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压力的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有哪些？
经济下行压力的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有哪些？
文丨学经济家
4月19号官方高层会议的决定里，很罕见的提到这一句，正好对应了我前一篇刷机学反复介绍的“结构性宏观”和“组织行为学”：
既然官方能公开提到，那就壮壮胆子把结构性因素列出来，基础框架一篇就能明白。体制性因素嘛…就不猜测了。为了减少情绪和立场的打岔儿，模拟某个美国投资基金的内部讨论的体裁，先旁观他们的就事论事。
“结构性改革”有哪些绕不开的基础架构？
研究员A：各位好。今天我主讲中国的经济结构、结构性改革需要达成的基础框架、可能路径和由此带来的投资机会。
这和我们以前讨论的市场机会或者行业机会大不相同。简单说，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本应该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水平相当，不论是有形资本存量，管理、技能和研发等无形资本，追求财富的动力和勤劳等亲商精神。如果结构性改革的进程和力度理想的话，那会在几年内“浮现”出人均2-3万美元GDP的状态，而不是“发展”到人均2-3万美元。
在我看来，人均财富未能“浮现”有几大结构性的障碍，和美国日本韩国西班牙的历史结构一对照就非常显眼：
①
中国有83万亿元的国企净资产，超过国债和地方债总量。换句话说，他们政府的实际负债率是零。你想象一下美国政府加抽2倍的税把国债清零，那一半以上企业会倒闭，会穷的不如墨西哥。
②
他们有5-6万亿美元的资本输出，却拒绝5-8万亿美元想进入中国的外资。作为对照，外国人持有的美国股票和国债约占GDP的一半，韩国台湾股市的约3成、日本股市的约5成由外国人持有，大多数OECD国家的外资持有的股票债券占GDP在30-60%之间。而中国呢，2.5%吧。
③
他们有超过美欧总和的M2，但可流通土地不到1%。美国1亿套私人住宅大约30万亿美元的财富，但中国有2亿套农村住宅，政府不准流通，不准贷款，也不鼓励搬迁到市郊，至少十几万亿美元的财富没能浮现出来。而另外几十万亿美元的城市住宅又被过度追逐，处于泡沫危险中。
④
奇葩土地制度导致他们还有2亿户6亿多农民，户均耕地仅有0.6公顷约1.5英亩，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在2200美元左右，不到城镇居民的4成。短期看是产能过剩、进口不足、支撑不住已有债务的循环，长期影响是打击生育，10年以后是老龄化主导一切了。
因为这些结构性因素的存在，中国比东亚模式还要糟一些，老龄化更早也更剧烈。日本韩国台湾都经历了一个高速城市化20年、人均GDP增长20倍（名义美元）的一个腾飞过程，而中国其他方面都能达到20倍，唯独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有重大的缺口。
投资经理B：天哪，这每一项都是几万亿美元的钱，但我一个都不知道。难道这几年来我研究和拜访中国所接触的，不是fakenews就是fakeresearch？！
研究员A：不奇怪，您这是标准的美国主流精英，对美欧以外的认知是运行在虚拟机系统上的。
投资经理B：那经济增长停滞、债务危如累卵，其实是这个结构的后果，就好像发烧是感染的后果。从投资收益率、收入循环角度看，高税率、高社保费率，相当于从企业家和工薪过多的抽水；农村土地制度是关断了一半人的水源。这两条修正过来会涨到飞起…问题是，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
研究员A：问题不是“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这是历史遗留问题。所以正确问题是“为什么他们没能改过来？”，“这次哪里有可能改？”。
先说第一个最反常的国债国资结构。中国是抽取重税重费来积累国有企业资本、公共事业资产，结果把买家割没了，那资产也白积累了。增值税率此前为16%，约是美国日本消费税的两倍；社保费率接近40%，如果加住房公积金则约50%。太多现金流被政府抽走，一方面压制企业家的利润、新增投资雇佣的意愿和能力，另一方面压制了工薪收入和消费。而减税降费会导致一个双倍改善，一是企业利润率上升，会追加投资、雇佣、加薪；而更多的雇员薪酬又会提升消费，变成企业的新增收入。这是投资人最想看到的事情：利润率和营业收入同时增长，双击。
这个空间可以有多大呢？
看一下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净资产呢，非金融国有企业净资产67万亿，金融国企净资产16万亿。政府净负债呢，国债约16万亿、地方债约20万亿。政府经营性的净资产就比公共债务多出来47万亿。这不包括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20万亿净资产，和几十万亿政府和国企持有的可出售土地中超过账面价值的部分。
换句话说，中国的政府负债率实际是零，按照通常GDP的60-100%的公共债务比率计算，可腾挪空间非常大。83万亿国资除了必要的合并、出售、偿还地方债务、补偿离职的国企和政府雇员外，大部分划转社保，可以把社保费率降低到20%以下。地方政府的贷款、欠帐以及当地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全部用省市县镇级的买主自负的地方债置换，以房产税和土地出售作为还款来源，估计约三四十万亿元。
这样看来还有二三十万亿元的减税空间，足够把增值税率落到美国日本消费税率的水平，5和8%两档，经济增速可以连续保持在10%以上。
第二项是开放资本流入，卸掉外储肿瘤。这需要减税和国资改革，国债和流通股票扩容几倍，否则真没多少可买的，一是规模不够大，二是公司治理很糟糕。中国很多国企，甚至民企，经常执行一种“做大做垮”的自保策略。业务尽可能多元和复杂，债务尽可能高，这样可以避免上级官员把你换掉。几十亿美元收购IBM的PC业务或者GE的家电业务，一个额外收获就是，官员们不太想动你了。
投资经理B：像是HP收购康柏，公开说是协同效应，真实想法其实是稀释股东，缓解创始人家族股东的压力。
研究员A：对。但惠普只是偶发的，而中国的190万亿资产的国企们大半如此，因为赚钱自己也分不到，反而有可能被一纸调令干掉。我想他们大多数是非常希望挣脱的，拒绝改革的其实是具体任命和管控他们的那些人。
回来估算一下国际收支平衡，如果外资流入占GDP的30%（而达到平衡时GDP约150万亿元），那大概会流入6万亿美元。为了避免大幅升值，需要开放进口，贸易大幅逆差，并且把外储抛出——他们的养老金、保险公司还有居民也需要配置海外金融资产，企业家们也需要海外投资。
但中国一直拒绝资本开放，宁可勒紧腰带输出几万亿美元。传统观念认为资本约等于剥削，当初反对加入WTO，认为外资会让中国失业破产、贫穷动荡。还好他们失败了，这十几年来上万亿美元的制造业FDI，以及同步落地的厂房设备、管理技能规则和海量订单的现金流，是中国远胜过印度的主要助力。
当下反对资本市场开放的，是上面错误的升级版，坚信拉美和东亚危机是由邪恶的外部金融资本导致的。事实是拉美和东亚的错误，是限制外商投资，把看好的机会留给自主产业、国有经济或者裙带关系。这才是大错的根源，因为债务是硬的，而国企和裙带们是不可能赚钱还债的。次要错误是不肯贬值一直撑到垮坝，最后的错误就是归罪于外部势力，卸掉国民对自己的不满。如果外资导致危险，那欧美吸收的外资可比他们多的多了。
外商来投资教育医疗金融娱乐，或者仅仅是购买国债股票赚点高息补充养老金，那也提升了这边的能力和收入。这笔钱变成对美采购了话，又提升了美国工人的收入，银行追着他们放贷，他们就又多买了中国的商品、再次拉动中国的就业和收入。西班牙葡萄牙的那些下午三四点就不怎么认真干活的人，没有三星高通、谷歌微软、默克辉瑞、花旗美林、波音丰田，也能收入两三万美元，就是因为他们完整的加入了这个游戏。
但是不被英美敲打着的都不太情愿加入，表现出民族主义或者重商主义。其实背后都能找到管制利益，比如操控企业才能保证当期还有退休后的长期利益，自然要阻拦那些不肯跪下叩头的外资–你不服从，行业里就都不服从了。所以管制国家和外部必然有贸易摩擦，乃至战略和军事摩擦，而追究到最后还是官员精英们的小算盘。美国的官制是特例，经济相关的联邦官员都是短期的，还要回到华尔街商界或者律所，收入要高几倍，就不愿意使坏被同行鄙视和抛弃。
投资经理B：怪不得当年和日本谈判那么久也基本白搭。我还一直以为日本人民族性什么的。这次中美谈判估计也会是如此，你发烧了，他泼冰水，就这么一遍遍的折腾，开不准药方。
研究员A：研究美国以外的与制度和政策相关的市场机会，绝不可以忽略官制。严重损害总体利益的却长期持续的，那多半是某一部门官员的权力边界比较硬。不过这正是美国人无法理解的另一个世界。
回到农村土地住宅流通、农民收入这两条上。2亿农户、6亿农村人口、1.3亿公顷土地。土地面积差不多，农户数量差100倍。依靠进城打工和转移支付，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2200美元，不到另一半城镇人口的40%。
而且3亿农村劳动力中有1亿人60岁以上，还有1亿人未来10年超过60岁。如果农地还这么碎片，那年老抛荒就足以导致粮食产量大幅下跌了。
可惜这十几年来一直反向操作。东部城市极度缺地，（类似于加州房价几倍于其他州，而旁边就是大片葡萄园）；而内陆城市则给与大量扩张指标，修建了可以承载几亿人的新城但空着。这是所有债务中最难处理的，因为未来三五年婚龄人口（1996-2000年生）比前几年高峰（1986-1990年生）要减少40%，而开发中住宅、储备土地和为储备土地所借的债务，都处于历史最高位。
现在有点儿周转不动了，所以急忙宣布了一次减税，争取时间。真正解决方案呢，还是是得允许70-80%农户迁到城镇郊区。财政余力尚可、可以扩张的城市需要购买“宅基指标”，进城农户把指标款又变成了城市的首付；其在农村的农地经营权需要转让给专业农户。用一亿多套新建的联排独栋，把储备土地和债务、过剩建材家电产能消化掉，同时这六亿人的人均收入看齐城镇居民。他们的就业则需要放开教育卫生体育娱乐和其他服务业的资质限制、用地限制，降低租金和管制压力，让服务业充分自由发育，像其他OECD经济一样占到70%。
除此以外，都各种凶险，拖延的窗口期也快没了。
从上图可以看出，未来10年中国将有2.3亿人左右退休，20年后是每年死亡约2300万人，按照现在模仿香港的城市化路径下去，生育率也会和香港差不多，那时新生儿估计每年800万人吧，增长率和资产价格的收缩会比日本更严重，日本毕竟还有55%左右的独栋，生育率能接近1.5。
投资经理C：信息量很大，需要花些时间弄清楚。看着中国农民的年龄结构，我回头研究一下美国农地和加拿大林地。
投资经理B：要留意美国乙醇汽油每年就消耗1亿吨玉米，现在要求取消的声音不小，另外还要评估俄罗斯的小麦潜力。
研究员A：一亿吨玉米大约是中国粮食产量的1/7，或者他们现有城镇住宅占用土地的6倍。他们总是说中国粮食再进口一亿吨就全球粮食危机，其实是为了保自己的官位和经营了一生的人脉，干扰决策和阻拦执行不会受到什么惩罚的。
我复述一下中国应当达成的结构：
1）国资划转社保，采用市场规则而非政治和官僚规则；社保费率减半，取消住房公积金；
2）省县和重要的镇，所有隐性负债应当全部转为买者自负的债券，征收房产税支撑新增债券；
3）增值税率下调到5%和8%，赤字用增发国债地方债弥补；
4）通过宅基指标交易，将75-90%的农户城镇化，新住房以联排独栋为主；
5）专业农户经营规模扩大3-10倍，农地和住房都可以抵押贷款流通，经营风险由农业保险和政策性银行分担；
6）国债和股票几倍扩容，对全球开放；资本开放、卸掉外储、汇率浮动；
7）教育、医疗、体育、休闲等行业由地方自主；
8）促使印度、印尼、非洲等经济体开放市场，鼓励企业家转移普通制造业；再多十几亿人离开贫穷，中国的电力电信铁路机床汽车等行业才有市场支撑。
这大概是一个人均2-3万美元经济体最基础的资产负债结构、国际收支结构、城乡结构、一二三产业结构。
投资经理B：这些我就明白了，太熟悉了，OECD都是这样子的。
研究员A：愿望很美好，可是现实中的发展目标或者解决方案，通常是从保住和扩张部门权力的角度出发，或者避开某些部门的忌讳，反而往往成为结构冲突、经济停滞和金融风险的源头，所以路径是很不确定的。
以下组织行为学的部分省略，感兴趣的可加入星球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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