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台记忆】 永泰祥绸布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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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城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商业城镇，为百里之内城乡物资交流的主要集散地，商贾云集。七里长街商家鳞次栉比，熙熙攘攘，热闹异常。宁树路上，狭窄的石板街道，低矮陈旧的店铺，一家紧挨一家，显得格外古朴，临近便民桥（后称新桥）东边约五十米处，有一家绸布店，三间门面，雕花门楼，店堂内的水门汀地面光洁照人，开间宽敞明亮，玻璃货橱里陈列着五颜六色的绸缎布匹，从早到晚，顾客络绎不绝，生意兴隆，从里下河西乡，下坝河边上来的乡亲们、邻近县区的客商纷至沓来，十分引人注目，它就是东台城颇负盛名的永泰祥绸布庄。
永泰祥绸布庄的创业人是程铭父子。祖籍为安徽歙县人，程铭的先辈到东台来经商落户，可追溯到清咸丰三年（1853）四月，太平军进攻徽州，消息传至歙县，四乡吃紧，清军纠合地方团练武装与太平军进行了殊死的拉锯战，广大百姓纷纷逃匿深山，流离外地。程铭的祖辈带着家小，流寓淮东，在东台落脚谋生，不料这次灾祸竟长达10多年之久，令他们无法返乡。至清光绪年间，到程铭这一辈，只好靠在东台城便民桥边摆设日用杂品货摊谋生，本小利微，仅能糊口，因经济拮据，三个儿子程吉甫、程寿山、程楚卿，粗识文字后就辍学随父从商。程铭从摆设货摊起步，得到儿子们相助，在便民桥边租赁一间店铺门面，开设永泰祥日用杂品店，父子们苦心经营十数载，积攒了一些资本，谋求发展，扩大经营。
那时，东台农民的生活水平很低，衣着以南通产的廉价土布、厂布（用铁木机织造的低档色织条格布）为主。程氏父子看到南通布在东台畅销，经营必定有利润。于是在宁树街上租赁了两小间店面房，将永泰祥门面扩大改营棉布，批零兼营。当时有一班贩卖棉布的“布档”，走乡串户，生意很好，程铭父子注重与他们生意，对他们批发棉布，格外优惠。这样，生意越做越兴旺，销售量越做越大，程铭父子感到人手不够，开始雇佣职工，职工的增加，加速了永泰祥资本的增值。除经营南通土布外，同时又增加“洋布”和绸缎。民国初年左右，程铭去世后，程吉甫兄弟三人继承父业，雄心勃勃。于1931年在宁树街西当铺巷口斜对面租赁了一座三开间门窗的店房，经过一番精心整修，装饰了很有气派的雕花门楼，上面用樟木雕刻的“福禄寿”三星拱照店徽相嵌，璀璨夺目，“永泰祥绸布庄”招牌上6个金字熠熠发光，店堂两厢安置着玻璃货橱和柜台，朝外安放着一座特大穿衣镜，油漆得光洁锃亮、富丽堂皇。这样的店容，在当时的东台城里可称得上出类拔萃。
永泰祥绸布庄开业时，自有资本不少，加上老板亲友的少量存款资助，另外凭商业信用向外地批发商赊进部分货物，将门市货橱摆满，职工由原来的12人增加到22人，其中新增加学徒工8人，仍然是门市零售兼内庄批发。翌年抽出部分资金，以程吉甫名义与另外两个股东合伙，在东台城闹市区的彩衣街上（现人民路中亚城市花园处）开设了天福协记布店，经营3年不到，恰逢民国二十年（1931）大水，灾民蜂涌，生意大受影响，另两个股东拆伙离去，程氏兄弟只得从永泰祥挤出部分资金撑持天福协记布店，将协记改为锡记，实为永泰祥的分店，这才渡过了难关。永泰祥绸布庄从开业至抗战爆发这段时间，年销售额持续增长达到100-200万元，流动资金增加到30万元左右，两店职工增加到40多人，成为永泰祥的“黄金时代”。
永泰祥特别重视经营理念，既继续了传统的经营方式，但又不守旧，善于利用外地同行的经验，谋求在竞争中的发展。其招数是：一是以品种多、花色新、价格廉来吸引顾客，大老板程吉甫专司采购进货，业务发展后，在上海设庄，长驻上海。上海市场一有新产品出现，凭其的丰富经验，以花色、质量、价格等方面判断，有把握适合东台地区销售的，就采购一批快速运回；把握不大的，则少量采购试销，以图卖独市、赚大钱。例如，上海刚刚见市的新锚霖牌阴丹士林蓝布，颜色鲜艳，不褪色，价格适中，很适合乡镇妇女做服装面料，曾风靡一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东台城里永泰祥卖独市，这样不仅赚了钱，而且让永泰祥的招牌更响亮了。永泰祥经营的花色品种之多，在东台地区同行业中堪称首屈一指，久而久之，在群众中造成这样一个信息，在其它布店选不到合适的布，只有到永泰祥；如果永泰祥也没有，就没必要再多跑了。二是在进货方面有四个特点：注重市场信息，适应消费者的需要。本庄和申庄之间每天都有函电往来，交流两地的市场信息，从而保证进货适销对路；进货勤，运输快。申庄根据本庄销售情况，掌握日销日进，委托报关行运输，一般四天就运到东台，资金周转快；进货渠道广，基本都是从产地直接进货；对产地厂商严守信用，货款如期解缴不误事。由于商业信用好，帐面上应付货款甚至超过自有资金，也就是不花本钱，不付利息，能做大生意。因此，永泰祥的货源足、品种多，中间环节少、进价低、费用省，销售也低于一般市场价。三是恪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经商箴言，做到“信誉第一”。店员都是经过训练和筛选的行家里手，接待顾客主动热情，善于估量其身份，揣摩其需求，帮助挑选布料，使顾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去。天长日久，店里与顾客之间逐步建立起一种信赖关系，每一个店员都有他的“老主顾”。尤其是农民，对商人往往存在戒心，买东西怕上当受骗，只有经过几次实际的交易体会，才会深信不疑。永泰祥的信誉，城乡有口皆碑，这是招徕顾客最有效的手段，也是与同业竞争能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每年当旺销季节到来，同业中有的以“加三放尺”来吸引顾客，而永泰祥依然不加不放，但所订价格却比别家剔除加放后的实际价格还略低，顾客经过比较，认为还是永泰祥做生意老实，买布不会吃亏，无形中提高了永泰祥的信誉。永泰祥并不是不图赚大钱。不过，他有他的窍门，卖独布而又是俏货的品种，利润看得低，毛利仅15%左右；也有个别品种，不赚钱，甚至贴点本，每天柜上只少量供应一点，以此吸引顾客。总之，价格的制订是很灵活的，根据市场情况的变化而随时变化。四是重视广告宣传以扩大影响。开店时店面的整修曾煞费一番苦心，力求新奇。当留声机、扬声器、电风扇在东台城里还是稀罕之物时，它是第一家备有，许多没有见识过的人都闻讯赶来看新奇。包装纸很讲究，用进口牛皮纸在上海印刷，美观而不掉色，一张包装纸就是一张宣传广告；卖出的高贵衣料，还用精制的礼盒装璜得漂漂亮亮。对一次购买数额较大的顾客，赠送印有店号的精美挂画。店堂里还施送成药，有病无钱就医的都可索取。如此种种，无非是起一个加强宣传、扩大影响的作用。五是讲究经济效益。店里滞货很少，脚货剩下来卖不出去的，花色货稍一过时，即适当削价，并在标签上“加圈”设奖，鼓励店员积极推销，卖出1尺加1个圈的布，奖励1分钱，加2个圈的奖2分钱，当日结算兑现，店员对每匹布卖到最后就注意剩下一段成料，避免因不成料而削价受损。
永泰祥绸布庄开业后，门市零售业务成倍增长，内庄批发业务也不断扩大，原来的批发对象增多了，周围许多集镇的布店都到永泰祥来批货。这是因为永泰祥备货充裕，花色品种多，又适销对路，价格也比较公道，还可赊欠货款，加之服务热情周到，货选好后，负责代办包装运输。食宿招待自不必说，就是当时的小贩，每天有二、三十起，来者也必先招待吃一碗馄饨，逢节日还有酒菜款待。
永泰祥内部管理也是有条不紊的。东家兄弟三人从未分家，一直抱成一团，共同掌管庄业。老大程吉甫常驻上海申庄，负责进货业务；老二程寿山在本庄负责全面业务管理；老三程楚卿是一位出色的店员，在门市照应一切。兄弟三人分工配合，把内部管理得井井有条。在雇佣员工方面，永泰祥的独特之处在于，三、四十名员工十之八九是外地人，这是因为外地人食宿在店，没有家务事缠身，于店中事务能专心一意；营业淡季轮流给探亲假一月，又不影响业务。再则外地人与当地人没有瓜葛，可减少弊端。员工中的学徒工占有相当比重，因为学徒工的工资低，也没有探亲假，经济上合算；而这些学徒工又都是外地有往来的同行推荐来的，利用这一层关系又可联络感情，密切业务往来。
店员的工资待遇，是根据工作年限、工作能力及贡献大小由老板掌握的。每月有固定工资，年终有红利，按企业盈利情况和员工的贡献大小而定，高低悬殊很大，员工间互不了解，对突出的业务尖子确有很大贡献的，年终不吝重赏。员工的伙食由店里免费供应，每餐一荤两素一汤，逢年过节另有酒席。员工家庭发生事故，可以先酌情借支，年终确无力偿还时，就予销帐，不使其背经济包袱。老职工病故，丧葬费用归店里开支。由于永泰祥对职工的工资福利较之同行优厚，职工们得到实惠，无不尽心尽意为其服务。永泰祥每年都要解雇几名职工，业务能力或服务态度稍差一点的就被淘汰，违反店规的更不用说。一般解雇都在过了春节营业转淡之时，以免淡季养闲人。到九、十月间再增添几名职工，以迎接旺季的到来。永泰祥沿袭下来的种种不成文店规，紧紧约束着每个职工，谁也不能违反。黎明即起，开门营业，三餐轮换吃，晚上要待顾客走完了才打烊；今日事必须今日毕，打烊以后，要清点营业款，整笆斗的铜元，要点数包封；第二天营业的一切准备工作，如卷布上货橱、扣标签、号价码等都要做好，职工的劳动时间，每天在12小时以上，旺季则更长。
永泰祥绸布庄开业以后，在竞争中取得了明显的优势，成为同行业的巨擘，资金积累成倍地增长，成为当地首富。可是在不安宁的旧社会里，“树大招风”，惹来了不少麻烦。尤其是抗战爆发，东台沦陷后，苛捐杂税多不胜举，永泰祥首当其冲；永泰祥东家一向从事商业，没有可依靠的后台，唯有“买静求安”。一次伪师长田铁夫请各商号老板吃饭，推二老板程寿山坐首席，席间提出军饷有困难，请在座的各位解囊相助。推程寿山坐首席，无非是要他带头多出钱。在这样的胁迫下，程寿山只好忍声吞气，无可奈何地“捐献”巨款。还有这班“老爷”带着眷属来买衣料，高级衣料选了不少，却分文不给，名为“赊帐”，实是白拿，谁也不敢上门要帐去自寻麻烦。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倒行逆施，摧残工商业，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无奇不有的敲诈勒索，更是变本加厉。保长几乎天天登门，摊派“费用”花样百出，小至筑城用的铁锹，都要摊派铁锹费。
解放前夕，永泰祥的老板程吉甫兄弟三人年龄都已60岁上下，感到精力不济，将企业交给老二程寿山之子程冠东管理。父辈为了培养他继续祖业，早就让他跟随伯父到上海申庄学习经商，回到东台后，在父亲的帮助下管理天福布店。程冠东在旧社会洁身自好，专心致志经商，有一定的商业经营管理才能和经验。今年86岁高龄的他回顾这一切，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几十年来，程冠东历尽幸福与痛苦的交织，光荣与屈辱的碰撞，道路并不平坦。还记得1948年春，国民党政权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作为永泰祥少东家的他，面临着光明与黑暗的抉择。他徘徊、彷徨，对共产党的政策将信将疑，疑多信少，也听说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可他自我掂量，“共产党对我这个东台头号工商业主真的会信得过吗？”“党的工商业政策能在我身上体现吗？”反复思考，举棋不定，坐立不安，最终选择了化整为零的手法，将永泰祥的部分毛料货寄存在南通一家布店，一部分丝绸送去泰州天福布庄，剩余部分坚守东台，打算是甲地被冲、乙地可保；乙地被冲，还有丙地。1948年2月25日，价值2000担大米价的高档丝绸杭罗、杭纺、雀屏绉等现货乘“江泰”轮运往泰州。不料船行至台南十八里河口，被新四军驻台南、时埝两区的小分队拦截检查，误以为有国民党县长在船上，货被卸上岸，送货职工亦遭扣押。消息传来，程冠东如坐针毡，惶惶不安。东台城国民党爪牙却伺机窥探，谣言四起。而事实真相是新四军小分队上报团部后，团部于参谋作了详细调查，确认为民间通商，按政策人货如数发还，押船职工在12天被扣期间，未受任何虐待，一日三餐，待以红烧肉、青菜汤直至平安归来。
铁的事实教育了程冠东，新四军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共产党政策兑现，取信于民。从此，他和共产党风雨同舟、义无返顾地跟党走。1948年10月，东台城迎来了解放。永泰祥东家在解放后，坚信党的政策，积极从事经营。可是在1949年8月，一场火灾，永泰祥烧成一堆瓦砾，程氏兄弟毕生积累的资财几乎化为灰烬。少东家程冠东认为人民政府的民族工商业政策深得人心，决心东山再起。所幸永泰祥以往商业信用好，得到上海等地同行帮助，赊给货源，地方人民政府也贷款支持，重建店房。1949年大军渡江前夕，急需军粮支前，程冠东二话没话，带头捐献大米100担；抗美援朝时，他是盐城地区唯一捐献飞机大炮的积极分子；国家发行胜利折实公债，他个人购买5000个折实单位，成为全盐城地区之冠。为保证国家税收及时入库，程冠东主动上缴了0.5公斤重黄金、800多枚银元。1954年9月，国家颁布了棉布统购统销政策，永泰祥和全国私营棉布商一样，成为东台花纱布公司的经销店，价格一律执行国家牌价，这是永泰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步。他被当选为县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省工商联执委、东台工商联主任。1956年1月11日，最令他终身难忘的是，程冠东和县工商科的同志到省里开会，商讨贯彻党中央关于加快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步伐的精神，推广北京市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的经验。会议期间，正逢毛泽东主席到江苏视察工作，接见与会的省工商联执行委员，在南京市委大院内，程冠东受到毛泽东、陈毅、罗瑞卿等中央领导的亲切会见，他做梦也没想到，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一位东方伟大的巨手能够和一个私营工商业者——永泰祥绸布庄老板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这一瞬间的时空永远凝固在他的心里。程冠东对此感到莫大的光荣和鼓舞，会议结束后回到东台，他于1月17日即代表绸布业向县人民委员会递交了申请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报告，第二天县长就在全县商民大会上宣布，批准绸布业首先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1959年程冠东去北京参加两个月的“神仙会”学习，受到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接见，更加坚定了程冠东对共产党的信念。公私合营后，组织上安排程冠东担任县花纱布公司副经理，继续发挥他的才能。
“文革”期间，程冠东和其他工商界人士一样，被抄家、隔离审查、批斗，扫地出门。但他还是坚信共产党的领导，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了工商业者的政策，摘掉了他资本家的帽子，恢复了他的职务。1982年又任命他当商业局副局长，1984年他担任东台政协副主席，从1984年到1993年，程冠东连任四、五、六、七、八届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盐城市工商联副主任、省一至六届政协委员，时间之长，为省内仅有，被誉为“东台的荣毅仁”。在新时期统一战线的队伍里，程冠东充分发挥他的智慧和才能，深入基层，兢兢业业地作了大量调研工作，写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调查报告，呈送给省市领导作决策依据和参考，受到领导重视和各界好评。
1997年国家商业部在全国数以万计的大、中、小企业中筛选出典型企业，总结推广他们的商业经营管理经验，大企业是北京瑞蚨祥，中企业是南通大生纱厂，小企业就是东台永泰祥。1998年国家国内贸易部给永泰祥颁发了“中华老字号”铜匾，以资鼓励。
◆作者：程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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