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生育率亡于规划管制
现代社会的生育率亡于规划管制
继续谈“住宅楼是欧洲东亚生育率的第一杀手”
文丨学经济家
上篇“公寓楼住宅楼：欧洲东亚生育率的第一杀手”，主张“城市摊大饼就是对的”、“进口粮食总比进口移民好”、“必须一半以上家庭住独栋联排”。发出来后，微信微博很多新读者留言反对，批评“相关不等于因果”。
这篇补充一些吧，没用论文格式来写，不意味着我的判断未经校验和推敲就胡说八道。
1、首先排除因为误读语境的批评。
如果读过更早的旧文或者细读原文就知道，这系列讨论的语境，是“哪些因素导致现代经济体生育率从0.9到2.1的差异”。
原文标题用的是“欧洲东亚生育率的第一杀手”，而不是“现代社会生育率的杀手”；
在举完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的对照后，原文问的是：“同为西欧发达国家，为什么会存在这么大的差异？”；
在讲完日韩台之后请教：“还没找到公寓楼比例高的城市，生育率还高的（人均GDP低于1.5万美元的除外）”。
如果把这三句都看进去了，就不会插进来说孟加拉印度非洲怎么能生，文革前后怎么能生了，想说的请换个地方。
我设定人均GDP1.5万美元这个标准，因为中国很快就达到了。实际上城市人口已经非常接近了，考虑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城市居民的1/2.7，那现在城乡人均1万美元恰好可以拆成城市7亿人均约1.4万美元、农民6.8亿约0.5万美元。所以当下的、这收入以上的参考意义最大。
而且在设问西欧发达国家为什么存在差异时，马上跟了一句：“影响生育的显著因素，比如富裕、城市化、女性受教育年限，这些大家都知道也都正确，只是过于大而化之…”
很显然，我是把这些显著因素当作常识的，只是无法解释“为什么都城市化率80%、普及高等教育、人均收入两三万美元以上，有的生育率0.9，有的2.1”，而且这三条也没法推出规避措施：把人整穷？上山下乡？暂停城市化？不让女性上大学读研读博？所以跳过这个层面。
当我把西欧数据做成下表的时候，也特意强调了撇掉东欧穷国还有人口超小国家。因为剩下的不论富裕程度、城市化率、女性受教育年限、社会福利等，可比性都说的过去。原文后面美国各州之间、日本各县之间的数据的可比性就更高了。
德国和瑞士收入很高，英法和爱尔兰的城市化率不低；所以多数人还是少数人住公寓这个差异，不是穷富，也不是城市化率，就是规划管制的因素。
2、是规划导致生育意愿低，还是生育意愿低导致规划集约？
相关确实不等于因果，当然需要确定，A导致B，还是B导致A，还是A和B共同由某个CDEF组合导致的？
“出生意愿低导致独栋联排少”的假设，一是推理上过不去，生几个孩子自己可控、可以自我说服，但独栋买不买的到，那得说服规划当局甚至修改法律，大多数人没有这个能量，甚至意识。
二是与历史实际不合。假如历史是六十年代都乐于生所以独栋联排居多，后来人们不爱生了都买公寓，就拆了很多改建公寓，那才成立。但事实是反的。
而且原文后面也有提到，美国确实有少数人愿意住公寓但一直不超20%，大多数家庭有机会就会搬到独栋。瑞典曾爆发广泛抗议，迫使当局把新建住房中的公寓比例从3/4降低到1/4。
原文后半部分一直在吐槽规划错误如何难以修改，用掉了最长的篇幅。看完就知道，除了极少数市场自发的（比如纽约中心区、澳门和香港），稍大国家里公寓楼比例超过两三成的，显然政府管制土地的结果，而不可能是因为离婚率增加、家庭规模减小、生育率降低而导致人们都去住高层公寓。也很难有另外一个因素（除了全面计划经济），能同时导致这两者。
一个心得是，寻找相关性和因果性时，不易改变的为因，容易改变的为果，这样可以躲开很多坑。地理或者气候决定论那么流行，就是因为如此。官僚机构、法律体系、长期计划等宏观的、互相嵌锁的，是原因；企业、家庭和个人的行为，是结果。
这就好比，承包制导致农民的产出增加，而不是农民产出增加后可以实行承包制；
减税会促使政府缩减编制和开支，而不是政府缩减了编制开支后钱有剩余，才开恩减税；
公司重罚导致员工迟到率降低，而不是员工迟到率降低了，公司觉得剩下的特别可恶应该重罚；
政府限制民营教育、民营医疗、民营煤矿，证监会限制A股上市，会导致剩下的偏短期行为，对客户、股东和员工安全考虑不周（因为对政策和官员考虑周全就能或者才能活下来了）；而不是反过来，因为民营教育医疗煤矿和A股公司不够好，导致政府加强管制。
对于熟悉制度经济学的读者来说，管制会塑造管制对象，这简直属于常识，只有对新读者才有必要单独加一段说明：是规划管制导致的独栋联排过少，而不是居民们不想住，即使住不起也是由于规划批的太少、供给严重不足的缘故。
3、凭什么说是第一杀手？这是典型的哗众取宠。
其实我前几篇里反复斟酌过除了城市化率、富裕程度和女性受教育年限以外的几个常见因素，那时都没敢用“第一杀手”这个判断，直到“公寓楼占比”出现并蹿升到榜首。
1）族裔文化影响普遍被高估了，里提到，2016年美国拉丁裔2.08、黑人1.83、英语白人1.72、亚裔1.69，差别不大。如果再考虑移民、受教育年限，那纯粹族裔文化因素导致的差别就更小，应该在10%以内。注意这里仍然排除讨论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等失败国家，等他们的富裕程度、城市化率、女性受教育年限到位之后再说。目前看经济相对富裕的穆斯林国家土耳其、马来西亚生育率都在2.05左右了，估计很快也能到1.7~1.8，会和巴西差不多。
2）住房面积和房价的影响确实重要，但不如公寓楼占比那么突出。我前面很重视这个因素，但现在排到第二位去了，因为反例要多不少。比如德国希腊的人均面积比英法要大，德国房价长期很低，结果生育率低的多；还有新加坡（因为组屋因素）、韩国的住房面积和房价要比香港友好的多，但因为同样都是公寓楼占比极高，仍然几乎白搭，加上重奖生育，也就1.0-1.2吧。
而且住房面积和房价也是规划的副产品。下图里从上到下依次是香港、悉尼、温哥华、墨尔本、洛杉矶、旧金山、伦敦、圣迭戈、多伦多、伦敦外区、迈阿密、布里斯班，房价中位数是家庭收入中位数的6-18倍，都是“严格限制城市边界扩张”的，不过他们是自我设限。
3）东亚式加班文化和教育竞争，其实也与限制供地有关。看过我那篇“零售业生在欧美是地主的命，生在东亚是搬砖的命”，就不难理解。
土地楼宇如此之贵，那些肯少用几个办公室、少用几个员工并让他们多干几个小时的公司，就能活的更长久、优势也相对突出，长期演化结果就是超长加班。韩国城市每平方公里8400人，瑞典3400人。对应的数据是，瑞典人每年工作1600小时（德国1400，美国1800），韩国人2100小时，比瑞典多出30%来，等于1年多工作了3个多月。香港工作小时则比韩国还要长一点儿。
总体来说，东亚模式下工商业和住宅用地的价格都奇高无比，全体国民住小房子开小车、当工蚁，除了压制生育外，也会导致内需不足、外储过多、贸易摩擦。扣除需要存钱的沙特、替全球管钱的瑞士，中国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凭勤劳和节俭占据了世界外储的前5名（去年俄国占了第五）。更多可以参考这篇为东亚模式烧纸。
4）更多的因果性的证据
看到我那个鸟类拥挤就减少孵育的案例后，好几位懂得生物学的读者回复，生物学里有个专用名词叫“密度胁迫”或者“拥挤胁迫”，搜了一下还挺有意思，可以算是群居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普遍本能，它不是理性推理的结果，而是身体的自然反应。
有位读者发来著名人类学家、“邓巴数”发明者邓巴的著作《人类的演化》中“灵长类社会化的基础”中的一段，大意是灵长类动物在长期小部落群居的历史中形成生育抑制的本能：
由此我开始用“populationdensity 和 fertility”试着检索了一下，发现这几乎已经成为学界共识，我不过是重新发明了轮子，不过倒也好，原本还准备继续搜数据做结实一些，这下省力了。（建议几位果壳作者去搜一下并补刀）
其中一篇论文直接就是生育率与住房类型的关系，先讲了一串儿前人的研究，也提到瑞典规划思路的大转向导致的生育率的大跌大升，最后用芬兰的公寓、联排和独栋的生育数据做了检验，结论不用说了。细节可以自己去搜，Fertility differences by housing type: The effect of housing conditions or ofselective moves? 作者是HillKulu （苏格兰圣安德鲁大学教授，可以找他更多有趣的研究，比如住房与离婚率，移民生育率等）和AndresVikat （联合国经济委员会欧洲部）
有趣的是，作者也提到“agarden, which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the families with small children”，正好和群友回复相同：儿童在私人草坪或者小院玩耍，和在小区公共空间、商场玩耍，父母的压力完全不同。后者需要随时盯着，提防车辆、陌生人、走失、狗等风险，太累了。
而且这也正好能解释日本50%的小独栋（一户建），和台湾40%的联排（透天厝），为何作用不显著：大多缺少小花园，带娃仍旧很累。
台湾新竹北的某项目广告，每户4.85米宽X10.2米深X4层约200平米，折合人民币约200万。
5、结论
现代社会的生育率亡于规划管制。那些独栋和联排能“自由摊大饼”的地区，生育率普遍1.7-2.1，而家庭都挤在公寓楼住宅楼里则0.8~1.1，各占一半则1.3-1.6；极少例外。
增加面积、降低房价、鼓励生育的作用有限。三者一起能拉高0.2就很成功了。
沿当下城市化路径继续的话，10年内中国的生育率会到1.1左右，届时每年出生人口不会超过1000万人。那么1986-1990年出生的1.3亿人在延迟退休时，新参加工作的不到5000万人，肯贷款、肯接盘的人少了60%，那不管是社保还是房产价格，都是没可能撑住的，资产少人问津的痛苦，无法靠科技进步来治愈。
除非有奇迹发生，现有政策没可能改变。理由可以参见原文后半部分，也可以看我后续文章，准备写写新土改和房产税为什么难。
老龄化严重的日本仍将是东亚生育率最高的，也是东亚文明中唯一能持续到本世纪末而不被彻底稀释的。
至于“不摊大饼就建卫星城为什么会失败”、“汽车才是效率最高的，（除了纽约以外的）轨道交通是骗局”，“规划管制导致房价高企、无家可归、失业和福利压力沉重”等，还是看《规划为什么会失败》吧。国内普罗大众相信“人多地少”、“粮食安全”、“石油安全”、“均衡发展”、“集约高效”等部委为了扩权插手而散布的迷魂汤，专业人士的认知则大多停留在海外七八十年代的主流理论（比如还把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当圣经），不了解近几十年的教训和检讨，估计会把坑再踩一遍，浪费几万亿的钱倒也罢了，生育率还等的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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