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婴，唐钧：现代贫困研究——从绝对到相对再到多维
引用本文：王婴，唐钧.现代贫困研究：从绝对到相对再到多维[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2（6）：83-89.
作者简介：王婴（1957—），女，北京人，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教授，从事社会工作研究。
摘 要：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致使“相对贫困”成为一个活跃的热词。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一是界定和测量贫困的两种方法，二是制定反贫困政策的两种理念。作为政策理念，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既有差别，但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对贫困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种发散的思维和包容的氛围，从而产生了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指数等新概念。在现代贫困研究的过程中，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是随外部环境变化而在政策理念和行动策略上的响应，现在的问题是要将其落实到政策和行动上。
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这是“相对贫困”的概念首次出现在最高层次的党的文献中，提法上的变化引起了中国社会的普遍关注。虽然这个提法仍与“脱贫攻坚”相联系，但视野已经超越了长期以来瞄准“绝对贫困”的既定目标。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社会政策和反贫困行动主要针对的是“吃穿发愁”的绝对贫困人口。因此，自那时起，消灭绝对贫困的说法在中国可谓深入人心。至于相对贫困，普遍的理解比较简单，即绝对贫困是一种水平较低或者说比较严苛的贫困标准，而相对贫困则是一种水平较高或者说比较宽松乃至慷慨的贫困标准。由此便形成了这样的政策逻辑：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是不同的两个反贫困过程，只有在标准较低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标准较高的“相对贫困”才能被提上议事日程。应该指出：对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如此简单化的诠释，在实际工作中恐怕会给社会政策和反贫困的“长效机制”造成困难和障碍。
要理清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可从吉登斯给出的定义说起。吉登斯说：“理解贫困有两种不同的方法。绝对贫困指的是缺乏保持健康和有效的身体活动所需要的基本资源。相对贫困指的是评价一些群体的生活条件与大多数人享有的生活条件之间的差距。”
吉登斯的定义实际上可以引出两种理解：其一，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理解为度量贫困的两种方法；其二，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理解为社会政策和反贫困行动的基本价值理念。本文对作为度量贫困的方法和作为政策设计理念的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分别进行讨论。
一、度量贫困：绝对的方法和相对的方法
把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看作两种度量贫困的方法，可能是大多数国内研究者的第一反应。吉登斯提出：“测量绝对贫困的一种具有共性的技术就是根据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维持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基本产品的价格确定一条贫困线。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个体或家庭被认为是生活在贫困之中。”按吉登斯所说，绝对贫困是一个用绝对数值表示的通用标准，亦即通常所说的贫困线来对贫困进行度量的方法。但是，吉登斯同时也指出：“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这个标准。他们提出使用相对贫困这个概念更加合适，也就是把贫困与在一个特定社会中占主流的一般生活水平相联系。”“因此现在测度贫困水平时，通常以低于平均（中等）收入水平，或收入等于或少于平均水平一半的家庭数目作为基准”。按吉登斯的意见，相对贫困是一个以对社会收入基准相对比率来度量贫困的方法。
用绝对的方法来度量贫困，如最常用的“菜篮子法”，也称“预算标准法”。这种方法是先开列一张生活必需品的清单，然后定时（按月、按周或按日）定量（按数量和价格）地计算出“必需的”生活开支，以此作为收入水平的底线，即通常被称为“贫困线”，收入水平达不到贫困线的即为贫困。除此之外，“恩格尔系数法”虽然是用一个确定的比例数作为衡量标准，如美国政府曾用食品支出超出家庭总收入的1/3为贫困线，国际粮农组织以食品支出等于或大于家庭总支出的60%为贫困线，但是，用作参照比较的仍然是“基本生活需求”，并不是“特定社会中占主流的一般生活水平”，因此也被认为是一种绝对的度量方法。
用相对的方法来测量贫困线，经常作为案例来介绍的是国际贫困线标准。就其具体的测算方法而言，也可称“收入比例法”。早在197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其成员国的社会救助制度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各国的社会救助标准大约相当于社会中位收入的2/3。1985年，欧共体（EC）采用同样的测量方法，确定了其各成员国的社会救助通用标准为社会中位收入的50%~60%。
虽然在吉登斯的定义中，相对贫困用于参照比较的基准是“中等收入水平”或“平均收入水平”，但在实际操作中，发达国家常用的大多是“社会中位收入”。在以往的研究中，国内研究者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微妙的区别，多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指标体系中常见的“社会平均收入”而非不那么引人瞩目的“社会中位收入”。如果居民家庭收入调查的统计数据是呈正态分布的，用“社会平均收入”或“社会中位收入”可能差距并不大；但如果呈偏态分布，两者之间的差距可能就大了。
当今中国收入分配的统计数据属于后一种分布态势，如2019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数是30733元，而中位数则为26523元，后者仅为前者的86.30%。因此，用社会中位收入和社会平均收入制定救助标准，结果是不一样的。假定“收入比例”定为50%，如果用前者，50%是15367元，月平均标准就是1281元；如果用后者，50%是13262元，月平均标准就是1105元，其差距还是相当大的。况且，如果用社会平均收入的作基准，理论上所有贫困人口当年的收入都应该提升到大于或等于基准数，那么次年再计算社会平均收入时，金额也将大幅增加；如此循环往复，恐怕哪个国家都承受不起。
说到贫困线，有一个问题顺便说一下：贫困线和社会救助标准，严格说来并非一回事。贫困线是一个学术性概念，社会救助标准则是一个法律的或行政的术语。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两个概念常被混为一谈，乃至派生出第三个概念，即贫困标准。在不需要严格区分的场合，上述三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
国内学者常说帮助政府计算贫困标准，其实不然。从程序上说，专家学者计算出来的贫困线，仅具有统计学的意义，对政府提供的只是咨询意见。作为制度安排的社会救助标准或农村扶贫标准，终须通过法定的政府决策程序，所以最后发布的社会救助标准是政治决策（社会政策或社会立法）的结果而非单纯的学术成果。
二、政策理念：绝对的和相对的贫困定义
作为社会政策基本理念的绝对贫困，被认为是以“生存”的理念——“有足够的东西来维持生命”为其客观的逻辑基础的。这就是说，社会政策应该满足所有的个人、家庭或社会群体“维持身体的健康存在而必须满足的基本条件”。绝对贫困的概念通常被看作是普遍适用的——所有年龄和体格相同的人，无论生活在何时何地，生存标准应该是基本一致的。所以，任何时间、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如果其实际生活水平低于这个普遍标准，就被认为是生活在贫困之中。
追溯历史，朗特里是现代贫困研究的先驱之一。朗特里非常重视对贫困的精确定义，在他的研究中，确实试图以营养学家的独立判断来建立一个基本食谱，以对饮食作定量研究的方式来精准地描述基于生存理念的贫困界定。然而，即便如此，他仍然将贫困区分为“初级贫困”和“次级贫困”。初级贫困是指那些无法获得资源以满足其生存需要的人；次级贫困是指那些看似拥有资源，但仍然无法利用这些资源使自己的生活高于生存水平的人。不过，不少后来者对朗特里提出的以“生存”为标准的贫困概念表示了质疑：
其一，针对“初级贫困”，很多研究者提出疑问，朗特里说的“生存”究竟指的是什么？实际上，人的生存条件并不等同于避免饥饿，而且这些条件会因人而异并随着时空的变化而改变。况且，朗特里在他最初提出的基本食谱中就包括了“非生活必需品”——茶。后来，收音机、报纸、儿童礼物和假期花费等等，也统统都被归为生活必需品。因此，吉登斯在评论绝对贫困的定义时说：“只使用一个单独的贫困判断标准可能有问题，因为这种定义没有考虑到在同一个社会内部和不同社会之间人类需要的变化。
其二，关于次级贫困，很多研究者也有质疑。20世纪80年代的多次调查都表明：当时的大多数家庭其实都会在诸如酒和烟草等非生活必需品上花掉一些钱。针对这个问题，Wilson提出了一个很“社会学”的界定方法，即干脆接受“涵盖不必要支出”的普通人生活模式，贫困标准似乎也并不能例外。但这个思路仍然没能解决如何界定“生活必需品”的问题，同时也没能解决到底有哪些“非必要支出”——诸如养宠物、开车、追求个人爱好，等等——可以被纳入“普通支出”的问题。
阿玛蒂亚·森对上述的种种批评做出了总结，他将基于生存理念定义贫困的路径称作“生物学方法”，他认为：①要准确定义最低营养标准；②要把最低营养标准转换成最低食物量的标准；③要确定非食品类必需品的最低需要量，在实践中这三点其实都是十分困难的。对此，他概括道：“贫困的最低生活水平定义中的每一过程几乎都有缺陷。”
Townsend是20世纪下半叶最具影响力的贫困研究学者之一，是他将贫困的相对意义明确提上议事日程。Townsend认为，贫困的定义并不像朗特里最初设想的那样狭隘，而应该是一个在规范和习俗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具有时间、空间以及其他相对意义的更广泛的概念。Townsend提出了“相对剥夺”的概念，即“社会上一般认为或风俗习惯认为应该享有的食物、基本设施、服务与活动的缺乏与不足”。他指出：如果“人们常常因为社会剥夺而不能享有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应该享有的生活条件”，那么他们就是贫困的。
从以上的讨论中，有一个问题似乎有必要给予关注。Alcock指出：尽管朗特里将贫困状态区分为“初级贫困”和“次级贫困”，但他将两者都称为“贫困”。从朗特里开始，学界和政界热衷于讨论的其实是“贫困”的定义及其绝对意义和相对意义。
从绝对意义上来定义贫困的，如经济学家雷诺兹，他提出：“所谓贫困问题，是说在美国有许多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可以使之有起码的生活水平。”而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则认为：“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是贫困的典型特征。“对于那些体验过贫困的人来说，它纯粹是个人感受——一种腹中空空的感觉，一种从自己的孩子眼中看到饥饿的感觉。”世界银行（WBG）在《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也强调：“贫穷就是挨饿，没有住处，没有衣服，生病，没有人照顾，不识字，不上学。”
从相对意义上来讨论贫困的，如Oppenheim等，他们和Townsend持同样的观点。如：“贫困是指物质上的、社会上的和情感上的匮乏。它意味着在食物、保暖和衣着方面的开支要少于平均水平。”“贫困夺去了人们建立未来大厦——‘你的生存机会’的工具。它悄悄地夺去了人们享受生命不受疾病侵害、有体面的教育、有安全的住宅和长时间的退休生涯的机会。”世界银行《1980年世界发展报告》提出：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在特定的时间，贫困通常（并出于很多目的）是相对于平均生活水平来定义的。
如前所述，在中国，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或许常常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贫困状况。但事实是：贫困定义的绝对和相对并非零和关系。它们更像一个硬币的两面，谁也离不开谁。从这个角度看，贫困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本身就是相对而言的。因此，Alcock说：“贫穷的绝对定义必须包括与一个特定社会相适应的相对判断；而相对的定义则需要一个绝对的核心，以区别于更广泛的不平等。”
关于贫困的绝对定义中的相对性，如前所述，仅有一个普遍且恒定的维持生存的标准是有问题的，因为这样思考问题，并没有考虑到贫困的时间性、空间性、过程性以及因人而异不断变化的特点。随着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最低生活水平也会相应地跟着提升。吉登斯以英国为例指出：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富裕，很多从前被看作奢侈品的消费品，如今都已经是生活必需品。“比如目前（21世纪初）的英国，几乎每家都有像电视机与洗衣机这样的消费品”“确实，现在甚至那些最低收入的家庭也享有比20年前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再如，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提出的“国际贫困标准”为：下限是275美元/年，上限是370美元/年（按1985年购买力平价，顺便说一句，370美元/年的标准，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每天1美元”）；家庭人均收入低于下限被称为“赤贫”，在下限与上限之间被称为“穷人”。30多年后，在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的题为《贫困与共享繁荣：拼起贫困的拼图》的报告中，贫困标准已经提高到每天1.9美元（按2011年购买力平价）。同时在报告中还提及两个“更高价值”的贫困标准，即每天3.2美元和5.5美元（按2011年购买力平价），前者适用于中低收入国家，后者适用于中高收入国家。若按人均GDP，当前的中国已经属于中高收入国家，所以对中国而言，更有参考价值的国际贫困标准是每天5.5美元。
关于贫困的相对定义中的绝对性，很多研究者指出，Townsend提出的相对贫困定义有时很容易被误解。阿玛蒂亚·森认为：如果始终将贫困标准保持在一个相对的水平上，那么，经济衰退时，整体生活水平下降但贫困人口却可能很少有增加；反之，在一个非常富有的社会中，难道可以说有人不能每年买一辆新汽车，那么他就是贫穷的？阿玛蒂亚·森评论说：这显然是荒谬的，必须用某些绝对的尺度来评估这种相对关系。这意味着相对的贫困定义必须有个“绝对的内核”，在讨论一个人应该有什么时，还是需要以“基本生活必需品”作为内核来限制一下范围。
以上的讨论，对联合国及其机构、重要国际组织及世界各国的社会政策和反贫困计划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自从联合国提出“千年议程”以来，贫困标准中越来越多地融入了相对的因素。对此，吉登斯解释道，这是因为“在低收入家庭中，仍然广泛存在着营养不良、健康不佳、接受教育和公共服务的机会有限以及居住环境不安全等问题”。这样的政策理念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形成一种国际共识。早在《198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世界银行在谈到绝对贫困时，强调除了低收入之外还应考虑更多的相关因素：绝对贫穷“不仅仅意味着低收入”，同时也意味着“营养不良、健康状况不佳和缺乏教育”。《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进一步把“营养、预期寿命、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及入学率”等指标作为“以消费为基础对‘贫困’进行估测的补充”。《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则提出：“贫困不仅包括物质匮乏（以适当的收入或消费概念衡量），而且还包括教育和健康方面的低成就。教育和健康水平低本身就令人关切，但当它们与物质匮乏相伴时，则值得特别注意。”
综上所述，自20世纪以来的现代贫困研究的历史过程中，贫困定义的聚焦点，已经逐渐从最初“绝对主义”转向“相对主义”。阿玛蒂亚·森说：“‘相对贫困’这一概念已经被卓有成效地用于贫困分析，在社会学文献中尤其如此。贫困与相对贫困是有联系的，尤其是对于人这种社会动物来说，贫困的概念更是相对的”。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贫困的存在从来都是因人、因地、因时相对而言的。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贫困定义也必然从相对保守、封闭性的“绝对”走向相对开放、发散性的“相对”。
从20世纪中叶，朗特里以“生存”理念为基础的绝对意义上的贫困定义受到质疑，相对意义上的贫困定义便开始大行其道，但阿玛蒂亚·森又将贫困研究的方向和路径扭转，重新推崇生存意义上的贫困的重要性。阿玛蒂亚·森参与指导的《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饥饿是一头顽固的多头怪兽，尽管绿色革命带来了粮食丰产，但饥饿一直存在；食物匮乏会以多种方式对贫困家庭造成不良影响。阿玛蒂亚·森的开创性论著《贫困与饥荒》，用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大量调查数据和实证研究来证明：“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对此，阿玛蒂亚·森特别指出：“在我们的贫困概念中存在着一个不可缩减的绝对贫困的内核”。“值得注意的是，相对贫困观——甚至包括它的所有变形——并不能成为贫困概念的唯一基础。”
以上争论是否意味着，贫困和反贫困，无论其视角是绝对意义上的还是相对意义上的，其实都不能靠“单打独斗”来达致目标。最后，它们终究要携手同归，并且在某个关键时刻升华到一个新的层次、新的境界。这样的变化在21世纪初终于出现，并得到了贫困研究者的普遍认同，这就是“多维贫困”。
三、多维贫困：超越绝对和相对
在相对意义上定义贫困，打破了单纯聚焦“生存”而导致的绝对主义的思想禁锢，从而带来了开放、发散和立体的新的研究氛围和思路。因此，如果停留在某种相对贫困的定义上止步不前，这又违背了当初倡导贫困的相对意义的初衷。在现代贫困研究中，从西博姆·朗特里到Townsend再到阿玛蒂亚·森，政策理念的嬗变实际上也体现了社会政策和反贫困行动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不断作出的新的努力。
从20世纪末以来，关于贫困定义的讨论已突破了“绝对”VS“相对”的零和博弈，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贫困研究中如今常见的政策理念有：
①阿玛蒂亚·森提出的“可行能力”——有很好的理由把贫困看作是对基本的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可以表现为过早死亡、严重的营养不良（特别是儿童营养不足）、长期流行疾病、大量的文盲以及其他一些失败。
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多维剥夺”——贫困意味着人类发展最基本的机会和选择被剥夺了——无法持续地过上健康以及有创造力的生活，无法享受体面的生活水平、自由、尊严，自尊和尊重他人。
③欧共体提出的“社会排斥”——贫困应该被理解为个人、家庭和人的群体的资源（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如此有限以致他们被排除在他们所在的成员国的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方式之外。
④迪帕·纳拉扬提出的“阶层地位”——贫穷从来不因仅仅缺乏某一样东西而产生，它来自于穷人们所体验和定义的许多相关因素的共同作用。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所处的地理位置是造成贫困的最直接的因素。
⑤可以说，有一种“贫穷人的文化”存在，因为这种文化对其成员发生一种具备独有样式的、特殊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
上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的出现，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以问题和行动为导向的更加开放、更加发散、更加立体的相对贫困。正如Alcock提出的：“贫困不仅是一种状态，而且是一种不可接受的状态”，那么，接下来顺理成章的就是“我们应该做什么”。这涉及在行动上的落实，即形成有效的社会政策和反贫困计划。从对贫困作界定的角度说，不管是学界还是政界，相关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取决于他们打算或期望对此做些什么。
虽然学界和政界都承认，定义贫困其实是在为社会政策和反贫困行动建立一个思想观念上的基础，然后所有人都将在此基础上达成一致并采取行动。但是，应该指出：贫困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在现实世界中，几乎所有社会现象本质上都是相互关联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应该被看成是同一事物。譬如，阿玛蒂亚·森指出：“随着经济发展，相对贫困和贫困概念的内容也会随之变化。虽然这两种变化不仅是相互依存的，而且还动态地相互联系着，但是，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完全用另外一个来定义。”又如，贫困与不平等紧密相连，但它们本质上又是不同的两个概念。阿玛蒂亚·森认为：“试图把贫困‘当作一个不平等问题’来分析，或者以某种与此相近的方式来看待二者的关系，都是不恰当的”。
Alcock对贫困和不平等的关系作出了解释，他指出：贫困是一个需要提出应对方案的规定性概念，因为贫困是一种完全不能被接受的状况；不平等却是一个主要用于描绘和识别的描述性概念，因为不公平是一种既不能令人满意但也可能是无法避免的状况。到了20世纪90年代，对更广泛的与贫穷相关的概念的认同，譬如社会排斥、两极分化，使上述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这两个概念也是规定性的。另外，以上提到的所有这些概念都相互重叠，但又只是部分重叠而不是全部。譬如社会排斥会造成贫困，但贫困却不一定是社会排斥造成的，而且不贫困也不一定不遭受社会排斥——上述其他概念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于是，这就形成了如同前文中所说的从多种维度——可行能力、多维剥夺、社会排斥、阶层地位和贫困文化——来定义贫困的现象。
以此为出发点，也许我们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能够将以上论及的丰富多彩的政策理念整合到一起，形成一个结构分化又功能耦合的大系统，是否能够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效应？也许就是这样的研究创意和冲动，导致了“多维贫困”的理念应运而生。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推出的《人类发展报告》中首先提出了“人类贫困”的概念。报告中指出：“人类的贫困不仅仅是收入的贫困，它是对过上可接受的生活的选择和机会的否定”。人类贫困这一新概念，将贫困研究的聚焦点从单纯的收入贫困转移并纳入对人的发展的全面关注，拉开了“多维贫困”研究的序幕。
7年后，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进一步提出了“人类贫困指数（HPI）”的新概念，人类贫困指数不用收入来衡量贫困，而是采用了可以描述和表达贫困状况最基本的指标：短寿早夭、缺乏基础教育和资源不可及。具体而言，人类贫困指数设计了3个一级指标和5个二级指标：①“生命剥夺”，其下的二级指标是“预期不能活到40岁的人的比率”；②教育和知识剥夺，其下的二级指标为“成人文盲率”；③经济供给剥夺——无法获得安全用水的人口比率；无法获得健康服务的人口比率；五岁以下体重不足的儿童比率。然后先计算经济供给剥夺以下的3个二级指标的算数平均数，最后对3个一级指标的数值进行加权计算，得出人类贫困指数。报告中特别声明：像所有的测量方法一样，人类贫困指数（HPI）在概念界定和数据收集上都有缺点。同时，它也不能测算人类贫困的总量，因此只能是贫困测量的一个有益的补充。但它的作用是：用一个单一的贫困指数集中描述了在单纯关注经济收入时常被忽视的那些影响因素。
201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总结了前一阶段实践经验基础上，用更新的测量指标——多维贫困指数（MPI）取代了1997年发布的人类贫困指数（HPI）。在当年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多维贫困指数仍然沿用了人类贫困指数的三个维度（健康、教育和生活标准），但重点是用来识别家庭在上述三个维度所遭受的多维剥夺。因为贫困是多方面的，也是多维度的。以货币收入测量贫困固然重要，但当家庭面临多维剥夺时，譬如家中有人营养不良，曾有孩子早夭，家里没有人接受过5年以上的教育，学龄儿童不能去学校上学，家中做饭用的燃料、卫生设施、饮用水、用电以及屋内地面都可能达不到可接受的最低标准，这个家庭面临的实际的贫困状况通常比仅用收入指标测量的结果更加糟糕。
因此，报告中为多维贫困指数设计了这样一个指标体系，一级指标仍然是3个：健康、教育和生活标准，二级指标有10个：在“健康”之下有2个二级指标——儿童死亡率和营养；在“教育”之下也有2个二级指标——受教育年限和儿童入学率；在“生活标准”之下则有6个二级指标——做饭用的燃料，厕所，饮用水，用电，屋内地面和财产；每一个指标在其维度内都有相同的权重。如果一个家庭在2～6个指标上被剥夺（根据特定指标在所有指标中所占权重的不同，其界定标准也有所不同），那么就是多维贫困家庭。指标的界定标准的设定很严格，绝大多数都与“千年发展目标”相联系，能够反映剥夺的范围和程度。
多维贫困指数最终以“多维贫困发生率”（陷入多维贫困的人所占比重）以及“多维贫困程度”（每一个陷入多维贫困的家庭所遭受的多维剥夺的平均数量）来加权计算。因此，新的测量指标能从“总量”的角度来测定多维贫困，也能从不同维度分析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以及其他不同的群组分类去分析贫困发生率和贫困程度，因此可以成为决策者的有力工具。
毫无疑问，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指数代表的是一种更为先进的社会政策理念，它较好地利用了可收集到的表示不同维度的遭受剥夺的结果状态及其影响的数据，来定义和测度多维贫困发生率和贫困程度，并最终以这两个指标建构了一个可用作比较的多维贫困指数，用社会指标的方法把贫困和不平等、社会排斥和两极分化以及其他相关概念中的政策理念有机地融合到了一起。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多维贫困，也可以被看作是以问题和行动为导向的更加开放、更加发散、更加立体的相对贫困。如果从社会政策和反贫困行动的视角来讨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也许参考一下“绝对”和“相对”的哲学意义是有益的：所谓绝对，是指事物在总体上不受任何事物、任何关系的制约，即无条件性；所谓相对，是指事物在一定范围和一定发展阶段上受其他事物所制约，即有条件性。但是，世界上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有条件的，因而都是相对的，但万事万物的存在又自有其客观的不可缩减的合理性，因此必然又包含着绝对的因素。
从“相对即有条件”的哲学意义上说：现代贫困研究过程中定义贫困的历史变化，其实也是受到外部条件的影响——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政策理念和行动策略的变化。“朗特里时代”的绝对贫困定义，主要是在微观层面对个人及家庭贫困状况的探究。因此，其焦点必然是基于生存条件的生活必需品。这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工业化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及社会政策需要等各种外部条件是契合的。“汤森时代”的相对贫困定义，其外部环境主要为“福利国家”理论所笼罩，并受到诸如不平等、社会排斥和两极分化等社会思潮的影响，因此研究的主体转向了辨识各类社会群体的是否贫困及其实际的贫困状况这样一个中观层面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将贫困的、脆弱的社会群体与社会中等或平均水平相比较也与20世纪后半期外部环境相一致。“阿玛蒂亚·森时代”的多维贫困定义，是因为联合国提出的“千年目标”，使贫困研究者的视野更加国际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多维贫困指数也首先就应用到国际比较的宏观层面上。紧紧追随外部条件的变化，因此多维贫困定义的相对性也就更加显著——更具开放性、发散性和立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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