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实验室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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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本次推介的文章来自香港大学地理学系的钱俊希副教授和博士生卢衍衡（通讯作者）。研究结合新兴的城市和区域背景下的实验研究，调查了中国著名建筑师王澍在浙江省杭州市边缘的一个城郊村庄文村进行的建筑实验。特别是，作者们研究了如何动员建筑项目，以解决城乡一体化深化中的农村衰退问题。建筑学应该产生关于建筑形式与积极的社会和文化变化之间关系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涉及乡村文化和身份的复兴。在实证方面，本文提供了一项新的研究，调查了在加强城乡互动的背景下，城市周边地区复兴的文化干预。理论上，它有助于城市和区域背景下的实验研究。敬请阅读：
Qian, J., & Lu, Y. ARCHITECTURE AS SOCIAL LABORATORY: Modernity, Cultural Revival, and Architectural Experiment in Peri‐urba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作者介绍
钱俊希
香港大学地理系 副教授
研究领域：地方政治；城市公共空间；现代性；宗教；中国的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中国城市转型
卢衍衡（通讯作者）
香港大学地理系 博士研究生
研究领域：乡村地理，建筑地理，城市与区域研究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振兴，城市理论，建筑与社会转型，公共空间与休闲
引言
随着“城市结构”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农村/城市、地方/全球、传统/现代之间的区别已基本模糊。在中国农村，建筑干预最近变得流行起来，并被用作促进社会目的和基层治理相对于“现代性”渗透的工具。2006年，中国政府启动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以下简称SNC），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方法，全面规划和规范农村发展。从表面上看，该方案通过空间形式的合理化遵循了现代主义社会进步的理想，表现为大规模拆除传统建筑、建筑用地的大规模扩张和美化项目的普遍存在。学者们对这些理论提出了严重质疑，认为SNC未能触及农村发展的真正问题。与国家的家长式姿态相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者，包括知识分子、社会工作者、前卫艺术家和建筑师，无论是否与国家合作，都参与了中国农村的建筑干预。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中国建筑师将农村视为测试建筑理念和实践的沃土，这些理念和实践通常偏离甚至挑战现代主义规划的乌托邦理念。
认识到这一趋势，本文研究了一个由著名中国建筑师、2012年普利茨克奖获得者王澍设计和监督的实验性建筑项目，该项目在浙江省杭州市城郊村文村实施。文村案例引起我们的兴趣，主要是因为它采用了一种关于建筑的实验视角，关注建筑的社会效应，并测试了关于建筑形式与积极的社会和文化变化之间关系的假设——在这种情况下，是农村文化和身份相对于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复兴。长期以来，王澍一直是“实验性建筑运动”的积极倡导者，这是一所探索如何围绕建筑形式构建更好社会的学校。通过建筑实验，检验了关于社会、文化和物质性的假设。最终，实验产生的知识可以被编入与社会相关的建筑模型中，从而为社会发展的主导范式带来生产性的替代方案。关于农村地区，王强调建筑的变革力量是“社会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该解决方案设想的农村未来不会将现代性与农村文化和社区的保护对立起来。他提出了“无形城市化”的概念，指的是现代性渗透到农村的过程，而无需消除农村建筑环境，同时以微妙的“无形”方式重新定义建筑的功能。
本文通过在城市和区域环境中进行实验的方法，对文村项目进行了分析。城市学者偶尔使用实验的概念来描述探索性和创新性的情境实践，其目的是在现场产生知识，但其适用性超出实验的直接背景。运用这一概念，本文从两个方面促进了城市和区域实验的学术发展。首先，它与“城市实验室”的现有工作和城市规划和治理的实验实践产生共鸣，但并不是简单地将城市理论应用于非城市背景的研究。相反，它拒绝将社会实验室和实验的理论视为独特的“城市”。城市并不是唯一一个受到旨在应对挑战和工程“改善”的政策和物质干预的城市。其他区域环境也同样充满活力，显然有必要从社会实验室的角度重新定义城市周边和农村地区，以便更好地解释社会、经济、社会和经济的出现，在深化地方-全球和农村-城市相互作用的背景下，对农村地区进行文化和环境干预。这一观点与当代中国尤其相关，在中国，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在农村地区启动了一系列项目，在农业衰退和人口外流猖獗的情况下，利用艺术、手工艺、节日、建筑、传统、，作为经济复兴和集体动员的关键媒介。尽管王澍的倡议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而得以大规模实施，但利用文化创意和建筑创新的小型项目在中国农村地区蓬勃发展，可能与国家议程相一致，也可能不一致，这也反映了知识、文化和建筑的各种方式，由外部专家认证的模型和理论在当地进行测试和谈判。最终，扩大区域背景的多样性也丰富了对地方突发事件的理解，如政治制度、治理模式、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这些可能导致实验的意外结果，正如我们在第二个贡献和随后的实证研究中进一步阐述的那样。
因此，本研究指出了将溢出和“噪音”理论化为超越预定义假设和概念框架界定的认知空间的替代知识来源的重要性。迄今为止，尽管在概念上试图理解适应的重要性和知识生产的循环性质，但追求这一方向的实证工作仍然不足。但文村的故事鼓励我们设想递归的、包含多个参与者的实验，而不仅仅是再现主导参与者的权力和权威以及既定的认识论立场。在文村，建筑项目未能进行适应性学习，并不断修改其设计。这项研究对这种认识论上的止赎提出了批评，并认为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建立一个更完整的反馈回路，以便将未预料到的过度行为作为一种有效的认识来源，并使实验对现实世界的突发事件做出更大的反应。
实证研究采用了两种数据来源。首先，考虑到普利茨克奖的声望，建筑师王澍在中国享有高度的媒体曝光率，他的建筑理念和项目在学术和非学术出版物中得到广泛报道，其中许多都包括对文村项目的详细讨论。因此，本研究系统地收集了有关王澍领导的各种建筑项目的媒体报道，以及他或其他人撰写的解释其作品的学术出版物。这些材料由文村村委会提供的规划文件、政策文件和项目简介补充。第二，研究人员在文村进行了实地考察并进行了访谈调查，这些访谈调查了该实验如何循环和再现建筑师传播的文化愿景和假设，以及知识生产如何在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居住建筑形式的日常经验的谈判中形成内在的争议和多价性，以及多个基于地点的参与者和利益。
实验建筑
在中国背景下，实验建筑的概念主张建筑不应仅仅被视为一个技术问题，而应被视为技术和社会知识的交汇点，基于建筑师监督的个人研究倡议。这一理念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建筑作品越来越多地由个人创作（与社会主义时代相比，当时设计由国家设计机构集体拥有），建筑师热衷于通过现场实验创新学科知识和方法。尽管中国建筑师对实验的概念定义模糊，但他们通常将建筑实验视为面向解决社会问题和设想社会经济发展主流范式的替代路径的物质实践。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王澍建筑作品的主要理论议程是实验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
虽然“永恒”对于城市和区域学者来说可能是一个有问题的词，但同一个词指出了王澍对建筑形式的迷恋，这些建筑形式对当地环境具有变革潜力，但同时最终形成了可以超越直接环境的知识模型，因此具有半普遍性。
王澍的团队监督的一系列建筑项目特别解决了当代中国社会根源的三种紧张关系：传统与现代、过去与现在、农村与城市。当王澍在城市环境中从事项目时，他倾向于使用传统的建筑方法和材料，突出地方的历史深度，而不是与过去的连根拔起、无位置和断裂。基于这一主张，王将文村项目定义为“超越城乡冲突的建筑实验”。这一定义的核心是他对两种定居制度之间相互学习和谈判的可能性的信念，正如我们现在继续分析的那样。
文村建筑实验
文村是一个拥有1800人口的小村庄，位于高度发达的杭州市中心边缘。新千年伊始，由于促进城市周边地区工业发展的政策，当地人从城市返回，建立专门加工金属零件的工厂。在随后的十年中，制造业逐渐成为文村的经济支柱，这一特征至今仍很突出。与受人口减少和社会生活耗竭蹂躏的村庄不同，文村并未面临严重衰退。然而，它面临的困境在于地方文化的逐渐解体和地方身份的淡化。首先，由于制造业积累的收入，相当多的居民自发地进行了住宅更新。许多传统建筑被推倒在地，大量砖混结构被竖立起来。与美国郊区别墅外观相似，这些房子反映了农村人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想象。然而，部分植根于当地物质规范的传统农村文化面临着被淘汰的威胁。第二，工业发展使该村走上了非农业化的道路。在收入和生活条件稳步改善的同时，工业文化推动了社会原子化，侵蚀了传统的集体主义和社区关系。
B站上关于文村的简单介绍，指路：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P4y1x7j3
在许多方面，文村可以被视为实验探索的理想候选——它代表了一个相对封闭和地域划分的观察单位，尽管村民的社会经济条件绝非一成不变，差异并没有过大，共同的文化和亲属关系导致了相对的同质性，导致了或多或少受控制的社会环境。本文的其余部分将通过关注三组问题来展开这一架构实验：（1）实验背后的文化假设和概念假设；（2） 实验如何识别和调动不同的“变量”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在多大程度上验证或证伪了假设；以及（3）作为替代性认识基础的“意外”，超越了由假设界定的认识论空间。
王澍认为，农村地区代表着“工业文明的反面”，应该“在城市现代性的侵蚀中扮演对抗角色”。该项目忠实地体现了王澍关于农村的理想主义。尽管如此，该项目并未否定现代化带来的社会进步，但预计将产生关于物质干预是否有助于实现过去和现在、方言和现代的生产性共存的知识。因此，首先，该项目的核心是新建，用于保护或修复旧建筑的资源有限。第二，该项目阻止了空间的商品化，房屋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出售给村民，显示了王澍对房地产资本渗透的抵制。最后，该项目遵循“自然建筑”原则；也就是说，建筑应允许居民满足其最自然和最内心的需求，包括对自然的亲和力和文化真实性，同时提供现代生活条件。
对王澍来说，文村是一个“半残障村”，因为那里一半以上的传统房屋已经被砖混的“洋房”取代，没有留下任何传统建筑技术和材料的痕迹。在他看来，新建筑高度世俗化和同质化，缺乏象征意义和神圣性。因此，推动文村实验的主要假设或假设是，新的乡土建筑可以将当地村民与乡村生活方式、社区关系以及文化意义和身份重新联系起来。王澍是中国最广受认可的人物，他敢于使用建筑形式来复兴本土地区主义。大众媒体对王澍的描述如下：“从某种意义上说，王澍获得普利茨克奖的原因是他对建筑的批判性思考，尤其是在城市大规模生产同质化建筑的时代”。
决定因素
决定因素为了检验上述假设是否有效，需要在一系列物质和非物质参数之间建立复杂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以观察出现的效应。在我们调查的核心，有两组参数在发挥作用——建筑材料和房屋的空间配置——以及它们与农村生活的社会文化参数的相互作用。
对于王澍的团队来说，要重塑乡村乡土，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实现建筑的本土化。此前，建筑师倾向于使用当地生产的材料来产生真实性，但经常陷入机械添加材料的错误，而没有考虑材料与社会之间的纠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架构师需要发展一种全面和系统的理解。建筑材料的重要性不能完全由其固有属性决定。在建筑本土建筑中，材料是独特的还是本地的并不一定是一个关键问题，也不应该成为评估其真实性与否的主要标准，因为全球化可能会导致区域美学和材料的异地漂移。真正重要的是，通过材料表现的愿景和情感是否与当代农村题材产生共鸣。
在文村，建筑师在建造房屋时使用当地生产的大理石和夯实土。然而，与传统的当地建筑不同，灰色大理石和夯土不用于建造结构墙，而只是作为包覆材料；主结构仍然是钢筋混凝土框架，因为这使得建筑更加坚固和有弹性，符合现代建筑标准。然而，与此同时，传统材料所带来的情感、品味和意义并未被消除。在建筑过程中，王树需要找到熟悉当地材料来源、性质和加工技术的人。搜索以郎根强的参与而告终，他不仅参与了房屋置换项目，还成为了供应商和承包商。朗对土木工程有一定的了解，并在村里承包了一些建筑工程。因此，他能够很好地理解王澍关于材料类型和标准的标准，作为一个当地人，他确切地知道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些材料。王舒和朗还就材料加工的新技能和新知识进行了谈判。例如，由于新的技术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灰色大理石很少被用作建筑材料。然而，王澍发现，它可以通过轻轻敲打形成平板，使其成为理想的包覆材料。同样的定位再造逻辑也适用于夯土。与传统用途不同，在本项目中，夯实土被干燥、粉碎并与砂和水混合，以形成比旧时代使用的更坚固的材料。
在此过程中，郎根强不仅获得了当地材料创新加工和使用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开始理解王澍注入建筑的意义和愿景。后来，朗参与了王澍设计的房屋的室内装饰。显然，他的方法带有王哲学的印记。例如，为了在立面和内部之间创造和谐，郎根强使用了大量木制家具，还使用了夯土郎朗在一次在线采访中说：“我的设计是由王舒完成的”。总之，王的期望是，在满足现代生活需求的同时，人们可以通过与物质形式的互动重新获得对当地文化的归属感。
在房屋的空间布局和日常农村生活之间建立了另一套重要的关系。王澍的实践旨在利用空间配置促进传统生活方式的复兴。他认为，多样性是农村文化的核心，农村文化往往通过实施统一规划而同质化。因此，王的团队试图将建筑的空间布局与人的生活和关系重新联系起来。这是通过空间布局和用途的不同组合保持建筑的多样性来实现的。特别是，王根据不同室内布局和材料的组合，设计了24种不同的房屋。对他来说，空间发展必须服务于重建社会领域。一方面，在邻里一级，房屋密集聚集，增加了村民之间临时相遇的可能性。此外，新建的房屋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旧村庄的空间纹理，同时在视觉上，从旧村庄到新村庄有一个平稳的过渡。此外，该项目强调为住宅之间的日常社会互动创造公共空间。另一方面，在每间房屋的内部，空间布局通常集中在一个小庭院，以方便家庭成员的日常聚会。
对于房屋内部，王澍强调，必须“释放”被现代性压抑的传统空间体验。例如，中国南方的传统住宅通常采用天井，即中庭式、矩形和开放空间，用于通风和采光。然而，近几十年来，许多农村住宅取消了这一元素，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空间的功能效用。王澍坚持将恢复天井作为现代生活的重新精神化，因为“天井是中国南方传统民居的精神核心，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祖先生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我们对居民的采访中，大多数人赞扬了天津的回归：
“我们真的很喜欢天井作为一个设计特色，因为它让我们感觉仿佛回到了过去……你看，我们在这里放置了一个带雨棚的茶几，添加了一些装饰，种植了一些绿色植物，让天津成为一个休闲的好地方……这个空间给了我们隐私，同时也贴近自然。”
“意外”
从迄今为止的讨论来看，文村的建筑实验似乎验证了一个假设，即新的乡土建筑可以增强居民对真实乡村的感知和体验。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除了证明或伪造先入为主的假设之外，还有一些意外的结果，促使我们扩大了解的范围。在文村，村民参与建筑形式的方式经常超出王舒的设想和设想。建筑材料的日常居住不断引入新的参数和互动，破坏了乡村田园诗的简化表现。
建筑师是社区的局外人，他们对农村生活的理解并不总是反映当地的生活现实。相反，对于村民来说，乡村生活是一种具体的生活类型，建筑的实用性、功能性和可用性往往优先于美学和文化价值。因此，建筑师和用户的追求之间的脱节可能会引起村民对本土建筑作为“专家设计”的不满，这巩固了城市建筑师的权威和知识主张。
例如，王澍在每个住宅中挑选了一个房间来存放农具。他声称，这是为了满足参与农业生产的村民的需要。然而，对于实际从事农业的村民来说，这个空间通常太小，因此，工具必须放在客厅里。后者已经变得宽敞，符合“现代”标准，尽管当地村民认为这是浪费空间，与农村习俗不符。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文村的大多数村民实际上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从事工业生产。他们找不到房间的用途，房间变得多余了。
另一方面，其他争议围绕着天井展开，尽管人们对天井情有独钟。由于团队缺乏对天井与当地环境之间关系的理解，他们较少关注这一特征的日常实用性，而是关注其美学和象征性基础。文村所在的中国东南部是一个雨水丰富的地区。然而，建筑师团队使用防水性较差的木质材料建造天津周围的墙壁，内部屋檐太短，无法让雨水流入中间的排水沟，造成了潮湿和洪水等问题。另一方面，在王的设计中，卧室通常很小，而浴室相对宽敞。王的考虑超出了风水宇宙观，因为小空间被认为更能保存自然能量，而大浴室则符合现代生活标准。然而，对于村民来说，卧室具有社会功能，因为它们容纳休闲和社交，而大卧室在农村环境中也作为财富的象征。相比之下，让浴室宽敞被认为是多余和浪费空间。
这些出乎意料的设计“逆反”，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质疑基本假设和假设，但揭示了一个事实，即文村的实验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再现了建筑师的权威立场。与作者对河南省郝塘村一个建筑项目的研究形成对比的是，在该项目中，“建筑事件”使村民之间能够进行合作和相互协商，似乎文村项目未能为村民提供这样的机会。因此，村民们无法表达他们自己对现代与传统复杂混合的看法。就我们采访的村民而言，该项目“从空中降落”，缺乏必要的社区咨询，以分享知识、关注和文化观点。除了少数当地承包商的参与，王的团队还与居民进行了简短的访谈，以收集人口背景和住房需求的基本信息，但缺乏深入的知识交流。在整个项目中，基层审议和代表机构似乎也基本上功能失调。一位70多岁的村民在采访中提到，他们只参加了村委会组织的一次会议，目的是说服他们参加。然而，在村民提出问题和担忧后，村干部没有向上级报告–“村干部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参与项目，但关于如何参与以及好处是什么，他们没有向我们提供明确的答案”（采访，2018年4月）。我们推测，信息和决策权的不对称是由于浙江省政府赋予建筑师的权威地位，而地方政府和村委会几乎无法推翻这一权威。
更令人不安的是，在文村，乡土建筑带来社会凝聚力和文化复兴的农村社区的假设受到质疑和争议。事实上，该项目出人意料地助长了村庄的阶级分化、空间不公和社会分化（详情请查看原文）。
结论
农村地区所处的更广泛的全球和区域背景、城乡鸿沟的模糊以及农村住区日益复杂的社会技术，都要求对非城市地区的治理采取新的干预措施。在中国，农村最近被重新发现是知识、创造力和创新的重要来源。建筑实验激增，涉及到具有不同哲学取向的建筑师，尽管他们通常在使用传统材料、复兴传统工艺、自然和建筑环境之间的和谐、模仿历史空间纹理、使用传统建筑材料、使用传统材料和建筑材料等方面有着相同的承诺，以及本土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
如文村项目所示，如果建筑干预是解决农村文化和生活方式衰落问题的新知识模型，那么到目前为止，它被证明是普遍可行和适用的。现在，不仅文村的人们对自己的历史和身份有了更强烈的认识，中国各地监督建筑实验的建筑师也进行了类似的观察。从我们收集的媒体报道来看，王澍似乎也将文村项目视为建筑实践中批判性地区主义的成功范例。然而，为了制定知识模型的合法性，参数往往是固定的和明确界定的，实验设计和观察之间的反馈回路往往会强化建筑师和国家等强大行为者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在文村，空间的用途和价值被编入建筑师对乡村的想象中，而没有考虑它们与当地自然、社会和经济特性的共同变化。毫无疑问，农村身份等同于对传统文化和风格的欣赏，牺牲了村民集体讨论更具活力的农村概念的宝贵机会。此外，一旦实施，这一知识脚本将重塑治理优先事项和国家参与持续空间再生产的方式，而不考虑随之而来的社会空间不平等。
虽然城市/地区学者已经认识到“意外”是实验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相对有限的实证研究将“意外”作为一种理解和知识的来源，其重要性不亚于要测试的社会、政策和技术创新本身。特别是，本研究强调了两个层次的适应性学习，“新知识生产”和“适应”，这两个概念都为文村项目提供了重要信息。在文村，到目前为止，在建筑师传播的乡村文化复兴的独白中，“意外”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外。这表明有必要更深入、更明确地应对突发事件和不确定性。不仅应建立反馈回路以解决设计中的适度缺陷，还应使概念设置和假设更具动态性和开放性，以产生关于当前中国城市周边和农村转型的更细微的知识。
例如，建筑形式和农村身份之间的关系不是机械和线性的，而是由其他变量介导的，如当地社会经济变化和当地文化规范的微妙变化。这需要一种称为“新知识生成”的递归学习形式，基于对参数和模型的相对适度的修改。然而，还必须对理论和假设进行更彻底的重新思考，即“适应”，因为不被工业现代性同化的可持续农村未来的概念不仅需要从文化角度理解，还需要扩大，以纳入农村可持续性的其他方面，特别是集体参与，社会平等和社区团结。
【推文作者】石牌彭于晏
【校对】五山詹姆斯
【编辑】三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