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英霞、杜洁 | 民艺传承：以艺润心，扎根社会
编者按
本文为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编著出版书籍《新时代乡贤》民艺传承篇的导论。从2018年策划出版《新时代乡贤》开始，我们邀请了何慧丽老师担任书籍主编，在指导我们对案例进行分类提炼的同时，何慧丽老师带领她的10余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们，一起参与到了《新时代乡贤》的研究和案例分析中，通过半年的努力，《新时代乡贤》完整地呈现在了大家面前。
“爱故乡行动”公众号将连续推送《新时代乡贤》中由何慧丽老师及其学生团队完成的六篇理论论述文章，分别从历史和国际的视角对爱故乡实践行动从乡土文化、民艺传承、大众教育、生态家园、乡村经济五个方面进行阐释，分析其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感谢何慧丽老师及其学生团队对爱故乡的支持。
作者简介
史英霞
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博士研究生
杜洁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办公室主任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作也。”
——《周礼·考工记》
随着时代的变迁，乡土社会发生着剧烈的变化。而其自身独特的艺术生活形式，在一代代人的手中坚守并传承着，我们称之为“民艺”。它不是陈放在博物馆中的“标本”，也不是用来炫耀或售卖的技艺，而是从乡土生活中生长出来的活着的智慧，是光华流转的现代生活中不变的“根”，也是慰藉、治愈现代社会种种茫然心病的良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重提民艺的传承，并将那些默默坚守民艺初心的人们称之为新时代的乡贤。
一、“民艺传承”辨析
“民艺”是来自底层民众的、富有创造力生长力的、高超的技术能力。它可以理解为“民间”的、或者“民众”的艺术、文艺、工艺、技艺等等。但是，“民艺”并非这些词的简单缩写，它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不同词汇的内涵，“从社会学的角度民艺更贴近‘民众艺术’，从民俗学角度侧重‘民俗艺术’，从艺术学和工艺科学的角度更体现‘民间美术’、‘民间工艺’和‘民间技艺’的特征”[1]。因此“民间美术”、“民间艺术”等概念不足以涵盖“民艺”的全部内涵。有学者[2]将“民艺”与“贵族”的工艺和“个人”的工艺相比较，归纳出民艺的五个显著特点：“一、为一般民众的生活而制作；二、迄今为止是以实用为第一目的而制作；三、为了满足众多人的需要而大量准备着的；四、生产的宗旨是价廉物美；五、作者是工匠”[3]。
本质上来说，民艺是一种生活状态。这种艺术源于生活，同时也是生活的一种具体体现，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用都可以在民艺中以不同形式呈现。而更重要的是，民艺不仅仅服务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表达他们的生活状态，同时也是表达着人们精神世界的桃花源，蕴含着浓郁的诗情画意以及更深的道德教训与文化精神。结合中国传统以来的乡土生活，民艺本质上便是对乡土社会中的农耕生产、乡村生活、农业文明的呈现与表达。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论语·述而》）孔子所说“游于艺”应该是精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那便如鱼在水，十分自由，即通过对技艺的熟练掌握来获得自由，从而心生愉悦[4]。民艺对于居于乡村的人而言就是他们的“艺”，体现的是他们的道、德、仁。
从这个意义上说，形式多样的民艺在匠人手中代代传承，流转的正是华夏民族农耕文明的文化基因。它来源于活泼多样的民间生活，反映着平凡朴实的民众智慧。它又以高于生活的形式，通过审美的愉悦，给辛勤劳作的人们带来内心的滋养，人们在会心一笑间，从戏台上、泥塑里、灯火中……看到自己的身影，品尝到汗水的甘甜。民艺的重要意义，来源于此，民艺得以传承的生命力，也来源于此。
在传承民艺的过程中，那些民艺的创作者们，既是匠人，也是乡土生活的亲历者。对他们来说，乡土田陌才是广阔的“工作室”。创作的过程也是生活的过程，他们在这个传承的过程里面，滋养了自身的人格与生命，再用手中的创造滋养身边的乡民。这种流传于民间的民艺，不同于前面提到的贵族或个人的“高雅”艺术，它是低成本的，并天然具有一种亲民的本性。
民艺低成本、贴近生活、贴近自然的特性，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趋势，因此，必将在新时代获得浴火重生的机会。
二、民艺传承之新乡贤
本篇所选的六个案例，他们各具特色，又不乏共性。一方面，他们连接传统和现代。他们手中的技艺，仍然是活着的技艺，是可以和生活对话的技艺，是可以生长创新的技艺。这些传承民艺的人，不仅仅是工匠、老手艺人，还包括了民艺的组织者和经营者，他们不是和生活相割裂的“技术宅”，而是在传续乡土生活的新时代乡贤。另一方面，他们坚守初心，以各自的行动带动乡村的建设和发展。
1
一把黄土捏“关中”：关中泥塑与苗春生苗春生，1950年生，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周家庄北村人，是一位玩泥巴长达30多年的人。他的作品再现了关中农村民风民俗情景，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尤其是那些宏大场面的泥塑作品，将人们的记忆拉回20世纪的关中农村，被誉为“生动的关中民俗教科书”。
2
山乡深处传灯人：芦山花灯与裴体文裴体文，1939年生，四川雅安芦山县龙门乡人，为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芦山花灯的唯一传承人。56年来，裴体文坚守对芦山花灯的热爱，将花灯技艺传承当作自己的使命，多年来不断进行寻访老艺人、记录曲谱、编辑新剧、培养徒弟的工作。
3
千年盛会续今朝：马街书会与张满堂张满堂，1953年生，河南宝丰县马街村人，现为宝丰县马街说书研究会会长。他并不是一个艺人或者匠人，而是一位将艺人联合起来的组织者。
4
乡土工匠营乡土：卢岳鹏与乡土营造社卢岳鹏，1964年生，浙江台州人，是一位乡土工匠，同时，更是一位民间文化的推广者和传承者。
2014年，为保护传承乡土技艺，他创建了“乡土营造社”，编修《乡土工匠志》，用视频真实记录乡土工匠艺人们的生存状态，并为他们建立了文字、图片、数据档案，搜集了大量乡土素材和乡土文化符号。
5
再生经济焕新生：白族扎染与张翰敏的“蓝续”张翰敏，1983年生，白族，云南大理喜洲镇周城人。2012年末返回云南大理周城村，与爱人一起开办了社会企业“蓝续”，开展古法扎染、设置绿色工作坊、社区学堂等。
6
贴地前行向天歌：盲人乐队与刘红权刘红权不是一个人在歌唱，他代表的是一支特殊的队伍——盲人宣传队。盲人宣传队于1937年成立于太行山抗日民主根据地。盲艺人利用自己的特点，经常进入敌占区、游记区宣传抗日政策，搜集情报，劝说汉奸改邪归正，自此形成了左权盲人宣传队。
新中国成立后，这个盲宣队奇迹般地留存了下来，至今已经传承了6代人。现在，他们仍然面对自己的内心，面对艰辛的生活“向天而歌”，用发自内心的声音唱颂着生命、江河和大地。
本篇所介绍的六位新乡贤的案例故事，是数以万计默默坚守着的民间艺人的代表。他们或从事戏剧、或从事曲艺、或从事建筑、或从事音乐、或从事美术……在技艺、地域、年龄、性别、职业上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体现出民艺的生活化本质，在传承中将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具体而微地展现出来。具体来说，有以下这些共性：
1、历史与当代的结合
本篇六个案例所传承的民艺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无论是马街书会还是芦山花灯、白族扎染，他们都是地方上传承近千年未曾断绝的传统民间艺术。卢岳鹏等人作为民间工匠，从具体的木匠、铁匠手艺中，践行的也是来自先祖的建筑技艺和生活智慧，也是历史悠久的工匠精神的挖掘和传播。
2、扎根本土，具有地域特色
这些民艺案例的第二个共同特点就是地域性，或者说本土性。例如，大理白族扎染，作为一种大理当地的民族工艺，印染燃料取材于当地，在未商业化之前也主要服务于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被广泛用于衣裙、围腰、床单、窗帘等制作上。扎染的图案也往往取材于本地的自然风光或者神话传说，例如苍山彩云、洱海浪花、塔荫蝶影等。同样的，左权地区的盲人宣传队，传承历史虽然只有81年，在诸多民艺案例中稍显年轻，但是，一代代盲人口传心授的全都是取材于当地百姓生活苦乐的歌曲。
3、民艺匠人的年龄偏高
当前民艺发展中的第三个特点是匠人们的年龄整体偏高。当然，在本篇所选择的六个案例中，特意选择了几个年轻一些的代表，特别是张翰敏只有30多岁，而像裴体文、张满堂、苗春生，这三位匠人基本上都是60岁以上，他们都在尝试通过种种形式组织队伍、培养传人。其实这也反映出民艺领域面临的整体问题——传承，如何让古老的技艺重新焕发生机。
4、观众与市场的制约与拓展
随着大众审美和娱乐方向的变化，很多传统民艺的影响范围在缩小，观众的减少和市场的狭窄，使得民艺的传承与传播变得越来越艰难。比如说，芦山花灯案例中，四川雅安地区乡村的年轻人外出打工，留守村中的人越来越少，很多都是老人家。而如果将花灯戏移植到城市中，它的表演形式和风格又很难和城市文化相适应。所以可以看到，裴体文、张满堂、刘红权等民艺匠人都只能在乡村范围内活动。
三、虎落平阳：民艺传承的困境之源
既然民艺如此重要、如此有意义，那么为什么现在很多民艺会日渐衰落，甚至出现后继无人、传承困难的状况？是否可以说，传统民艺反映的是传统的生活，而当代的日常生活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民艺已经不符合当前的时代需求，已经过时了呢？
确实，现在有很多地方的民间艺术形式，随着传承人的去世而消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主任冯骥才指出，“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日趋完善，但是其濒危和消亡的速度并未减缓”[5]。导致民艺在当代陷入普遍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工业化生产致使民艺的衰落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发达，西方文化的强势传播，摧毁着与其相异的文明形态[6]，这也包括了以民艺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形式。工业革命以前，中国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主导的国家。乡村曾是富庶和兴旺之地，是人才聚集之地，在那个时候，除了农业之外，乡村还有各种手工业以及为农业服务的副业[7]。民艺不仅满足了乡村人民的日常生活文化需求，还是他们的经济支柱。然而，工业革命之后，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代替了传统的手工业，很多传统的民间技艺便走向了衰落，农民只能依靠土地吃饭，然而人多地少，还要用余钱到城市购买生活必需品，就这样，乡村开始走向贫穷。费孝通先生认为，手工业没有了希望，也就等于说中国经济没有了希望[8]。
工业文明对文化的导向是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追求“文化产业”的高额利润，其文化消费品大多以工业化批量的方式生产，并以消耗自然、透支资源的方式追求更直观的感官刺激，而与农耕文明背道而驰。然而中国传统民艺是根植于农耕文明的，其天人合一的、低成本门槛的、手工为主的、心口相传的技艺模式，在强势的工业文明面前显得格格不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民艺，不是“不适应”现代社会，而是完全不同于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发展逻辑。它不可能也不可以进行批量化的工业流水线生产、用简化的方法教大量的职业工人来操作，用那样的方式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已经背离了民间艺术的本心，因为那是脱离土地、脱离农耕生活的。
当前的一大问题是，很多地方对民间技艺/艺术的保护与开发，沿用工业化思维，即利用申请“非遗”来建立“品牌”，将民艺从土地上连根拔起送入城市的市场进行“开发”，并将其视为生财的资源。这种“保护”和“开发”，对民艺事业来说是毁灭性的。“开发这个概念是绝对不能使用在文化遗产上的。……文化遗产一旦进入开发，即要遵循经济——利润最大化的规律，从而被扭曲、改造、甚至被‘动手术’，使其面目全非或形存实亡。这是非遗当前面临的最大的破坏”[9]。
（二）现代城市化进程中民艺存续的社会空间变迁
与工业化文化导向同时发生的，是民艺得以生长、存续的社会空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裹挟，承载孕育民间生活的乡土社会发生了变化。“我国历史上是农耕社会，历史的源头在村落”[10]，而村落社会在城市发展的巨大吸力之下，一直处于被瓦解、被空心、被抽取资源的过程中。很多村庄被城市的发展推平、覆盖，很多村里的年轻人被城市建设裹挟到城市中从事非农生产，很多村民的日常生活消费充斥着工业化产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便是民艺面临的另一困境。
在当今这样的消费时代，商业需要不断地推陈出新，便不断产生了新产品和新风尚，生活变得太快，审美变得太大[11]，人们的消费价值也随之变化。“民艺”作为一种实用性、生活性的文化，因而遭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变得不利于它的发展，曾经喜爱它的人们也转而去消费其他新奇产品。
在这个意义上，乡村作为一个物理空间被瓦解，乡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被排斥，乡村中的人改变了生活方式和文化认知，导致了传统民艺的孕生载体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有的乡土自治社会被打破，而自洽于乡土社会的各种曾经煊赫热闹的文艺形式（包括戏曲、泥塑、说书等），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随着乡土社会一起被边缘化。非其所愿，亦非其罪。
（三）民艺匠人的高龄化和市场化危机
当下，大量的民间艺术已经消失或正在消亡，人亡艺绝的例子有很多。一些手艺人甚至没有一个传人。民艺传承者很多都是七十岁以上的高龄，使得民艺随着民间艺人的消失而灭绝，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来得及把这种手艺传给后代。
而民艺的传承讲究心口相传，很难大规模地机械复制。传承人“带徒传艺”的传承机制，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技能技巧的传习方式和民间知识的传授方法，而是悠久的农耕社会民间文化特有的传承法则[12]。年轻一代的民艺工作者如果对本民族的文化与历史不够了解，不熟悉经典的文化艺术内容和语言，就很难继承传统民艺的精髓。
与此同时，民艺传承和发展的环境被市场挤压。冯骥才先生曾指出，很多民艺匠人“为了生计与财路，大多带着技艺背井离乡，去到市场活跃的城市与旅游景点卖艺谋生。这样一来，他们就与自己原有的文化土壤分开。他们身怀的技艺与文化，在异地的旅游景点里只能叫人看个新奇，却没有心灵的认同。文化一旦失去了原有的根基，地域的文化一旦离开自己的地域——非遗就像断线的风筝，其命运的不确定性便愈来愈强”[13]。
四、浴火重生：生态文明时代民艺的重生与复兴
民艺诞生与成长的根源是乡土大地，若要保存与发展，还是要回到大地之中。需要扬弃式地辩证继承农耕社会的优秀文化，以可持续的生态发展视角，重新培育大地、焕发生机。有了新的土壤和养料，自然会有属于新时代的民间艺术再次孕育而生。民艺，曾是乡村人心灵上的“桃花源”，是乡土生活滋养出的艺术品，蕴含着乡土淳朴、自然的审美观，如今是拯救乡村文化、振兴乡村产业的重要内涵，也是治愈人们心灵荒漠的良药。
21世纪以来，党中央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向，从而对以往相对简单的西方式“工业文明”路线进行了战略性调整。“生态文明”与“农耕文明”具有内生的逻辑契合，都是要在追求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可持续的生产与生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生活的土壤开始发生改变。民艺的传承与发展不仅迎来了新的机遇，更是生态文明发展的重要文化内涵，是可持续的乡村振兴发展的题中之意。
那么，民艺可以怎样在新时代传承创新呢？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实施，需要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全国各地乡镇农村开始出现村落再组织化、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情况。乡村社会以农村和城镇融合的方式，开始形成新的三产化农耕社区。新载体土壤的出现，是民艺得以继续生长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也需要政府部门和社会各方力量一起营造适于民艺发展的政策及社会环境。加强宣传推广，让全社会加强对民俗文化、民间艺术的认识和接受度。从而，使民艺的传承融入社会、走进公众生活，真正地重回民间。这样，民艺才不是花瓶中随时可能凋零的花束，而是田野中有着旺盛生机的花海，随着四季枯荣，又在春风中复生。
市场是促进民艺繁荣发展的重要途径。前文提到，对民间艺术/技艺进行工业化思维的“开发”是毁灭性的，但是，市场并不是不可以被利用。而重点在于，怎样利用市场。
当前，随着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增加，我国的城市消费市场开始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质量”。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消费生态的、自然的、有个性的、能够治愈心灵的文化产品，而这些产品便来源于乡野民间的民艺。民艺带来的不仅仅是文化产品，更是艺术品，让人回归生活的本质。
当前，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乡村旅游的发展，给乡土文创产业带来巨大发展空间，而民艺恰恰是这一产业的技术核心，正在成为一种可以被挖掘和利用的人文资源。曾经隐含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民艺，突然间从各种复杂的关系网中剥离出来，成为表演性的歌舞，成为旅游景点出售的工艺美术品，成为参加世界巡演的民间艺术品[14]。与旅游业紧密结合，在与产业和市场的结合中实现传承和可持续发展，可以为民艺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进而出现复兴和发展的势头。
在本篇所收录的案例中，便可看到张翰敏的“蓝续”工作室、卢岳鹏的“乡土营造社”都在这方面作出努力。他们通过企业或项目制的方式，将传统技艺与市场新需求对接，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对传统技艺、图案、故事进行整理保护的同时，与现代生活和市场结合创新民艺产品，打开了新的发展空间。他们在利用旅游和文创产业市场的同时，没有被市场所裹挟，而是坚持民艺的初心，扩展民艺的审美功能，探寻民艺重生的新途径。
民艺传承的核心是人的传承，是“带徒传艺”式的心口相传，而不能通过强行举办大规模培训班、讲习所的现代授课教学方式学习。只有“技”而没有“心”的传承只是徒留其形。把“民间艺术品变成大工厂规模生产的毫无艺术特色的商品，其结果就很有可能最后毁掉了真正的民间艺术的初心”[15]。
在本篇所介绍的案例中，守护民艺的匠人们已经开始探索新的传承方式。例如，裴体文组建“青衣民乐队”、张满堂维护“马街书会”平台、卢岳鹏组建“乡土营造社”、张翰敏创建“蓝续”社企……他们都在用不同的组织形式探索集体式传承的道路。通过组建某种类型的平台，将单打独斗的老艺人/匠人们组织起来，发出更大的声音，赢得更多的关注，吸引更多的学徒，举行二次培训，并以集体的形式进行保护与传承。
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已然在《周礼·考工记》中给出了创新和传承的关系和定位，“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作也”。民艺传承中的“知者”创新民艺，“巧者”则是传承和守护民艺。本篇所述民艺传承新乡贤，他们的传承不是对传统技艺的简单保留，而是在与新时代生活的融合中进行新的创作。创作离不开传统的民艺，没有传统也就失去了其生命的基础；同样，传统民艺也只有不断地创造，才能赋予民艺适宜时代发展的生命。盲人宣传队编写了讲述盲人务工的歌曲；青衣民乐队创作了讲述老板故事的戏剧；蓝续制作了扎染的新饰品……他们在传承中创新，又在创新中继续传承。
也许，我们可以期待，在生态文明的春风里，在广袤的田野上，将有更多的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春风吹又生。让我们用自己的双眼给他们更多的关注，用自己的双手给他们更多的支持。
[1]潘鲁生.民艺研究[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7.
[2]（日）柳宗悦著；徐艺乙译.工艺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张道一.张道一论民艺[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8.
[4]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5]中新社.“冯骥才：非遗消亡速度未减国人需提升文化自觉”[EB/OL].http://www.cnr.cn/gundong/201206/t20120608_509853669.shtml
[6]方李莉.艺术人类学的本土视野[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
[7]方李莉.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艺术家与人类学家对话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
[8]方李莉.从乡土中国到生态中国的期待——以费孝通乡土中国思想研究为起点[J].旅游学刊,2017,32(01):5-6.
[9]冯骥才.“非遗”濒危与消亡的速度并未放缓[N].中国艺术报，2012,06,19.
[10]冯骥才.“非遗”濒危与消亡的速度并未放缓[N].中国艺术报，2012,06,19.
[11]冯骥才.文化先觉冯骥才文化思想观[M].银川：阳光出版社,2014.
[12]乌丙安.带徒传艺：保护民间艺术遗产的关键[J].美术观察,2007(11):8-9.
[13]冯骥才.“非遗”濒危与消亡的速度并未放缓[N].中国艺术报，2012,06,19.
[14]方李莉.艺术人类学的本土视野[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
[15]乌丙安.带徒传艺：保护民间艺术遗产的关键[J].美术观察,2007(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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