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 拨开历史的乌云

——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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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笼罩在意识形态的浓雾之中，所谓“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是也。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拨云见日，去看看真实的过去，唯有真实的历史，而非掩盖或伪装之过去，才能有益于今日，有益于未来是也。而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便有这样的功效。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提出史学家应具有史才、史学与史识三才。三者浑为一体，而以史识为最难。它要求著史者拥有独立之人格，过人之胆识，能超脱现实政治之束缚，而立于人类发展之高处，俯瞰以往之足迹，从而得出客观、公允之结论。这样的过人史识，在《中国近代史》中比比皆是。

关于鸦片战争，蒋先生这样写道，战争发生之前，英国曾有两次和平的交涉，一次是乾隆八十岁时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的来华祝寿（1792年），结果以失败告终。第二次英国派使节来华，“嘉庆给英使的待遇远不及乾隆”，于是“英国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第一章《剿夷与抚夷》）如此剖析，我是第一次看到。

而关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他也有过人之见识。“资本主义可变为帝国主义，也可以不变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如同水一样：水可以灌溉，可以便利交通，也可以成灾，要看人怎样对付”，“中古的阿拉伯人以武力推行伊斯兰教，大行其宗教的帝国主义。十八世纪末年法国革命家以武力强迫外国接受他们的自由平等，大行其革命的帝国主义。据我们所知，历史上各种政体，君主也好，民主也好，各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也好，封建主义也好，都有行帝国主义的可能”（第三章《自强及其失败》）。如此观点，听来如雷贯耳！

他对于日俄战争与甲午战争，也有独到之认识。“那一次的日俄战争，倘若是俄国全胜了，不但我们的东三省，连高丽都要变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倘若日本彻底打胜了俄国，那高丽和东北就要变成日本的范围，中国左右是得不了便宜的。幸而事实上日本只局部地打胜了，结果两国讲和的条约仍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不过划北满为俄国铁路及其他经济势力的范围，南满包括大连、旅顺在内，为日本的范围。这样，日俄形成对峙之势，中国得以收些渔人之利”（第四章《瓜分及民族之复兴》）。而甲午战争则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从如此之高度看待甲午战争，既使对今日之国人，也不无启发作用。

而他对近代史中人物的分析，也与众不同。他认为林则徐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真的林则徐是慢慢地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就知道中国的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地提倡……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第一章《剿夷与抚夷》）。你认识的林则徐，与这里的一样吗？

对于绕不过去的洪秀全与曾国藩，他这样写道，“洪秀全想打倒清政府，恢复汉族的自由，这当然是我们应该佩服的。他想平均地权，虽未实行，也足表现他有相当政治家的眼光……但是他的人格上及才能上的缺点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了功，他也不能为中华民族造幸福。总而言之，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中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曾国藩的工作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他要革新，那就是说，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旧，那就是说，恢复中国固有的美德。革新守旧同时举行，这是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史的大贡献。我们至今还佩服曾文正公，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伟大的眼光。徒然恢复中国的旧礼教而不接受西洋文化，我们还不能打破中华民族的大难关……同时徒然接受西洋文化而不恢复中国固有的美德，我们也不能救国救民族”（第二章《洪秀全与曾国藩》）。关于中华传统文化之继承与西方文明引进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不是依然在争论不休吗？而蒋先生在七十多年前已有如此清晰之认识。

此书出版于一九三八年，去今已七十多年。我只恨自己迟至今日才读到它，还是去浦东机场接人，因航班延误，去书店闲逛时无意发现的。看来多亲近书店总是不错的。

二O一六年十月廿五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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