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公共安全与智慧治理”专题论文之二：区块链赋能灾疫治理的价值逻辑、实践路径及其伦理反思
引用规范：胡芮.区块链赋能灾疫治理的价值逻辑、实践路径及其伦理反思[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2(2)：31-38.
作者简介：胡芮（1987—），男，四川南充人，博士后，从事伦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摘 要：近年来，作为新型网络底层架构技术的区块链已经开始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着力点。人类面对灾疫的实践活动既是社会非常状态下的治理活动，又是道德意志驱动的伦理实践。区块链技术因其具有多维价值特征与灾疫治理的伦理目标高度契合，有望为现有灾疫治理体系进行赋能。同时，作为一项新兴的技术手段和灾疫治理架构，区块链赋能灾疫治理的伦理风险在于其可能超越了治理活动的边界。因此，需要警惕区块链技术对灾疫治理可能存在的价值偏离。
关键词：区块链；灾疫治理；实践路径；伦理反思
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展面貌日新月异。然而，在生机勃勃的盛景下，频频暴发的灾疫却更显阴森黑暗。瘟疫、海啸、飓风、地震以及近期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无国界蔓延肆虐的灾疫虽然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至暗时刻，但伤痛甚至死亡却在客观上强化了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抗击灾疫的斗争中，人类社会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关怀”意识塑造了灾疫治理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疫情是对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大考”。“高效能”与“善治理” 既是灾疫治理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灾疫治理从“应急管理”向“智慧治理”跃升的客观要求。面对灾疫的巨大破坏性，个体力量难以有效应对灾情，“智慧的”灾疫治理实践既需要科学高效的制度保障，也需从伦理维度进行良善抉择。灾疫治理的伦理反思贯穿于灾疫防治、灾疫救治、灾（疫）后重建全过程。灾疫治理效能的实现有赖于现代社会治理工具和方法的革新。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最初作为金融工具出现的区块链技术在更为宽阔的社会治理领域凸显效用，并以“赋能”的形式对现有治理体系产生积极影响。区块链技术的变革性突出表现在实现公共服务智慧化和治理机制简约化两个方面，这种高效能的工具有望在灾疫治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作为一种新兴应用技术，区块链在灾疫治理中的伦理风险也有待于理论澄清。
一、区块链技术对于灾疫治理的价值影响
当前，区块链已经成为技术发展的前沿，国家多次出台相关文件予以关注。2016年10月，以工信部《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白皮书》的发表为标志，中国对区块链技术的研究发展到官方主导的新阶段。在白皮书中，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区块链标准化路线图。在此后的3年中，国务院又多次在文件中明确提出要针对区块链等战略性前沿技术进行提前布局。2018年5月发布《2018年中国区块链产业白皮书》将区块链视为全球技术发展的前沿和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支撑。2019年11月，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提出要“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国家主导、社会参与的金融、科技领域对区块链的研究和建设如火如荼，充分体现了区块链技术对于现代社会治理具有重要价值。
通俗地讲，区块链技术是一种分布式的数据库方案，因其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公开透明等特征而在金融领域广受追捧。区块链技术是在非信任环境中建构的信任服务的基础设施，其核心价值是重构信任。同时，区块链底层技术框架的普适性特征使得其在社会治理领域具有更为广阔的前景。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命题以来，如何有效促进国家治理能力提升一直是理论研究的前沿热点。
区别于传统社会治理，现代社会治理逐步形成诸如“多元主体参与”“多中心协调”“协同发展”等理念，但在实践过程中，依然存在治理效能低下，治理主体责任不明确、不平衡等现实问题。特别是灾疫突发的背景下，治理决策失误不仅会造成资源配置失当，同时也会对国家行政权力的公信力造成负面影响。灾疫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非常状态，它以“生命至上”为首要伦理原则，通过对社会资源进行高效精准配置，实现社会秩序回归常态，并促进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有研究指出，新技术、新方法的引入有利于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富有“实践智慧”的灾疫治理将体现出兼顾经济和道德双重效益的特征。如何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两方面促进治理效能提升，区块链技术因其具有的多维价值特征在这一变革中被给予厚望。
区块链技术的多维价值特征体现在：一是数据价值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消融了时空壁垒，使得人类信息交换的速度和层次不断提升，但海量数据高速交换带来的信息冗余、价值混乱和信任降低也使得网络数据呈现出“信息贬值”的倾向。互联网技术进一步发展必须处理的问题是：如何破解因数据冗余和虚假消息造成的“信息贬值”难题。区块链的出现，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如果说传送信息的互联网是第一代简单的网络的话，那么区块链则是传送价值的智能网络。”以代码形式表达价值，进而实现资产在链上的可被追踪、控制和交易，区块链的首要特征就在于此。二是参与价值化。创新社会治理需要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效能，现有供给导向机制运行高度依赖行政一元主体。区块链记录方式能实现公共信息实时同步共享，让公共治理实践从行政一元主导向多元主体参与发展，实现个体与行政治理主体之间的有效对接，破解“陌生人社会”公众治理参与度低的难题。在面向需求导向的供给侧改革中，区块链因其多元主体的结构性特征，个体从治理客体转换为治理主体，个体参与治理所形成的数据都能被发现、记录、标记，并最终形成链上价值。通过引导公众直接参与，全景呈现社会需要，不断形成“共治共享”的新格局。三是信用价值化。作为高度透明的分布式记账系统，区块链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能够实现所有交易的时间记录，“时间戳”确保链上信息的真实性，因而区块链上的一切活动都能做到清晰可追溯。“区块链阻止我们就历史说谎。”道德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数学问题和技术问题所克服。正是由于区块链的此项技术特征，使得其成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全新路径和方法。同时，技术上消解了传统治理模式“暗箱操作”的可能性，有望降低治理实践中主体间的信任成本，减少应对突发重大灾疫事件时主体协同中的摩擦，争取可贵的“窗口时间”进行生命救治，进而实现灾疫治理效能的提升。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多维价值特征，将对面向未来的灾疫治理产生3个维度的影响。
首先，“数据价值化”的特征有利于灾疫治理格局从“信息传递”向“价值传递”变化，形成资源高效精准配置。一般认为，区块链具有“去信任”的特征。这是因为区块链运用了一套基于共识的数学算法，以技术为信用背书，形成了分布式可信网络。因此区块链上的信任是多元信任和社会信任，超越了传统信任限于熟人或依赖中心权威的局限性。但“去信任”并不意味着非道德性，恰好相反，区块链信任是建立在最稳定的算法之上，借助技术而实现信用创造。区块链上的道德不是程序运行的结果，区块链本身就是基于道德的谋划。灾疫一般具有突发性特征，传统“串联式”的信息“审核—报送”模式极易造成信息“堵塞”，区块链以“并联式”链上广播的形式自动为信息的真值背书，这种特征将有效减少因信息失真导致的灾疫治理决策失误，将灾疫过程中的人为损失降到最低，避免“天灾”加“人祸”的伦理悲剧。
在涉及价值转移领域，区块链技术有着天然的优势。区块链技术已广泛地运用于金融领域，如英国新兴技术公司Everleger使用区块链记录钻石和其他贵重物品的来源和所有权转移信息。近年来，我国灾疫救助中的社会性公益事业已经开始出现“区块链+公益”项目。如蚂蚁金服、轻松筹、壹基金等公益组织和互联网互助平台，区块链技术的嵌入能有效地克服互联网公益事业中的信任难题，并有效规避财务不透明带来的信任危机。金融、公益等领域的区块链技术应用，为灾疫治理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其次，“参与价值化”是通过“去中心化”的技术搭建而实现的。通过技术手段奖励社会参与有助于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塑造更为广泛全面的灾疫治理模式。“人工智能的引入，有助于推进意见听取和意见回应的智能化。”突发重大灾疫情况下，理想的灾疫治理模式是实现政府、企业、民间等多方力量有效协调，精准调配物资和人力，高效协作实现灾疫管控。然而，传统灾疫治理模式依然高度依赖行政力量主导。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传统治理模式在疫情信息披露、医疗救治组织、救灾物资调配等方面的迟滞感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灾疫治理过度“中心化”的困境。当今社会治理以中心化网络为依托，“中心-边缘”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容易在灾疫突发的情境之中被放大。灾疫发生时，民间社会对中心化机构行动迟滞的不满则有可能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甚至对政府公信力造成消极的影响。同时，中心化灾疫治理模式高度依赖中央组织协调，地方条块机构“内生动力”难以激活，造成治理效能不足。区块链本质上是分布式数据库，不仅能较好地发挥社会内生动力，也便于政府部门高效获取信息。
区块链“去中心化”技术特征并不是对“中心”的解构，而是以“多元协调”的方式塑造更为“轻盈”的治理体系，它通过共识算法分解了灾疫治理过程中的信任风险和舆论压力，是对现有灾疫治理体系的“瘦身”和“提神”。同时，分布式账本系统架构确保网络中的每个节点都能同步共享、保存相同的数据信息。全球互联网治理委员会（FCIG）认为区块链技术能“让那些彼此没有特别信任的人合作，而无须通过一个中立的中央权威机构。”链上的每个治理主体都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都能通过发挥自身优势来为灾疫平息做出贡献，避免灾疫治理主体之间因中心缺失而造成的行动迟滞，形成“灵敏、高效、精准”的灾疫治理新格局。然而，“去中心化”治理体系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伦理风险，笔者将在后文专论，姑且按下不表。
最后，“信用价值化”有助于遏制灾疫治理过程中的腐败问题，形成廉洁高效的灾疫治理格局。区块链作为一种破解现代信任问题的技术性成果，其基本的特点即是安全可信。通过公开、透明、真实、不可修改的技术特点实现了信用价值化的目标。规避了传统治理模式中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信息虚假和腐败问题。目前区块链已经在金融、物联网、医疗、公益等领域得到应用。根据梅兰妮·斯万的理论，区块链的应用将逐步普及：区块链1.0是货币；区块链2.0是合约，主要应用于金融领域；区块链3.0则是超越货币、金融、市场，在公共事业如健康、科学、文化和艺术等行业的全面应用。区块链具有公开透明、防篡改、可追溯的特点，使治理网络形成先天道德运行机制，从而能创造出更为可信、安全、有序的灾疫治理网络。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广州南沙区运用区块链等技术搭建疫情防控协同系统，汇总整合疫情相关重点人员、疫情数据、资源调度等防疫信息，打通因行政条块设置造成的“数据烟囱”，进而建立统一的疫情防控指挥中心。趣链科技联合雄安集团、复星集团等共同发起“慈善捐赠管理溯源平台”，通过将灾疫治理过程中的慈善物质捐赠全过程进行上链，捐赠者和相关利益方作为参与节点能够全程监督审核物资使用过程。研究表明，区块链技术赋能灾疫治理物质捐赠领域，能够做到物资信息全程公开，精准反映资源需求，资源流向分布记录且可追溯，有助于灾疫治理效能的提升。
二、区块链技术赋能灾疫治理的实践路径
就体制而言，现有灾疫治理体系下，行政力量主导的组织机构客观上处于核心地位，是整个灾疫治理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子系统。就功能而言，现有灾疫治理体系是通过自身革新而达到善治目标，要求极高的道德自觉性。从主客观两个维度来看，现有灾疫治理效能的实现都高度依赖行政力量中心作用的发挥，具有传统“中心化”治理系统的显著特征。由于行政力量始终处在三元治理结构的中心地位，在“中心-边缘”的结构张力影响下，治理效能发挥受到客观条件制约，时常出现资源失衡困境。灾疫治理(governance)是相对于统治(government)和管理(administration)而言的，这需要对现有“中心化”灾疫治理格局进行合理调整优化。在灾疫治理中，“伦理的”动机和“伦理地”行动是达到灾疫治理目的的必要条件，区块链“内道德化”的特点与灾疫治理的伦理谋划高度契合。从灾疫治理的对象来看，对抗任何灾疫的实践斗争都要处理好灾（疫）情、资源、秩序3个方面的问题。区块链技术有望破解治理系统因过度“中心化”而带来的“资源失衡”效应。宏观来看，区块链对灾疫治理的过程性赋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灾疫防治信息发布
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中心化特征体现在政府建立在理性科层制的基础之上，这一中心化治理模式曾得到马克斯·韦伯的热情拥护，“从纯技术的角度看，官僚制是最高效的组织形式。”然而，前信息时代曾引以为傲的官僚制在现代社会中却极容易出现“异化”：条块壁垒、信息冗余、程序迟滞，某种程度使得中心化治理模式同效率低下联系在一起。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行政机构在疫情通报方面的迟缓及失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现有灾疫治理模式的不足。区块链的分布式特征，会对现有灾疫治理体系等级化、封闭化、控制化等过度中心化弊端进行调整，致力于塑造一个平等开放、协作共享的自治性价值网络，避免僵化科层制管理模式下的疫情通报迟滞导致消极后果。
有学者指出，“灾疫治理涉及预防、抗救、重建三个环节，所以它必须具备过程化伦理视域。”灾疫治理的过程化视角为科学开展治理实践奠定了认识基础。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将灾疫预防作为灾疫治理的第一个环节虽然具有前瞻性，但逻辑上灾疫治理是以灾疫的存在为基础的。灾疫预防应该视为日常性社会治理的内容，而灾疫治理则是通过治理防止灾疫进一步恶化和扩散。因此，灾疫治理的首要环节是防治工作而非预防工作，即防止损失扩大和救治受灾（疫）人员。灾疫暴发之初的防治工作主要由两方面构成：一是迅速摸清灾疫影响范围，明确生命财产损失情况；二是及时向社会发布灾疫信息，回应公众知情期待。历史地看，灾疫暴发时往往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造成巨大影响，往往具有波及面广、持续时间长、灾害程度深的特点，这意味着灾疫治理之初需要极高的信息数据处理能力。传统治理结构过度“中心化”特点极容易形成“数据孤岛”，灾疫信息发布主体往往不能全面、准确、及时地掌握重要信息，容易给公众造成新闻发布迟滞、“文不对题”等消极印象，造成灾疫治理主体道德形象出现“矮化”。由于灾疫治理体现出鲜明的伦理实践特质，灾疫治理主体道德矮化将直接影响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信息平台搭建有望扭转现有灾疫治理格局信息发布困境。区块链消除“数据孤岛”使得灾疫信息发布体系从结构上被深度重塑。根据披露出的信息来看，传统灾疫信息发布需要通过“串联式”业务流程才能正式公布，这种层层审核的做法能较为有效地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权威性，然而，信息发布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依然屡有发生。区块链分布式结构能够将信息发布由“串联式”变革为面向公众开放的“并联式”业务流程。灾疫相关信息在区块链上分布式呈现并及时全网广播，做到信息发布公开、及时、透明。每一个信息发布者获得相应“价值”奖励，区块链“内道德化”架构也能较好解决信息真实性的问题。
2.灾疫救治资源调配
灾疫治理的中心工作是实现救治资源的有效配置。灾疫发生后，对生命的救治成为首要伦理原则。灾疫治理主体要迅速组织相应资源投入灾疫救治工作。从来源上看，灾疫救治资源主要分储备性资源和临时性资源。传统灾疫治理模式下，储备性资源调配、使用都能快速实现，但临时性资源由于来源种类、方式、路径、时间等高度分散，很难有效组织管理。同时，资源规模也屡创新高。据报道，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全国慈善捐赠总量突破1 000亿元大关。临时性资源调配困境成为灾疫救治阶段亟须破解的难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民间力量迅速行动，通过多种形式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形成了体量巨大的临时性资源。传统灾疫治理模式中，“中字头”基金会和红十字会等慈善救助组织是资源调配的主要依靠力量。然而，由于渠道单一、力量薄弱等客观情况，传统灾疫治理体系中的公益组织很难及时高效完成海量物资调配工作，落后的“介绍信模式”造成了大量物资拥塞现象，甚至出现了排队一天却只能领到两件防护服的报道。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有望破解灾疫治理中的资源调配难题。早在2017年5月，联合国旗下的世界粮食计划署就已经使用“以太坊”区块链平台发放价值百万美元的食物券给约旦和叙利亚难民。基于TCP/IP协议的传统互联网虽然追求“开放、平等、协作、快速、分享”理念，但传统互联网只能实现信息互联，却难以做到价值传输。区块链从技术上解决了信息的“价值化”问题：通过竞争机制下的“矿工”，为信息打上“时间戳”，使前后传播的信息间产生异质性；通过“智能合约”，自动实现信息在不同主体间传播时的产权流动；通过“分布式账本”，即多方主体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形式保证这个过程的实现。这意味着，区块链是价值生成、传递的有效载体，是“信息—价值—资源”连接的中心环节。面向未来的灾疫治理，需要实现区块链与物联网技术的深度融合，在分秒必争的灾疫环境中，实现救灾物资精准调配，达成生命至上的伦理谋划。
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的“口罩风波”为例。口罩风波反映的是物资周转问题，可以从产、存、销、运4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时值春节，产能运能不足；其次商家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最后物资转运失效，大量支援物资账实不符及延误，甚至被私下变卖，更有人生产劣质口罩谋财害命。基于区块链的不可篡改和可溯源的特性，为相关信息赋能授信。在预包装商品领域，可以大大缓解以上问题。医院可以在区块链技术平台公布“疫情物资收件信息”，避免物资被人冒领；通过链上信息发布，海关或相关部门可以快速查询并确认“疫情物资”信息，开辟绿色通道，给予快速通关；生产商可以上传标准的产品包装和使用信息，供消费者查询和比对，也可以上传分销记录，便于物资的溯源查询；经销商可以上传进货和销售的批次、数量和金额，系统对于异常售价进行及时预警，提示市场监管部门进行问询或干预；疫情发生时，配合区块链记录的生产和发货接收数据，生产厂商可以直接发货给医院甚至个人，随后再以这些发货记录为依据，获得医院采购经费，国家拨款补贴或捐款配额。
3.疫（灾）后秩序重建
灾疫后的秩序重建是灾疫治理的重要工作。通过对生存环境的重建实现人类社会“重生”和“再出发”，从根本上消除灾疫的消极影响。灾疫治理的伦理目标是实现社会秩序复归良善和人心秩序重回信任。重建工作既包括物理层面的重建，也包含社会心理、精神层面的重建。相对于灾疫救治工作而言，灾疫后的重建工作范围更大、时间更长。传统灾疫治理模式中，因突发灾疫而组建的应急协调机制的临时性与秩序重建的长期性之间存在天然矛盾。区块链的分布式记录特点，能较好保存灾疫过程中的各项数据，为灾疫后的物理重建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已经有发达国家准备在灾后重建工作中使用区块链技术。据报道，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MA)考虑建立以区块链为基础的登记中心，以加快救灾款项的支付。美国国家咨询委员会(NAC)在一份草案中指出，自然灾难发生后，各社区往往会依赖政府救援，而区块链技术可以简化政府支援支出流程并提高支付速度。“在许多灾害中，如波多黎各的玛丽亚飓风或得克萨斯州的哈维飓风，受影响的社区可能会丢失申请索赔所需的各项信息，如政策文件、土地所有权记录和个人身份证明等。”该草案这样写道，“通过以这种方式试点基于区块链的注册中心，FEMA可以促进跨部门协作，并开发能够提高灾难响应和保险索赔支付速度的技术方案，同时不会牺牲准确性或增加欺诈风险。”区块链技术具有多方保存记录的优势，灾疫治理主体应该积极探索其在灾疫后重建工作的应用。由于具有去中心化的技术特点，区块链技术可以在多个服务器上保存重要信息，有效消除灾疫可能造成的单点故障威胁。去中心化的结构提高了灾疫中关键信息的还原和恢复能力，为后续重建工作奠定了基础。
区块链作为一种分布式系统，能较好地通过技术手段解决单点故障问题，这在灾疫后重建中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秩序重建的基础是社会共识的形成。传统灾疫治理往往是以中心组织的意志为主导，体现为“单一性话语”。这种权力自上而下的推动较难达成真正的公众参与和权力表达，进而引发重建秩序的意识紊乱。而区块链技术可以通过低廉的成本实现高度可信且可验证的民意调研，有助于“共识性话语”的形成。通过区块链技术搭建投票系统，可以清晰地表达灾疫后重建蓝图的民意倾向。据报道，俄罗斯曾在2018年就市政项目建设等公共话题进行区块链投票，达到了理想的效果。在“去中心”化的表达语境中，个体充分透明公开的表达，再经技术路径使得原本弥散、多元的“碎片化”意识复归于“一”。
诚然，物理层面的重建工作是灾疫治理的现实目标，但如何在灾疫之后离散的社会基础之上重建秩序才是灾疫治理的最终伦理目标。重建秩序的动力源自人类追求生生不息的崇高道德感，它要求人们在灾疫中重新认识和理解自身，通过对灾疫过程的批判性反思，重新思考何为“更好的”生活谋划。“智慧地行动”是灾后重建的现实要求。在灾疫治理中，人类对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辩证反思中，重塑行动的道德原则。区块链技术在“器物层面”提供了更有效率、透明、公开的行动方案，但是我们依然需要站在“道”的层次上对这一技术过程进行审思，警惕“技术万能论”对人类社会可能造成的另一场灾难。于是，我们的讨论便进入下一个阶段：区块链作用下的灾疫治理谋划需要哪些方面的伦理反思？
三、区块链赋能灾疫治理的伦理反思
如前所述，灾疫作为人类社会遭遇的非常状态，人类通过技术层面的“工具革新”实现对生存困境的破除，并在认识上达到全新的高度。依托区块链技术的嵌入“革新”现有灾疫治理手段，形成全新伦理认知，进而形成更“ 智慧的”灾疫治理机制。很显然，上述定义同时包含了3个基本的预设：现代信息技术所秉持的价值立场与灾疫治理基本伦理原则没有本质冲突；区块链技术与灾疫治理具备现实结合的历史可能；面向未来的灾疫治理内涵并不能为区块链技术所穷尽，区块链技术只是历史地表达了这一可能性，灾疫治理的根本目标仍在于如何更好地落实“生命至上”的伦理原则。作为一项新兴的技术手段和基础治理架构，在畅想区块链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需要警惕区块链技术对灾疫治理伦理价值可能存在的偏离。在灾疫暴发的背景下，治理抉择往往陷入“快”和“好”的两难，区块链技术能否更好地守护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珍而重之的传统价值，技术方案在提升灾疫治理效率和降低治理成本时是否会造成对伦理（非效率）价值的威胁？这些问题都有待做出伦理学层面的澄清。
1.“技术利维坦”隐忧
区块链技术在灾疫治理中的引入从本质上看仍然是一种效用主义谋划。效用主义（或称功利主义）是道德学说领域一条古老的原则，重新审视灾疫治理的效用主义原则并非老调重弹，而是从另一个全新的高度审视区块链技术之于灾疫治理的意义。毋庸置疑，未来灾疫治理体系是以网络化、数据化的面貌出现的，这与区块链技术展示的分布式、可验证和智能加密等特性具有较高的契合度。随着技术发展，区块链技术必将与灾疫治理实现某种方式的结合并体现出强大的社会治理力量。区块链为智慧灾疫治理描绘了理想图景，呈现出多元参与、有效管控、相互信任的特点，灾疫有望在区块链架构的基础之上迅速实现复原，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人为失误而导致的灾疫发生。然而，需要认识到，作为人类社会的非常状态，为了给灾疫之中的人们提供安全和保障，灾疫治理主体往往需要展示极其强大的力量，在区块链技术力量的加持下，人们在享受高效的治理福利时，也在悄然之中“受缚”于区块链的巨大力量，作为灾疫治理体系之中的基础性架构，区块链会否异化为任何组织和力量都无法束缚的“利维坦”巨兽，对人类珍视的自由价值造成戕害？这是区块链技术赋能灾疫治理需要考虑的首要伦理问题。
技术“利维坦”往往出现在革命性技术开辟的全新实践空间，在这里，新社会秩序确立之前短暂出现的“权力真空”是其诞生的温床。不难发现，区块链“去中心化”的特征极容易导致国家、政府等传统治理权威的削弱。在区块链赋能灾疫治理的语境下，传统治理权威被“矮化”成众多治理主体之一，显现出一种接近于“无政府”的社会自治状态，而由此导致的社会风险不言而喻。总体来看，区块链赋能灾疫治理造成的权力失控风险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去中心化的设计并不必然导致消除权力集中。灾疫的突发性和极端性往往要求另一种形式的权威。区块链向灾疫治理主体赋能的同时也强化了其权威性。由于区块链技术并不是无门槛和完全开放的，这就必然造成治理主体之间的非对称性权力结构。第二，区块链技术的最大优势在于其技术架构的信任机制，这种道德“内蕴式”特质虽然造就了区块链极强的经济驱动力量。但是，这种“谁创造，谁享受”的分配方式却容易滑向庸俗的金钱主义，灾疫治理需要捍卫的公共利益极易被忽略。更为严重的是，当价值获取的方式有且只有区块链一种时，社会群体之间的技术差异将演化为阶级差异并加速固化。第三，“去中心化”的理论谋划并不能真正起到抑制权力集中以及实现社会自由总量的提升，在“中心化”与“去中心化”之间简单地选择显然是一种天真意识。“链上”与“链下”造就了灾疫背景下因技术差异形成的弱势群体，弱势群体难以有效地获得服务和资源。同时，因技术壁垒形成的某种类型的障碍也会影响个体传输或接受信息的能力。这些障碍使个人难以接受必要的公共卫生信息并充分参与灾疫治理活动。为了破除这些障碍，低效率沟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保留的，如直接的口头交流等。灾疫治理下的效用指向需要从更高维度审视区块链的“高效率”特质，以及追求灾疫治理善治目标的实现，要辩证对待区块链技术的优势与不足。唯有此，灾疫治理才不至于滑向简单的功利计算而真正成为“伦理的”实践。
2.算力资本化风险
本文之所以展开探讨所依据的“理论框架”，既不来自现代信息科学，也不来自某种先验神秘的“生命至上”道德律令，而是来自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遵循《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所表达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认为，区块链技术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不可能与具体的社会经济关系相脱离的。换言之，区块链技术要真正得以发展，必须深深扎根于人类改造社会、改造自然、改造自身的伟大实践之中。区块链作为一种为人类社会造福工具其本身价值是通过良善治理的达成而实现的，同时，随着灾疫治理对区块链的引入，也必然伴随着我们对其认识程度的加深。这种结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唯物论自觉意识是我们寻求灾疫治理方式“智慧化”的思想前提。然而我们需要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泛泛而谈区块链技术带来的实用主义技术福利，或许会让我们对灾疫治理理论革新的讨论失去足够明晰的焦点。为了避免这一点，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区块链技术在灾疫治理中展示出多维价值特征及其可能存在的伦理风险。
如果将区块链技术视为一种全新的治理工具，其与传统治理相比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去中心化”。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探讨了区块链技术的多维价值特征，链上信息、实践以及独一无二的创造都能够被特定算法所“赋值”，对链上价值的过度追逐容易导致迷失灾疫治理的现实目标，我们看到，区块链技术在解构传统“中心化”治理弊端的同时，又陷入了对“算力”价值的畸形追求。这种追求使得区块链生长出新的“中心”，进而宣告去中心化模式的破产。比特币挖矿机的出现即体现了区块链资本化的倾向，这一改变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传统价值观念的重塑和生产方式的变革。灾疫治理区别于一般社会治理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以价值的分配为主要内容，而社会治理则包含价值的生产和分配两个环节。因此，灾疫治理中要警惕资本通过购买区块链“算力”的形式进场，杜绝“因灾发财”的不义之举。区块链技术标榜的雄心是“创造了一种让我们可以创建信任的机制、定义新的规则并且快速实现的自由。”理想的解释是，仅仅将区块链视为另一个资本角逐“蓝海”的观念是浅薄的，但历史发展提示着我们，资本一旦不受限制地与技术达成利益的合谋，不受道德制约的区块链算力竞争就有可能对灾疫治理的道德合法性根基产生动摇乃至破坏，甚至异化为不负责任、不受制约的资本欢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就是要在灾疫治理实践中，辩证扬弃区块链技术的缺陷，坚持灾疫治理的伦理原则。3.“效率”与“善”的平衡
从根本来说，区块链技术的产生是信息技术发展的结果，其特点是可以利用“分布式账本”来完成系统的“去中心化”。然而，区块链技术同时也展现出一种强大的数据主宰能力，理论上拥有超过50%的算力就能够控制整个区块链系统，其潜在的风险不言而喻。换言之，若非与良好的德性相互配套，区块链技术就有可能蜕变为开启潘多拉之盒的强大魔法。此外，去中心化之后的监管成为新的权力领域，若盲目乐观拥抱技术主义，缺乏对于输入网络的信息质量的社会监察机制，则有可能导致新的集权出现。正如田海平等所揭示的人工智能时代的基本道德原则，算法应当遵循“善法”。而区块链治理格局一旦形成，便很难被颠覆。全面拥抱区块链治理模式潜藏着选择自由丧失的隐忧。灾疫治理最终依据的原则是自由意志还是技术自身发展演化的逻辑？将继续在形上领域拷问人类对待区块链技术的认知。
概而言之，灾疫治理的终极旨归是在实践中完美彰显“生命至上”“人是目的”的道德意志。这要求任何技术底色的治理模式在拥抱科技理性的同时，也要突破现代社会由于理性主义带来的诸多屏障。在人类信心满满地踏上现代化的征途时，灾疫便以某种方式潜藏在人类文明机体的深处。灾疫治理所能触及的，从根本上说，只是文明病变的浅表层面。而灾疫的暴发，既是自然力量使然，也决不能低估人类自身的实践影响。理性之外的人文主义精神，作为一个十分古老的历史问题，在灾疫治理背景下探讨，似乎能够得到新的阐发。早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就试图以哲学论证“人乃万物之尺度”。灾疫的极端性往往考验人性深处的道德感，内在的德性力量引领人类走出灾疫，历经磨难依然生生不息。布罗代尔曾言：“人文主义是朝向逐步解放人的战斗的过程，同时对人类来说，不断关心着它可以变更和改善人类命运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在灾疫治理中通过对技术的合理扬弃，建构兼具理性力量与人文光辉的灾疫治理伦理，是人类生存、发展、幸福乃至解放必须膺负的责任。
需要认识到，我们寄希望于技术理性前行的力量能为人类灾疫治理提供有效的手段，但新技术引发的社会风险却可能超越了自身能力的边界。“技术首先是一种工具，其次是一种知识，更深层的是一种行为约束边界。”区块链技术是否是人类面对灾疫时值得信赖的治理工具仍待进一步实践验证。作为一种基础新架构，区块链在社会治理领域确实展现出非凡的革命性。但与其将区块链开辟的治理世界视为理想的“世外桃源”，毋宁将其视为人类趋近善治的不断探索，其意义在于通过技术理性的犁铧，翻动现实的治理世界，为灾疫之中的生命敞开永恒的希望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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