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桥自杀的17岁少年，和他死后也不被允许的“脆弱”
作者：树神
4月17日晚，上海卢浦大桥上，一名男青年突然跑下车后迅速跳桥，她的母亲在后面追赶，没能来得及拉住儿子。让人惊颤的是，整个过程仅持续大约五秒，一条鲜活的生命欲寻求终结，竟然可以这么快。
报道称，男生17岁，是某职校学生，在学校和同学发生了矛盾，又在车上遭到了母亲的批评。值得肯定的是，报道中并没有使用“一时想不开”这样态度非常主观的词汇。这条时长不到一分钟的视频将看客的心情瞬间降至冰点，也引发了舆论对青少年教育，抑郁与焦虑问题的关注。
最近火热的台湾现实题材剧集《我们与恶的距离》引发了人们对于社会正义和司法系统的思考。如果说这部剧的卓越之处在于让人们意识到“我们与恶的距离”远比我们想象的小，“我们”也可能成为加害者，那么人们对少年跳桥自杀事件的关注动机则在于，“我们”同样也可能成为那个跳下大桥的孩子。
在中国传统式家庭中，被奉行权威和服从的父母不断贬低，责备和批评，几乎是每个孩子都经历过的日常，这种严厉苛责的态度与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无关，再高学历再高收入的父母都可能是虎妈狼爸。在评论中表示难过和同情的网友能感同身受：那一瞬间的激烈争吵带来的窒息，背后是以年为单位的痛苦挣扎。独立生活前起过自杀念头的人不在少数。
自杀的中国儿童
17年，北医儿童发展中心发布的一篇文章《你知道中国是儿童自杀第一大国吗？》引发了社会的热烈讨论，即使不顾有故意夸大之嫌的标题，文章列举的数据也足以让人心惊了：
自杀是中国十五至三十四岁人群第一位重要的死亡原因。15～24岁占自杀总人数的26.64%；5～14岁的少年儿童自杀占自杀总人数的1.02%（1988年），而且这个年龄段自杀人数还呈现上升趋势。如果以60万人为基数（这是估算的中国每年自杀人数），5～24岁的自杀人数每年超过15万人。
一项调查显示：上海有24.39%的中小学生曾有一闪而过的“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认真考虑过该想法的占到15.23%，有5.85%的孩子曾计划自杀，1.71%的中小学生自杀未遂。
和统计学数据相比，具体到个体的案例更加让人心痛。
3月12日，就读于成都华阳实验小学的一名9岁男孩因为撞碎学校玻璃而写下遗书跳楼自杀。遗书上写着“nai nai ,我前天5把学校的bo里zhuang sui le,我之到要chen fa,suo以我跳lou了”，甚至看不出任何情绪。
2月21日，深圳一名13岁的男孩小金开学第一天被班主任要求回家补完寒假作业，小金没有回家，而是选择跳楼自杀。他留下了四封遗书，分别写给爷爷奶奶、姨妈、父母和姐姐。在给爷爷奶奶的遗书中，小金将自己的压岁钱留给了他们，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们两个。”
荒谬的抗压锻炼论
未成年人自杀的报道中，认为孩子抗压能力太差的观点总会出现，这恐怕也是成年人网友的主流观点。不管是表达对于家长失去后代的遗憾，还是对孩子没能再坚持一下的惋惜，措辞态度虽有区别，但几乎都是受害者有罪论的各种变体。
|胡言胡语
所谓的抗压能力/心理承受力，简单来说，就是面对生活中诸多负面影响仍能保持相对正面的精神状态的能力。具体到未成年人的生活状况中，要求一个孩子抗压能力强，等同于要求ta能在被家长老师骂，被同学欺负，考试不理想或闯祸后仍能正常地上学回家。提倡挫折教育的人经常挂在嘴边的是，现在不主动给ta制造点苦，以后进入了社会一定吃不了苦。
这些与其说是家长的教育手段，倒不如说是建立在对未来一定严苛的臆想上的情绪发泄。既然孩子需要压力的“锻炼”，那么自己针对孩子无规律的暴躁和冷漠就有了正当性。但实际上，抗压能力的基础是坚实完善的人际支持，有人能在挫折时支持自己，个体才有面对困难和敢于犯错的勇气。
|傅园慧
因为孩子的世界太小，家长和老师就意味着一切，他们的“压力测试”是釜底抽薪，无法提高孩子的抗压能力，只会造成越来越多的习得性无助，遇到糟糕的事不敢寻求帮助，只希望无人知晓。
|豆瓣网友分享的生活经历
不难想象撞碎玻璃的9岁男孩生活的环境里，家长是如何用严厉的语言和肢体暴力对待他犯下的每件错事的，年幼的他当然无法意识到撞碎玻璃在成人世界的标尺中有多严重，只知道犯错了就要受到惩罚。
在电影《死亡诗社》里，对艺术充满热情，自信友好的尼克始终在被父亲强迫做他不喜欢的事情。他想报名剧社，因为有太多交流无果的过往，不敢找父亲签字。剧团演出结束后，所有人都夸赞他演得真好，他却被父亲一把拽回家，强迫退学。最终，他一枪打死了自己。尼克自杀了，因为他的自我得不到父亲的承认，而且这样的生活一眼望不到边。
|《死亡诗社》尼克
儿童不愿再抗压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在著作《儿童的人格教育》中说，当问题出现时，家长应该做孩子的朋友或医生，而非法官。这就是说，应该将孩子视为主体，去分析是哪些因素造成了ta的行为失调，审视的对象当然也包括家长自己。习惯当法官，甚至当上帝的许多家长只是给了孩子一份不可辩驳的标准，事情发生时，不论缘由，只是用各种手段逼迫孩子服从这个标准。
人们在怪罪孩子自杀没有考虑家长时，几乎都自动忽略了，正是这个占据了ta大部分生活的家长从来没有考虑过ta所以才造成悲剧的啊。
新近推出的职场题材日剧《我，到点下班》中，女主角的同事三谷在刚入职时经历了严苛的工作环境，因此也以同样严格的态度要求新人，必须早半个小时来公司，必须最后一个走，一边说着一切是“为了她好”，一边哀叹现在年轻人低下的工作道德。
经历了996讨论的我们能和女主角一样意识到这种观点背后的规训和剥削，是时代让更多人有了争夺权利的资本和意识。同样的，未成年人自杀事件带来的不应该是对孩子被惯坏的哀叹，恰恰是在各种弱势群体的权益能得到关注的社会里，这样的问题才会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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