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成，牟琛：“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传播困境及突围策略
引用本文：蔡文成，牟琛.“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传播困境及突围策略[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4(4):18-26.
作者简介：蔡文成（1977—），男，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蔡文成教授近照）
当前，“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习近平指出：“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及其生成、彰显正是对全球化危机下人类文明发展的现实关怀。然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话语”只有在多元的话语体系、文化背景和思维范式下形成相对稳定的共识，才能发展成为“世界话语”，成为国际社会共同享有的文化理念，成为革新全球治理规则、制度和体系的共有话语，进而成为深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进程的引领性话语。为此，我们必须洞察全球发展大势，破除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传播困境，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意涵，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效果，消解国际社会的误读偏见，增进中国话语的国际认同，提振全球合作信心，共同应对全球治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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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话语的出场及其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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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化危机不断，矛盾重重，人类文明正处在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之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机遇如何把握，全球性危机如何化解，人类文明走向何处，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新课题。习近平着眼于时代发展潮流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中国话语的历时性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演化
作为中国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演化有话语出场、话语丰富、话语深化3个阶段。
（1）初步形成期：“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出场
党的十八大至2015年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前的这段时期，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提出期。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在外交场合提出命运共同体的表述：“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间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3年10月3日和10月7日，习近平主席分别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和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区域性共同体表述。2015年7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第七次会晤上提出“打造金砖国家利益共同体”的看法。在这一阶段，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外交场合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初步提出不同范围、不同性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概念、新表述,初步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内涵。
（2）确立发展期：“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丰富
2015年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至党的十九大召开的这段时期，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丰富期。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出席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发表《携手共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我国首次在重大国际场合深刻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核心概念和思想主张。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日内瓦的联合国总部发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在讲话中全面、详细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时代背景、思想意蕴和实践建议。在这一阶段，习近平主席多次在重大外交场合和国际组织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定位、话语内容以及实践路径做了深入阐释，提出网络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共同体等领域性共同体的新表述，提出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等区域性共同体以及双边层面的中国与各有关国家的命运共同体等新概念。这些新话语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引发国外政界、知识界和媒体界的大量讨论、研究和报道，此时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也被多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之中。
（3）实践探索期：“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深化
党的十九大以来的这段时期，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深化期。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呼吁，各国人民齐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不久，“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党章。2018年3月11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写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容。2018年6月和9月，习近平主席分别在上海组织青岛峰会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指出，“弘扬上海精神，构建命运共同体”和“我们愿同非洲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并提出明确的构建主张和实施方案。2019年4月25—27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就“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二者的密切关系进行深入阐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落地提供坚实的实践载体。在这一阶段，我国进一步强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定位，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内容，推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实践路径，并根据时代趋势和世界变局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等更为具体化的理念倡议。未来，中国将持续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内涵，增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国际认同，携手国际社会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程。
2.中国话语的世界性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意涵
话语是“言语交际的单位，是说话者（作者）独一无二的行为，体现在他（她，或群体）独特的思想意识和价值、立场，并且始终处于与其他人话语的交往之中”。作为一种动态的、实践的社会交往活动(语言交流活动)，“话语对事物展开释义的演绎、推理和叙说,无不承载了价值赋义的能指和符号互动的意指”。作为新时代中国话语的世界性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诠释了中国对“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美好设想和伟大构想。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丰富意涵，正是在实现这一设想和构想的过程中被彰显出来。其中，坚持对话性和协商性、坚持共建观和共享观、坚持合作观和共赢观、坚持交流性和互鉴性、坚持绿色观和低碳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意涵的深刻体现。
（1）持久和平：共同体话语的对话协商之意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回答出人类文明发展的持久和平之路，是一种内蕴对话解决、协商化解之意的中国话语。人类文明发展遵循交往互动发展逻辑，由排他走向尊重，由对抗走向互动，由恃强凌弱走向对话协商。对话，即“说话者与对话者之间的言语相互作用的形式之一”，表明了话语双方思想观念的互动共享，投射出话语双方的主体性承认和尊重；协商，即“特殊的讨论，它包括认真和严肃地衡量支持和反对某些建议的理由，或者是指衡量支持和反对行为过程的内部过程”，强调多元文化认知与多元社会现实背景下达成一致的可能，具有增进理解、达成共识和协调行动的潜力。作为一种坚持对话性、协商性的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汲取了“和合思想”“大同世界”“天下一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中国特色的思想结晶和实践经验，彰显了互相尊重、公平正义、对话沟通的政治交往逻辑，以“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国际上的事情由各国商量着办”的话语之意超越了西方文明话语的霸权逻辑。
（2）普遍安全：共同体话语的共建共享之意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映照出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安全之路，是内蕴共同建设、共同享有之意的中国话语。人类文明发展遵循“安危与共、命运相系”发展逻辑，由单边走向协调，由孤立走向合作，由一家独大走向共建共享。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建，即共同参与建设，指谓共同体成员共同参与全球多元治理；共享，即共同享有成果，关涉共同体成员对全球发展机遇和发展成果的共同分享。作为一种坚持共建观、共享观的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传递出“单则易折，众则难摧”的安全理念,它既倡导世界各国积极参与全球政治、经济、生态、网络等多领域的治理协作，统筹应对传统与非传统挑战安全挑战；又坚持世界各国共同享有安全秩序带来的机遇和成果，最终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世界。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对共建和共享意涵的投射，体现了中国话语对全球安全理念、安全方案的发展创新之意。
（3）共同繁荣：共同体话语的合作共赢之意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折射出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繁荣之路，是一种内蕴合作共赢之意的中国话语。人类文明发展遵循普遍社会交往的历史发展逻辑,由单一走向聚合、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分散走向交汇。现实中，全球化虽符合普遍社会交往的历史发展逻辑，却未能给世界带来普遍的机遇和福音，面对资本扩张所引发的全球范围内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的“马太效应”，国际社会对于交流合作、共同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作为一种坚持合作观、共赢观的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遵循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批判了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表达了寻求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加强全球不同经济行为体、经济共同体之间的多边合作与沟通对话的话语之意，主张“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立足于人类文明发展大局，兼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对于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具有启示。
（4）开放包容：共同体话语的交流互鉴之意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彰显出人类文明发展的开放包容之路，是一种内蕴交流多彩、互鉴丰富之意的中国话语。人类文明发展遵循“和而不同、兼收并蓄”发展逻辑，由多样走向交流，由交流走向融合，由融合走向进步。然而，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凭借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先发优势，在全球扩张过程中试图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以文化殖民的形式谋求人类文明的同一化。面对西方文明的自我意识膨胀和对外扩张入侵，作为一种坚持交流性、互鉴性的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承继了“和而不同”“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凸显了平等尊重、包容差异、多元并存的文明交往逻辑，并试图以“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姿态，回击“西方中心论”“普世价值论”等西方文明话语对人类文明话语的霸权宰制，形成对带有虚幻性、等级性的西方文明话语的折冲，以期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人类文化结构的转型。
（5）清洁美丽：共同体话语的绿色低碳之意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谱写出人类文明发展的清洁美丽之路，是一种内蕴绿色发展、低碳循环可持续之意的中国话语。人类文明发展遵循和谐共生发展逻辑，由主客对立走向关系协调，由竭泽而渔走向持续发展，由生态破坏走向绿色低碳。“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工业化进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在西方传统工业化的道路上,“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主义、经济主义”根深蒂固，“效率性”“逐利性”成为发展的唯一衡量尺度，人与自然的关系愈发脆弱和紧张，在现实中产生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面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生态危机的全球性蔓延，作为一种坚持绿色观、低碳观的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批判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特征，把握资本逻辑与全球生态的内在紧张，主张“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建设清洁美丽的“生态共同体”。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绿色低碳之意对于变革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和谐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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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挑战与阻碍：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传播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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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深刻体现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话语表述之中，突显了全面的、科学的、有温度的话语意涵。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意涵的彰显面临话语认知、话语架构、话语塑造、话语权力4个方面的关联性困境。
1.话语认知：文化思维差异与偏见
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及其传播需要考虑不同地区、不同文明文化思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在西方（主要指欧美地区）的传播为例，前者正面临西方的认知偏执，受到东西方文化思维差异的冲撞。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最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对华文明冲突论”的观点更是甚嚣尘上。2019年4月29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原主任凯润·斯金纳声称，美国与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文明与种族的较量”。
基于上述文化语境，中国所倡导的话语理念、价值倡议、原则方案被视为对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话语自然也被视为中国试图推翻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的意识形态话语和“华夏中心论”的现实版本，面临着西方世界的“自传”、误读和歪曲。究其本质，“文明冲突论”和“对华文明冲突论”是西方“主客二分”“二元对立”思维的话语表达，受制于自西方近代以来二分思维的逐步确立和持续强化。这种思维在强调主客二分的同时，也隐含着一方对另一方的优势地位，诸如对认识主体地位的潜在肯定。在此种思维范式下，西方无法正视当前中国的崛起及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难以真正理解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并引发自身对他者的焦虑、恐惧和想象，产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等非西方话语的错误研判。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土壤，是中国“和”文化的话语呈现，“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重和包容他者的差异性、多元性、主体性，这同现当代西方主流的“二元对立”思维存在明显差异。基于两种文化语境与思维范式的差异和对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难以获得西方的真正理解。
2.话语架构：西方话语预设与框定
在上述思维范式下，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正面临西方所精心设计的两种学术话语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并遭受来自西方政治力量及其扈从者的挤压。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新兴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必然会对守成性大国发起挑战,守成性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从而导致战争不可避免，即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这一话语最早由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早在2012年，他就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评论称，“修昔底德陷阱已凸显于太平洋”“中国与美国就是今天的雅典和斯巴达”。目前，“修昔底德陷阱”这一话语被不少西方政客、媒体和智库用来强调中美关系的未来悲观走向。在“修昔底德陷阱”话语的语境下，新兴崛起的大国中国必然会对守成大国美国发起挑战和威胁，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自然被理解为中国建立世界霸权、瓦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意识形态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传播也就被视为中国的海外意识形态宣传工作。
同样，“金德尔伯格陷阱”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预设了话语陷阱。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教授在其著作《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认为，导致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衰落之际，美国由于奉行孤立主义，无意愿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家约瑟夫·奈据此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一国际政治概念，即守成大国衰落之际,新兴大国无力为全球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世界将会落陷入所谓的“金德尔伯格陷阱”之中,造成世界治理的领导力真空，造成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动荡。在此种语境下，西方开始担忧，作为新兴崛起性大国的中国可能会推卸国际责任而导致国际秩序陷入紊乱，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成为中国不愿承担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辩护性话语。
事实上，“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与“中国威胁论”“霸权稳定论”等西式话语如出一辙，都是建立在西方“二元对立”思维范式基础上的意识形态话语，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该类“陷阱式”话语表面上为学术性、理论性话语，但实际上却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压和遏制我国制造了口实：通过主动塑造对华认知框架，主观放大崛起大国中国对世界秩序带来的巨大威胁，主观预设崛起大国中国对全球公共品供给和全球治理的强烈冲击，引发西方乃至国际社会对中国及其理念、话语、身份、行为的错误认知和反感情绪，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组建所谓的“统一战线”、进而对华实施和升级竞争性攻击政策提供所谓的“合法性”依据和民意基础。正如葛兰西所言：“在正常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维护其霸权的方式，不是诉诸警察的压制，而是以它的种种观念和文化价值进行较温和的统治。”这种“较温和统治”受制于其背后的权力驱动，实质上表征和承载着话语主体（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精神意志和利益诉求。最重要的是，这种“较温和的统治”不仅仅诉诸西方价值观念的渗透输出，也包括以西方价值观念作为话语叙事的隐性前提，设置话语陷阱，创设话语语境，从而在特定话语框架下重构、颠覆、否定非西方化话语。事实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正在遭遇这种“较温和的统治”。
3.话语塑造：西方话语污化与扩散
基于上述两种话语陷阱为代表的西式话语语境的预设，在二元对立的认知逻辑支配下，西方国家在恐惧、担忧、质疑中国和平发展带来巨大威胁和强烈冲击的同时，试图通过政治手段、学术手段和媒介手段施加“较强硬的统治”，污名化中国及其理念话语。
一方面，西方政要、学者、智库“笔耕不辍”，不遗余力地贬抑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兰德公司、美国企业研究所等西方智库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意识形态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全球治理方式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将对现行国际秩序产生强烈冲击。从西方国家的官方表述来看，无论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还是美国拜登政府出台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数次对华政策演讲，都对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抱有强烈的污化之意，污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试图颠覆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话语表达。西方不少反华政客如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美国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多加抨击，甚至追随美国和北约的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大肆污蔑，宣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隐藏着中国渴望世界统治的欲望。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借助话语霸权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进行筛选、加工和诋毁，影响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看法、态度和判断。当前，“西方媒体所传播的价值取向拥有全球传播的内容主导与舆论主导地位”。西方国家凭借对全球媒介资源和国际话语权的掌控，将拒斥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政治意图转化为媒介传播的“固定的成见”，源源不断地输向国际社会，质疑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及其实践（“一带一路”建设）的可行性和意识形态性，不断挤压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空间。西方媒体虽然标榜自由、客观，但往往在重大议题上与其国家保持高度的趋同性，在貌似中立的议程设置上常与国家心照不宣，形成事实上的意识形态一致性。拥有强势话语权的西方媒体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报道中表现出强烈的“媒介帝国主义”，延续了在中国议题报道中主流的意识形态论调，在漠视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同时，更是赋予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将该话语置于“威胁”“野心”等固化框架下进行审视，解构甚至重构该话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进行污名化传播。例如，《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西方主流报刊不断渲染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意识形态色彩及其背后的“中国野心论”和“中国威胁论”。这些污名和噪音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国际传播效果，严重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话语的认知。
4.话语权力：话语权与话语体系的薄弱
“尽管我们在提高国际话语权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同西方国家相比,我们还有不小差距”“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在遭受西方国际话语霸权框定和支配的同时，也受制于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对外话语体系的薄弱，处在国际“话语洼地”之中。
作为一种言说方式，话语及其传递塑造着认同的空间和可能，一国话语的“界线”延伸至塑造世界行为方式的边界。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一国国际话语权及其构成要素（话语体系）的强大对于一国话语、理念、倡议的国际传播与国际认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出口国、外汇储备国和第二大经济实体，中国国际话语权与其国家实力、国家地位明显不匹配。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话语格局中的声音虽有所增强，但在国际话语权格局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对此，有学者一语道出，“在国际话语论场，从我国发展创造的业绩来看，中国还存在着明显的‘话语赤字’。”
就我国传播话语权及其构成要素（话语传播体系）存在的问题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话语传播主体范围过窄。我国仍以官方性质话语传播主体为主，未充分发挥如各类民间团体、各类国际组织的作用，未充分利用公共外交的优势，话语传播主体之间的协同配合有待进一步加强。其二，话语传播渠道的短板较为明显。我国主流传播平台、媒体资源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而且话语传播的平台和渠道相对狭窄，运用（智能—数字）技术提高传播效力以及数字传播的路径仍有待进一步探索。其三，话语传播的内容框架和叙事方式比较僵化。我国官方对外新闻媒体的报道较为生硬，在报道中尚未实现话语叙事方式的完美转换，“从内容与形式来看，趋同现象较为明显，新闻框架呈现出设定程式化、内容同质化、文化要素内卷的总体特征”，而且国内外机构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译法也存在尚未统一的问题。其四，话语传播的议程设置意识和能力不足。在中国话语传播过程中，我国有关部门关于诸如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等中国话语的议程设置意识和能力相对较弱，中国话语难以在国际社会形成显著的国际舆论效应。其五，话语传播的队伍建设不足。我国目前的人才培养模式相对单一、学科边界较为清晰，外宣人才的梯队建设不强，特别是复合型外宣人才匮乏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此外，受制于已经渗透进我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西式研究范式的影响，关于中国话语的学术研究需要在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基础上不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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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围与增效：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传播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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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意涵的彰显本质上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传播的过程。基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意涵的阐释和话语传播困境的审视，我们需要保持大国定力，展现自信、开放、从容、有度的大国姿态，努力构建全面系统、简捷有效、有理有力的竞争性话语传播体系，扭转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传播在国际社会“失声”“弱声”“无声”的境地。
1.学理支撑：深化中国话语的学术研究
话语传播体系的建设离不开学术体系的支撑，深化学术研究是保证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传播质量的前提。因此，中国应加强理论建设，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传播的学理基础。首先，中国需要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不断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理论研究，为做好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传播工作提供学理支撑。例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可以就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为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哪些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超越了哪些西方理论和思想深入探索。其次，中国需要将学理研究成果转化为高质量的话语内容，以期增强话语内容的逻辑性、说服力和解释力。例如，中国外宣媒体报道文本的内容设计、叙事风格、框架主题可以参考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使有关新闻报道更加合情、合理，有力、有据。最后，中国学者需要加强在国际社会的发声力度，积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传播服务。例如，中国学者可以利用主流媒体、智库平台和学术交流等渠道，对西方国家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种种污名进行有力驳斥，对“文明冲突论”“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西方“陷阱”话语进行学理批判，但应保持审慎之态，避免报复式、应激式的反污名化行动，注意反击过程中表述的形式和措辞，避免陷入“我说他不懂、我说反坐实”的尴尬境地之中。
2.战略管理：强化话语传播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是进行话语传播的总抓手，做好统筹规划是话语传播的必然要求。因此，中国应具备话语传播的系统思维，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传播上升到战略传播的地位，从对话交流、管理机制、议程设置、队伍建设等方面统一谋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推进。首先，我国有关主管部门可以通过促进国家之间、政党之间、学界之间、媒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和合作交流的方式，向国际社会详尽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话语的价值意涵和实践可能，以期缓解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对中国崛起的防备和焦虑心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可能和信任情感。其次，中国需要创新和优化话语传播的管理机制，在强化统一领导、摆脱碎片化的对外宣传、“尽可能使用统一的官方译文，保持对外宣传口径一致”的同时，又要适当放宽内外话语传播的宣传口径，以便及时回应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等中国话语的污化举动。再次，中国需要强化政府有关单位和官方主流外宣媒体的议程设置思维，不断提升我国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并主动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进行议题设置和议题延展，抢占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等涉华议题设置的主动权和主导权，以期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国际认知度、国际认同度和国际影响力。最后，中国需要加强外宣队伍建设，培养一批“讲政治、懂外语、懂传播、有水平”的复合型的外宣人才，一方面要加强外宣传播队伍建设，重点在提升驻外媒体人员的理论素养和专家学者的媒介素养上下功夫，以便及时应对西方对华的舆论攻击，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效果；另一方面又要重视外宣队伍的梯队建设，努力打造一批兼具跨文化沟通能力和跨学科专业优势的后备外宣队伍，为做好我国的话语传播工作奠定人才基础。
3.搭建载体：扩展话语传播的平台渠道
话语平台是进行话语传播的载体和渠道。话语平台的扩展对提升话语传播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中国应积极扩展话语平台和渠道，借助多元载体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首先，中国应积极推动全球多边和双边合作，比如依靠“一带一路”建设这一多元合作机制，潜移默化地传播中国话语。其次，中国需加强同第三方力量的沟通与合作，善于借助国外知名的知华、亲华学者、政要、媒体传播话语内涵，借助以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为代表的各类国际组织传递话语声音，借助富有影响力的国际传播媒体传递话语故事。再次，中国应加强同世界各国、各种国际组织间政治、经济、文化、生态领域的合作，在积极参与地区性组织、国际性组织建设和全球治理实践中谋求自身在国际机制设计中的主动权或主导权，提升我国的国际制度性话语权，推动国际话语权体系的重塑。最后，中国需要充分借助技术力量扩展传播平台，构建中国对外话语的全媒体传播平台。例如，发挥网络社交媒体的话语传播作用，注重新兴媒体、技术和终端的运用，利用视像化技术、借助多元话语载体实现话语的直观化、具象化呈现。
4.强化主体：构建话语传播的协同机制
话语主体是进行话语传播的主要力量。话语主体的协同配合有助于提升话语传播效果。因此，中国应扩展话语主体，发挥话语主体的合力效应。首先，要坚持领导人高访外交、主场外交。如北京APEC峰会、杭州G20峰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坚持我国官方主流媒体的话语主体地位，坚持官方话语主体的协同传播。其次，要不断丰富话语主体，充分利用各类新兴的话语主体。如各类国际组织、民间团体乃至个体群众，发挥公共外交（如体育外交、文化外交）在话语传播中积极作用。最后，要实现各类话语主体的协同配合，把握多元传播主体的融合度，发挥多元话语主体的联动效应，以期形成“从国家领导人到媒体机构再到民间力量的多种主体相互呼应、相互配合的传播态势”。
5.创新方式：做好话语传播的叙事融通
话语融通是进行话语传播的前提。良好的话语表达有助于提升话语受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度。因此，中国应优化话语传播的叙事方式，注重话语受众的差异研究，健全话语传播的效果反馈机制。首先，中国需要考察话语受众的群体差异（如阶层地位、年龄身份）、地区差异（如政经制度、民族信仰）和文明差异（如认知思维、思想传统），加强话语传播的国际受众研究，以便针对不同受众群进行话语转换。例如，南非的乌班图思想、伊斯兰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乌玛”概念、印尼的潘查希拉思想、西方学者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具有较多相似之处，中国应试图寻求理解不同文明思想理念之间的话语共性。其次，在了解话语受众的基础上，中国应改变我国传统的“先道理，再叙实”的叙事方式，尊重国外“先叙事实、再讲道理”的话语风格，在他者“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强化话语传播的叙事设计，把刚性的话语硬叙事转变成为富有感染力和亲和力的柔性软叙事，以期消解不同文明中文化差异的影响，“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最后，在优化话语表达方式的同时，中国需要建立配套的话语效果“评估-反馈-调整”的动态机制，发现哪些话语表达方式是合理的、共情的，哪些是话语受众不愿接受的、反感的，从而动态、及时、准确地调整话语表达方式和策略。
6.增强底气：夯实话语传播的实力基础
话语传播能力是一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等多重力量叠加组合的综合体现和转化结果。正如福柯所言：“说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谁在说，话语权的强弱往往是由说话者的地位和身份决定的。”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传播而言，传播本身固然重要，但传播所借助的主体力量的强大才是传播得以“提质增效”的关键所在。因此，我们必须依靠中国日益提升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传播增强底气和信心。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今天，国际力量对比、国际格局、国际关系正在发生大调整、大变革、大裂变，诸如国家间的全方位、多领域博弈愈发突显，在这一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加”的大背景下，我们又该如何保持战略定力，不断增强我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呢？对此，习近平曾指出：“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这一重要论断对于增强我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面对国际环境的日趋复杂，我国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摆好自己的事情，走好自己的路：一方面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治理方式，一心一意谋发展，创新和优化中国特色的发展、治理体系及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加快自身的改革和开放，加强同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合作，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从而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等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唯有如此，才能不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传播提供强大的实力支撑和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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