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 │ 胡适文章中的逻辑

Original 郁土郁土 2024-02-05

胡适先生提倡说话要讲证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说三分话”，其为文则十分注重逻辑的严密性。这是我在读《胡适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时时刻感受得到的。

在《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一文中，他引用戴之原话“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他认为，“剖析至微”便是戴学的治学方法。

“他要人把那从剖析推求得来的见解，再用演绎的法子应用到古今的事实上去，若能条理贯通，不留余议，方才是证实的真理，方才是十分之见。这真是科学家的态度与精神”。

而他自己的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可叹者，今日就仍有许多的人，不知就事论事，而喜就人论事。

他反对笼统、模糊，只信证据。在《<天乎帝乎>序》中，他这样写道：

……有时候，少数文人也用“安南朝鲜”等字样来警戒国人，但他们说的话大都是笼统的，模糊影响的，没有证据的，所以不能使人深信而感动。现在，我们得读潘是汉先生《天乎帝乎》一文，审查他列举的历史上和法律上的确证，使我们不能不深感亡国的惨祸竟有如此之烈，使我们不能不向安南的志士们抱无限的同情。

无论是历史上或法律上，确证最为重要！比如当时法国殖民者所制定的安南刑律第六十七条“二人以上商议其行为谓之阴谋”便是。

金岳霖先生说“概念是思维的起点”。胡适在作文时也特别注意此点。在《名教》一文中，他便首先考证“名”是什么。

《论语》里孔子说“必也正名乎”。郑玄注：

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

《仪礼》“聘礼”注：

名，书文也。今谓之字。

《周礼》“大行人”下注：

书名，书文字也。古曰名。

《周礼》“外史”下注：

古曰名，今曰字。

《仪礼》“聘礼”的释文说：

名，谓文字也。

总括起来，“名”即是文字，即是写的字。

“名教”便是崇拜写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写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

下面他便荡开笔墨论述了这个“我们信仰了几千年”的宗教。试问，如若不把“名教”之“名”便是“文字”搞搞清楚，你又如何展开下面的论述呢？

而今日我们的从中学生到大作家的文章，有些是连基本的概念也没搞清楚，就在那里大写特写了。呜呼。

在《信心与反省》一文中，他反驳寿先生关于信心的一篇文章。针对寿先生的“我们今日之改进不如日本之速者，就是因为我们的固有文化太丰富了。富有创造性的人，个性必强，接受性就较缓”。

胡适认为，“这个大前提就是完全无稽之谈，就是懒惰的中国士大夫捏造出来替自己遮丑的胡说”。他的观点是：

事实上恰恰是相反的：凡富于创造性的人必敏于模仿，凡不善于模仿的人决不能创造……模仿熟了，就是学会了。

他引孔子的话“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认为，“这就是一个圣人的模仿”。当然，圣人的例子是远远不够的。他更进一步阐述道：

懒人不肯模仿，所以决不会创造。一个民族也和个人一样，最肯学人的时代就是那个民族最伟大的时代；等到他不肯学人的时候，他的盛世已过去了，他已走上衰老僵化的时期了。

我们中国民族最伟大的时代，正是我们最肯模仿四邻的时代：从汉到唐宋，一切建筑、绘画、雕刻、音乐、宗教、思想、算学、天文、工艺，哪一件里没有模仿外国的重要成分？佛教和他带来的美术建筑，不用说了。从汉朝到今日，我们的历法改革，无一次不是采用外国的新法；最近三百年的历法是完全学西洋的，更不用说了。到了我们不肯学人家的好处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也就不进步了。

紧接着，他又针对寿先生轻视日本人的言论，而肯定日本人的善于模仿与学习。他举了三百年前避居日本的大学者朱舜水的见闻与看法：

他居留久了，能了解那个岛国民族的优点，所以他写信给中国的朋友说，日本的政治虽不能上比唐虞，可以说比得上三代盛世。这一个中国大学者在长期寄居之后下的考语，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日本民族的长处全在他们肯一心一意的学别人的好处。他们学了中国的无数好处，但始终不曾学我们的小脚、八股文、鸦片烟。这不够“为中国取镜”吗？他们学别国的文化，无论在那一方面，凡是学到家的，都能有创造的贡献。

而在《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一文中，他反驳汪懋祖的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自相矛盾处：

下文他又说：

草写“如之何”三字，时间一秒半；草写“怎么办”三字需七秒半（应为繁体字），时间相差六秒。文言之省便，毋待哓哓。乃必舍轻便之利器，用粗笨之工具，吾不知其何说也。

这又更进一步“武断”白话为“粗笨之工具”，文言为“轻便之利器”了！然而汪先生接着又忽然下一转语：

或谓学习文言当较白话费力。曰，然。

这又是不待“心理学家长期的测验研究”，而“武断”学习文言“较白话费力”了！

你看，他只需拈出汪文中自相矛盾之处，读者自然就明白了。这便是逻辑的力量。

当然，除了通俗易懂、逻辑严密外，读胡适的文字，你就还能够感受到今人所缺乏的骨气。比如在《南游杂忆》中，他就秉笔直书了他与“南天王”陈济棠之间的对话。胡适此前在香港之演讲，反对广东读经政策。陈言“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

结果，陈说他的理由四十五分钟，胡适讲他的理由四十五分钟。陈的要点是，“生产建设尽可以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甚至外国工程师。但‘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找”。

胡适则针锋相对，主张一本之说，即生产、做人都要用科学知识。他认为，“绝大多数的老祖宗，他们在许多方面实在不够我们‘做人’的榜样。举一类很浅的例子来说罢。女人裹小脚，裹到把骨头折断，这是全世界的野蛮民族都没有的残酷风俗。然而我们的老祖宗居然行了一千多年。大圣大贤，两位程夫子没有抗议过，朱夫子也没有抗议过，王阳明文文山也没有抗议过。这难道是做人的好榜样？”。

如此一介书生而能与手握军政大权者不卑不亢，进行平等对话，我只在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的身上看到过！

晚年，胡适在美国对陈之藩讲，他们这一辈人的文章，他现在还愿意读的，只有知堂的了。其实，我想说的是，时至今日，他们那一代的文章，今日能够读上一读的，胡说肯定在内的。

唯一遗憾者，因种种原因，胡适的文字迄今未能进入中小学教材，这是我们的一大损失。其实，相较于鲁迅的文章，胡适的文章更通俗易懂，且条理清晰，说理充分，对于训练中学生严密之逻辑思维能力，大有好处。反而是鲁迅先生的文章，非有一定之社会阅历，不易真正理解是也。但我们这个世界，不就是由遗憾所组成的么？

二零二一年三月七日上午

补：读《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就又发现了两则与逻辑相关的文字：

在《胡适致梁实秋》（1928年12月29日）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今天在《春潮》第二期上看见张友松先生批评徐志摩先生（译）的《曼殊斐儿小说集》……但我觉得张先生的态度，未免令读者发生不愉快的感想。译书自是译书，同“哲”哪，“诗”哪，“豪”哪，有什么相干？同“他家里的某宝贝”，更有什么相干？这不是批评译书，竟是有意要“宰”人了！

胡适主张批评译书就是批评译书，不赞成“宰”人，也就是要就事论事，不要就人论事！

在《傅斯年致胡适》（1926年8月17、18日）的信中这样写道：

……先生曾树了一个好榜样，造了一件好成绩。上件是谓先生在《努力》上所取为政治评论的条则，下件是谓先生于几种小说的考定……

先生独能就事论事，不就人论事，而失之诛心；不就事论人，而失之盲断。事事分辨责任，是一个最健康、最能使舆论入轨道的榜样。书呆子的中国人从来好诛心，其上流就是那些没有办法的急躁清流，其下流便是些探私造黑幕的。

这两则都涉及到就事论事，而不要就人论事。第一则是胡适先生实在看不过去，对张友松批评徐志摩译著所取就人论事进行批评；第二则却是傅斯年赞扬胡适在政治评论能够做到就事论事，而不是就人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