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选读】何川：为师为己 平而不凡
有这样一群老师，他们的讲台在雪山上、在森林里、在岩壁上、在山野里，他们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筑梦人”，他们是登山户外领域的老师们。他们默默耕耘、倾囊相授，用责任和使命诠释着登山户外人的情怀。老师与学员之间，不仅仅是技能的传授，更多的是登山户外精神的传承。山野9月刊，与我们一起走近户外课堂的师者。
本文刊载于《山野》杂志2020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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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徐时雨
人物简介
何川，北京理工大学教师，2001年涉足户外运动，开始在北京周边徒步穿越、露营、骑行。2002年开始室内攀岩和户外攀冰，2003年开始户外攀岩，2004年开始尝试器械攀登和开发攀岩线路，并开始接触高海拔攀登。2015年，独攀600米华山峭壁，刷新中国大岩壁攀登历史纪录。2012年，登顶婆缪峰。
在北京理工大学三尺讲台上，何川是光电学院一名讲师，做老师，二十年里迎来送走一批批学子。在冰与岩的垂直世界里，何川是一位攀登者，同时教授传统攀登课程，做自己，他不停向上，享受攀登。
初为人师
成为一名老师，并不是何川的理想，但三尺讲台是他的选择。
2000年的毕业季，身边人走上不同的人生轨迹。21岁的何川选择留在母校北京理工大学做老师，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因为喜欢运动，连设施条件优越的校运动场都成了他留下来的理由。
如今想来，那时的何川还并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基本上是按照社会和体制铺就的路来走。
初为人师，何川先做了一年班主任。20年后，王阳还记得当年入学第一眼见到何川时的样子——“休闲装，很青春，清瘦但很挺拔，看上去没比我们大多少。总体上还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大学生的样子。”因为年龄相仿，又想区别于高中时的“老师”称呼，学生们亲切地称他为何老板。
作为何老板的第一届学生，在大一那一年，每位同学都收到过一份贴心的生日礼物——一本书，每本都由他亲自挑选。
班里40多名学生大多来自外地，何川也会偶尔组织学生去看升国旗、京郊游，和学生相处的如朋友一般。
那时的何川也慢慢开始接触户外运动，但无论是20年前，还是20年后，何川都不曾刻意鼓励学生同他一样走向户外，走向攀登。“他的包容性很强，对别人的爱好从不强求，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独立的人格，这也是他一直为我们作出的榜样。”王阳说。
王阳是何川当年选出来的全系唯一一位女班长，何川也的确像是她的“何老板”。作为得力助手，王阳不仅要管理班级，寒暑假还要时常关注手机短信，经常要比“贪玩的”班主任更早回到学校准备开学事宜。那些年，因此缘故，何川出行的报备人也是王阳。
痴迷户外，但何川从没忘记为师之本。何川教师生涯的第一年过得并不轻松，王阳至今都清晰记得，当年如何配合何川将班级成绩从多人挂科的危急形势下拉回正轨。拯救成绩的同时又有学生退学事件发生，在何川与校方力劝下，那位学生也终究不愿意留下来。
“这个事件也可能让何川意识到，教育并不应该只是注重知识，还有思考方式，做决策的方式，他开始更加注重教育的实质性。”王阳说。
“自己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知道学校应该给学生的是什么，学生又可以获得什么，所以并不会对学生做形式上的要求。最重要的是讲求实质，这也是攀登带给我的变化。攀登注重实质，教育同攀登一样，没有实质，就没有任何意义。”何川说道。
理性热爱
何川的“攀龄”与教龄几乎等长。2001年，何川参加云蒙山穿越活动，走向户外，随后两年慢慢接触攀岩运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何川爱攀登爱得炽烈，山似乎才是他的乐园。2008年，他在白河租下小院，租期50年，从白河到北理工，开车两个小时。从接触攀登到取得今日成就，即便谋生已不成问题，何川也依旧坚持过着教书与攀登的双重生活。
何川曾这样说，攀登于他始终是弹性需求，自己从来没想过从学校离开而专门从事攀登。热爱？工作？把攀登当作兴趣爱好，才可以如此投入，如果当成工作来做，也许反而会影响状态。
用“弹性变化”也许可以较为贴切地形容何川在攀登与教育之间的平衡。攀登与工作兼顾，是最好的平衡，而在这之中，也一直有着弹性变化，对于攀登，有时投入时间多一些，有时少一些。
何川认为，对攀登的极致追求，并不能以投入的精力和时间多少而论，思想意识和想象力才是核心。
你要知道——什么是极致攀登，如何去实现极致攀登，最优秀的攀登者会全力以赴去攀登，但往往是他思想达到的高度决定攀登高度，而并非时间。
20年来，王阳从当年的学生到如今的挚友，见证着攀登在何川生命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攀登是何川生活中的一部分，但他从不会把攀登带到工作中去。”何川自己也很在乎这种界限感。“学校就只是工作的地方，我一直分得比较清楚。”
起初刚刚踏入户外时，攀登充当过何川在生活与工作之外的调和剂，但目前在他看来——“攀登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谈不上特别的调节，我的生活本身就是这样的。”
攀岩授课
在何川的攀登生涯中，有自己摸索，也有导师引路。“攀登实践性特别高，不能只学理论知识，如果能有一位有经验的人带着你，进步自然会很大。”何川说。
因为自己曾受益于导师，何川在自己攀登时间之外也会教授年轻人传统攀登课程。“教不同于学，教授别人也是提高自身攀登技能的重要方式。此外，通过培训多和年轻人接触沟通也很重要，可以了解年轻人的攀爬状况。”
张枫雨第一次见何川是在桃源仙谷，终于见到久仰大名的偶像，却没想到相遇情境竟是两人“探讨病情”。
张枫雨当天在攀冰中意外冲坠，崴了脚，下山时一瘸一拐遇到何川，因为何川也处在布达拉峰冲坠崴脚骨折的恢复期，当时便给他“诊断”了一下。就这样认识后，一年后的秋季，张枫雨来到北京密云白河参加了何川的传统攀登课。
“何川老师的教学风格偏技术派，有些理工男的风格，从他的教学中，你能看到他对攀登技术的极致追求。”张枫雨说。
何川认为，攀登与教学都需要严谨，但体现不同。在攀登中，需要远高于学术中的严谨。“不小心犯一个小错误，代价就会是非常高的。”但在教学中，态度要严谨，形式要轻松，教学也是一种交流。
蓝自认为是何川学生中“最不成器”的那一个，没有一点攀岩基础的她“混”进何川的传统攀登课，才知道何川在攀登圈这么有名气。虽然能力不够同何川一起攀登，但经常会跟随他们走进野外。
“何川是能跟学生成朋友的那种老师，我们面对他是尊重但不拘束的。他似乎从来不会批评别人，即便对方确实有地方需要提高，也是以鼓励为主，从来不打击。”
不管是学校教学还是攀登教学，何川都会提前做大量准备，教一分，自己就要学习十分，教一个小时，自己就要学习十个小时。他认为这是教育的共通之处。
每次培训，从早到晚，都需要非常投入。晚上回到白河小院，他通常不会做严肃的课程总结，和学员扳扳手腕，用左手夹巧克力豆比赛，既锻炼了手指灵活性，也放松了精神。
但攀登培训不会占用他过多时间和精力，相对于教人攀登，这个阶段的他还是渴望自己攀登。
“任何事情做得多了，对自己感官和精神上带来的刺激就会降低，教学的重复性很大，我并不喜欢做重复的事情，而对于攀登，每次都是不一样的，每座山峰的路线、环境都不同。我渴望去尝试新的东西。”何川说。
皆为选择
近20年的攀登生涯，有成就也有惊险。
八天八夜独攀华山，在体验最孤独后攀向顶峰，成为第一位独攀大岩壁的中国人；登顶婆缪峰，却经历最艰难下撤，被落石击中拖着残腿险中得生；四次征战布达拉峰，却因为不同原因而无缘登顶。
对何川来说，攀登的魅力来自于未知，也来自于克服恐惧之后的快乐。
一次次攀登归来，回到工作生活中，何川能够感受到这20年来，攀登在他身上留下的岁月痕迹。
“最大的影响是对三观的塑造，攀登改变了我对人生的看法，对生命的认知。”何川自言道。
在世俗的世界里，为了尊重和社会认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纠结，何川也逃不开这些。但在自己可选择范围内，他会尽量选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当年刚走入社会，并不清楚自己要怎么过这一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到了现在，自己拥有更多自主选择的机会，能够按照自己的选择来走，所以对目前的生活状态很满意。”何川说。
也许有人觉得身为大学讲师的他本应该追求更多学术上的成就，世俗上的成功，但在何川看来，无论是攀登，还是老师，都是自己的选择。
想到未来的退休生活，何川认为那时的自己应该还在攀登。但目前，从白河到西北三环的北理工，从垂直岩壁到三尺讲台，他满足于这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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