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后上普高还是职校？2021职业教育行业深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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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因为考试选拔制度的存在，职业教育也被看成是失败者之路。中考之后，成绩优异的进入普通高中，而成绩不佳的则进入中职，这就确定了职业教育只不过是成绩不好的孩子走的路，社会上仍有读职校“毁”一生的偏见。
但在二、三十年前，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不亚于学历教育，甚至对于一些人而言，吸引力会更大。如今的很多中职实际是之前中等专科学校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当时，学制短、工作有保障、学费有补贴的中专成为很多初中生毕业之后的首选。
在今年4月份，中国青年报对1353名学生家长进行的职业教育专题调查显示，66.7%的受访家长表示能够接受孩子进入职业教育。至少说明，家长们从心态上已经有所转变，真正担忧的问题还是教育质量和未来发展。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政策的持续倾斜，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将跨入职业院校的大门，走上技能成才之路。
【核心观点】
背景：我国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
过去在教育产业领域，我们往往将目光停留在空间巨大的 K-12 市场；然而，人口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加速转型、用人主体的需求转变，这些因素正共同作用，悄然改变职业教育产业的环境，使之成为新一片掘金地。从通俗的“校内”、“校外”划分，我国的民办职业教育体系可分为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前者主要包括中等教育阶段的各类学校以及高等教育阶段的专科学校，后者则大致形成了包括职业资格考试培训、人才招录考试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三大细分板块。本报告结合宏观视角职教需求产生的根源、政策改革的导向以及竞争业态的格局，对上述板块的投资价值进行了综合判断与筛选。
寻因：宏观就业结构性矛盾的显现
过去十年，“人力资本”已代替“人口红利”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在产业结构加速转型、经济结构提速转变的宏观形势中，人力资源供给与岗位需求之间不匹配，职业技能人员“用工荒”与高等教育毕业生“求职难”现象并存，勾勒出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教育体系中“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结构有待优化。对职业技能人才而言，城镇化过程中“第三产业拉动就业”与“技能培训不足”导致服务业人员和高水平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居高不下；对高层次教育人才而言，学历教育的专业配置落后于产业转型、与行业吸收就业能力错配，本科毕业生直接就业比例下降，求职的延迟就业倾向更加明显。
变革：贯通校内外的职教改革措施
早于 2011 年“人口红利”的消失，国家便提前重视起对人力资本的开发，从顶层设计开始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近期教育部也在多份文件中强调“现代职教理念”、“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的重要性。2019 年 2 月，国务院“职教 20 条”发布，对职业教育提出了全方位的改革设想，文件开宗明义地表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从“健全职业教育制度框架”开始，明确制订提出了 2022年改革验收的具体指标。“特高计划”、“校企合作”、“双师建设”、“1+X 证书”制度试点”、“建设多元化办学格局”概念的实施打开了产业新机遇，带领职教迈向黄金时代。
机遇：职教产业投资的成长性机会
落实至产业投资，我们认为成长性机会将落实在三个方向：1）职业学校教育，政策方向首先鼓励学历体制内的学校教育，职普比改革与扩招打开需求空间，《民促法》即将为民办学校教育提供更适宜的发展环境，管理能力较强的企业正处于增强市场竞争力、率先跑出的发展窗口期；2）人才招录培训，赛道具备一定的抗周期属性、用户价值高，经营模式资产回报率高、自由现金流强劲，为赛道内支撑起稳定广阔的成长空间；3）职业证书培训，“1+X 证书”试点及补贴性培训次数要求打开了新的市场，虽单独品类的发展存在明显天花板，但对于平台型企业延长 LTV 与交叉销售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
【报告内容】
背景：我国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
过去在教育产业领域，我们往往将目光停留在空间巨大的 K-12 市场；然而，人口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加速转型、用人主体的需求转变，这些因素正共同作用，悄然改变着职业教育产业的环境，使之成为新一片掘金地。从通俗的“校内”、“校外”划分，我国的民办职业教育体系可分为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前者主要包括中等教育阶段的各类学校以及高等教育阶段的专科学校，后者则大致形成了包括职业资格考试培训、人才招录考试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三大细分赛道。以上大致构成了本篇讨论的几个主题板块。
学历教育：升学路径中的职普分流
学历教育体系的结构，直接决定着自然升学状态下的几次“普职分流”，进而构建起劳动力市场中的人才结构。以 2019 年静态数据分析，初中义务教育阶段结束以后，1,465万毕业生中仅 66 万人放弃升学、一达到法定用工年龄便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95.5%则继续升入高中阶段教育，并发生第一次分流：约 37%毕业生进入中专、职高、技校接受职业教育（俗称“三校生”），约 57%毕业生进入普通高中接受基础科学知识教育。同年，1,286 万高中阶段教育的“高考”毕业生正面临第二次分流：约 34%进入普通专科接受职业教育，约 38%进入普通本科学习科学知识，这样计算出剩余进入劳动力市场规模约 370 万人。此后，教育系统内人员流动去向较为复杂，专升本统招、考保研等机制提供了更多深造方案，但基本上人社部公布面临就业的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约为 834 万。
溯之源头观察学历教育结构演进可知，受教育人群向职教与普教的两次分流中，当前现实中的普教的地位仍略高于职教，尤其是高中教育阶段，高职则受政策指导近两年扩招幅度较大：初中毕业后第一次分流（高中阶段），2011 年起中职招生人数始终少于普高，近年来三校生与普高的招生比例大体四六开，人数差距拉大至近 240 万人；高中毕业后第二次分流（高等教育阶段），2009 年起普通专科招生人数始终少于普通本科，比例大体五五开，2016 年人数差距超过 60 万人后逐渐收敛，直至 2019 年高职招生超额完成政策指标实际扩招 116 万人，高职招生近十年来首次超越本科，再结合 2020 年“两年扩招 200 万”政策指引，2021-2023 年高职毕业生人数预计大幅增长。因此，中等职业教育领域发展潜力与弹性更大，2021 年 3 月，教育部再次发函1托举中职院校发展，“以零容忍态度严惩招生过程中的违规违法行为”，严保“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
非学历教育：社会培训的三大类别
及至校外，非学历教育更多面向毕业生与社会人士，最终对接就业刚需，进而生发出繁多的品类。概况来说，大致可分为三类：职业资格考试培训、人才招录考试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各大类中又分为诸多细小品类，下图罗列了较为主流的培训项目。
其中，资格证考试培训的意义相对特殊，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某种程度上是连接校内与校外、“专业”与“职业”的桥梁：自 1993 年我国开始实行学历文凭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起，对职业资格证书的概念不断迭代，学历与职业技能通过证书接轨；在产业结构加速转型、市场用人主体需求快速变化的当下，“1+X 证书”制度成为最新试点方向，鼓励技能人才自我发展、终身学习，随时适应市场对劳动力的要求。目前，在人社部“职业资格清单”管理下，职业资格证书可按人员类型（专业技术人员/技能人员）与证书性质（准入类/水平评价类）交叉分为四大种。当然，“白领”、“蓝领”的叫法已然过时，技能人员的水平评价类证书已于 2021 年退出目录清单，授权市场主体— —即，“谁用人，谁评价；谁发证，谁负责”，给培训市场带来新的秩序、新的机遇。
寻因：宏观就业结构性矛盾的显现
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失业率近年维持在 5.5-6.0%的低位水平。然而，人口与就业结构都在发生变化，过去十年，“人力资本”已代替“人口红利”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2011 年，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 9.41 亿后开始下行，同时总抚养比由降转升，预示“人口红利”时代的结束。同时，国家全员劳动生产率持续高速攀升，研发支出在 GDP 中的占比陡然提高，“人力资本”、“创新”与“制度改革”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要素禀赋。在产业结构加速转型、经济结构提速转变的宏观形势中，人力资源供给与岗位需求之间不匹配，职业技能人员“用工荒”与高校毕业生“求职难”现象并存，勾勒出就业结构性矛盾，教育体系中“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结构有待优化。
从人口与就业结构谈起
研究就业问题，首先应该关注劳动年龄人口。2018 年国家统计局抽样数据显示，我国45-59 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 23.5%，高于 15-29 岁人口的 19.2%；若认为前者将于近期退出劳动力市场、后者为潜在进入者，那么总量层面的结论或许就变成了：老龄化趋势为年轻人腾挪出了更多就业机会。同时，经济活动人口自 2017 年持续两年负增长似乎也支持了上述结论。然而，退休腾挪出的岗位真的能满足新增的就业需求吗？
此时应进一步观察中老年劳动力人口的职业分布结构。2018 年全国劳动力调查数据显示，50.3%的 50-59 岁城镇就业人口从事的职业集中在制造、农林牧渔、批发零售、建筑这四大行业，而这些行业当前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四成仅为初中学历。
于是，受教育程度结构首先体现出错配。当下 20-29 岁年轻人受益于高等教育发展，人群受教育程度结构已较 50-59 岁人群有极大提升；而高学历人才就业主要分布在教育、公管社保、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或是制造、批零等成熟产业的高附加值环节。大量退休腾挪出的岗位所需知识技术水平较低，与当代年轻人学历错配，难以解决其就业。
这样的结构错配并不构成就业矛盾，而是侧面体现了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果。落后产能被淘汰，机器替代成为主流，终将体现为行业整体就业规模的缩减，吸收新增就业能力下降。一部分初级岗位就这样伴随着一代人从朝阳步入黄昏——产业持续发展，人效持续提升，退休腾挪注定无法——也不应成为解决年轻人就业问题的主要方式。
职业技能人才持续“用工荒”
驱动因素：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员流动
另一大就业拉动因素是“城镇化”。城镇化对就业的影响相关测算较为繁复，本报告意欲简要证明：当前，大步推进城镇化的工作重点是为农业人口创造更多非农就业机会、避免农民工回流，对于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帮助整体来说4不在当下，而在未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持续稳步推进，每年创造新增城镇就业超过 1,000 万人。2019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 60%，提前完成城镇化目标。近五年来，城镇净增人口维持在 1,700-2,200 万人规模，新增就业每年都高于政府预期的 1,000 万人的指标，净增就业也常年保持在1,000万人左右。而就业人员近两年的下滑，主要由于农民工的回流。
保持和提升城镇化率的工作重点是留住农民工，创造非农就业。前文所指的城镇化率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对比“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可以看到约 15%的差距。而“无户籍城镇常住人口”中农民工人数占比较高：2019 年流动人口供给 2.3 亿，农民工人数2.9 亿。结合上节对于“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与“建筑、采矿等行业就业吸纳能力下滑”的分析，城镇化就业工作的重点应当是避免农民工年老后加速回流农村，以及激发现代服务业等新型经济对农民工岗位的创造能力，使农民工真正成为城市发展的受惠者。
对于高校毕业生而言，当前最具吸引力的工作地点依然是经济发展相对发达、基础设施配置成熟的大城市，而非发展中城镇。对比 2019 届高校毕业生的毕业学校区域和毕业后的就业区域数据5可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区域吸收了大量非本地区学校的毕业生就业，反之，中原、西南、陕甘宁等地区则出现了本地高校学生毕业后外流现象。
城市的发展将为知识型劳动力提供更多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终将促进就业重心的持续下沉，城镇化进程将在未来带给高校毕业生更大职业空间。以近年来“新一线城市”的发展推演众多地级市的未来，近五年数据显示，早在 2016 年，新一线城市吸收的本科毕业生人数比例就已超过一线城市，而这个进程在高职毕业生群体上发生得更早；同时，新一线城市就业的外省籍毕业生占比与一线城市逐渐缩小，杭州、天津、苏州等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正超过广州、追赶深圳。这些城市落户政策优惠、生活成本、城市环境等具体优势在此不表，只想说明城镇化发展或将在远期逐步缓解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
结果现象：培训不足导致的“用工荒”
更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就业“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超越知识型劳动力的人群，从更大范围直接体现了我国过去职业教育的缺失。我国的城镇化在人力资本配置层面体现出两大特点：“第三产业拉动就业”与“专业技术人才短缺”。2014 年起，第三产业对 GDP 当季同比的拉动效应开始超过第二产业；同年，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规模超过第二产业 10 pct，且在接下来的 5 年将差距拉至 20 pct，用人需求持续膨胀。
针对专业技术人员的用人缺口持续拉大，体现了过去学历教育结构对产业的适应性存在缺陷。总量层面，近十年市场用人需求始终大于供给：全国求人倍率自 2008 年起触底反弹，至 2011 年起正式突破 1.0 倍并于疫情前攀升至 2019 年末（疫情前）的 1.27 倍，且以最新全国十大城市数据为代表，城镇用人需求集中在服务业人员与高水平技能人才上。结构层面，参考历史数据，各学历求人倍率分层现象明显：2001-2013 年，中等职业教育人群求人倍率始终高于高等教育。该现象反映出过去教育资源的持续错配：职业教育较普通教育比发展不足，专技人才“用工荒”与高校大学生“求职难”现象并存。
变革：职教产业投资的成长性机会“职教 20 条”：职教与普教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早于 2011 年“人口红利”的消失，国家变提前重视起对人力资本的激活与开发，从顶层设计开始重视职业教育发展；近期教育部也在多份文件中强调“现代职教理念”、“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的重要性。
21 世纪以来第一次从国务院层级强调职教重要性是2008 年，文件指出了职教是教育事业的“薄弱环节”；但直到 2014 年，现代化职业教育的雏形才正式提出，“职普比”、“双师型教师队伍”、“企业办学”、“信息化”等概念方向变得清晰；2019 年 2 月，《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2019〕 4 号》（“职教 20 条”）正式发布，对职业教育提出了全方位的改革设想。文件开宗明义地表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从“健全职业教育制度框架”开始，明确了改革的具体措施，并提出到 2022 年改革验收的具体指标。
这份文件统领近两年行业发展方向，与产业最为相关的要点可总结为：
1) 优化学校、专业布局：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 ，建设 50 所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 150 个骨干专业（群）（“特高计划”）；
2) “校企合作”：培育数以万计的产教融合型企业，推动建设 300 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3)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双师占专业课教师总数超过一半；
4) “1+X 证书”制度试点：从 2019 年开始，在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启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
5) “建设多元化办学格局”：经过 5-10 年左右时间，职业教育基本完成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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