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城市：跟踪城市边缘的城市项目

导读

近几十年来，中国已经建成了数百座新城市，并在2020年代显著加速了这一趋势。然而，尽管中国的新城市数量和种类众多，但对于针对全球新城镇和新城市的流行和学术关注来说，它们仍然处于边缘地位。近期《Geography Compass》刊发了一份题为《New cities in China: Tracking urban projects in the city fringe》的研究成果。本文通过回顾有关该主题的现有文献，将中国的新城市带入这些对话。为了阐明中国新城市的特殊性，本文将重点放在解决这一现象的研究中可识别的四个主题：积累空间、大都市重组和全球化、领土化和创新，并展示了未来研究的成熟领域。

更多内容，敬请阅读：

Max D. Woodworth, Shiuh-Shen Chien. (2022). New cities in China: Tracking urban projects in the city fringe. Geography Compass, 16, e12612.

01

积累空间

中国新城研究的一个突出主题是它们在推动城市规模资本积累方面的作用。文中新城市发展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哈维的有影响力的“资本回路”概念，工业部门资本的过度积累被“转换”到建筑环境的建设中。这一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应用，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解释框架。1988年城市土地租赁的市场化是一个关键转变，改变了政府对城市土地的看法。这项制度改革打开了闸门，推动了房地产的大规模增长，并使郊区新城市成为创业型市政府的诱人机会。1990年的城市住房商品化，以及要求将高达75%的增值税收入转移给中央政府的税收改革，严重削弱了城市的财政状况。这些改革为城市空间引入了租金梯度，并通过建设工业园区和各种新城市，引发了内城的大规模重建和郊区的新扩张。从1990年开始，新城市像野火一样蔓延到郊区，以应对这些以增长为导向的制度改革。

在土地开发对市政经济增长的首要推动下，新城镇因此成为土地投机的基本工具。在对新城镇创造的几项研究中，学者们认为，以城市土地为中心的积累系统深入城市边缘的上升是过度积累溢出到资本丰富地区的建筑环境中的双重功能，而在其他资本稀缺的地区，土地被动员作为资本创造的一种形式。在哈维的说法中，使用郊区新城市作为“空间修复”来解决积累不足或过度积累的问题的过程中，地方州在塑造郊区化过程中发挥着高度积极的作用，以推动土地开发并刺激地方经济的多样化。它还激励了城市寻求吞并农村郊区土地，以便将其转化为有价值的城市建设用地类别。新的城市提案为无数城市管理部门提供了一次夺取大片村庄集体拥有的农村土地的机会。因此，新城市的发展是城市边缘冲突的主要策划者，因为在城乡交界处利用巨大的租金差距引发了现任农村土地使用者的抵制，这些人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屡次发现自己被剥夺了土地并流离失所，这种暴力抵制并非罕见。

除了社会冲突的爆发之外，学者们还发现了其他严重的问题，即依赖新城市的土地开发和房地产来维持市政预算并刺激经济增长。首先，在建筑环境中实现积累的优先事项引发了投机性开发的痉挛，在新城市中产生了大量未充分利用和“浪费”的空间。“鬼城”的概念就是这种趋势的例证，困扰中国大型郊区开发项目的高空置率和高库存问题也是如此。

02

大都市重组和全球化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中国城市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高密度和单一中心制。工业企业占据了大片的内城土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基于市场的土地租金开始变得更加充分,土地广泛的工业功能开始转移到郊区新的城市化中心。结果是2020年代中国各地出现了多中心城市。目前，城市被许多总体规划的城市副中心所包围，其目的各不相同，都是为了从市中心转移人口，并通过容纳新的产业来重新定位大都市经济。

Olds(1997)对上海浦东新区的规划和早期发展的研究表明，建立浦东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发展议程，相反，它向世界和国内观众发出了一个信号，表明中国准备重新进入全球体系，再次向外国投资敞开大门，并重新融入全球资本循环。

图1 上海浦东新区

浦东新区建立了利用新城市连接全球经济的模板，到2000年，开发区域和新城市成为城市为全球资本铺设欢迎垫的关键方法，因此这些项目以这一目标为指导，扩散到郊区，并专注于工业，商业和住宅的不同平衡。至关重要的是，旨在促进创新和技术发展的新城市的推出，这一过程以常用的“经济和技术开发区”标签为索引，无数项目据此推进，这不仅是对当地经济增长的本土模式的回应，而且也是对上一级的政策转变的回应，鼓励了更深层次的全球一体化和对战略技术部门的追求。在城市领导人眼中，这些“科技区”首先是城市规模的土地开发计划，理想情况下，这些计划刺激了地方层面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并合法化新的土地扩张。至关重要的是，尽管拥有头衔，但它们通常拥有住宅和商业地产开发的重要份额，从而使它们成为城市，而不仅仅是工业开发区，正如其正式名称所暗示的那样。

03

领土化

对土地的控制已成为政府最重要的事项，对土地和管辖边界的操纵和操纵对城市发展和新城市创建的领土政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对土地开发领土政治的研究表明，与城市相邻的县级农村土地不断被吞并，并作为副市辖区纳入不断扩大的城市。这些地区通常采取各种形式作为规划的新城市，将新的城市设计直接推向管辖主张和收购开发土地的努力的斗争中心。

新城镇进一步发挥了“规模跳跃”的权宜之计作用，即通过直接游说下一级政府进行战略投资，绕过其上级行政级别施加的土地使用限制。例如，通过这些手段，市政府可以绕过省级当局，通过提出一个新项目来响应新的国家级政策优先事项，向国家呼吁土地配额和优惠贷款条件。因此，新城市及其管理委员会通常由高级地方官员组成，因此被工具化为获得更多土地的政治工具，而不是通过增量土地开发获得的土地，但须经过市级或省级的审查。

自2015年以来，中央政府通过授予全国19个项目“国家级”地位，在新城市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政府以这种方式提升有限数量的总体规划新城市项目，通常以“新区”为标题，旨在阻止低排名城市的投机驱动的新城市发展，并将政策注意力和财政资源集中在更有前途的地点。这些项目在大规模土地开发和战略产业投资方面获得了重要的政治支持，尤其是在先进技术制造业方面。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它们在新城市建设的基础上作为土地扩张的领土战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这些手段获得的土地并非微不足道。例如，从河南郑州市以外的新城市项目发展而来的郑边新区总面积为2100平方公里。

图2 甘肃兰州新区

04

政策和体制创新

上述的新城市是由促进增长的制度和政策创新促成的，并进一步实现。第一个经济特区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作为实验室，在后社会主义转型的早期阶段谨慎管理外国资本的引入。在1980年和1990年，以经济特区为蓝本的开发区对于通过培育新产业和传播新的市场政策和治理规范来促进中国的资本主义转型和全球一体化至关重要。虽然早期开发区对工业的功能重点转向多功能城市发展，但新的城市项目通过推进和深化灵活工资劳动等政策，管理外国投资的商业友好型税收和监管改革，保持了这些地点的实验作用。新城市还帮助创新了新的项目融资机制，特别是通过刺激在常规市政预算机构之外创建数千个准私人项目特定金融工具，例如所谓的投资公司。通过这样做，市政府规避了对政府项目债务融资的法律限制，并为新项目提供了银行融资。

最近的研究还表明，大量新型新城市的出现以及现有城市的不断演变。在20年代初，被称为“生态城市”的项目突然开始出现在中国各地，建立在政府推进的“生态文明”政策话语的基础上，该话语寻求在促进环境保护的同时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在此期间，所谓的“大学城”也出现在郊区，因为城市抓住不断膨胀的国家级高等教育预算，将校园搬迁到城市边缘的新多功能空间。另一个这样的模式是“特色城镇”，这是一种围绕特定目标行业建立的新城市类型，其慷慨的税收减免和诱导用于吸引投资和居民。最近，全球交通导向型发展的趋势在中国转化为“机场城市”和“高铁城镇”的发展。顾名思义，这些项目试图利用日益增长的物流和运输投资来锚定新的多功能城市发展，尽管其影响仍不确定。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那样，中国的新城市正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和国家条件。与此同时，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必然涉及在越来越有创意的标题下推进的各种项目类型，每个项目类型都旨在抓住一定的政策声望以及相关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图3 深圳大学城

图4 机场城市

图5 高铁城镇

05

总结

对中国新城市的研究为中国学生以及更广泛的城市学者提供了许多有用的见解。中国的新城市也与全球总体规划的谱系联系在一起，其交流历史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然而，我们在中国新城市的理解方面仍然存在重大差距。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差距归因于中国现象的规模和项目的多样性。中国新城市多变和不断变化的特征使得理论构建所必需的概括成为一项令人担忧的任务。如果要全面研究中国的新城市，学者们需要密切关注案例选择和适当的方法论方法。

未来对中国新城市的研究应该更全面地探索这种环境中日常生活的模式和特征。对全球新城镇的研究强调了它们基于阶级的孤立和排斥，但需要更多的工作来了解中国新城市特有的定居阶级模式，以及人们在新城市定居的动机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这些网站作为社交空间。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一直是建设新城市的先驱。市政府，规划机构，金融机构，建筑和设计公司都在这一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双边援助和投资协议的一部分，中国企业参与新城市项目和新城市建设的全球委员会，现在可以发挥这一经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扩大了中国新城市项目的覆盖范围。随着中国严厉打击农村土地转用于城市建设，对外投资的趋势似乎可能会持续下去，并需要持续的学术审查。与如此广泛的新城市相关的土地和资源的巨大消耗将在未来几年给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带来严峻的挑战。这将使向中国的新城镇学习成为全球当务之急。

推送作者 | 孟珂

校对 | 安宁

编辑 | 二北

往期推荐：

道教对社会技术意象的贡献：人地关系的再思考

我们需要有生产力的工人，而不是有生育能力的女性

人文主义地理信息学（Humanistic GIS）：面向一份研究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