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汪溪同志已恢复北京周报社领导职务，段连城同志任编辑部主任，他们以强有力的领导，把周报业务从非常状态逐步转向正常。
这年春天，一次研究报道计划时，老段谈到：西藏的变化很大，实现了历史飞跃，国外也很关注，周报应作重点报道。我那时是编辑部副主任，对老段的意见完全拥护，并表示：如果可能的话，愿意承担这项采写任务。
我的意见被采纳，同时决定林戊荪同志和我一起去。我与老林是老相识了，曾一起在《人民中国》工作。1958年周报创刊，他参与筹备，是周报的元老之一。1969年我到周报后，又与他在一起。这次与他同去西藏真是“最佳搭裆”！
周报采访一般是单枪匹马，这次所以要两人同行，主要考虑是任务重大。此行要对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变化用访问记的形式作全面的、有深度的、又是生动的报道。西藏高原自然环境特殊，一般人到那里都有个适应过程，两个人去完成任务的保险系数大些。
那时，除了援藏人员外，去西藏的人很少，不像现在有很多旅游者。人们对西藏有一种神秘感，而且认为去那里是艰难的。说起那里的高山反应，有的人甚至谈虎色变。
西藏海拔高，氧气稀薄。人缺少氧气就会出现各种病态反应，称之为“高山反应”。患有心脏病或高血压的人是不能到那里去的。即使健康人，如果从陆路去，也许受不了逐渐升高的高山反应就半途折回，如果从空中去，也许一下飞机就趴下，得赶快抬上急救车去医院。我们临行前都做了身体检查，心电图和血压正常，充满信心。
我们选择空中线路，乘飞机去。我们至成都民航售票处时，那里聚集了许多人，都是购买去拉萨机票的。西藏冬天的气候条件更差，而夏天相对好些，援藏干部大都选择冬天回内地休假，春末夏初赴西藏工作，此时正是赴藏的高峰期，加之天气不好，停航了两天，积压下大批的人。
我们在等票的时候，注意到有两个身着藏装的女青年，交谈中了解到她们刚从成都音乐学院毕业，要返回拉萨。她们都曾是西藏的小奴隶，整天侍奉奴隶主。和平解放后，她们成了受人尊敬的演员，其中有一位出身艺人世家，父母曾是专给农奴主唱戏的奴隶。两代艺人两种遭遇。她们的故事使我们后来写的报道增色不少。
我们终于拿到了机票。飞机起飞后不断升高，俯视“世界屋脊”，千山万峰，冰盖雪封。飞了一程，机身下降，沿山谷飞行，机翼好像要触到两面的山似的，下面是滚滚的雅鲁藏布江。飞机在江边的机场降落。
我们走下飞机，天空蔚蓝，阳光灿烂，步伐轻快，心绪极佳。想到“一下飞机就会趴下”的说法，不禁相视而笑。
从机场到拉萨市区的公路颠簸而漫长，用了比从成都飞拉萨机场还要长得多的时间，雄伟的布达拉宫才终于跳入眼帘。
//高山反应//我们由自治区办公室介绍到招待所，坐在招待所门厅的长条木椅上等待分配住房。等了好一会儿，当服务人员告诉我们房号时，我觉得老林挪动了几下身子，却没站起来。掉头一看，见他面色青紫，准是高山反应了，立即扶他到房间躺下。他虽然说“没事，很快会好的”，但晚饭未吃，一直没起床。我期望他睡一夜能好起来。这一夜，我的脑袋也像撕裂一样剧痛，翻来覆去睡不着。天亮起床后头不怎么痛了。老林还是起不了床。我有些慌了，立即去区党委办公室找昨天接待过我们的藏族女秘书。她立即派车把老林送去医院。医生检查后证实是高山反应，比较重，留下住院。我把老林的情况向汪溪作了电话汇报，汪溪指示，如拉萨条件不好，可回北京治疗。但老林却坚持要“与高山反应作斗争”。我的情况算好的，只是脉膊快得简直分不清次数。开始时上楼像在内地一样“噔噔噔”跳上去，顿时心脏震得颠得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难受极了，从此学乖，楼梯得慢慢上，上一层休息一下再上。即使平地走路，也不能快，不能边走路边说话，否则就会喘不过气来。这些属轻微的高山反应。我在等待老林康复期间便先在拉萨市内采访，借一辆自行车代步，走街串巷，浏览市容，逛商店，访机关、工厂、学校，了解拉萨的变化，还到翻身农奴家里拜访。我接触到的所有藏族同胞都很友善，他们讲述的故事使我感动。一位翻身农奴对我说，他原来跟农奴主的牲畜一样，只不过会说话。他是专门为农奴主缝衣服的奴隶，常常日夜辛苦，回不了家。有一次母亲来求情，竟被农奴主用铁锅砸头致死，尸体被从窗口扔出去了事。又一次，妻子来求情，被农奴主唤来的打手剥光衣服，绑在柱子上，然后放出一群狗来咬她。那时他妻子怀孕快临产了。群狗咬破了她的肚皮，咬伤了腹中的胎儿。幸亏当时解放军中的汉族医生到了拉萨，救了母女二人。这位藏胞讲到这里，压抑住悲愤的情绪，用颤抖的手拨开坐在他身边的女儿的头发，发丛中露出伤疤。她就是当年那个还在娘胎里就受到凶残虐待的未出生的婴儿，现在是个眉清目秀的大姑娘了，在一家公司工作，我访问时她正好休假在家。我还访问了农奴出身的中共拉萨市委书记，看到一些藏、汉族干部向他请示工作，显得很有权威。这期间，我差不多每天采访完毕都要到医院看望老林，了解病情。他在医院里能补充到氧气，情况开始好转。他急迫地想知道采访的情况，我便说给他听。他聚精会神，显得很有兴趣，听到生动的故事甚至拍案叫好，不时出些点子，忘了自己还躺在病床上。我从他那儿受到鼓舞，便更起劲地去采访。那两个女演员回到拉萨后打听到我们的住处，提着香喷喷的酥油茶来探望，说喝了他们藏族人喜欢喝的这种酥油茶，就能像她们一样适应这里的自然环境。知道老林住院后又去医院探望。随着身体好转，老林多次要求出院，但医生不准。又过了几天，老林再次要求出院被否后便求助于我。我了解到他已很少补充吸氧，感觉也还可以，心里有了底，便与他“合谋”，偷偷带他出院，登上坐落在市区山顶的布达拉宫参观采访，他安然无恙。回到医院后立即“坦白交代”，医生惊愕之后，准许他办理出院手续。
//深入采访//我们一起深入采访。在著名大活佛、全国政协副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陪同下参观了大昭寺、罗布林卡及其他古迹。这些地方的壁画和文物表明了藏汉两个兄弟民族久远的友谊和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史实。在西藏博物馆展厅，我们了解到由贵族、官员、寺庙组成的西藏农奴主阶级在无偿劳役、高利贷、税赋等诸方面对农奴残酷剥削的情形，还看到从西藏各地搜集来的对农奴施毒刑——挖眼、割鼻、割舌、断肢的刑具，看到被活埋的奴隶的骨头和放在油锅里炸过的手，老人和小孩的皮和骷髅头，“颂经堂”里使用的用处女腿骨制成的“号子”，以人的头盖和人皮制成的小鼓。我们参观了残害农奴的拉萨旧监狱、蝎子洞，还参加控诉会，了解到达赖在拉萨广场念“诅咒经”时，曾把抓来的一批少年杀死，把他们的头、心、血、肉作“祭品”。他用的一串念珠是用108块顶骨制成的。封建农奴制下的西藏确是一座人间地狱。为了解西藏变革过程，我们在当地报社、通讯社、党委宣传部门查阅了关于西藏和平解放、达赖叛国集团叛乱和叛乱被平定、民主改革和合作化的历史资料、内部材料，弄清了这场伟大变革的方方面面、来龙去脉和中央对西藏各个阶段的方针政策。掌握这些材料至关重要，使我们写报道时能正确地叙述西藏的变革。下一步是到外地采访，进一步搜集必须的具体、生动的材料。我们决定先东行。区党委照顾我们年大体弱，派来一辆吉普车供专用。正要出发，两位女演员中的一位送来了“土氧气袋”——一个储满氧气的汽车内胎。这真是雪中送炭！那时人工氧气是“无价之宝”，医院以外是没有的。它为我们壮胆，免除了途中高山反应的后顾之忧，虽然我们后来一次也没需要使用。车在崎岖的山路上行驶，偶有石块从陡坡滚落路面。一滩泥石流堵塞了公路，幸好面积不大，能绕过去。那时在西藏行车被泥石流、石块击中的事亦有所闻。我们来到曾参加平叛的解放军驻藏部队某部。部队里的藏族官兵向我们讲述了他们当年听到叛乱消息时的无比愤怒，他们目睹的叛匪烧杀淫掠的暴行，以及他们与叛匪英勇作战和巧捉俘虏的故事。我们到了林芝，它是一个新兴的现代工业区。我们在这里访问了毛纺厂和农奴出身的藏族第一代工人，了解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返回拉萨后，老林就地继续采访，我去山南农村。我又乘坐吉普，先到达山南地区首府泽当。当地的宣传干事、一位藏族女青年热情接待我。她建议我到乃东县的克松乡去，那里是民主改革时的先进乡。临下乡时我突然想到下乡后的语言沟通问题。在城市采访一般不发生语言障碍，能随时找到藏族干部，他们都在民族学院学习过，会普通话。我问“乡干部会普通话吗？”她说：“不会。”我说：“请一位翻译一起去。”她难住了：“那上哪儿找呀！”我说：“你不是很好的翻译吗？”她惊讶：“我？”我说：“是呀，你的普通话讲得这么好！”她高兴了，说：“那我就跟你一起去。”我们进入山中的一块盆地。地里长的青稞已成熟，黄灿灿的一片，向山脚伸展，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在地边的村子里，我们会见了克松乡的党支书，一位瘦小的藏族同胞。通过女干事流利的翻译，我了解到他的曲折的故事。他原是克松庄园的农奴。他兄弟姐妹8个都因贫困先后夭折。他9岁就为农奴主放羊，主人给的糌粑远远填不饱肚子，只好抓羊吃的草充饥，夜里睡在羊群里。民主改革时，工作组的汉族同胞跟他一起生活，比亲兄弟还亲。他受到教育启发，胆子也渐渐大起来。他团结其他农奴，愤怒控诉了参加叛乱的反动农奴主的罪行，烧毁了地契，分了羊群、土地和房屋。后来他带领这里的翻身农奴成立了互助组，走上合作化道路。他还曾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和毛主席握过手。谈话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吃饭时也没中断。主人递给我一只羊皮小口袋，教我装些炒熟的青稞粉进去，再倒进少许酥油茶，双手在羊皮口袋外搓揉，使里面的粉和茶成团状，这就是“糌粑”了。我们边吃边谈。与支书谈完后，又采访了其他藏胞，并在村中参观。回拉萨的路上，我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车上只我们两个人。这是辆旧车，帆布褪了色，车椅磨破了。西藏的车很“辛苦”，损坏率也很高。我们在路上遇到暴雨，水柱打在车前的玻璃上，白花花一片。好在车走在一段比较平坦的地段，也没有其他来往的车，就照常行驶。暴雨过后，天气晴朗，车明显加快了速度。突然，我发现车前机器部位冒出了火苗。这是危险的信号。我立即叫道：“汽车着火，赶快扑灭！”司机是位汉族青年，看着火苗楞了一会儿，立即惊醒过来，拿起座位上一件旧棉袄，到路边沟里蘸满水，盖到火苗上，又用桶提水往上浇，火很快被扑灭。一场惊险平安过去。经检查，机器无大损伤，便继续上路。
//成稿//由于报道思想和表现方法都很明确，经过深入采访又获得了大量材料，写稿就比较顺利。如果把写这篇报道比喻为织一段锦的话，我们把访问的顺序作纬线，把西藏历史发展过程作经线，有机地安插采访情节和背景交代、历史回述，个别的人物故事和全面的情况叙述，精心编织。成稿全长约3万字，分6节，（一）《从北京到拉萨》，主要写拉萨的变化；（二）《拜访拉萨人家》，写几个农奴翻身做主人的故事；（三）《旧制度一去不返》，揭露封建农奴制；（四）《伟大的变革》，写和平解放、平叛、民主改革、合作化；（五）《一个新兴的工业区》；（六）《藏汉一家》，写平等、团结、友好、互助的藏汉民族关系。当时写稿不兴署真名，我们便想了两个能体现我们感情的笔名：郗长豪（西藏好的谐音）、高元美（高原美的谐音）。稿件由汪溪、老段修改审定。有些修改至今印象还很深，如总题目，我们原来用的是《西藏的飞跃》，觉得很醒目、点题，被改成中性的题目《西藏访问记》。我理解修改原因是，对外报道应尽量用事实说话，显得客观。至于西藏是否实现了飞跃，读者看完报道自会思考结论，作者先灌输给他结论，反会引起反感。又如《拜访拉萨人家》一节，原稿在写了几个翻身农奴的故事后，写其中的两个女演员请作者去看她们歌舞团的演出。节目很精彩。最后一个是女声独唱：“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农奴的心儿照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上述歌词后作者有一句议论：这支歌唱出了百万农奴的心声。老段把这一句删掉了。他的意思是：不要画蛇添足。优美的歌词结尾，更能收到“余音绕梁，不绝于耳”的效果。我们的稿子是用中文写成的，由各文版翻成外文。稿件审定后，没有立即发表，老段说要“等待时机”。一直压到下一年，在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1975年9月前，《北京周报》分7期连续刊出。外电当即纷纷转播、评述。有的说，中国“官方”刊物这样详尽报道西藏是“罕见的”，猜测中国近期可能有“大动作”。
▲《西藏的跃进》英文版
果然，这年9月北京和西藏都举行了隆重盛大的庆祝活动。香港《大公报》从周报英文版把这篇长文译成中文，全文连载，自9月初一直连续到月底。他们把总题目译成《西藏纪行》，作者名字译成“奚昌浩”、“高云美”，加了作者身份：“北京周报记者”。香港南粤出版社根据《大公报》的中文出了单行本。后来应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的要求，我将周报的稿子扩展成一本书，由他们出版，书名为《西藏的跃进》。
（原载《北京周报的发展历程》）
作者：北京周报社原副总编辑 戴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