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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记忆】"八里风洼"留下了许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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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老东台的故事
“八里风洼”的地名研究，从东欧国家的展览切入。
1987年。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国家展览馆的《中国文明史展》展区前，一群来自中国的代表，饶有兴味地观看中国文明史在异国的展览。
《中国文明史展》，介绍了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百年历史，先后在英国、突尼斯、摩洛哥等国家展出，很受欢迎。展览图文第94栏的标题是：“在解放区出版了许多画报，反映了人民的战斗生活。”展出的展品有6种画报，八路军的东北画报、苏北解放区的苏北画报、支前画报、前哨画报、农民画报，第6张是石印版的《东台大众画报》。画面正中是位高大的战士，一手持枪，一手擎旗，迈着矫健的步伐前进；大旗上写着“东台县区武装一年战绩”，有缴获的机枪、步枪、小炮、子弹，以及歼敌和俘虏的形象与数字。
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国家文化部的王朝瀛同志看到这张画报时，“一下子愣住了”，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定了定神，才无比兴奋地向在场的同志们介绍说：“这张画报就是我们报社出版的，画画的是位40多岁的先生，叫缪涤生。”他向代表团同志们讲述了当年出版印刷画报的情况，那时很艰苦，只有三四个人……大家听了，都为王朝瀛在远隔万里的异邦看到40多年前自己编辑的画报而高兴，让他在展栏前摄影留念。
这份《东台大众画报》，诞生在解放战争时期东台县的我方解放区——黄海之边八里风洼的《东台大众》报社印刷厂。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配合在苏中南线已经打响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自卫战争和全县的“五四”土改运动，中共东台县委决定创办县委机关报《东台大众》，指导和推进全县的革命工作。
1946年6月1日，《东台大众》报在台城何垛土地堂创刊。负责人是程兆瑞，编辑是乐秀良、蔡雪晶，记者是薛太和，印刷厂由陶辉负责。6月10日，第一期《东台大众》出版。在土地堂编辑出版了30多期后，10月份国民党军队进攻东台城，就遵照县委的指示，报社和印刷厂转移下乡。十二月初复刊后出了四期石印报，每期1500份左右。县里委任薛太和为印刷厂厂长，去海边灶区安装机器和铅字，恢复印刷厂。
报社印刷厂转移复建的地方叫“八里风洼”。
八里风洼在三仓东北十里左右的地方，南面是蒋家墩子，北面是王港，东面是盐场。雍正二年（1724）七月十九日，大潮泛滥，龙卷风在沿海卷出大片洼地，中间卷出一大塘，民间就叫那地方为风洼，意思是龙卷风卷出的风洼子。民国二十九年（1940），大潮再次涌上沿海滩涂，将水塘卷成直径六七丈的大深塘，于是叫那个大塘为龙塘；又因为那儿到三仓、王港、盐场乃至弶港大致都在七八里上下，乃叫它“八里风洼”。
其时的“八里风洼”，一望无边的芦苇，时而飞出成群的野鸭，偶尔有牛车出入，走上几里路才能遇见一户人家。该处茅滩旷野，地处偏僻，离我方党政机关驻地远，离敌人的据点更远，所以在抗战时期，就是新四军后方机关隐蔽的青纱帐，干校课堂、伤病员休养的好地方。1944年初，苏中公学在一仓到八里风洼一带筹建，住在老百姓的丁头府内。上世纪80年代担任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的海笑同志，当时只有十五六岁，是学员班的副班长，在这里学习。粟裕司令员组织的车桥战役胜利后，全校300多人跨范公堤、过串场河、经兴化县去宝应县金吾庄建校，就是6月1日从这里出发的。
在日寇经济、军事封锁得非常困难的时候，三仓区的群众就在八里风洼的大草荡里种冬瓜、西瓜、南瓜，加上冬季的盐蒿子，供新四军同志充饥度日。茅草芦苇茂盛容易遮住瓜类的阳光，群众就在草荡深处开行子种瓜，那瓜儿还就长得好，都称那些瓜儿叫“老四瓜”。特别是西瓜，竟成了“专供品”，说是“四爹瓜”，不可以随便扯了吃。
报社印刷厂借住在贫雇农梅增寿家里。梅增寿是位得田户，对报社的同志很好，就是只有两口丁头府草房子，地方很狭窄。印刷厂的设备有二号圆盘机、几箱铅字和一些石印设备等，将梅家的厨房挤得满满的，放了排字架作排字房，又作宿舍和伙房。晚上，不分什么“长”不“长”，大家打地铺睡在一起。白天把草堆起来，就是工作场所。石印设备放在原来的猪圈里。圆盘机便放在猪圈东边三面障笆搭的小草屋里。
印刷厂经过精简，到海边来的只有一位排字的徐必章、写石印的施耀庭、印石印的王朝银，画画带刻铅字的缪涤生，送报兼学石印的朱学钊，炊事员杨天友，加上薛厂长，一共七个人。印报机器没人会搞，薛厂长便和四位外行，七手八脚拼拼凑凑装起来，报社的工作就开始运转了。一年后调来黄学富、张卓方、徐慕洲等同志，报社的人手才基本够用。
那时，编辑部跟县委活动，常离印刷厂十多里，有时远达三十里。每期的稿件经乐秀良、蔡雪晶、张卓方等同志编好后，由宣传部小通讯员朱寅宝送到厂里来排版印刷。小朱经常起早带晚，冒着风雪，在沼泽里涉水踏冻，来回一趟要走四五十里，从没耽误过。
搞石印也很艰苦。因为反动派封锁，买不到药水纸，只好自己用白糖和小粉浆搞土造，照样好画好写字。好几种石印用的东西，树胶、硝镪水，常常没有，油墨又差，猪圈四面通风，水揩到石板上就结薄冰，但经过王朝银的努力，终于克服困难，把漂亮的画报和宣传品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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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喜庆的日子，《东台大众》报就搞套色印刷，以增加欢乐的气氛。有时编辑出题目，由缪涤生作些画，提高宣传的效果。缪涤生很能干，擅长画画、木刻、搞画报。那时厂里铅字不全，临时要刻的字很多，这任务便落到戴高度数眼镜的老缪头上。他会刻图章、看病，刻铅字却是头一回，尤其是五号字又小又难刻，时常要刻到更把天。火油灯没有罩，近视眼看不清，头往前一冲，烧了头发是常有的事。
厂里排字的只有一位徐必章，除了排报，还要排宣传品；负责石印、搞机器的王朝银也抽空来帮忙。冬季日天短，天气冷，常常要干到更把天才能把版子拼起来。然后再搬掉铅字，打地铺睡觉。
傍晚前后，排版工作基本就绪，晚饭后就开始在猪圈里印报，印刷完毕往往已经深更半夜了。有时报版子上机就已二更天，印到东方发白才得好。冬天工作更艰苦。半夜里西北风呼啦呼啦吼，猪圈前后的篱笆是破的，很多地方通着外面，风从芦苇孔里钻到小草屋里冷得要命，冻得人吃不消。有时机器上脚踏的地方坏了，只好用手拼命盘大轮子。第二天早晨，几个人的脸都熬白了。
天蒙蒙亮，就往县委和各地方送报。县委住在一、三仓和西舍一带。来回一趟，总有二三十里，有时要跑五六十里路。报纸印好、数好、卷好，由朱学钊送往交通站。为了不脱期，总是天蒙蒙亮就出发，海边风大，地冻路滑，水塘多，脚踏车没法骑只好车骑人。小朱脚面上害冻疮，总要赤着脚走上头二十里路才到达目的地。
1947年元旦，《东台大众》恢复了铅印报纸的出版。其时报纸的方针任务是，为两台地区（东台、台北即大丰）以乡村干部为主要对象的工农服务，支持和帮助他们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彻底翻身。程兆瑞、于铁、蔡雪晶、张卓方、章壮观和徐焉，分散到各区当特派记者。报社在各区建立了39个区乡通讯组、培养发展了77名通讯员、114名工农通讯员，在战争环境的14个月中，向报社发来3705篇稿件。
报纸的一版是新闻、党委声音和评论。评论栏目有社论、小言论“有话就说”专栏。第二版有天下大事或时事讲话。有画报、插图和报头。副刊上经常发表各种小调、歌谣、快报、说唱、七字段，还有故事、神话、游戏、猜猜看等。春节前还有文娱材料、春联、挑花担等，很好地配合了中心任务的宣传。
编画报、刻木刻、画插图和编《有病问我》稿件方面，缪涤生是难得的多面手。老缪是栟茶人（当时属东台县、建国后属如东县），一介寒士。新四军挺进苏北后，他投身抗日，任泰东县政府司法科书记员；1946年5月调《东台大众》报工作，10月随报社撤到黄海边，同工人一起艰苦坚持。缪涤生当时40岁左右，留着络腮胡子，带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同志们就叫他老缪或缪老头，同他开玩笑也不生气。他生性乐观，喜欢喝点老酒，抽点黄烟；自己没入党，却把一子一女送进了新四军。他还懂点医道，用土法单方给同志和老乡们看些伤风感冒打摆子之类的小毛病，多有疗效。帮群众画年画，写春联，很受欢迎。常有人送点小菜和糕点给他表心意，同志们也跟着沾点光。
老缪画的招贴画、宣传画，线条分明，形象逼真，通俗易懂，配上几个美术字，群众看了都说好。他与写得一手好字的施耀庭配合默契，感情很好。阿尔及尔展出的那期画报，便是老缪的大手笔，用厂里石板印刷机印成的；还有一期控诉国民党军队的罪行，画的是“三仓镇顽保长王一标的下场”，一共是九幅连环画，群众看了都说痛快！新中国建立后，缪涤生在扬州新华书店工作，上世纪60年代后期去世了，他如果知道40多年前的作品竟然在外国展出，一定会高兴得连呼“拿酒来！”这位无党派人士，以自己的美术才能，为东台县委党报的出版作出了贡献，表现出进步知识分子对党和祖国解放事业的忠诚。
编写说唱材料，印石印的王朝银很有特长，编写过很多文娱宣传材料。1947年，他创作了一本鼓儿词，当地人称七字段儿，题目是《陈文书翻身记》。缪涤生为这个唱本的封面和扉页画了两幅画，乐秀良写了序言，由华中新华书店出版。这种“旧瓶装新酒”的艺术尝试，很受群众欢迎。
敌人的几次大“扫荡”，给印刷厂增添了很多困难。要把机器、铅字拆下来，藏起来。藏的方法一是藏在群众家的隐蔽处，用草盖上；二是在田里挖塘埋下去，再用牛耙一下，不露出痕迹；三是装到船上沉到大河中心里，反“扫荡”结束后再捞上来，挖出来，装起来。这就要动员很多群众帮助搬运和严格保密。两年中，报社经常移动，先后住过袁家墩子、姜家墩子、刘家墩子、殷家墩子、文庙、西舍等地，这些地区的群众对报社提供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县委还发给报社一支步枪、几颗手榴弹，作为必要时的自卫武器。灾荒严重的日子，报社同志多次把节省下来的口粮和津贴救济受灾的群众。缪涤生经常给群众看病，送医送药，得到群众好评。那时报社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完全是同患难、共生死的鱼水关系！
1947年初，报社的编辑只乐秀良一人，随县委机关行动，在县委宣传部仲雷部长、姚洛副部长直接领导下工作。
姚洛也是栟茶人。1943年初到1946年11月，在东台县任唐洋区委委员、宣传科长，海丰区、三仓区署区长，三仓区委书记，1946年11月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配合部长仲雷领导办报。他遵照县委办报的指导思想，紧密服务革命战争的中心任务，坚持报纸与工农结合、为工农服务的方针，加强报纸的指导性、阶级性、群众性，提出不少指导性意见，做了很多的具体工作。他自己动手写稿，在土改中写了《腰舍村复查走了弯路》等通讯，宣传参军扩军时写了《硬拔茅针对不对》等评论。
1947年8月2日，《东台大众》发行100期，仲雷、姚洛共同写了《一点诚意三个意见》的文章 ，对一年来报纸的工作给予了鼓励和希望，表扬了孤身奋斗在一线的编辑乐秀良、常年写稿不懈的富安区通讯员陈日升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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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承编《东台大众》长达一年的乐秀良，浙江宁波市小港镇人，1924年出生。1942年6月赴苏北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到如西县《种田人》报当见习编辑。1943年春奉命回沪考进《申报》下的进步刊物《文艺生活》，开始写杂文。抗战胜利后，回到苏中三地委《江海大众》报当编辑。1946年5月调来《东台大众》报，他编辑、通联、采访，三副担子一肩挑了一年，身体不好，工作繁重，往往工作到深夜，间或通夜不眠，始终保证了每期稿件按时地排印。经姚洛介绍，1947年7月7日，乐秀良在三仓西舍附近的玉米田里宣誓入党。
《东台大众》报共出版191期：前120期为八开两版，三日刊；后71期为十六开四版，双日刊；同时不定期出版《东台大众画报》。为配合反“扫荡”，加出了9期《反“扫荡”快报》。每期印发4000多份，前39期发行包括台北县（即后来的大丰县，当时称为两台）。
1948年5月14日，为支持长期的自卫战争，贯彻执行上级党委的整编精神，《东台大众》停刊，前后一共编辑出版发行200期。
时任中共东台县委书记的梅村同志，在《东台大众》百期上发表纪念文章，指出“一年来，报纸介绍了各地斗争的宝贵经验，教育和指导了我们全体干部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它忠实地反映了东台人民英勇斗争的不朽事业，雕塑出东台人民斗争的雄姿。”梅村同志将报纸一百期称为《光荣的节日》，无疑是代表县委和全县人民对《东台大众》的点赞与期望。
“《东台大众》的历史，就是东台人民一年来的斗争历史。”同理，《东台大众》的后身《东台日报》，也是东台人民斗争前进、建设发展、小康幸福的历史。这种节日的光荣，从八里风洼到台城的竹排巷口、二招小楼、九九商厦、报业大楼，一直一脉相承着。
与节日的光荣一同相承的文脉，还有姚洛、乐秀良开始的评论和杂文事业。
姚洛在《东台大众》时期，经常在报上发表评论和杂文，如《西舍村是怎样铲墩子填塘儿的》《真乾汤和假乾汤》等，指导了革命工作，留下了评论和杂文的范文。1948年9月，姚洛以东台县委委员的身份赴中央马列学院学习，结业后留中央机关工作。历任《红旗》杂志国际组组长，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还兼作北京市杂文学会的理事。他经常在各地报刊发表杂文，作品甚丰，以古喻今，针砭时弊，多有深意。2003年4月逝世，享年80整寿。其子姚建平（天津市属区长）整理出版了他的杂文结晶《南沙集——姚洛杂文选》。
乐秀良，自1942年在上海学写杂文开始，一生与杂文不离不弃。1958年在江苏省委《群众》杂志任编辑，1983年任副主编至离休，其间写作、编辑了很多杂文。1979年8月4日、11月2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日记何罪》《再谈日记何罪》两篇杂文，1983年发表江苏省社会科学论文《三谈日记何罪》，吹响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杂文战号，成为中国杂文史上的特殊名篇和重要成果。1989年参与创办江苏省杂文学会，为首任会长，后为名誉会长。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15年12月8日，乐老辞世，享年92寿。
海笑，原名杨忠，南通市金沙人。中共党员。1947年—1948年奉命赴大中集编辑《台北大众》，还与乐秀良合编过4期《两台大众》。2004年，乐秀良和他一起在江苏省档案馆查阅到这段后人可鉴的历史资料，倍感亲切，感慨不已。海笑曾名海啸，1953年开始发表作品。文革动乱中下放东台，任县文化局副局长后调回省城，后任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海笑老师1979年加入中国作协，是笔者2007年加入中国作协的介绍人。海老著有中长篇小说《春潮》《红红的雨花石》《燃烧的石头城》《白色的诱惑》《青山恋情》，散文集《在迷人的国度》《天南海北集》等。2018年9月27日在南京逝世，享年91春秋。
当年印石印、编写文艺材料的王朝银，1926年出生，东台新街村人，1942年参加革命。由角斜区宣传科长调来大众报社，后任报社印刷厂厂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调华东党校学习，将姓名中的银字改为瀛字；后任一机部干部处长、文化部人事局副局长。1994年笔者在东台文化局工作时，曾去北京文化部拜访他，其时他已离休。笔者调离文化部门后，就与王朝瀛同志欠联系了。
当年报社的新闻通讯员陈日升，文革前任东台县县长。
当年报社工作人员徐慕洲，1996年前任东台市直机关党委书记。
革命前辈们艰苦斗争过的八里风洼，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还是一片含有盐碱的大滩涂。1965年在其东南方开拓了近5万亩的人工林场，1971年迁移一万名干部群众来此居住开垦，建立了五七公社，1980年以八里风洼之名更名为八里公社。现为弶港镇八里居委会，属沿海经济区，已经建成国家级的黄海森林公园，现代化的生态宜居新农村，西瓜之乡的产供基地之一。
今日八里风洼，西瓜甜透八里，风景旖旎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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