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北朝鲜，失控的边缘 | 齐泽克 | 自由微信

美国与北朝鲜，失控的边缘 | 齐泽克

Original 2017-08-26 齐泽克 地球是透明的

川普与齐泽克

全球行动，在地思考

作者：斯拉沃热·齐泽克

翻译：王立秋

美国与北朝鲜之间日益逼近的军事冲突包含一个双重的危险。尽管双方，即美国和北朝鲜，肯定都是在虚张声势，不打算真的进行核武器交火，但是，修辞的功能永远不仅限于修辞，它总会失控。而且，正如许多评论家已经指出的那样，这里头有一件事情很古怪，那就是川普决定占据一个与金正恩对称的位置，这就给游戏带来了更大的风险。这一事态的升级越来越像黑格尔所描述的，两个主体之间为承认而进行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胜利者就是那个证明自己宁死不屈的人。川普因此也就无意间陷入了这样一场游戏，在这场游戏中，美国不再是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在北朝鲜，一个弱小的国家那里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战略的东西，在美国这里完全是荒谬的——身为超级大国的美国，要对付朝鲜，做一个谨慎的严厉警告就够了。

我们应该把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知识应用于今天的情景。当时任美国国务院情报分析员的雷蒙德·加特霍夫（Raymond Garthoff）充分地表达了美国军方对此次危机的看法：“如果说我们从这次经验中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软弱，即便只是表面上的软弱，也会引来苏联的进犯。同时，坚定终将使苏联人放弃其轻率的举动。”苏联对此危机的感知则不同：对他们来说，结束那场危机的，不是武力的威胁。苏联领导人相信，危机之所以结束，是因为苏联和美国的官员意识到他们处在危机边缘，并且意识到这场危机有毁灭全人类的危险。他们的恐惧不是为了一时的安全，他们担心的也不仅仅是在古巴输一场战斗。他们的恐惧，是害怕决定成百万上千万他人、甚至是文明本身的命运。使他们能够和平解决问题的，正是这种双方在危机最严重时都曾感觉到的恐惧；而著名的，危机顶点时赫鲁晓夫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之间的通信的核心，正是这种恐惧。

在1962年10月26日的一封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中，卡斯特罗写道：

如果帝国主义者带着占领的目标入侵古巴的话，那么，这场军事行动对人类的威胁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在那事件发生之后，苏联决不能允许这样的情况——即，让帝国主义者首先进行核打击——出现。我告诉你这个是因为我相信，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是极度危险的，如果他们真的违反国际法和道德的规定野蛮入侵古巴的话，那就是通过完全合法的防御行动永远消灭这个危险的时候了，无论这个方案是多么地严酷和可怕，因为没有别的办法了。

10月30日，赫鲁晓夫给卡斯特罗回信说：“在你10月27日的电报中你提议我们首先对敌人的领土发动核打击。你当然意识到那会导致什么。于区区一次袭击相反，那将会是一场热核世界大战的开端。/亲爱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我认为你的提议是不正确的，尽管我理解你的动机。/我们经历过最严重的时刻，在那一的时刻，核战本可能会爆发。显然，倘若真的那样，美国会承受巨大的损失，但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也一样会蒙受巨大的损失。就古巴而言，甚至用大概的语言，也很难说这对他们来说会意味着什么。首先，古巴会被战火焚烧。无疑，古巴人民会应用地战斗，或者说他们会像英雄一样死去。但我们与帝国主义斗争为的不是死亡，而是利用我们所有可能的优势，在这场斗争中损失得更少，赢得的更多，这样我们才能战胜敌人并取得共产主义的胜利。”

尼尔·基诺克的反战论证充分总结了赫鲁晓夫的论证的本质，他在作为工党候选人参加英国大选时说：“我做好了为国牺牲的准备，但我还没有做好让我的国家为我死去的准备”。指出这点是重要的：尽管苏联体制有“极权主义”的性质，但这一恐惧，在苏联领导人那里比在美国领导人那里更明显。所以，也许，是时候给赫鲁晓夫平反了，他，而非肯尼迪，才是古巴导弹危机中真正的英雄。在新兴的新世界秩序中，留给这样的思考的空间是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新兴的秩序，不再是福山想象的那种全球自由主义民主秩序了，相反，它是一种这样的秩序：在此秩序中，多种不同的政治-神学生活方式脆弱地共存，当然，这一共存，是在全球资本主义平稳运行的背景下展开的。此过程之下流在于，它可以把自己呈现为一个反殖民斗争的过程：自由主义的西方不可以再把标准强加给他者了，所有的生活方式都将得到平等的对待。不奇怪，穆加贝会对川普的口号“美国第一！”表示同情——对你来说是“美国第一！”，对我来说则是“津巴布韦第一！”，对他们来说，则是“印度第一！”或“朝鲜第一！”……这就是英帝国（第一个全球资本主义帝国）运作的方式：每一个族群-宗教社群都被允许追求它自己的生活方式，印度的印度教徒可以安全地烧死寡妇等等，而这些在地的“习俗”既不会被批评为野蛮人的行径，也不会因其前现代的智慧而受到赞美，而只会被宽容，因为重要的是，他们在经济上是帝国的一部分。

如果说隐藏在冷战之下的基本公理是MAD（相互确保摧毁）的话，那么，今天的反恐战争的公理则截然相反，是NUTS（核能利用目标选择），也就是说，这样一种想法，即，一方可以利用核打击摧毁敌人的核能力，同时又有反导弹护盾来保护自己受到反击。更确切地说，美国采取了一种差别战略：在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中，它就像自己还相信MAD逻辑一样行动；同时它又试图对伊朗和北朝鲜践行NUTS。MAD的矛盾机制把“自我实现预言”的逻辑，反转为一种“自我拆台的意图”。各方都确保，若决定对对方发动核打击，那么对方也会报之以具有完全破坏力回击，这个事实保障了，各方都不会发动战争。而NUTS的逻辑则相反：若我方保证我们可以在不引起反击的情况下进行打击，那么我们就可以强迫对方解除武装。同一个超级大国同时动员这两种直接矛盾的战略这个事实，见证了整个推理过程的奇想性质。2016年12月，这种不一致达到了几近于不可想象的，荒谬的极点：川普和普京都强调美俄新友好关系的可能性，同时又都断言他们都要搞军备竞赛，仿佛超级大国之间的和平只可能通过一场新的冷战来获得那样……

在北朝鲜新兴的（在一定程度上说，在古巴和委内瑞拉也有）那种新的国家社会主义中，也有一种类似的变态战略在起作用：即，从对其存在的威胁中获益；它把残酷的党治和最狂野的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尽管国家政权牢牢掌握在执政党手中，但国家却不再有能力给人民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特别是食物，因此，它不得不容忍野蛮的地方资本主义。在北朝鲜就有成百上千个“自由”市场，在这些市场中，个体可以出售自家栽种的事物，从中国走私来的商品等等。北朝鲜政权由此而减轻了自己照顾普通民众的重负，从而能够把精力集中在新的武器和精英的生活上。这里存在一个闻所未闻的残酷的讽刺，北朝鲜的基本意识形态主体思想（juche，齐贼把它理解为自力更生）实现了其真理：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个体自己，必须自力更生……

这一主要潮流是极度危险的，因为它直接与建立一种与我们的环境关联的新模式，进行根本的政治经济变革（即彼得·斯洛特戴克所谓的“驯化狂野的动物文化”）的迫切需要背道而驰。直到今天，每一种文化都在规训/教育自己的成员并在国家政权的伪装下保障他们之间的公民和平，但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永远处在潜在战争的阴影下，一切和平状态都不过是暂时的停战。正如黑格尔用概念表述的那样，国家的整个伦理，在英雄主义的最高行动——时刻准备好为国牺牲——中达到顶峰，这就意味着，国家之间的野蛮关系，是国家内伦理生活的基础。今天的北朝鲜（及其对核武和远程导弹的残酷追求）不就是这种无条件的民族-国家主权逻辑的终极示例吗？然而，在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地球这艘太空船上这一事实的那一刻，当务之急就变成了使文明本身文明化，把普世的团结与合作强加于所有人类共同体，而宗教教派、伦理的“英雄主义”暴力和随时准备好为族牺牲自己（和世界）（这种心态和情感）的持续兴起，则使这个任务变得越发地困难。

回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生态运动的口号是“全球思考，在地行动！”如今，川普的主权政治响应了北朝鲜的立场，他承诺要做的，恰恰是相反的事情，即把美国变成一个全球性大国，但这一次，则是在“全球行动，在地思考”的意义上为之。

译自：Slavoj Zizek, “Act Globally, Think Locally!”，原载http://thephilosophicalsalon.com/act-globally-think-locally/。

► 往期回顾：

施瓦辛格回顾二战，怒怼川普和新纳粹（全文）

▼

我们的连体公众号AoAcademy（ID：AoAcademy）是一个用于开发诗歌与艺术教程的平台，它的线下活动是“诗公社计划”，由旅美诗人王敖和深圳“飞地传媒”张尔于2016年创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