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碧山村的创意实践
导读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逐渐陷入瓶颈期，各界将目光重新聚焦到乡村地区。与此同时，乡村振兴等一系列宏大命题的提出，更是将乡村置于突出地位。对乡村的再发现和再价值化，使乡村开始摆脱传统边缘等落后形象，并重新塑造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城乡关系在此过程中动态发展和演化。最近，来自香港大学的学者卢衍衡与钱俊希在国际乡村研究代表性期刊Journal of Rural Studies发表研究成果《中国碧山社区振兴中的乡村创造力：创意实践、文化复兴与社会韧性的联结》，介绍中国安徽碧山村通过文化、艺术和创意复兴社区的尝试。研究发现，创意举措促进了地方文化和社会关系的恢复，并有助于在本地社区形成一种演进式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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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 Y, Qian J. Rural creativity for community revitalization in Bishan Village, China: The nexus of creative practices, cultural revival, and social resilience[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3, 97: 255-268.
1. 碧山计划
碧山村户籍人口约3000人，隶属安徽省黄山市黟县管辖，距离县城仅4公里左右。与城市频繁的经济往来勾起了碧山居民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而最好的做法，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让它成为城镇的一部分”。然而，对城市生活的渴望与传统的建筑环境格格不入，村民们拆除了他们的旧房子，建造了新的城市住宅。直接的后果是，该村享有全国声誉的许多建筑遗产在最近十年里减少了。以前村里大约有40个祠堂，但现在只有10个左右。对历史遗产的忽视导致碧山错过了国家主导的旅游开发，而邻近的宏村和西递因明清建筑遗产于20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未能获得国家发展支持挫败了村民发展旅游业和升级当地基础设施的愿景。因此，碧山面临着生态停滞和历史遗产破坏的双重困境，这也是中国某些农村地区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过去的十年里，越来越多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活动家认为，中国农村正处于一种长期的危机之中，表现为农村生活的原子化、当地人口的外流、建筑环境的破败和乡土文化的丧失。在这种背景下，相当多的自下而上的干预选择了以艺术和文化生产作为乡村振兴的跳板。在这样的背景下，碧山村开始受到知识分子尤其是艺术家与策展人的关注。早在2010年，碧山计划创始人欧宁就发表了一篇题为《碧山公社：如何开启你自己的乌托邦》的文章，阐述了他对碧山公社的新生构想。他认为碧山项目是重建和振兴农村地区工作的一部分，其目的是“探索替代性的艺术系统和基于文化的干预政治，以促进社会运动和在亚洲地区容易被忽视的农业地区振兴”。他认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不平衡是过度城市化的结果，表现在“农业部门、农村和农业劳动力的恶化”等严峻现实中。除了质疑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欧宁还关注乡村主体性的瓦解。他感叹，“农村人受到现代主流价值观的严重影响，而他们的智慧和能力不断被贬低，这侵蚀了对他们农村生活方式的信心，并从更广泛的社会中抹去了他们的主体性”。因此，为了迎来价值的重新定位，碧山项目依赖于田园诗般的理想乡村的论述，这与后生产主义转型产生共鸣。然而，在碧山，田园想象并不只是作为文化消费、商业化和绅士化的前言，而是更多涉及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上对农村社区的实质干预--在社会层面上，恢复农村的主体性和社区凝聚力；在文化层面上，复兴乡土文化。正如欧宁所说，“碧山项目以中国传统农业和乡村本土哲学的知识资源为基础，旨在对抗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侵蚀，并以艺术和文化为切入点，最终希望通过我们在农村地区的工作影响当地的政治和经济”。
2011年6月，艺术策展人欧宁——在广州时代博物馆举办了以碧山项目为名的首展，正式宣告项目启动。同年8月，首届“碧山丰年祭”——一场与传统农业经济相关的年俗和仪式活动在村里主办。这标志着碧山项目的开端。由于联合创始人欧宁和左靖的媒体知名度、人脉资源和其策展的专业知识，丰年祭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学者和农村探寻者。在宏大的开幕式之后，碧山计划的第一阶段实践是与当地工匠，以及拥有建筑和艺术专业背景的志愿者合作，修复当地的一些老建筑。在欧和左的领导下，许多艺术家与他们一道策划了一系列创造性的创意实践，包括制作当地手工艺制品、发行出版物、举办展览和地方文化主题讲座、将旧建筑改造成公共或商业空间等。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艺术家来碧山主要是为了参加特定的活动和事件，而欧宁可能是唯一一个在村里长期驻守的人。对他来说，这个项目更是一个个人向本土学习的社会实验，以艺术为手段/媒介深入地了解农村。与此同时，他试图验证该项目是否能最终形成一种社会参与的艺术模式；也就是说，通过参与艺术活动，不同的行动者之间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和合作，而艺术则将不同的社会资源联系起来，为农村问题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碧山项目并不是为了生产艺术作品本身，而是专注于塑造当地村民日常生活的乡土美学。然而，由于项目在提振地方经济等方面表现不理想，当地对其寄予较高希望的村委会最终失去了耐心，中止了对项目的支持。因此，根据许多媒体在其报道中的定义，该项目已经在2016年结束。然而，该项目的许多遗留，如书店、工艺合作社和猪栏旅馆，一直延续到今天。
那么，在碧山项目中，创意活动是如何介入地方文化、地方身份和集体记忆？艺术创作和实践如何参与社区关系和公共生活的恢复，以及这一过程如何带来当地居民和艺术家之间的文化区隔和社会隔离的新形式？而创意是否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模式来激活农村地区有关社区重建、文化重塑和生态赋权的内生韧性？
碧山村户籍人口约3000人，隶属安徽省黄山市黟县管辖，距离县城仅4公里左右。与城市频繁的经济往来勾起了碧山居民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而最好的做法，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让它成为城镇的一部分”。然而，对城市生活的渴望与传统的建筑环境格格不入，村民们拆除了他们的旧房子，建造了新的城市住宅。直接的后果是，该村享有全国声誉的许多建筑遗产在最近十年里减少了。以前村里大约有40个祠堂，但现在只有10个左右。对历史遗产的忽视导致碧山错过了国家主导的旅游开发，而邻近的宏村和西递因明清建筑遗产于20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未能获得国家发展支持挫败了村民发展旅游业和升级当地基础设施的愿景。因此，碧山面临着生态停滞和历史遗产破坏的双重困境，这也是中国某些农村地区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过去的十年里，越来越多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活动家认为，中国农村正处于一种长期的危机之中，表现为农村生活的原子化、当地人口的外流、建筑环境的破败和乡土文化的丧失。在这种背景下，相当多的自下而上的干预选择了以艺术和文化生产作为乡村振兴的跳板。在这样的背景下，碧山村开始受到知识分子尤其是艺术家与策展人的关注。早在2010年，碧山计划创始人欧宁就发表了一篇题为《碧山公社：如何开启你自己的乌托邦》的文章，阐述了他对碧山公社的新生构想。他认为碧山项目是重建和振兴农村地区工作的一部分，其目的是“探索替代性的艺术系统和基于文化的干预政治，以促进社会运动和在亚洲地区容易被忽视的农业地区振兴”。他认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不平衡是过度城市化的结果，表现在“农业部门、农村和农业劳动力的恶化”等严峻现实中。除了质疑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欧宁还关注乡村主体性的瓦解。他感叹，“农村人受到现代主流价值观的严重影响，而他们的智慧和能力不断被贬低，这侵蚀了对他们农村生活方式的信心，并从更广泛的社会中抹去了他们的主体性”。因此，为了迎来价值的重新定位，碧山项目依赖于田园诗般的理想乡村的论述，这与后生产主义转型产生共鸣。然而，在碧山，田园想象并不只是作为文化消费、商业化和绅士化的前言，而是更多涉及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上对农村社区的实质干预--在社会层面上，恢复农村的主体性和社区凝聚力；在文化层面上，复兴乡土文化。正如欧宁所说，“碧山项目以中国传统农业和乡村本土哲学的知识资源为基础，旨在对抗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侵蚀，并以艺术和文化为切入点，最终希望通过我们在农村地区的工作影响当地的政治和经济”。
2011年6月，艺术策展人欧宁——在广州时代博物馆举办了以碧山项目为名的首展，正式宣告项目启动。同年8月，首届“碧山丰年祭”——一场与传统农业经济相关的年俗和仪式活动在村里主办。这标志着碧山项目的开端。由于联合创始人欧宁和左靖的媒体知名度、人脉资源和其策展的专业知识，丰年祭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学者和农村探寻者。在宏大的开幕式之后，碧山计划的第一阶段实践是与当地工匠，以及拥有建筑和艺术专业背景的志愿者合作，修复当地的一些老建筑。在欧和左的领导下，许多艺术家与他们一道策划了一系列创造性的创意实践，包括制作当地手工艺制品、发行出版物、举办展览和地方文化主题讲座、将旧建筑改造成公共或商业空间等。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艺术家来碧山主要是为了参加特定的活动和事件，而欧宁可能是唯一一个在村里长期驻守的人。对他来说，这个项目更是一个个人向本土学习的社会实验，以艺术为手段/媒介深入地了解农村。与此同时，他试图验证该项目是否能最终形成一种社会参与的艺术模式；也就是说，通过参与艺术活动，不同的行动者之间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和合作，而艺术则将不同的社会资源联系起来，为农村问题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碧山项目并不是为了生产艺术作品本身，而是专注于塑造当地村民日常生活的乡土美学。然而，由于项目在提振地方经济等方面表现不理想，当地对其寄予较高希望的村委会最终失去了耐心，中止了对项目的支持。因此，根据许多媒体在其报道中的定义，该项目已经在2016年结束。然而，该项目的许多遗留，如书店、工艺合作社和猪栏旅馆，一直延续到今天。
那么，在碧山项目中，创意活动是如何介入地方文化、地方身份和集体记忆？艺术创作和实践如何参与社区关系和公共生活的恢复，以及这一过程如何带来当地居民和艺术家之间的文化区隔和社会隔离的新形式？而创意是否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模式来激活农村地区有关社区重建、文化重塑和生态赋权的内生韧性？
2. 方法论
研究人员从2015年开始关注碧山项目的演变。2015年8月，对碧山村进行了走访，对29名受访者进行了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在实地考察后，密切关注了有关该项目的出版物和媒体报道。采访对象包括7名来自外部的创意工作者和22名当地村民。
3.乡村认同与主体性的重塑
怀旧情绪普遍弥漫在当代中国社会。对于那些被从土地上连根拔起并被扔进城市寄居状态的人来说，对家园的渴望是普遍的。对欧宁来说，恢复农村身份和主体性的第一步是创造条件，促使迁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回到他们的家乡——“我想把农村建设成更好的形式，这样农村人就不需要流向城市”。不少曾在城市务工的碧山的本地人，就因为碧山计划的召唤纷纷选择返乡创业。这些创意举措培育了碧山当地的酒店业、文化周边消费、特色食品消费等经济活动，例如一些受访者创办了民宿或艺术工作室。怀旧情绪和乡愁充当了返乡村民和艺术家进行创造性实践之间的媒介和对接的桥梁。
当地村民的回归证实了该项目是一种内生性的主动行动，而不是从外部强加的浪漫凝视。创意举措的一个基本目标是纠正人口外流，以便村民能够重建社会结构和恢复社会凝聚力。在该项目之前，当地青年几乎全部前往城市就业。为此，艺术家们将乡土乡情作为创作实践的出发点。
该项目还探讨了重建集体记忆和地方感的可能性。 一方面，其侧重于揭示农村地区物质和经济实践的文化意义。在该项目中，农村经济不仅仅是价值的提取，更重要的是社会和文化粘性，即经济实践所依附的价值和主体。例如，该项目努力复兴被现代大规模生产排斥到边缘的当地手工艺。然而，该项目并没有将当地手工艺仅仅视为商品化的资源，而是设想，随着村民重建对传统手工艺的热衷，经济将围绕文化、意义和身份重新进入。2011年，该项目的另一位策划人左靖召集了一个小组，通过查阅历史档案和走访当地手工艺人，回忆黟县的手工艺。这项工作在2014年出版的《黟县百工》一书中达到高潮。正如左在一篇文章中评论的那样：
“草根手工艺人带来的是与工业社会截然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我们的目标是收回历史时期的痕迹，以重建不同于现代城市生活的乡土记忆。”
通过重新将村民与传统的经济实践联系起来，艺术工作者激励他们恢复一种明确的农村主体性。书中记载的手工艺包括菜肴、当地家具、仪式、艺术和建筑。例如，一项在许多村民中重新普及的当地手艺是自制的腊八豆腐。由于独特的生产技术，豆腐可以保存一整年才会变质。在过去，它常常被旅行者携带，并被赋予思乡的含义。然而，由于依赖于精细的手工艺，它不能大规模生产，几乎完全被机器生产的豆腐挤压。正是左靖书籍的出版催化了当地村民对自己文化遗产的重新认识。
另一方面，艺术家们与当地村民汪寿昌先生合作，制作了一系列以碧山为主题的明信片。在实地考察时，汪先生是是当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村民之一。他提出“碧山就像一本被遗忘的书；如果没有人打算重新开放它，那么它就接近于根本不存在“。因为城市经济对村民的同化和地方身份的丧失，他经常哀叹碧山社会经济的解体。作为碧山计划与本土艺术家密切合作的案例，汪先生重新绘制了历史上著名的“碧山八景”，并将其制成明信片。对乡土景观的艺术再创造，一方面强化了汪寿昌的乡村身份和主体性。另一方面，它们也以明信片的形式进入流通，成为当地人、艺术家和外来游客共同记忆的一部分（见下图）。
从左至右依次为：一种易县的百件手工艺品 、招募本地工匠海报 、自制豆腐、汪寿昌先生画的明信片
最后，碧山项目避免将怀旧等同于个人层面的文化消费和体验，而是将怀旧与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变迁联系起来。在艺术家看来，乡村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而是整个另类文明的一部分。在对当地传统的追求之下，是中国人的观念和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正如左靖所说：
“碧山”并无确切地名指向，她是一个象征，象征哺育我们的自然和中华文化原乡，青碧的山峦和村庄将永远是我们来自于斯、并心归于斯的所在。
对艺术家来说，中国农村被集体主义价值观、亲属关系和社区团结所编码。然而，正如欧宁所悲叹的那样，现代化侵蚀了农村社区的亲属关系和公共生活。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部分，2014年，碧山项目与南京先锋连锁书店建立了伙伴关系。伙伴关系的核心是将碧山的一个宗祠启泰堂改造成碧山书店。中国传统祠堂供奉的是同姓的亲属血统的神化祖先。在中国传统中，它们是社区内部举办公共活动和仪式的空间，如祭祖、婚礼和葬礼。因此，宗祠是将社区成员联系在一起的神圣空间，而紧密联系的血统是定义中国性的主要因素之一。
“复兴地方文化遗产是我们工作的中心，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我们的民族特性和文化就存在于这些遗产中，不保存这些遗产，就不可能传承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后代也就无法追溯民族文明的起源。”
当地村民普遍对修复工程感到满意，甚至感到自豪。接受采访的村民表示，该项目使他们更接近一个原本被疏远的文化遗产，这对他们基于地方的身份做出了积极贡献。正如当地一位村民所说：
“我们中国人珍视血缘和亲情，祠堂是把我们聚集在一起的空间……然而，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村庄进城打工，集体活动深刻减少，祠堂变得不那么重要。但是书店的修葺和重建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的记忆活着，让年轻的一代记住我们的根。”
同时，对艺术家来说，中国乡村的另一种文化价值是它与自然的统一，表现在它的建筑遗产和农业生产上。这个想法导致了理农馆在2015年开办，以作为欧宁及其团队创作生产的主要基地。该团队将理农馆定义为一个公共文化中心，在该空间进行的作品包括创造性手工艺品、木制品和建筑遗产的艺术修复。翻修工程由另一座破旧的宗祠启元堂改建而成，由冯思特等志愿者合作监督。他们将大厅恢复到原来的木结构，并在空间中增加了一些艺术客串。例如，团队在大厅的墙上画了一幅中国农业之神—神农的画，以表达他们对土地、乡村和农业的崇敬。冯还建立了一个名为Hun工作室的木工工作室，通过与当地工匠合作，他们使用当地生产的木材设计家具。他强调木材的简单加工，以展示粗犷的美学，但家具同时适合在现代家庭环境中使用。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的设计在自然、传统和现代之间建立了错综复杂的联系。创意工作者还开发了一些产品，如根据当地农民在农活中使用的草帽而设计的文化周边和用当地木材制作的文具（见下图）。
从左至右依次为：一种采用带有古代纹饰的承重梁 、神农氏画像、与当地工匠合作制作的木制家具、艺术家江渡的创意产品
4. 恢复公共生活：参与、疏离与演进韧性
碧山恢复公共生活的议程包括两个方面：协调公共空间和活动，鼓励村民参与。 一方面，该项目包括创造一系列公共空间，作为相遇、互动和改变的场所。这些空间主要包括碧山书局、理农馆和2017年开业的碧山工销社等。在这些空间中，碧山书店是被认为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之一。书店为日常社交活动留出了很大的空间，这占据了大部分的可利用空间，而书架只占据了靠近墙壁的相当小的空间。店内正厅摆放了沙发和扶手椅，供人们在此阅读和进行互动。这种空间布局暗示着书店的主要意图是优先考虑社会公共空间的精神，而不是作为销售书籍的商业空间。虽然宗祠的翻新部分是为了保存当地建筑，但书店并不打算将其作为一个“本土文化博物馆”以面向游客。相反，它是面向当地的，旨在作为村民日常生活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实地的观察支持了这一观点--许多当地村民，尤其是年长的村民喜欢在书店里阅读，以及与工作人员、游客进行交谈。他们似乎很放松，并不像一些评论家猜测的那样，在一家“离地”的精英书店里感到“局促”或“格格不入”。正如书店经理李女士告诉那样，虽然游客占了访客的大多数，但村民们也经常来阅读且热衷于社交。书店希望对村民保持开放和欢迎的态度，即使他们不消费任何产品或服务。
此外，碧山项目策划了以展览、讲座和表演为主的多种公共活动，并积极争取当地村民的参与。有趣的是，村民并不只是承担观众的角色，而是被囊括进活动的组织中，包括场地的设置和现场管理。因此，碧山计划中的创意活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社区的公共事件，积极建立艺术家、志愿者和村民之间的关系网络。在这个意义上，艺术被重新定义为一个事件或过程，而不是创意实践的静态产物。这里面重要的是艺术在容纳不同行动者并协调他们之间关系方面的潜力，以修复社区凝聚力和公共生活。渐渐地，艺术概念的范围被扩大了，因为这些外来的艺术实践被融入到了本不应该涉及外人的社区活动之中，例如新生婴儿的庆典以及当地人的婚礼。总而言之，艺术作为一种调解因素、一种社会合作的纽带被使用和部署（见下图）。
从左至右依次为：一位在碧山书局阅读的村民、农业主题讲座 、观看传统戏曲的村民
然而，尽管该项目培养了包容和参与的总体气氛，但艺术和创意的使用在文艺工作者和村民之间造成了特定形式的文化品味区隔。自该项目开始以来，对其“精英”外表的批评和怀疑从未停止过。2014年7月，一位名叫周韵的哈佛学者在微博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品味，区隔与碧山计划》。周韵认为碧山项目本质上是精英主义的，出于城市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疏离，其与当地村民的实质诉求并没有什么关联。该项目没有融入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而是造成了一种文化隔离。亦有学者认为该项目已经被简化为“由局外人想象和预先设计的社区”。对此，欧宁并没有回避这些批评，他承认了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和审美系统的局限性。然而，他似乎也在努力地融入当地社区，通过与村民交朋友，邀请他们参与创意举措的组织和管理。与此同时，当地村民并没有对这些创意举措表现出明确的反感，而是积极参与，成为志愿者、管理者，甚至是艺术品的贡献者。
事实上，包容的真正障碍不是艺术家脱离当地人民，而是艺术作为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审美知识、情感和标准领域的性质。 因此，村民很难定义艺术或将艺术与日常生活经验联系起来。几位受访者认为，要理解艺术作品背后的意义，需要接受一定得教育和培训。在田野调查中，我们遇到了一个以刘传宏及其皖南艺术表现为主题的展览。虽然该活动受到当地村民的广泛参与，但他们倾向于将其视为休闲活动，对展览中提供的免费饮料和小吃比艺术作品更感兴趣。正如一位村民开玩笑说的那样，“展览是给游客的，我们真的不明白……但小吃很好吃……也许我们也会看看这些作品，只是作为一种自我提升的手段。这句话生动地展示了村民对艺术的矛盾心态——尽管他们与艺术感到疏远，但他们也不抗拒将艺术纳入他们生活中。
当地村民普遍对这些艺术创意持开放态度和支持态度。几位当地村民表示，随着项目的深入，他们的心态已经从“四处看看，看看正在发生什么”过渡到“试图获得新知识”。一方面，当地村民对艺术的接受并不是通过直接的品味鉴赏，而是因为这些举措证明了对当地文化的重新评价是合理的，并调解了社会生活的重建。另一方面，随着碧山游客流量和媒体曝光率的增加，相当多的游客也试图利用碧山计划来实现自身的收入增长。他们发起了民宿、当地农产品销售、当地手工艺培训等业务。例如，返乡村民J女士与丈夫经营一家招待所。除了住宿服务，她还联合打造了一个品牌“徽姑娘（安徽姑娘）”，给当地一系列农产品打上了烙印，包括茶叶、豆腐、传统技艺加工的腊肉等。当地村民意识到媒体知名度和游客兴趣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有意在社交媒体上引用或转发碧山项目相关的宣传材料，作为将他们的经济企业重新包装成一种文化时尚的手段。他们甚至可以与游客交流碧山项目传播的文化理念，尽管他们的解释可能与艺术家略有冲突。正如J女士所说：
“许多来碧山的游客都是年轻人，他们有独特的文化品味，他们喜欢讨论项目背后的想法和概念。因此，我们认为我们有必要了解该项目并向游客介绍它。”
随着当地村民吸收和翻译艺术家的文化知识，他们也开始将当地文化视为更具活力和开放性的文化。虽然碧山项目在2016年被叫停，但留下的一些火花仍在点燃创意之火。今天，碧山仍然是城市文艺青年的旅游目的地，一些精品酒吧、设计师工作室和艺术作坊在运营或正在筹建中。碧山工销社继续保育和销售当地传统手工艺品，并为当地人民提供就业机会和经济收益。
与此同时，碧山书店仍是当地人的重要聚集地。更有意义的是，当地村民利用参与碧山项目所获得的市场营销专业知识，对当地产品进行文化包装，以提高当地产品的附加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碧山项目成功点燃了村民探索文化引领社区发展的兴趣。J女士将外部引入的艺术举措比作“疫苗”--尽管它们最初不是碧山（文化）身体的一部分，但其引发的“免疫”反应，即促进了本土传统文化的适应和重塑，为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革做好准备。
5. 商业化与否：经济增长不足
促进地方创业被普遍认为是农村创意议程的核心之一，当地人从创意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对于他们是否愿意适应外来文化影响和新的韧性框架至关重要。在这种观点下，没有充分注意经济因素的演进性韧性是不稳定的。村民们明显一致认为，本地社区希望从碧山项目中获得客观的经济效益。
然而，在碧山，经济增长的道路更加曲折和有争议，因为艺术家们一直缺乏协调经济发展的连贯且整体的方法。可以肯定的是，对经济增长的期望是当地村民在早期接纳该项目的主要原因。然而，该项目未能为村民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正如现有的研究表明的那样，农村地区的创造性举措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促进经济增长--首先是出售艺术品；其次是通过吸引游客和移民到农村地区并将这些收入用于当地的住房、食品和服务。在碧山，第一种收入受到当地艺术家数量的限制，第二种收入也不高，因为艺术家对经营任何商业项目都不感兴趣。艺术家们设计了一系列以碧山为主题的纪念品，如服装、帆布包和明信片。然而，这些商品的销售额很小，因为艺术家们很少努力营销它们。 对于艺术家来说，纪念品的设计是为了表现文化品味、审美和生活方式，而不是为了营利。 例如，艺术家们根据当地的传统风格和工艺制作了一系列名为“碧山服”的服装设计。他们还邀请了专业的摄影师拍摄穿着这些服装的模特照片，作为碧山项目宣传材料的一部分。然而，这种举措从来没有进入文化资源市场化并为当地人民创造回报的范围。截至2015年，这些创意举措带来的经济效益主要局限于村民经营的两家民宿。此外，游客的增加流动提高了杂货店的销售额，一些当地人委托理农馆销售他们的特色农产品。村民们还可以从他们经营的创意工作室和艺术工作室中获得收入。但总的来说，这种收入仅限于一小部分积极参与创意活动的村民，但没有蔓延到更广泛的社区。
文化逻辑和资本逻辑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成为碧山项目的焦点。项目启动之初，欧宁对商业资本的侵占心存疑虑。他认为商品化是一种疏离的力量，它会侵蚀恢复社区凝聚力和文化认同的努力。因此，该项目的资金主要来自艺术家的个人资金和众筹，而不是商业投资。然而，这一数额的资金不足以支持初创企业，更不用说更大的商业努力了。截至2015年，碧山里最成功的商业创举是欧宁的朋友所拥有的高端精品酒店—猪栏酒吧。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突破。欧宁甚至拒绝了著名豪华酒店品牌Alila价值6亿人民币的合作提议。
村民希望从旅游开发中获得实质性收益。村民以为艺术家是来投资的，称欧宁和左靖为“大老板”。然而，在碧山项目进行了一系列艺术实践后，村民们意识到他们不是来做生意的，当地村民认为，外面的“老板”以低价收购和使用当地的物质和文化资源，如老房子。因此，他们应该资助村庄进行基础设施方面的改善，如道路、路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
此外，当地政府模糊的立场使碧山项目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碧山计划有自己关于乡村治理的愿景，例如倡导建立一个基于无政府主义的乡村乌托邦。在这个社区中，需要建立新的仪式系统、新的感知系统和新的建筑系统来恢复社区凝聚力。然而，在艺术家的话语中可以看到“无政府主义”等激进术语，暗示了他们对与当地政府的合作不感兴趣。事实上，在项目启动之初，当地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给项目提供了资金和政策支持，希望闻名艺术家和策展人的出现能为该地区带来急需的发展资产。然而，由于艺术家们在项目早期反感政府和大资本的进入，这让村民们非常失望。更糟糕的是，国家和碧山项目之间不确定的关系引起了投资者对投资前景的担忧。然而，艺术家们并没有因此修改他们的言辞和想法。
与村民支持演进和开放的农村概念相比，艺术家不太愿意适应和谈判影响农村韧性的各种因素。对村民来说，透过经济发展，社区可以获得资源，以保育地方遗产，培养地方依恋，并最终建立社区凝聚力和内生韧性。相比之下，艺术家们将文化和社会重建与经济领域隔离开来，不仅忽视了当地村民需要的物质环境，也忽视了当地经济可能为之服务的各种社会和文化目的。
6.结语
在碧山，创意并不代表脱离现实的审美化。相反，如废弃祠堂的美化和翻新、地方工艺和技能的重新工具化、地方记忆的收集和公共生活的恢复，各种做法紧密地嵌入村民的生活中。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社会参与和相关的艺术模糊了美学与日常生活之间的鸿沟，持续介导着地方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重构。
通过演进韧性的概念，研究者对创意工作者和村民之间的社会和文化距离采取了一个更开放的视角，并强调村民愿意通过艺术和创意提供的镜头重新思考当地文化和社会关系。综上所述，碧山的创意实践提供了一个观察社区如何产生内生韧性和适应性的镜头，这是一个值得在中国农村改革背景下进一步探索的理论问题。
【推文作者：奈何】
【校对：卢衍衡、钱俊希】
【编辑：三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