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敖：王小波和布罗茨基 | 纪念
圣彼得堡大学里的布罗茨基头像
忠于并超越一个生错了自己的年代，是很多诗人或作家成就自我的故事。不论做到这一点有多么难，毕竟大路小道都通罗马，总会有一小批人在自己参与构画的江山里成功地登顶，也会有人在他们背后不懈地创作圣徒传。直到有一天，他们的形象曝光过度仿佛旧报纸上的英雄，而作品的字里行间都挖出了深意和来历，人与诗最终非理性地混为一谈，并搅拌着审美疲劳，在文学市场冒充的经典殿堂里铸成几尊雕像。
阅读布罗茨基和王小波这两位的作品，大概都要追溯到十几年前。那时候，一个北大学生宿舍里总会有个人枕边放着一本《黄金时代》之类的书，以示自己既脱离了低级趣味，也避开了高级媚雅。我从这种同学手里借阅了几本王小波，也看了他的杂文集，从此有距离地欣赏了多年。人们喜欢说王小波是一位游吟诗人，或者说他的文字写出了诗意，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无非是个诗意的比喻。真正的诗人是布罗茨基，那个年代大部分的汉语诗人，无论年纪和阅历，都对布罗茨基这位三十多岁就闻名世界的诗人严阵以待，既倾慕又有所警惕，在略显仓促的译介中握住他带着西伯利亚寒气的手。
我们读布罗茨基，总是同时在看一部电影。看他毫无惧色地扛起旗帜，传承白银时代诸位大师创下的现代传统。看他时来运转，透过几首早期作品的英译便赢得奥登由衷的盛赞。看他挟泰山超北海，从邓恩到但丁，几步就从他工作的停尸房和发配的农场跨向西方的正典之途——这一切都像是拜伦以来最大的文学神话。在冷战年代的国际舞台上，这个文学神话的主人公越来越有戏剧性，他代表全人类的尊严向极权主义发起正面挑衅，并骑士般地承担一切后果，最终在西方世界开始新生活。这一切，布罗茨基很不幸地在四十岁左右就都做完了，让人怀疑他如何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就成为这笔遗产的继承人。
王小波被认为是一位浪漫的骑士，他兼有文革与留学的丰富生活经验，本身就像一位小说的主人公。他的作品展示了一种凌厉而坚定的文学自觉，也就是他所说的一种“反熵”的表现，让他引发本能的语言活力，融化外来的文化资源，写出生气勃发而又情致宛然的作品。然而，他的叙事技巧有时候会受制于他的异国前辈的方式。比如，卡尔维诺式的，有些类似后现代的元叙事的方式，在王小波部分作品里有些使用过度的嫌疑。一篇小说提醒读者它的虚构性，说到底是一种反讽行为，当反讽的意图过于明确，就会造成很重的痕迹。所以，如果说我对他的小说有所保留，那就是他有些学来的，习惯性的多余动作，让他未臻化境，仿佛一座建筑落成以后，上面还加了几个脚手架。
《黄金时代》
作者：王小波
对比布罗茨基《少于一》里的肖像和王小波在莎翁故居的留影，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神情依稀有几分相似。那是一种仿佛是长期用砂纸磨砺出来的坚硬的疲倦感，他们脸的上空曾经漂浮过大规模的，集体性的，惨痛记忆的乌云，现在留下的是一种已经缓释过的，深刻而且有礼貌的，对这个世界的不信任。
王小波和布罗茨基
造化弄人，布罗茨基和王小波都在盛年猝死于心脏病，让人深深遗憾他们未尽其才。就诗而论，布罗茨基有时候会被他过于庞大的野心绑架，让一个俄罗斯人在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急剧瓦解的时代里，急于融会整个西方的传统；而他本人早年赖以建立自我身份的“流亡”或者“流放”，也在频繁的文学活动的场域里变成文学的“旅游”。奥登在世的时候，就说布罗茨基是一位私人世界的诗人，他的诗本身对现实的批评，其实一位有良心的共产主义者也会赞同。当这样一位诗人因为捍卫私人世界而成为文化英雄，进而变成国际名流穿梭于各种朗诵会。我想，布罗茨基只能求助于他热爱的，表演狂人弗罗斯特了。王小波说到底是乐观的，他在世的时候尚没有跻身主流文化，没有站在聚光灯下当浪漫骑士，所以他会在杂文里随口说一些浅显的道理，他混合了罗素和一些自由主义腔调的道理本身并非深刻，但当时非常易于引起共鸣，而且也缓解了他小说嬉笑怒骂背后的紧张感。在这方面，王小波比布罗茨基幸运。
布罗茨基在苏联解体后也拒绝回家，回去只能更糟，因为他已经在诗和散文里重造了一个俄罗斯，一个连他自己都拒绝相信的故国。最终，他也承认重建过去是不可能的。非但如此，变化的现实也在继续改写着人们对国家，民族和城乡的看法。以他出生的城市为例，布罗茨基坚持认为当地人更愿意认同彼得堡的历史，而不是列宁格勒代表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然而，从苏联解体到如今，列宁格勒时时在提醒人们它的历史存在。正如文化地理学家Alastair Bonnett 所说，列宁格勒在俄罗斯人的记忆中已经赢得了它的地位，它浸透了当地人在革命和战争年代洒下的热血，让彼得堡这个名字显得有些单薄。已经毁坏的列宁像又被修复了，如今人们找到了新的表达乡愁的对象。
列宁格勒保卫战中的一个瞬间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对那个忧郁而强硬的犹太少年布罗茨基来说，根本不存在。布罗茨基本来还有机会，他可以花时间卸掉身上过强的文化责任感的重负，或者在世界与个人的双重虚无的深渊之间，奋力向下飞行，从他那质地如金属般的比喻中再找到一个突破历史恶梦的，诗性的自我，重新弹起那深夜的伏尔加河水一样黑暗而激越的钢琴。
如果王小波愿意做一位所谓“二流时代”的大诗人，他本可以去研究一下布罗茨基，想像一下如何把经验与想象压缩进词语的元音与辅音的内部，进入布罗茨基那种加速思想与记忆的“感官加速器”，只怕我们会获得一位更精确，更老辣的王小波。如果布罗茨基能放下一些身段，向王小波学习一些他在杂文里驾轻就熟的轻快风格，他也许会把自己对历史与文化更惊人的直觉表达出来。但如果他们只是在一场国际文学会议上相识，那一切都将会很无聊。布罗茨基说，“社会批评，是生活的别名”，王小波也应该会同意。他们都不是拿艺术当政治或道德工具的人，然而他们都用文字给我们时代的政治与道德观念赋予了诗性的形式感——而这种诗性的形式感，或许可以用来做生活的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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