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视角下的现代世界简史之法国中国篇

摘选自超级长文《金融资本视角下的现代世界简史》，多数读者没法全篇看完。因此拆成几篇分别放出并加点评，与原文次序有所不同。

前一篇讲金融资本DNA如何在英美模式发育出来，建议先读，详见：金融资本视角下的现代世界简史之欧美模式篇

金融资本视角下的现代世界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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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中国篇

原文讲法国大革命和晚清民国之变的目的主要是做个对照：传统国家在向现代转轨时，桌上没有金融玩家的话会是多么惨烈。着墨不多，因为在讲德国日本苏俄拉美时都会提到并对照，而且两者都没留下模式来，现在世界仍然是英美、东亚、拉美、苏俄、和原始型大约5种，法国基本采用了英美的金融资本模式，中国当下则是前5种模式的大拼盘，不逐个从头理顺一遍已经没法交流。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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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独立时，路易十六作为英国的死敌下了重注，到1788年国债增加到约39亿里弗，约1.6亿英镑，等于英国国债的2/3，相对于近英国3倍的人口、2倍的经济总量不算高，与财政收入的比值更是只有英国的一半略多（8倍vs15倍），只是由于信用不佳，利率比英国接近翻倍[4]。

问题是法国的国债没有产生“复用”的效果，倒不是没想过借鉴英国，而是搞砸了。1716年约翰劳在国王的权力支持下实施过金融创新，旧债可以换密西西比股票，银行可以发钞，还可以给股票贷款。但缺乏财税改革、贸易支撑和议会对各种胡来的约束，后期崩掉了。之后两代法国人都只认金银，国债流通性很差。

稍微提一下法国当时的治理结构。国王下设御前会议和若干大臣，直接任命全国三十多个税区的总督，总督再向各市镇派驻代理，代理要求村镇首脑轮值抽税、征兵、养护道路等。传统封建制度下原本拥有领地、提供骑兵的贵族领主们基本被架空，移居巴黎成为国王的陪臣，只能抱团在最高法院抗争（或者添乱）；天主教会则还保留着约全国1/10的土地，并向其余农民征收什一税，也提供一些慈善、教育等公共服务。进行过新教改革的地区就没有这种强制租税，更接近于自愿团体。

这套行政集权系统由来已久，早已膨胀到效率崩溃。托克维尔翻检了大量当时的往来文件和日记发现， “一个教区重修钟楼或者修理住所的申请，常常需要两三年才能得到批准”；“教区恳求御前会议准许他们支出25个里弗”（约1英镑）； “官员们要处理的繁杂事务数量非常庞大。离开他们什么事也做不成…被迫把所有事情交给秘书们，于是秘书们成了真正掌权的人”；御前会议不断调整细化法规来应对问题和诉求，结果“光财政法一项，就会使即便终身任职的镇长也不得不把他所有的时间都用于学习新的法规了，因而懈怠本职工作”；而且指令性的推进，“中央政府的最低层代理，都可以对这些地方官员呼来唤去，动不动就罚款，甚至关押”。官不聊生，平民只会遭遇更多的任意和不公，反而更想挤进政府，“任何一个受过教育并略有资产的人，都会觉得如果在政府谋不到一官半职就会死不瞑目”[7] 。

看到这里，不难理解为什么法国没能发生工业革命，而是等来了大革命。1788年的粮食歉收后，财政终于撑不住了。国王试图废止特权、普遍征税，只剩特权的自然坚决抵制；三级会议的代表们也都缺乏实操和妥协经验，因为一百多年没开过会了；而且集权这么多年，巴黎一脑梗，全国都停转，没法像美国国会那样慢慢吵几年，必须快速应对和决断。

首次失序是1789年的缺粮骚乱引发的冲击巴士底狱，以议会接管权力解决。但协商分蛋糕易，协商割肉难。议会决定先没收教会土地财产用于拍卖，教士则改为政府发薪，还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充满了良好的愿望和动人的辞藻。好到什么程度？大部分条款乃至具体字句都被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直接照搬。但英国思想家柏克不以为然，还强烈批判这种破坏产权契约、把道德引路人纳入政府体系的行为。

1790年还好，以土地为担保发行了15亿里弗的“指券”，替换到期旧债、补偿官职并支持财政开支，次年通过第一部宪法。后来还会通过很多部。1792年对意图干涉的普鲁士奥地利宣战后，就彻底不可收拾了，次年路易十六被砍头，接着一波波的新人砍掉旧人头，血流成河。军官拿破仑最终夺权，颁布现代法典，施行公立教育和普遍兵役，成为英美道路以外的转轨的标准参考书。到1815年滑铁卢的惨败时，断续20余年的战争已遍及西班牙到莫斯科，期间占领过荷兰，但只征索了总计2.3亿荷兰盾的贡赋，没像英国那样吸收嫁接荷兰的金融体系和人才，拱手让老对头英国独家享用征服世界的高级武器。这期间法国累计折损了约150万青壮年，英国则多背了近5亿英镑的国债。

路易十八复辟后，邀请经济学家萨伊去考察英国的成功秘笈，萨伊的报告第一页就强调，英国的优势不在于军事力量，而是其财富和信用。英国投资者认购了2700万英镑的法国债券，帮助法国经济迅速恢复，之后双发再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争，每次大战时还都是盟友。

（以下几段节选自第12章讲一战后秩序的部分，与法国有些相关）

著名政治学教授威尔逊太想一蹴而就的实现理想，法国总统对他传教士般的夸夸其谈烦的要命，法国可没有海洋隔开的安全感而且伤亡惨重、民意汹汹，要么削弱肢解德国，要放过德国就必须有美国军事保证，因为新独立的波兰等一串缓冲国让德国没了东线的顾忌，将来吞掉法国更轻松。

美国国会拒绝了《凡尔赛条约》、国联和对法国的安全保证后，法德关系就成了一个死结。法国要求巨额赔款，可赔款意味着德国大量出口不进口，德国工人996状态、法国工人失业状态，凯恩斯就以指出这点而成名；法国转而同意减少赔款但要求美国同时减免自己的债务，同为盟友我们先流了那么多血，可正后悔着的美国选民不把他们当盟友了。绝望和狂躁的法国1923年初联合比利时占领了鲁尔区，德国则以罢工和天量印钞反抗，别想拿到煤和钱。最后还是金融家来救场，1923年秋，美国银行家、前预算局局长、中央信托公司总裁道威斯开始调解赔款方案，次年美国巨额贷款流向德国，混乱终结，新旧马克按1比1万亿兑换，经济开始腾飞。

1924年起是西欧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只是来的略晚，因为美国不像英国主持后拿破仑乱局时那么现实。美国资本涌向德国恢复经济，通用和福特汽车等前往开办工厂，这些资本输出也带动美国的大量贸易顺差和就业繁荣、工资上升，德国顺利支付法国赔款，法国有钱偿还美国的战争债也不用勒紧腰带。

一战后的格局，各国几乎是求着美国接盘大英帝国的角色，前总统老罗斯福等现实派政治家也反复呼吁，可是威尔逊领跑的太远各国都跟不动，而美国民众则把指挥棒摔在地上扭头就走，扔下其余人无计可施。当金融资本和贸易分工开始重新流动后，人们自发的互相需要了，似乎也还可以，也许再有一代人的时间，后来的政治家们就能补牢地基和框架。然而金本位的幽灵还在，不肯给出那么多的时间。1925年英国财政大臣丘吉尔宣布以战前比率恢复金本位，引发长期的高利率低增长；法国于1928年跟进并上调关税、运回黄金；美联储接着上调利率，美国对外贷款基本停滞，各国进入净还贷还债周期。宴席上的酒菜收回去了。至于接下来是一次尴尬的冷场，还是各位都必须割块肉还回去，导致愤怒的掀桌乃至拔枪对射，就只有事后才能知道。

晚清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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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实际开国发生在1860年换约战争、英法联军攻入京城以后，前20年的敲打和签约都被当作蛮夷捣乱，假意给与安抚。1861年咸丰皇帝气死，30岁的恭亲王和27岁的慈禧皇后联手夺权，一举拿下顾命八大臣，洋务才成为可选项。聘请英国人赫德建立了全球一流的海关系统之后，朝廷终于有些活钱了，枪炮军舰也能买的起了。这期间没有举借外债、引入外资和大规模考察或者留学，宁可错失良机。和“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皆惊”的日本不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还需要借钱？天朝上国还需要出去考察学习？敢提出这种建议的官员和儒生，需要的勇气和自戳两刀后跳进鲨鱼池差不多。

当时的传统结构是皇室-大臣-流官-胥吏-平民，皇权依赖又提防文官集团和士绅们，鼓励互相抨击撕咬；中央依赖又提防地方，几年一换的科举官僚们离开了师爷不识钱粮地丁，组织军事更是笑话。演化出这种体系是因为能防止割据造反，以免撑不过三代就战火纷起。梁启超曾哀叹“万事不进步，独防民之术突出于先进国”，没意识到这更像是“防官之术”的衍生品。直到民国时期县长们还抱怨，省里那些厅局对待自己“期之若圣人，驱之若牛马，防之若盗贼”。下级则进化出瞒、骗和赖，清朝入关后新增了约4亿亩耕地，朝廷和文官们到最后都没见到实册实数；科举文官们也乐见皇帝和王爷们呆在深宫大院里与世界脱节，要伊顿公学、柏林大学、留洋考察干什么，给营造个通识天下万事的幻象呗，蒙住上头自己才好混。

这个生态之下，西欧常见的单偶制的世袭领主、自治城市、宗教庇护、司法分立、产权保护等发育不出来，“破家的知府，灭门的县令”，行政官员的恩庇关系几乎意味着一切，商界实业界和儒生们也不得不整日琢磨官场之道。以前曾这么描述过“池浅王八多”：微小的震动、隐约的味道都能引发敏锐的判断，四足划水如凌波微步，伸缩撕咬如电光石火，就是不识外部世界，一发现什么异端就撕成碎片。对于被迫签订的条约、引进的税务财政海军等洋官顾问也竭力排斥，彷佛有个无形的免疫系统在持续攻击外来组织和器官移植。反倒是被统治者们有悠久的以家庭为单位的耕作纺织、土地买卖、典当借贷的历史经验，在任何一个允许打工开店经商的环境中都能快速适应，比精英们更易于融入现代秩序。

1895年甲午战败戳破了长期刻意营造的幻觉，变法成为可选项。这离英国使臣首访约100年，离戚家军使用西洋火器阵法赶走丰臣秀吉约300年了。受部分军队在战事结束时还没走到前线银子却报了几百万两的刺激，铁路借款最为优先，到清廷解体时签约借款约3.3亿两，完工里程也从400公里增到约1万公里。系列条约和新法陆续给了东洋人西洋人在内陆经营开厂、商法保护的权利，国内工商业界也跟着沾光和模仿，特别是庚子事变后，百余位保守派王爷督抚官员撸了官帽，有些还掉了脑袋，最大的阻力基本拔掉了。

开放改革迅速显示了其威力，沿海口岸、铁路和内河沿线的经济开始繁荣，税收毛估从1894年的约8000万两，飙涨到1911年的接近3亿两。这还是历经了两次战败和巨额赔款（马关条约2.3亿两、辛丑条约4.5亿两）之后的，可见蠢政猛于虎，猛于山体滑坡，猛于森林大火。只是朝廷已经拿不到多少了，关税大半被抵押，田赋厘金盐税等等五花八门各地不一，还基本都被地方截留，因为财税货币行政系统没有提前更新。新式官员和人才几乎是荒漠，培训替换户部官员和知府县官的师爷账房，这种得罪人的事也没人愿意或者能够领头，纵然有赫德的海关、汇丰银行和上海工部局等榜样就在眼前。民间也缺乏兴趣去学习，科举不考的知识没有市场。当朝廷威信在庚子事变破产后，旧权贵们还执着于收权，结果把央地关系推向悬崖，武昌一举，中层纷纷撂挑子，太后和幼帝召集大臣们也都没人来了，系统绷断。

意外接盘的袁世凯集团也是一个恩庇型的旧式军事组织，需要给僚属发钱养姨太太，不像凯末尔背后的青年军官团冲着理想和期权。面临各省暂停交钱的困境，除了想法催款以外只能协商借款。袁的现代见识和人才储备都不够，既不能从重点省份开始重整财税和行政，也没像明治维新那样组织亲信、各省官绅、反对势力和子弟们组团出洋考察，许以未来期权和分肥机会，这让他的信用饱受内部外部的怀疑。所以“善后大借款”各方提出了苛刻的监管条件，总量也很少，2500万英镑扣除旧债军费等硬性支出外，实际可用资金不到800万英镑，各省各山头互相要挟、哄骗、背叛、黑手，很快袁就焦头烂额一命呜呼。互斗格局形成后，日本给的1.4亿日元西原借款也如泥牛入海。

借款太少也与美国态度的变化有关。1913年3月4日理想主义总统威尔逊上任，对驻华大使谈话时“着重强调了教育、政治榜样和道义支持三方面的问题，而在财政和商务方面则不怎么热心”。3月18日威尔逊宣布不再支持美国财团接触，因为“触犯了中国本身的行政独立”，可能导致“对中国金融，乃至政治事务的干涉”，只给了美好光明的祝愿。[9] 可当时北洋政府哪有什么像样的金融和政治事务可供干涉，还不如监管起来再一点点的扶育。

这位前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政治学教授，和管理上饱受争议的校长，毫无外交经验却主导世界上最强国家的外交，即将深远的影响世界格局和历史进程，袁世凯和民国并不是第一个。威尔逊上任第一个周，就不顾政府惯例和多数外交界商界人士反对，宣布不承认墨西哥系列政变中的新赢家。“我们对于那些谋夺政府权力来推进其个人的利益或野心的人不能有任何同情”。[9] 他决定“教南美共和国如何选举出合适的人”，并两次派兵干涉，由此奠定了美国干涉的惯用模式：打一下、举行选举、迅速撤退、直到下次危机。只是这种模式的效果往往更糟。墨西哥1910年代的动荡期间，人口从1520万减少到1430万，比民国前十年的军阀混战还要惨烈。

晚清民国之变可谓烂的一塌糊涂，可能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摆脱了每次改朝换代损失一小半人口的历史规律。这大部分还要归功于英美的善意，早早确定了不准肢解（门户开放）、避免列强之间争夺开战等原则。日俄战争时日本折损巨大而索求甚小，可以视作政府对此原则的尊重和晋身列强俱乐部的投名状，民间则大为不满酿成严重骚乱。到一战后英美势力退缩，俄国和日本开始放手争夺，就不管直系奉系还是督军省长，这个自治那个共和，启蒙救国，耕读传家，都像浮萍一般雨打风吹去了。

（中国改开后的部分就不放在这篇里了，不把东亚苏东拉美一二战金本位布雷顿讲完是说不清楚的，星球里有18篇5万字的初稿供深度刷机用户玩耍，从没这么烧脑过的不必急于加入，先看完公号长文热热身）

本篇部分参考资料：

【4】  富田俊基：《国债的历史：凝结在利率中的过去与未来》

【7】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9】  王立新： 《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