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的心灵孤本 | 苏炜
珍贵一图：1987年秋冬摄于刘再复北京家中。左起：董秀玉、刘宾雁、刘再复、苏炜。
▼
捧着一颗心
——读刘再复“漂流手记”系列
作者：苏 炜
写下这个题目，有很多感触。刘再复客居海外以后写的散文“漂流手记”系列已经出到第七卷[1]。每书、每文一出即读，每读即思即感即叹；每思每叹，即想形诸于文，却每每举笔，无以终篇。按“行规”说来，弄批评的，评述的文字需要与作者与文本都保持距离感。
——————————————
[1] 刘再复“漂流手记”系列，迄今计有：〈漂流手记〉、〈远游岁月〉、〈西寻故乡〉、〈独语天涯〉、〈漫步高原〉、〈共悟人间〉、〈阅读美国〉等七本。前六本为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阅读美国〉为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其中〈独语天涯〉与〈共悟人间〉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的简体字本。
——我常常无法保持这种“距离感”。一书在手，我有时不敢一口气读下去，怕读得太投入，太沉重，太痛苦。不是“角色代入”，简直是无以“角色抽离”。这里面有命运相系、感同身受的原因，更为着其间那些不阻隔、不避讳的直白文字，不期然地触着了种种样样的历史伤痛、家国伤痛，尤其是，拷问灵魂的伤痛。
出国后九年，我通过‘漂流手记’叙述自己的心灵故事。愈是叙述，愈是觉得以往的岁月在我的生命中投下的阴影太重，不管怎么写、写什么，都难以摆脱过去那些苦难记忆，那些恶梦，那些没有尊严的白天与黑夜。这才明白：历史，历史已深深进入了自己的生命，并化作灵魂和潜意识的一部分，想拽掉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决定，既然昨天的历史已进入生命，今天不如主动让生命返回历史和投入历史，重新观照过去，记下一点亲自目睹的历史瘢痕与血痕。”（刘再复《从忏悔意识谈起·漫步高原》）
鲁迅先生曾有捧着故人遗稿，有如“捏着一团火”之言；捧读刘再复的“漂流手记”文字，却是真真切切地“捧着一颗心”。我知道，人们或许会对刘文的思维向度、行文风格等等存有各种看法（我自己也并不完全同意他的每一种看法、欣赏他的每一种表述），但这颗向你直然袒露的心灵对于任何阅读者都是那样可触可感，却是毋庸置疑的。
——想想看，果真捧着这样一颗热辣辣、滚烫烫甚至是血淋淋的心，能不悚然？这是一部真正的“心灵的孤本”（刘语）。作者是“捧心之写”，读者是“捧心之读”，读罢便每每总有“捧心之慨”，不时就忍不住想“捧心一哭”。
——这就是刘再复的散文。这就是刘再复近年的散文创作给汉语读者留下的相当不易言述的阅读经验。这就是刘再复的“漂流”系列散文，提供给世纪之交的华文阅读和书写版图的一道无法回避也无以忽略的独特景观。对于我，这也正是刘文的难能难得、而又难言难评之处。
难言、难评也者，首先是，刘再复近年的散文，把一个被时代风潮裹挟的知识人，蓦地被抛到异邦异域以及异质文化之中的那种陌生感、绝望感、零余感，连同由此引发的心灵激荡与内省狂涛，其方方面面、边边角角，全都涉猎了，深掘了，抒写了。
——从感性到理性，从抒情到议论，从书本知识到人生体验，写来有张有弛，笔势饱满，你要想在相应的话题上切入刘再复的思考，殊为不易了；要想鞭辟入里的在那样的议论平台上再达到相应的高度和深度，更是难上加难了。这几天，再复的几本新书在我眼前开开合合，读读停停，我忽然想：也许对于我，很难强求的“距离感”。
——近距离的贴近切入，反而可能成为完成这篇文字的另一种视角，另一种动力？或许，正因为太熟悉作者，经历上太多感同身受的东西，才更容易贴近文本与心灵的真实，更方便从今天华文书市已然进入“畅销排行”的“刘体”散文里，谈出一点属于自己的真切感受？以往熟悉刘再复的人，无论尊卑长幼。
——从文学所的俞平伯、钱钟书到社科院的老门房、小司机，都习惯称呼他“再复”。为了区隔本文讨论中的不同语境，下文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的部分称呼“再复”，在加以学理讨论和价值评述的部分用“刘再复”。
——仍旧为着力求保持批评的客观视野所需要的“距离感”吧。
1989年秋摄于美国爱荷华聂华苓家阳台，左起: 李陀、刘再复、李欧梵、苏炜、聂华苓。
“第二人生”
“在良心和荣耀同时放在历史桌面上的时候……”
“第二人生”，是贯穿刘再复以“漂流手记”命名的诸本散文集的一个母题。
——一个串连“一千零一夜不连贯的思索”之间各种理路逻辑、情感经纬的总的意象，一个出现频率最高、撞击读者视网最密、反复再现、变奏的“主旋律”。
“人可以有数度童年，可以有多次诞生。每一次诞生都会给生命带来新的晨曦与朝霞，新的生命广度与厚度。每一次内心的裂变都给人带来两种方向，一种是走向衰老，一种是走向年轻。能够把裂变变成童年的源泉，是幸福的人。他在裂变中扬弃过去，告别主体中的黑暗，及时地推出一个初生的宇宙。每一次诞生，都会剪断一次脐带，从而赢得更大的自由。”（《童心说·西寻故乡》）
这一段中性言述，毋宁说是作者的夫子自道。它提供给我们进入刘再复在“漂流”系列里铺展的那道黑暗而绵长的思考隧道的一个豁亮的入口，我们可以踱进去看看：刘再复从精神到实体的“第二人生”，是怎么发生的？它究竟“扬弃”了什么？又“诞生”了什么？什么东西在走向“衰老”？又是什么东西变得“年轻”？他的第二生命里新增加的“广度”和“厚度”，又在哪里？
按一般的理解，以1989年划线，外在的社会事件强力改变了一个人的生活轨迹，即是刘再复“第二人生”之谓也。这是把命题表面化也狭窄化了。只要想想，经历如此重大的历史变故（在当代中国史上，“重大的历史变故”不是所在多有么？），许多人的具体生命轨迹或许同样改变了，其精神足印，却仍然徘徊踯躅在“第一人生”；甚至依旧迷恋着、极力揪扯着“第一人生”的种种世俗牵挂，就应该对刘再复提出的“第二人生论”，投以别样的注视目光了。借用老友周国平君一语，刘再复的“第二人生”，首先是“灵魂在场”之旅，而不是时时“灵魂缺席”的“第一人生”的时序性延续。并且这个“灵魂在场”，始终是伴随着方死方生的灵魂拷问、精神蜕变与生命复旦的过程的。应该说，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虽然同样历经劫难，还很少有人像刘再复那样（当然，绝大部分人也没有刘再复在有所放弃以后所赢得的思考表述空间，包括时间），把自己的灵魂置放在历史的天平上分分寸寸重新加以掂量，而达到那样一种触及外在社会症结与内在精神内核的深度与广度的。
从经历上看，刘再复是真正属于“新中国培养的一代人”。不像虽然号称“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文革“老三届”们，其实却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没饭吃，想读书时没书读，想成家时只能生一个孩子，想建功立业时却又下了岗。”
——他们是真正的“被耽误的一代”；在世俗功利层面，刘再复，可说是“什么也没耽误”。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谴责我生活过的时代，不是因为这个时代亏待了我，其实，我恰恰被时代所宠爱，并差点被养育成这个时代的号筒。”（《独语天涯之283》）
福建山区农家孩子出身，文革前夕在厦门大学毕业，直接进入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社科院前身）担任《新建设》杂志编辑，由于才气出众，一直倍受培养重用；文革中没有受到大的冲击，粉碎四人帮后立即进入新时期最高层的文化重组重建工作。
——参与接管《红旗》杂志，担任全国青联常委和全国政协委员，与周扬共同署名撰写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总论，成为当时最高文化当局的“代言笔杆子”角色（读再复的文字我才知道，原来八十年代大家熟悉的许多官式“大文章”。——如周扬的文代会报告（参与起草），周扬纪念鲁迅一百周年讲话，周扬纪念左联五十周年讲话等，都出自他的手笔。并且为了这些官样文章中要强行加入的“反自由化”话题，还当面顶撞过当时的中央要人。见《周扬的伤感·西寻故乡》。）并且以四十出头的“稚龄”，刘再复高票当选、连任地位超拔、备受尊崇的社科院文学所所长一职（前任所长为何其芳、郑振铎等“国鼎”级人物），同时，更由于思想新锐，众多著述影响广泛，和李泽厚齐名，整个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化思想界，可说是“李（泽厚）— 刘（再复）时代”。鲁迅研究新论、“性格组合论”、“文学主体论”，全新的理论框架，全新的文学视界，使得刘再复成为当时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众望所归的“祭酒”级人物，各种官式的桂冠、头衔不说，在那样的环境氛围下，刘再复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可说是人潮簇拥而蜚声遐迩的。无论从传统中国士人的“立德、立言、立功”方面，或是从现存体制的既得利益方面，刘再复都是成功者，都达到了多少人穷一生之力也无以达到的高度。
——之所以花费笔墨重述刘再复这一切“昔日光环”，是因为笔者听见过这样轻蔑的嘲讽：刘再复说他“不在乎”，是因为他“太在乎”。
——真的可以“不在乎”吗？这样隆厚的世俗功利压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难道不都是“生命意义”本身、“存在本体”本身吗？环望二十世纪一部中国知识人史，“在良心和荣耀同时放在历史桌面上的时候”（《秋天安魂曲·西寻故乡》），究竟有多少人，敢于、舍得和甘愿，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呢？又有多少人，敢于把自己人生的全部重量，置于这样一个历史“瞬间”（见〈瞬间·漂流手记〉）的良知抉择之上呢？寥寥可数，真的是寥寥可数啊。所以，刘再复当然可以“在乎”。他把这一抉择称之为“接近死亡的体验”，他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验自喻，“此次死亡体验使他实现了一次伟大的超越”。（《接近死亡的体验·漂流手记》）“人的生命也如大自然的生命一样，常在瞬间完成了精彩的超越。”（《瞬间·漂流手记》）然而这一“精彩”，是要付出巨大无比的世俗代价的。这一脚迈出去，昔日的一切，隆隆倒塌了，沦为虚空寂默了；往日备受钟鸣鼎食之宠的那个凄凄惶惶的身躯，忽然被扔到晦暗无明的人生谷底了。“你既然选择了良知，你就要接受孤独。自从你接受的那一刻起，包围你的就不再是歌舞的欢腾，而是没有尽头的寂寞。寂寞为你铺开通向历史深处和内心深处的小路，让你在那里寻找无声的快乐。”（《秋天安魂曲·西寻故乡》）可以说，不管刘再复的“不在乎”或“太在乎”，都是在他以他突出的“行为语言”（见〈第二生命三部曲·阅读美国〉）对历史作出决绝表态之后，迈出的人生最吃重的一步。此处一小步，可是中国知识人整体心路历程上的一大步。放下。为了良知的召唤，把一切放下。再复对我说过，出来后他时时记住他的忘年之交、弘一法师李叔同最后的入室弟子愚虞曾经告诉他的一句话：佛学一如人生，有三个要点应该记取。
——第一是放下，第二是放下，第三还是放下。“道不行则乘桴于海”。刘再复这“放下”的一步，真可谓“震动三世十方”了。
1989年秋摄于芝加哥大学：左起:苏炜、某访问学者、甘阳、刘再复、陈菲亚（刘夫人）
刘再复肖像。李佩桦摄。
很少有人关注和正视：外在的偶像与价值系统的死亡，并不等于，由外在系统所衍生出来的内在精神个体，业已死亡。
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忌讳谈论死亡的。在这里，我倒想着重讨论一下刘再复“第二人生”中强调的“死亡体验”。孔夫子有云：“未知生，焉知死？”传统儒家思想里所重视强调的现世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也只是为“生”而知，为“生”而重的。但是，人，只有面对“死亡”，面对人生存在的一切价值行将毁灭的威胁，其对世界的思考，才能从“生”的世俗事务中超脱出来，引向超越性的视界所拓宽的无垠疆域，为新的生命重新寻找高于“死亡”以前的生命状态的根据和意义。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人并不是没有谈论过“死亡”的。“上帝死了。”一般中国知识分子喜欢引用尼采的这一名言，来划分时代与自我的今昔区别。“上帝死了”，意味着以往的偶像死了，意味着维系“第一人生”的外在价值框架与系统死了。但知识者的思考，往往走到这一步就停住了。很少有人关注和正视：外在的偶像与价值系统的死亡，并不等于由外在系统所衍生出来的内在精神个体业已死亡。如果每一个精神个体在内里没有发生真正的质变，没有经验涅槃式的“死亡体验”，外在“偶像”的死亡，就有可能以“基因转移”与“遗传突变”的方式，转而成为延续在个体精神生命中似新若旧、“新”得亮眼而实际“旧”入骨髓的东西。你从今天似曾相识的许多知识话语里，是可以看到这个“已死”的外在“上帝”的“基因转移”现象的；你从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之类“广受欢迎”的大堆头制作里，也不难看到整个社会的“第一人生”，怎样从没有经历真正“死亡体验”的个体（群体）的精神生命上复苏。
——有时是相当可怕的复苏，从而形成何等顽固无趣的、从视觉到观感上的“死相”。
可以说，外在社会在“硬件”上换了一张皮，作为社会“软件”的人的精神内核、灵魂内涵以及心理积淀、集体无意识等等，却仍旧无以摆脱旧体制、旧价值的“第一人生”的阴影留存，二者之羝牾扭曲，恐怕已成为当今妨碍中国社会获得更大发展一个症结性的大问题。从这一角度看，刘再复在“第二人生”中的“死亡体验”，就具有一种“未知死，焉知生”独特意义了；就对所谓“中华精神文明”的现实重建、重现我们民族精神真正的“第二个春天”，提供了一个珍贵的“心灵的善本”了。客观地说，刘再复所言的“死亡体验”，是在人生处于生命临界点上的某种“极限体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也有合适的空间去经历这样的“极限体验”，从而生发出同样或相近的思考的。它的可宝重之处，正是
——用刘再复的话说，这种濒临死亡的“极限体验”，帮助他生长出了“第二种视力”。
——超越自我和势利、世俗的第二种视力。他有时也把它称之为“极境眼光”。
“极境眼光（远方眼光）可以使人的眼睛增加许多维度。……如果用极境的眼光看待生命，把生命看成一个连续的生命链，看成一个生生灭灭的无限过程，那么，对于现实（今天所发生的故事），就会有一种全新的领悟。”（《论审美眼睛·共悟人生》）
这些日子，把“漂流手记”数卷置于案头床前，对于我是一种“惊心动魄”的阅读经验。读着读着，我时有一种临影自惊之感，像是触动了自己心灵深处的某一处“死相”，听得见自己身上凝结的某些硬壳、皮屑在瑟瑟剥落的声音。翻看“漂流手记”诸集，每一篇每一页，你会像看灵魂解剖图一样，看刘再复一缕缕，一丝丝，一片片地，由点到面，由浅入深，在自设的手术台上“剖心自抉”，清理历史积聚在自己经历、灵魂深处的尘埃所胶结出来的那些硬壳，一点点的打碎，鞣炼，淬火，拼接，重塑……。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自我叩问、自我拯救的过程。它几乎触及了个体生命的方方面面：对生命，对自然，对信仰，对家庭；对“偶像”的质疑，告别诸神，对“故乡”的质疑，再造“故乡”；在回忆中质疑“我是谁”的主体性疑惑，在痛悼中拷问“谁之罪”的自嘲式忏悔；以重读经典去重新攀越先哲的肩头以开拓新远的视界，又在独行独语中梳理四海为家的浩渺思绪，放言坦论各种人性阴暗与社会禁忌……。这一切，其核心命题，就是对个体生命的重塑与再造。
——从打碎外在的偶像（“上帝死了”），一直到粉碎自我的偶像（“‘我’也死了”）；从批评专制，到发现自己也是被专制污染的“带菌者”（〈带菌者·西寻故乡〉）：
“现在我发现又有一个阴影和地狱，这就是我自己。而且最难逃出的地狱就是自我的地狱。很奇怪，人从小就喜欢照镜子欣赏自己。镜子里的自我，便慢慢地成了自己的偶像。这个自我的偶像正是最后的偶像。这个偶像现在有了著作，有了桂冠和名声，还有被论敌称为‘体系’的理论建筑。然而，这种建筑恰恰是自己的高墙。”（《最后的偶像·漂流手记》）
《漂游手记》
作者：刘再复
刘再复从精神到肉身的“第二人生”，确实越走越远了。“漂流手记”里的许多话，放在以往，绝不可能由刘再复口中如此道出；如今读来，倒是“非如此说，才是刘再复”了。我知道，很多以往熟悉再复的人，都能真切感受到他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乐观，放达，幽默，自嘲，好玩，爱吃，兴冲冲跟着年轻人上山滑雪，风风火火开着车子到机场接人……那种以往少见的随意和率性，那种“深海沉思型”上面覆盖的“草地阳光型”，简直是判若两人了。面对那些善意的或者嘲讽的“走得太远”的质疑，刘再复坦然答道：
“……此时此刻，我别无所求，只求心的安宁，能够从容地想想过去。想想自己走过的路。……我只想把幸存的生命放在实在处，以生命的全部真诚去感受人间那些被浓雾遮住的阳光，时时亲吻大自然和大宇宙的无尽之美与无穷的精英，把身外之物抛得远远的。……有人说：你走得太远了。不错，过去的自己真的离我很远。我已经拒绝了一切自我标榜的伪爱和一切外在的诱惑，而重新领悟真正的爱意。”（《初见温哥华·远游岁月》）
“童心童言”
从“救救孩子”到“让孩子救救自己”……
“童心说”，是“漂流手记”中由“第二人生”的母题生发出来的“主题复调”（“人可以有数度童年，可以有多次诞生”），也是被刘再复反复吟唱得草木清华水天澄明的一个极为动人的主题。打开《漂流手记》诸书，书页间你到处都可以看见孩童清亮亮的身影，听到孩童金子样的脆亮亮的声音。可以说，自冰心及其翻译的泰戈尔之后，在现、当代汉语文学中的“童心”主题，要么孱弱无力湮灭在各种高调喧嚣之中，要么只成为虚假世故中的曼妙点缀，还没有哪一位作家的哪一部作品，能够达到刘再复的“漂流手记”系列所表现的力度和深度的。
根据作者的说法，“童心说”的直接来源，是他受到他的福建同乡、明末异端思想家李卓吾的《童心说》的启迪。
“从年轻时节到今天，我在冥冥之中一再听到他从万物万有之母的怀里发出的呼唤：同乡兄弟，我的童心说献给我的同时代人也献给你的同一代人，特别要献给你。你的生命快要被堆积如山的教条吸干了，你的天真快要被浓妆艳抹的语言埋葬了。你正在被时代所裹胁，一步一步迈向死魂灵的国度。救救你的天真，救救你的天趣！往回走，返回你的童心，返回清溪和嫩柳滋润过你的摇篮。你是无神论者，天国不是你的归宿，但地上的天国属于你。地上的天国就是你的天籁世界，童心就是这天国的图腾。”（《独语天涯之312》）
请注意“归宿”、“天国”、“图腾”数语。在这里，刘再复是把“童心”置放在一种形而上的“终极关怀”的层面去作观照的，“童心”，在刘再复言说中有着一种至高无上的本体性、超越性的位置。
——童心即为真，即为道，即为大，即为自然。所以，作者从“第一人生”中呼吁“救救孩子”的立场，转进到“第二人生”中呼吁寻找童心童言，“让孩子救救自己”的立场。从“拯救者”一变而为“被拯救者”和“自救者”，这“童心童言”的视角，一下子就拓出了另一个观照世界和观照自我的全新视界，铺陈出另一个元气混沌充沛、人性自然本真的世界。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童心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命题。如果说，儒家所重的“君子养浩然正气”（孟子），强调的是人在社会中的胸襟操守、责任担当；道家所重的“赤子之心”（庄子），则注重的是，人在自然中的本真本性和自我的真实存在，比外在的各种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更重要。所以老子说：“道之尊，德之贵，莫之命而常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自然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大道”，自然就是世界本身，存在本身，意义和价值本身。循顺自然，以人的本真本性在社会立身行事，道德和事功自然而然就会生长完成。所以庄子在《天地篇》中又言：“无为为之为天，无为言之为德。”童心，童真，童言，正是这样一种“无为”的、“直见性命”的、未被任何外在人为规范所遮蔽、所束缚、所扭曲的自然。“专气致柔，能婴儿乎？”（《道德经》）它所指涉的，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事物的真实面相。刘再复在“漂流手记”里所反复强调的“童心童言”，不单是一种脱去意识形态外衣，不带主义、概念框架偏见的人性目光，同时更是一种人在社会中的不矫饰、无包装的生活态度与行为方式，它提示了作者的“第二人生”中作为“新我”的特质，也为当今中国人在政治专制与商业专制的双重夹缝中，如何创造和重建自己的行为方式与生活方式及其社会规范，提供了一面清明的镜鉴。
——道德化的“正义矫情”，容易使虚假本身看起来愈加“情真意切”。
做一个真实的人，用真实的目光去看世界，是“童心说”的核心。把“婴儿阶段”视为人生必经的第三阶段的尼采（见《独语天涯之365》）就说过：“哲学家不仅是一个大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个真实的人。”随着文明的进化，披挂在本真人性身上的许多外衣。
——知识、技术；政治、人事；概念，术语；形式，包装等等等等，常常掩盖了人性本身，或者变成了人性本身。几千年文明的积淀和数十年僵化体制的遗传，更容易把“偏见”与“积习”幻化为一种“真理的目光”，于是，“文明”会借着“真理”的名义演化为“蒙昧”，人性和社会的真实，就蜕变为各个时期、不同样式的假象当道、面具陈列。其实，文明的这种失真、异化的困境，无论中西，概莫能外。记得王元化先生曾引用过季羡林在《旅德日记》中讲述的故事：德国一位医学泰斗在一场考试中把一个猪肝放在学生面前要求辨析，结果竟有医学院学生为此瞠目结舌而令考试落第；他又要求学生去辨析他衣服的本来颜色，一位学生直言说出衣服呈现的简单色泽而得到考试高分。这位权威说：认识世界本来的真实面目既是最简单的、也是最高深的学问。“眼前看见什么，就说是什么，连这一点本领和勇气都没有，怎么能当医生呢？”（见王元化《近思札记·九十年代反思录》）
刘再复在“漂流手记”中也一再这样自我提醒：该说的话就说，不情愿说的话就不说，这样才能保持天真天籁。《漂流手记》里一再提到的这样的故事，对于中国大陆经历过文革的几代人都是熟悉的：因为毛泽东在“延安讲话”里有过“工农脚上有牛屎，但他们比知识分子香”一语，十数年间，一代、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纷纷身体力行地投身这种“无产阶级香臭观”的改造，全中国到处都在大作大写“阶级感情天天讲，脚上牛屎喷喷香”之类的诗句，久而久之，在许多人半真半假的生理反应中，“牛屎”真的就成为“香物”（笔者确有此真切体验）；久处鲍肆而不闻其臭，因为“腐臭”已经成为“存在”本身，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真实面相，完全被遮掩了。（参见《大粪与大同理想·漂流手记》）
“假作真时真亦假”。可以说，“以假作真”与“弄假成真”以至“真假莫辨”，多少年来早就成为我们中国读书人自身知识人格中最真实的一部分。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主流意识形态中所特有的崇高感、道德感，那种“解放全人类”的至高无上的理想光环，最容易让人生发出一种道德化的“正义矫情”，一种涕泪横流式的“真理假惺惺”，而令得虚假本身，看起来愈加“情真意切”。只要想一想，几十年来为什么“左”的东西，浮夸、激进的东西，在中国读书人中特别容易有市场；真实的生存命题、显明的常识事理，特别容易被各种漂亮的煽情术语所遮盖，就不难明白其中的奥秘了。如果说，一切专制政治，都是被谎言和恐惧宰制的政治。真实，就是消解专制和恐惧的最大利器。所以捷克的哲人总统哈维尔早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回到真实”。对此，刘再复描述得异常痛切：
“应当救救自己。全部感觉都被改造过了，连眼睛也麻木。全部性情都被歪曲过了，连哭泣都有点走样。全部理念都被污染过了，连反教条的文字也带有教条的尾巴。我知道我是我自己最后的地狱，黑暗聚集在这地狱里。带着这沉重的地狱，我怎么去救救孩子，难道要拥抱孩子一起滚入地狱，难道要裹挟孩子走进那无所不在的黑暗。我已经被摧残孩子的时代剥夺了救救孩子的资格。我不可能是拯救者。我只想救救自己，只想孩子帮助我救救我。”（《独语天涯之366》）
这样，所谓人生的大自由、思考的大自在才算真正出现了。
应该如何自救呢？刘再复在“漂流手记”中所弘扬的“童心说”，是由这样三个不同的层次的台阶构建的：回到童年，珍视童年，再造童年。回到童年，是刘再复在遭逢“濒临死亡的体验”之后的第一种自救方式。作者把一己目光从当下的血火乱离、世俗尘烟中抽离出来，像鲑鱼一样，为再造新生而洄游千里万里回到出生地；刘再复用了无数篇幅回溯童年，回访故乡的草地森林、老井榕树，在乡间的山岚水气中忆记旷野的虎啸、师长的足印、祖母的怀抱，重新找回自己刚刚离开襁褓、降生大地时那种环望世界的真澈目光。“当往昔的田畴碧野重新进入我的心胸，当母亲给我的简单的瞳仁重新进入我的眼眶，当人间的黑白不在我面前继续颠倒，我便意识到人性的胜利。”（《独语天涯》）同时，他又从自己漂流生涯中的亲人朋友、欧美街头、院校教坛以及经典文库中，去找寻、去迎捧、去发现、去讴歌这种真澈的目光。这就是他的珍视每一种童年、童真、童言的努力。从山那边的小鹿眼中，从终生保持金子一样的胸怀天趣的美国大诗人保罗·安格尔的眼中，从备受几十年冤狱摧残、晚年只能躺坐着写作却依旧风骨嶙峋、风采勃发的聂绀弩的眼中，当然，更从《山海经》的天启天籁、《红楼梦》的宝玉黛玉、《战争与和平》的娜塔莎等等这些经典形象中，也包括，从自己一对冰雪聪明、未脱稚气的女儿小梅小莲的眼中……，刘再复可以说是竭尽全力的，在四方搜寻这种真澈的目光，把这种饱蕴人类天性良知的目光，当作漂流独行中最好的支柱和倚傍。可以想见，设若没有这样澄澈的童真目光的支撑，没有辉映着这样温润空灵的童趣的文字华彩，作者的“远游岁月”连同他的“漂流手记”，将会显得多么苍白、无趣！
这里，我想特别提请读者注意“漂流手记”系列中“人物篇”。刘再复在作品中表现的“童心说”是充满浪漫情趣的。然而作者对“童心、童真、童言”的思考，却并没有流于理想化和浪漫化，更不是故作“小儿态”（见《“小儿态”种种·漂流手记》）；毋宁说，那是建基在悲沉痛切的历史记忆和现实批判之上生发出来的独特思考
——回溯童年，是为了追溯：人性的童真、知识的童真，究竟是从哪里丢失的？自什么时候开始、又在哪些方面丢失的？“漂流手记”里写了很多不同类型人物素描：
音乐家马思聪、施光南、日本友人丸山和伊藤、作家冰心、赵树理、老舍、聂绀弩、傅雷、巴金，学者孙冶方、钱钟书、吴世昌，华侨陈嘉庚，以至中共高层文化人物周扬、胡乔木等等。
这些不同类型的人物，是浮雕在作者笔下铺陈的独特历史氛围之中的：那里有“革命神话”中泄露的荒诞不经，有“革命世故”下打造的大小面具，有“灵魂革命”里留下的真假涕泪，还有“革命专政”的铁板缝中溢出的人性挣扎……总之，直面种种相关“革命”的真面真相，从中追溯出荒谬之成为荒谬、风范之成为风范的具体脉络。读聂绀弩的“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读周扬临终前的伤感眼神，读胡乔木的阴阳两难委曲，真真读得人错愕，读得人汗颜，读得人心痛。作者亲历亲灸着中国当代文化史中许多重要人物的许多重要关节和重大时刻，读人一如读史，也让人看到历史的惨酷面相下的丝丝温情暖意，与人性的复杂多面后面崛然挺立的爽亮骨节；同时更加珍惜，在社会的污浊和世道人心的扭曲中，任何闪现童心童言的人性之光的弥足宝重。
“……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是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
“人类童心不知权力的逻辑，它在权力森严的围墙外笑着，跳着，歌吟着。所谓天使，就是在权力的大门外自由飞翔的童心。天使就是未被权力污染和俘虏的孩子，所有画家想象中的天使都是孩子。”（《独语天涯之355》）
所以，“再造童年”，就成了刘再复在他的“第二人生”中非常真实具体的自我救赎之路。扔掉名利得失的外在包装、扔掉意识形态的积习包袱，也包括扔掉各种有形无形的忌讳和牵挂，刘再复首先恢复了一个真实的自我，然后再在这个自我上重新开拓、挖掘出以往没有的或业已丢失的真率的本真本性。这样，所谓人生的大自由，思考的大自在才算真正出现了，所谓“第二人生”，才算具备了形式的质感和血肉的形态而真正落到了实处。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不小心，这个“第二人生”，很容易混淆于另一个极权主义话语的熟悉字眼。
——“新生”。在那样的语境中，所谓“新生”、“新人”等等，是以“脱胎换骨”改造人性，把“自我”矮化为负值，最终以扭曲人性成为权力机器的构件（所谓“革命螺丝钉”）为依归的。刘再复的“第二人生”不是“改造”，不是以“崇高”扭曲“正常”；而是“回归”，从人性长期扭曲为负值的“常态”，回复到无包装、无虚饰的正常本真之态；重拾“皇帝的新衣”后面丢失的那个孩童的目光，去重新审视人生、重塑“新我”的样貌。“在八十年代末的历史风浪中我意外地赢得一种收获：这就是丢掉一个包装自己的外壳，一个被许多人羡慕的外壳：桂冠、名号和地位。于是，像脱壳的蝴蝶，我飞向自由的天空。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没有包装的生活开始了。没有包装的生活才是生活。”（《独语天涯之288》）
坦白地说，我们这些熟悉了解再复的人，从“漂流”生涯一开始，就把他当作一个“需要特殊保护的动物”看待。因为像他这样一个敏感善感、又被体制娇宠了多少年的“乖孩子”，陡然失去一切外在保护又被扔到异国异域的生存大漩涡里，作为个人，从精神到体魄，应该都是相当孱弱无助的。万万没想到，几年下来，再复竟然让所有关心他的老朋友们“摔碎了一地眼镜”：他不但依然用温厚从容的为人行事、敏锐的谈吐、丰厚的著述，证明自己是一个精神上的强者；而且，从眉眼气色到动作身手，“刹那之间”焕然一新，从一个“笨手笨脚”的文弱书生，变成盎然昂然的一个“孩子样的壮汉”或“壮汉样的孩子！翻开“漂流手记”诸集，看看再复喜欢“走出去”的好玩贪玩（《走出去·西寻故乡》）、学开车的闯祸惊险（《学开车·西寻故乡》）、沉迷粉刷装修新居、修整草地上瘾的故事（《玩屋丧志·西寻故乡》），真不禁让人莞尔。特别是读到其中充盈的反讽、自嘲和幽默（此乃中国士人的“稀有之物”），读到他剖白自己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徒心态”（《欲望之城·阅读美国》），把美国的“减肥去脂”风潮比喻为中国文革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与“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富人喜剧·阅读美国》），禁不住要捧腹大笑。这真是一个回复了赤子童心、心理生理充实健康的人，才可能写得出来的潇洒文字！前人论王阳明晚年思想的化境，有“知是知非，无是无非”一语：“居越以后，所操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是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明人王几语，引自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再复在“第二人生”的蜕变，也让熟悉他的人有“开口即是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之感，真的为“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一古训，注入了全新的意蕴。难怪，再复要说：“回复童心，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凯旋。……我的凯旋是对生命之真和世界的重新拥有。”（《独语天涯》）
刘再复的手稿
“再造故乡”
种族、地缘和血缘的认同，果真就具备不言自明、高于一切的价值吗？
文字逶迤到这一节，我不由得打了个盹。
——这才进入“漂流手记”系列最吃重的一个主题，一座最难逾越却无路可遁的雄山大岳了。套用作家韩少功的一个语式。
——他曾说过：如果1990年没有任何优秀小说，只要有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也可以算是一个丰收年了。在这里则不妨这么说：哪怕刘再复的“漂流手记”系列的大部分篇什都不足为训，仅仅只是因为它提供了“再造故乡”的全新思考，亦适足以为世纪之鸣，惊世警世、屹立沧海了。
确实，这个话题太举足轻重了。
在中国现代语境的话语框架里，怎样把“国家”（“祖国”、“故乡”、“故土”，以至“中国”、“民族”、“爱国”等等都是它的同义、近义词），变成真正的精神家园和心灵情感的源头活水，而不是一套枷锁、一个陷阱、一个包袱、一种束缚，这始终是二十世纪迄今，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最大困境之一。可以这么说，从二十世纪初年一直到进入二十一世纪伊始的今天，中国知识者所面对的整个精神氛围和文化语境，都是笼罩在“强国梦”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之中的。这当然无须厚非。从上一个世纪初由外族入侵、列强瓜分所激起而席卷神州几十年的“救亡”热潮，一直到世纪末期植根于“落后挨打”、“被开除球籍”的忧患意识而大步推进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市场化热潮，以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为内核的“强国梦”，都是其中最大、最根本的驱动力。这一驱动力不但造就了今天一个逐步迈入“小康”、进入世界强国之林的现实中国，也造就了一代、几代人业已固定成型、成为文化积淀和集体无意识的一种涵盖广大的意识形态：“祖国高于一切” 。
“祖国高于一切”的口号，以土地、血缘的伦理情感为本，本来是有着天然的、人性的合理性的。它的确切内涵即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民族认同高于一切”。这在以祖先崇拜为图腾的中国文化语境中，似乎也是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但是，果真，“祖国”就是“一切”吗？种族、地缘和血缘的认同，果真就具备不言自明的、高于一切的价值吗？想想二十世纪人类生活中经历的惨行、悲剧，有哪一出，“国家利益”和“民族认同”不是陪斩其中，甚至成为血刃无辜的枪口屠刀？希特勒的“雅利安种族的骄傲”，斯大林的“苏维埃俄罗斯的荣耀”，毛泽东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多少的暴虐恶行，假“祖国”之名！“国家”、“民族”一叶障目，不见公理、人性、正义、良知之“泰山”，这，正是众多现、当代历史的荒诞剧中，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特定历史诱因下会发生整体性疯狂、集体性走火入魔的基本原因。只要想想，以好学深思著称的德意志民族所发生的屠杀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迷狂，以礼仪之邦立史的中华大地所见证的殃及亿万无辜的文革大浩劫，人们就应该对诸多“ＸＸ高于一切”，“ＸＸ压倒一切”之类的口号心怀警觉了。
从人类学的角度，所谓“中华民族”，至少是包含了蒙哥利亚种、马来种、雅利安种等多人种、多血缘所组成。从历史上看，即便“炎黄”、“华夏”这样的字眼，也是由远古时代的多族裔、多国家融合而成。所以史学家钱穆先生说得很明确：“古代的中国人，似乎彼此间根本便没有一种很清楚的民族界限。至少在有史记载以后是如此的。……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里所谓文化，具体言之，则只是一种‘生活习惯与政治方式’。……因此他们常有一个‘天下观念’超乎国家观念之上。他们常愿超越国家的疆界，来行道于天下，来求天下太平。……正因中国人由家族观念过渡到人道观念，因此把狭义的民族观念与国家观念转而超脱解放了。”（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Ｐ.39-42，商务印书馆，1994）
时至今日，以传统名义所曲释、所强化的“祖国”意识，被充分意识形态化与道德化的“祖国”意识，在政教合一、党国一体的建制之下，仍旧变成以群体名义剥夺个人权利、以血缘情感替代自由权益与独立思考空间的一种堂皇的理由。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之下，在“强国梦”似乎已经、或者将要“好梦成真”的现实语境中，那个“不言自明”的“祖国意识”，与意识形态化的狭隘民族主义狂热相结盟，同时附着在各种外来学理和现成概念的“包装”之下，已经成为当今在神州大陆上勃发的一种“知识背景”。笔者对它的暧昧意涵与前景，是深怀忧虑的。
在这样一种认知之下，把刘再复在“漂流手记”中提出的“再造故乡”的命题，不光置放在作者中年被迫离乡背井的“漂流”境况之中，同时置放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话语里关于“祖国意识”的吊诡辨难之中，就显得深意独具了。“知识分子的人格结构是世界文明所建构的，它天然地不只属于一个民族。在时间增值、空间贬值、地球变成一个村庄的时候，知识者的身份注定不只是一个国民，而且一定是一个村民。任何人造的边界，包括国界，都不能限制知识者的思想的游牧。知识者自创的思想路线一定重于国界线。从这一意义上说，知识者的国度乃是一个没有国界的大村落。”（《独语天涯之563》）
因此，刘再复的“再造故乡”为世纪之交的汉语世界所提供的，就不仅仅只是个人“漂流”异国的心情故事，而是关乎面对新世纪中国知识者的知识立场、知识视野、知识人格、知识言说等等方面的重大课题了。
“灵魂家园的工程师就是你自己。是时候了，用你的骨骼再造你的故乡。”（《秋天安魂曲·西寻故乡》）
刘再复的“再造故乡”之旅，其实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贯穿了他的“第二人生”中整个灵魂重建、自我救赎的全过程，每一步都走得有思有得、实实在在。从“背负着黄土地漂流”开始，有形的故乡的失落，曾经使得作者“好像不是生活在陆地上，而是生活在深海里，时时都有一种窒息感。”（《漂流的故乡·漂流手记自序》）但是，漂泊的生涯也为他赢得了一双漂动的眼睛，使他“不再把生命固定在地图的一个点上”去认识自己和世界，重新去叩问故乡的意义和生命存在的意义，“我在叩问中告别了‘乡愁’的模式和族群的土地观念，而寻求生命最后的实在。”（《漂泊六年·西寻故乡》）漂流伊始，作者从托马斯.曼的“祖国文化就在我的身上”中悟到：血脉中的故乡文化，象形文字构筑的书籍，都是自己灵魂可以寄托的家园，“到处有漂泊的母亲，到处都有灵魂的家园。”（《漂流手记自序》）同时，又从《红楼梦》中黛玉给宝玉加的禅语“无立足境，是方干净”一语中，领悟到漂流正是“无立足境”，漂流者正是扬弃“主人心态”，不占有财产权力，以天地为境的过客。（参见〈梦里已知身是客·阅读美国〉）这是一种“距离感的美学”，“不流动的处所如死水泥沼，如果常住着，自然会被弄得满身污浊满身瘴气。”（《漂泊六年·西寻故乡》）拉开了地域的距离，反而容易把握故乡的实在。这是刘再复的“故乡”思考，跨出了地域、血缘边界的第一步。站在巴黎罗丹博物馆的“思想者”雕塑面前，刘再复曾经感动得落泪，在骤然袭来情感潮水中突然找到一种全新的自我身份认同：“思想者种族”。“它散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这支种族没有国家，没有偏见，但有故乡和见解，他们的故乡就在书本中，就在稿纸上，就在所有会思索的人类心灵里。（《思想者种族·西寻故乡》）”
在这里，刘再复作为具有独立知识人格的“思想者种族”，已经把自己的“故乡观”拓展到人性与人文的自觉选择之上了。当年马克思提出的“工人没有祖国”的命题，其实指的是在一种垄断性的权力结构之中，弱势者是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思想者种族”的“没有祖国”，却是从根本上蔑视权力、挑战权力同时超越权力的。“真理大于权力，文化大于国家，生命语境大于历史语境”的认知，由此进一步确立了。
走上这一步以后，刘再复的“再造故乡”思考，便呈现出一种别样的开阔和深邃。无论《红楼梦》、《山海经》、《人间词话》、〈六祖坛经〉、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经典的再阐释，或是独享孤独、阅读美国、感悟巴黎、西寻故乡，你几乎在“漂流手记”的每一篇、每一节中，都可以见出它引燃的灵动而飘逸的思想光焰。
“富兰克林说：‘何处有自由，何处是我家。’／佩恩回答说：‘何处无自由，何处是我在’。／这一对话与佩恩在这一对话所达到的人生境界，近几年一直参与我的思考，并对我产生很深的影响。”一方面，作者确认：“……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家乡，故乡的意义本来就联结着人的生命意义。……故乡，应当是赋予自己的儿女生命力量的母亲，她的怀抱与摇篮，天生就被命名为温暖与自由。”另一方面，作者又进一步质疑：“……我憎恶一切铁笼特别是心灵的铁笼。我正是在反叛心灵的铁笼中才感到存在的意义。因此，我不能满足自己已经获得一个自由抒写的精神家园。……佩恩的卓越之处在于他不是沉湎于自由，而是感悟到争取自由的责任。”（《何处是我在·西寻故乡》）
在这里，刘再复对自由的超越性思考，已经把“自由”和“对自由的责任”，从“故乡”的地域血缘层面，升华到“我在”的本体论层面。笔者想特别指出，在现、当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这是具有的独特意义的跨越。在中国士大夫强调“经世致用”的传统世界观中，是没有“自由”的位置的。在西潮东渐的二十世纪中国学界包括政界，“个人自由”本身，从来就没有被当作终极的价值和目的，而是仅仅被看作实现某种目标（比如“强国梦”）的手段。这就如同不加省思的“祖国观”已然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一样，这种“永恒的权宜”之“自由观”，已经成为对于自由权利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漠视。所以，才会有西方洋洋大观的“自由主义”概念内涵，竟至于沦落成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中“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背后说闲话”等等之类的狭隘可笑的定义。关于这一点，梁漱溟先生早年的描述很是生动：中国人“对于西方人的要求自由，总怀两种态度：一种是淡漠得很，不懂得要这个做什么，一种是吃惊得很，以为这岂不是天下大乱！”另一方面呢，“西方人来看中国人这般的不想要权利，这般的不把自由当回事，也大诧怪的。”（转引自周国平《中国人缺少什么？安静》，Ｐ.180，北岳出版社2002 ）
恢复作家本来应有的日神精神，自由地、冷静地观照一切，包括观照国家。
站在这样的认识平台之上，刘再复提出的“放逐国家”。
——“文学对国家的放逐”一说，就不但是石破天惊之言，同时也为海涵踏实之见了。
“中国的流亡文学，如果以屈原为开端并以他为第一个成功的代表，那么，它的心态正是‘被国家放逐’的心态。‘自我放逐’则是搁置国家，开辟精神性的‘自己的园地’（周作人），游思于自己创造的心灵空间。但‘自我放逐’只是回避国家的否定性自由（negative-freedom），而‘放逐国家’则是主动地驾驭国家和超越国家种族观念的积极性自由（positive-freedom），在此自由状态中，作家与国家发生主体移位：国家可以放逐作家，作家也可以‘放逐国家’。作家不再把国家视为偶像，而是视为静观对象。……作家既不是被国家放逐的历史受难者的角色，也不是躲进小楼的心灵避难者的角色，而是恢复作家本来应有的日神精神，自由地、冷静地观照一切，包括观照国家。”（《文学对国家的放逐·放逐诸神》，P.284，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4）
在文中，刘再复没有对他所借用的西方“日神精神”概念作出中国式的定义。其实，所谓“日神精神”，“中”而化之，也不妨说，亦即是前引之钱穆先生所言的超越国家界限的“天下观念”、“天下情怀”吧。有意思的是，刘再复不喜欢“被国家放逐”后哭哭啼啼、呼天抢地的屈原、贾谊类型的知识分子；钱穆先生在他的史论中，也对一心忠于楚怀王、“战国时代唯一始终坚抱狭义国家观念”的“有名智识分子”屈原，表示大不以为然（见《中国文化史导论》Ｐ.49）。不幸的是，屈、贾式的“狭义国家观念”及其君臣父子结构的道德人格，却几乎成了两千年来中国士人立身行事的基本范式。对于一般中国读书人，“天下”二字本来是烂熟于心的。可惜，在许多人眼里，“天下”即“皇土”（“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从“家天下”、“党天下”、“国天下”一直到“ＸＸＸ甲天下”，这个“天下”，不是无垠而多元的真实世界，反而在在都是有“边儿”的，有藩篱、有沟堑、有阻隔的。这千年之阻隔，固有其不同朝代的不同内涵；当国家的权力意志以“祖国高于一切”之类的现代表述，成为一种可以加以各式包装的时行口号时，中国读书人马上就容易变得沸沸然而昏昏然，困厄其中而久不自知了。刘剑梅在给父亲刘再复的信中所引用的泰戈尔的话，值得在此重述一遍：“爱国主义不能成为我们最后的避难所；我的避难所是人道。我不会以宝石的价值来买玻璃，而且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也不会允许爱国主义胜过人道。”（《论天下襟怀·共悟人间》）所以，当世纪之交，刘再复昂然喊出“放逐国家”
——“文学对于国家的放逐”之言，无疑是一声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这一命题，至今引起过那么多的瞠目结舌与窃窃私语（却又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讨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和女儿小梅的通信《论天下襟怀》中，刘再复进一步梳理了自己“再造故乡”的心路历程：
海外十年，我不断地领悟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也不断地领悟他的“不隔”之境。于是，我先是打破教条之隔而直面事实与真理，之后又打破名利之隔而面对良心和赢得心灵的平静，最后又打破国界种族之隔而寻找情感的故乡。我开所说的放逐诸神与放逐国家，便是扫除心中设置的城垣，不再被各种狭隘的妄念所隔，尽可能地扩大自己胸襟的广度。心灵的自由度与胸襟的广度关系最为密切，幸福度也与心灵自由度、胸襟广度成正比。（《论天下襟怀·共悟人间》）
刘再复对《人间词话》这个“不隔”的重新解读，可谓深意大焉。已故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概念中喜欢用“宇宙性”一类概念去表述中国古典艺术中的“天人合一”境界的广袤博大；近人则喜欢用“共同人性”或“国际性”、“世界性”、“人类性”一类字眼去表述跨越国界疆域的人类共同情感精神与普泛的价值原则。用刘式表述，这就是“天下襟怀”，这就是“不隔”吧。对于知识分子或者作家、艺术家，其实它们统统指涉的都是一个东西：在认识世界、表现（表述）世界时，知识者所表现的心智、精神的超越能力。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太注重现世功利了。过于注重人际伦理和道德秩序的结果，使中国士人往往缺乏个体生命意识和超越性的精神追求，无论进退、显隐，往往仍旧绕着“狭义的国家观念”（廊庙、社稷、皇恩、“感谢Ｘ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等等）打转。“被国家放逐”者，顶多走到“自我放逐”（所谓“独善其身”）的一步就停住了。灵魂驰骋的疆域，在“国家”面前就要勒马徘徊。多少年来，人们常常喜欢泛泛感慨：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艺术家，缺乏俯瞰历史、穿越时空的“大气”
——大眼光、大视界，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缺乏表现“人类共同精神”（“人类性”）的大作品等等。其实，在本文的语境中，所谓“大气”，第一步就是要具备刘再复上述所言的“不隔”的超越精神。所谓“大气”的、具备“人类性”的思想、艺术成果，其实来自作者精神人格、观照世界的视界及其和作品本身的价值内涵，却与夹杂多少“现代”、“后现代”、“全球化”之类的时髦话语无关。因此，“放逐国家”并不仅仅是一个“流亡文学”的观念，它首先是一个精神的坐标，一个关乎终极关怀的价值尺度。它建构在这样两个基点之上：生命的意义与尊严，自由的价值与目的，才是人之成为人的真正归宿，才是一个人真正的精神家园和心灵故乡。
可以这么说，刘再复的“再造故乡”之旅，为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史，拓开了一片有别于上一世纪笼罩于“强国梦”之下的思想版图。它的启迪，既是具体的也是当下的：一个知识者，无论身在域内域外，是安居是“漂流”，不但应该用行动、用身心去爱自己的故乡、家园，更应该将这种土地之爱、血缘之爱升华为一种人性人道的大爱，在更广大的价值层面去重新确定自己精神家园的座标，去重造、重塑自己心灵情感的“故乡”。只有走到这一步，“故乡”和“家园”才真正和“人类的共同精神”打通了，精神的阻隔圭碍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减轻减少了，才可能出现一种“大气”浑然的尊严和自信，一种健全的精神人格，才算完成它的重塑过程了。这种“打通”的视界，即是“不隔”，也即是刘再复所言的“极境眼光”。
“极境眼光会给作家带来一种大爱大慈大悲。佛家追求的‘空境’，乃是放下一切世俗妄念而包容万物万法的无限心胸之境”。（《论审美眼睛·共悟人生》）
2002.10.3 - 2003.3.18
于耶鲁澄斋
刘再复与李泽厚合影。图片引自李辉“先生们之刘再复”文。
▼
苏炜，中国大陆旅美作家、批评家，现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曾任耶鲁东亚系中文部负责人。文革中曾下乡海南岛农垦兵团十年（1968-1978）。1978年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1982年赴美留学，获洛杉矶加州大学文学硕士。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助理。1986年回国工作，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90年后定居美国。
曾出版长篇小说《渡口，又一个早晨》（1982，广州《花城》）、《迷谷》（1999 ，台北尔雅出版社；2006，北京作家出版社）、《米调》（2007，广州花城出版社），《米调》曾被评入“2004年中国最佳小说排行榜”，《磨坊的故事》（2016，美国南方出版社）；短篇小说集《远行人》（1988，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学术随笔集《西洋镜语》（1988，浙江文艺出版社）；散文集《独自面对》（2003，上海三联出版社），《站在耶鲁讲台上》（2006，台北九歌出版社）, 《走进耶鲁》（2009，北京凤凰出版社） ；交响叙事合唱——知青组歌《岁月甘泉》歌词（2008，广州太平洋音像公司），歌剧剧本《铁汉金钉》（2011，北京《中国作家》），《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2012，香港大山出版社；201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天涯晚笛》被新浪、凤凰、文汇、新华等网评入“2013中国好书榜”），古体诗词集《衮雪庐诗稿》（2015，广东人民出版社）等。
► 相关文章：
▼
我们的连体公众号AoAcademy（ID：AoAcademy）是一个用于开发诗歌与艺术教程的平台，它的线下活动是“诗公社计划”，由旅美诗人王敖和深圳“飞地传媒”张尔于2016年创办。
版权声明：本期内容版权属于地球是透明的（ID：Transdaoist），未经同意，其他微信公号和媒体请勿转载。喜欢我们的内容，请把它转发给你的朋友，如果想要加入我们或投稿，请发邮件到wangaoxue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