不再是城里人的独有标签，在农村竟成了家家户户的标配。
几年前春节，我也开车回老家。快到镇上，车堵得一塌糊涂，几台着急赶场的车，半边轮胎都开到地里去了。有的甚至喊来十多个村人，合力将车抬过拥堵的路段，然后一溜烟奔走了。
大年初一，我们村有去到祖坟给先人拜年的习俗。好家伙，那天上午的大晒谷坪，横七竖八停满了小车，根本没法错车，都是从市、县或者镇上居住赶回来的村人。
小汽车的普及，也是最近这几年的事情。这无疑得益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农人收入增加的同时，汽车价格不断下降，叠加汽车下乡的普惠政策，以及农村公路基本都实现硬化的基础设施保障。
九十年代，一辆上海大众的桑塔纳要二十来万，而那时一户农人一年的收入还不到一万。现在，只要愿意干活，家庭年收入大多数都有10来万，而便宜的小车一台才几万元。
而且，这两年还流行一种叫“老头乐”的电动车，很多六七十岁的叔叔伯伯，都开上了，无需驾照，充电就能上路。有一阵，我爸也闹着要买，我特意搜索了几则“老头乐”出车祸不安全的短视频发给他，并且告诉他这种不需驾照的“老头乐”，处在合法和非法的边界线上，还是先等等再看，老爷子这才打消了念头。
当然，小汽车的普及，与农村婚恋市场也不无关系。现在结婚，“一动一不动”也是标配，“一动”，就是至小汽车。不买小汽车，在农村婚恋市场的竞争力就差好远。
而有了小汽车，不管什么牌子、不管价格多少，那都是妥妥的面子十足。哪怕家庭并不富裕，砸锅卖铁也得弄一辆小汽车，停在家门口，出行也是一家子坐进去扬眉吐气，那才叫够气派、有面子。
几年前，我的一位表哥表示不愿回家过年，原因是左邻右舍都买了小汽车，他却没有，觉得没面子。去年，他咬咬牙也花了六万买了一辆，腊月二十就早早开回了家，很有点衣锦还乡的满足。
而且，像很多年前将手机、BB机绑在皮带上一样，时下的农村，大家的皮带上都吊着一把车钥匙，似乎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有小汽车，自信满满。
这是一种独属于乡村农人的自豪和浪漫，也散发着原始乡村社会农人特爱面子的特质。
但不管怎么样，小汽车，实实在在方便了农村的生活，乡村的距离被迅速拉短，和城市也不再遥不可及。
我的初中同学群，有啥聚会或者活动，一个群发信息，市区的、县城的、镇上的、乡村的，一个小时内，几乎都能聚到一起。这就是小汽车带来的便利。也正是因为这样，有些常年居住在城里的人，开始在老家盖新房子，计划着老了回来住，反正有车，路也修好了，一样方便。城市，不再是羡慕的唯一方向。
在发达国家，很多人都是在城市工作，下班后驾车回乡村家里生活，呼吸新鲜空气，因此一些名气很大的一线城市，人口却少得可怜。说不定哪一天，随着产业均衡和乡村振兴，我们也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不再需要离乡别井。
小汽车，便利着农村人生活的同时，正在悄然改变着城乡格局，也在重塑着农村人的心态。
你对故乡的变化有什么感触，欢迎留言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