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探望老校长：中风后，他改用左手书写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在即将失聪时，曾写下这段文字：“我决心扫除一切障碍，我相信命运不会抛弃我，我要充分估计自己的力量，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贝多芬指向的“命运”，恰似一位九十岁老人的人生写照：在革命的年代，他随洪流浮沉；在改革的年代，他是创造教育奇迹的“中国最年轻校长”；在奇迹被中断后，他“生不愿封万户侯”，以三十年如一日的思考和写作，扼住命运的咽喉。每当反思中国教育，人们总习惯将目光转向欧美，或者追溯到上世纪的民国时代，其实，三十年前的中国教育，曾经诞生过一段可以媲美欧美和民国教育的奇迹——他和他创造的“珞珈山奇迹”。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让神州大地生机勃勃。除了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千里之外的武汉，更是后来居上，开一时风气之先。而这一切，都源自一个人和一所大学——刘道玉和他的武汉大学。1981年至1988年间，是刘道玉先生主政武大的黄金岁月，学生们称呼他“刘道”或“我们的刘道”。那个年代，武大最耀眼的不是它的樱花，而是由刘道玉和他的教授、学生们共同缔造的珞珈山奇迹。何为奇迹？如果用今天的标准去看——当年的武大，校长不像校长，学生不像学生。有学生记得，在开学第一天，刘道玉就讲：“如果老师的课讲得不好，你们可以不听。”据当年武大学生回忆：学生们在路上可以轻易地拦住他们的校长，讨论问题。他们的校长永远面目和蔼、举止优雅。因此学生们形容他说，仿佛不是回家吃午饭，而是去赶一个外事会议。学生们可以组成讨论会，探讨各个学科最前沿的问题。据说，只要学生们邀请，刘道玉校长会尽可能推掉其他事情，参与讨论，倾听学生们的声音，这个被称为“快乐学院”的群体，至今仍是刘道玉的骄傲。
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人为设置一道道的门槛和禁区，磨灭学生们求知的冲动，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减少限制，点燃学生对知识的敬畏和渴求。他是那个时代的改革派。三十年过去了，他被公认为50年代后，中国最优秀的教育家。为什么要建立大学？人为什么要接受教育？对此，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答案。有一种观点认为，大学是为了培养具有某种技能、完成某种使命的人才。这是将人当作工具的实用主义。其实，人是目的，不是工具。教育的起点，是让人明白最基本的是非善恶，并塑造健全的人格，而终点则是追求真理。我们都知道，哈佛大学的校训：“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耶鲁大学的校训则是：“真理与光明”。追求真理，应该是教育的真谛，是人类最高，也最美好的理想。作为一名杰出的教育家，除了给学生和教授以自由，更重要的是理解教育的真谛以及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魄力。刘道玉在武汉大学的教育改革，主要包括：（1）取消政治辅导员，开设导师制和学术假制，使得教师队伍形成学术至上的作风。（2）学分制、主辅修制。使学生可以自主形成知识结构；（4）插班生制、贷学金制为学生的学习广开“方便法门”。刘道玉的个人魅力，加上他直击要害的改革措施，武汉大学的面貌很快焕然一新。当时的武大，成为全国各地学生们最向往的学校，武大的目标，并不是争当中国第一，而是奋起直追世界级名校。刘道玉的专业是化学，他最初梦想是成为一名化学家、发明家，诺贝尔是他的偶像。而当他服从组织安排，成为武汉大学校长之后，他却收获到另一种乐趣：“培养出让自己尊敬的学生而骄傲。珞珈山下、东湖水畔，在他担任武大校长的八年，送走了近2万名天之骄子。中国失去了一位化学家，却多了一位世界级的教育家和无数名杰出的“武大人”。原为武大教师的陈加宽先生曾说：“解放前的校长我最崇拜的是蔡元培和竺可桢，解放后是匡亚明和刘道玉。”他撰文称：“刘校长的气节已经影响了一代武大人。”刘道玉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曾不无骄傲地说：“80年代任职的大学校长之中，没有谁像我一样呼吁教育改革了，也没有谁对中国的教育理解更深刻了。”遗憾的是，就在武汉大学如日中天的1988年，刘道玉突遭罢免，不得不离开武汉大学校长一职。对此，外界有很多说法。但最终可归结为两种：1986年，刘道玉校长为争取在武汉大学，建立国家级空间物理实验室，与科学家梁百先教授等5人一起，从武汉乘火车前往北京汇报工作。因考虑到梁百先教授年事已高，刘道玉校长便与他一同买了卧铺票。他们上车后，便在规定车厢内休息。当时的省领导一行也在这趟列车上。谁曾想到，省领导的随从们因嫌弃自己的车厢离厕所太近，强行要求刘道玉一行与他们交换了包厢。这一事件，后来被香港媒体报道，引起了轩然大波，刘道玉也因此被罢免。我们的文化，向来崇尚的是一团和气的“和”文化，“不和”二字，从来都是贬义词。然而，“不和”似乎是刘道玉与生俱来的性格。刘道玉求学的时候，老师就指出他的缺点是“个性强、自负、爱表现”。对此，刘道玉不认为这是缺点，他说：个性强比没有个性要好，自负比自卑和自责要好，爱表现比不表现和无所作为要好。是什么支撑着刘道玉甘冒与上面“不和”的风险，推进几乎“革命式”的教育改革？其实，刘道玉先生早已给出答案，他说：我记得王国维1927年6月2号早上，到别人家里借了两块钱，坐人力车到了昆明湖，穷到那个地步，后来自杀了。他的墓志铭我不全记得，但是有两句话：独立其精神，自由其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和市侩学者的区别，一个真正的追求美的学者和一个追求金钱的学者的区别！正是这一可贵的品质，刘道玉从没有把大学校长当“官”来看，在他不得不卸任武大校长后，拒绝了去教育部当“京官”、去某省担任市长的邀请。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人生就是这样，刘道玉也不例外。卸任武大校长，让他的教育改革夭折，却成为他人生认识上的一个分水岭：“如果说之前我还有作为工具的一面的话，之后我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现实中，政治逻辑战胜了学术逻辑。但在刘道玉的内心深处，依然坚守着学术逻辑。纵然政治逻辑大行其道，人性的光辉依然常在。让人感动的一幕是，刘道玉每到一处讲座时，都有当年的学生，拿着毕业证书恭恭敬敬地请他在校长一栏补签上大名。学生们说：“我是刘道玉校长招来的，毕业证上怎么能是其他人的签名呢？”“卸任”武大校长之后，刘道玉没有气馁，而是开始攀登他人生的第二个高峰——教育研究和演讲，并留下长达100多万字的著作和无数次的演讲。《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大学的名片》《创造教育书系》以及最新出版的《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无一不指向中国教育的病根所在。“刘道玉”三个字，是武大学子的信仰。他在武大的每次演讲，听讲者数以千计。刘道玉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因为他的国际视野和触及教育灵魂的改革理念：思想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刘道玉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曾说：“学生是学校的主体，是学校的名片，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以学生成长为出发点。”由于身体每况愈下以及其他原因，2008年3月22日，刘道玉做了最后一场公开演讲，并宣布正式关闭演讲。这一消息宣布后，学生们热烈的掌声长达半小时，然而，所有学生都不退场，他只得穿过人群，但未料到1000多人尾随出来。刘道玉不停地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的讲座门关了，但我的家门没关，欢迎你们随时家访。”一位听完讲座的学生在日记中说，得以近距离接触老校长，来武大几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老校长是我们心目中永远的校长，直到今天，老校长翩翩的风度，敏锐的思维，远瞻的眼光，和蔼的态度，可敬的人格，武大历史上无出其右者。”20世纪，中国有两个教育的黄金时代，也是思想自由的时代。一个是众所周知的20-30年代的蔡元培时代，另一个就是80年代的刘道玉时代。虽然时代背景不同，但相同的是，教育家办校，学术自由，结果都是群星璀璨，大师云集。因此，刘道玉被誉为“武大的蔡元培”。毕业于武汉大学的主持人窦文涛，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我想我们要感谢校长刘道玉，开明，学分制，学生可以不上课，老师上课不点名，非常宽松。不爱读书你就去实习，考试时再回来。”野夫忘不了自己因蒙冤在武汉服刑时的情形。老校长刘道玉和同学李为去看望他，监狱长得知探望之人是刘道玉，将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任其长谈。野夫在日后回忆道：我在学校时与校长并无太多交集。但校长对我的关爱，则可用天高地厚来形容。毕业后有几年，我曾经堕入人生的真正低谷。校长不断来信给我鼓励，甚至带着几个博士亲赴高墙内探看，赠书送药，救我于绝望之渊。多年之后，刘道玉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称“大学之魂是创造。”他说：“我毕生研究创造教育，古往今来，人类的一切物质文明，无不是人类智慧创造出来的。”他将古往今来的人才观归结为五种：工具型、知识型、全面型、智能型和创造审美型。在20世纪80年代，作家金马在自己所著的《生存智慧论》中引申和发挥了这一思想。刘道玉校长一生桃李满天下，邓晓芒、易中天、胡发云、野夫、邹恒甫等等，不胜枚举，但是若论遭遇最坎坷，又最杰出的学生，非杨小凯莫属。
据刘道玉校长亲述：十年牢狱之灾出狱后的杨小凯，非常坎坷。1978年恢复统一高考以后，小凯报考了北京某大学，但由于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1979年，报考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又被取消参考资格。1980年，在副院长于光远先生的帮助下，杨小凯获得了考试机会，并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那时，计划经济控制得很严，他只能作为临时工使用，更谈不上迁移户口和解决妻子、女儿随调的问题。1981年，武汉大学的刘鹰恰好在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进修，见到了杨小凯后，极为欣赏，于是立即写信给经济管理系党委书记胡春芳，希望把杨小凯调来学校任教。当时武大经济管理系亦是新成立的，急需经济学人才。那年5月，刘道玉校长正好在湖南参加招生工作会议，胡春芳专程赶到湖南找到刘校长，向他说明了杨小凯的情况，希望把杨小凯调到武汉大学。正好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到刘道玉先生下榻的饭店看望他，刘校长当面向他提出了调动杨小凯的想法。
毛致用很熟悉杨小凯的情况，对他的遭遇也很同情。据此，刘道玉校长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杨小凯的问题发生在湖南，因此希望湖南省委一定要给他彻底平反，不留尾巴；二是杨小凯的专案材料（据说有两尺多厚）不得进档转到武汉大学；三是把杨小凯的妻子女儿一起调入武汉大学，以免造成新的两地分居。毛致用当即表示同意刘道玉的要求，并指示省委组织部部长协助武汉大学尽快办妥杨小凯的调动事宜。为了做细工作，刘道玉还拜访了杨小凯的父亲杨弟甫先生，并获得同意。
就这样，杨小凯虽然没有正式入过大学的门，但却以自学和研究的成果获得了世人的器重，从而成了武大的一名教师。一年后，经教育部批准破格晋升杨小凯为讲师，并据此给他定了工资级别。 杨小凯在武汉大学期间，讲授“经济控制论”、“数理经济学”两门新课。与此同时，他完成了《数理经济学》与《经济控制论初步》两部专著，写出了《湖北微观经济模型》等十几篇论文，初步展示了他出众的才华。1982年7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计量经济学中心主任邹致庄教授来武大讲学，他与杨小凯进行了广泛的学术讨论，并对杨小凯的才华和成果极为欣赏，表示要邀请他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很快，杨小凯收到了邹先生的邀请函，他立即向学校提出了出国学习的申请。可是，那时还处在拨乱反正期间，左的思想还占据着主导地位。刘道玉把杨小凯的申请提到党委常委会上讨论，结果绝大多数的常委不同意他出去，认为他坐过10年牢，在政治上是不可信任的，像他这样的人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刘道玉辩解道：“小凯的问题，已由组织部门正式平反了，既然是错案，那坐牢一事就不应当影响他出国。”但是，刘道玉势单力薄，杨小凯出国的申请仍遭到了否决。刘道玉把情况告诉了小凯，并对他说：“看来，现在只能绕道走，撇开武大党委。”刘道玉建议杨小凯请邹先生给中央写一封信，明确要求你去他那里读博士学位。果然这一招很灵，刘道玉很快收到了中央信件上的批示：“邹先生的要求应当支持，请武汉大学办理。”有了尚方宝剑，刘道玉就不再把小凯的申请提到党委常委会上去讨论了，而由他直接批准杨小凯出国。次年5月，刘道玉又批准杨小凯的妻女去美国探亲，这就解除了杨小凯的后顾之忧，使之专心致志地从事学术研究。杨小凯赴美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又历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讲师、教授。1993年，他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杨小凯是改革开放以后30万留学生中的第一个院士，是真正的佼佼者。1986年诺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在访问莫纳什大学时对校长说：“当今世界经济学最前沿的经济学研究──超边际分析，就在你们学校，创始人就是杨小凯。”美国媒体也评论说：“华人经济学家中，杨小凯是最有希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对于这一点，几乎没有人会怀疑。
当年前往美国深造之时，杨小凯曾和刘道玉校长约定：学成归国，一起把武汉大学办成世界一流高校。然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为大环境突变，随着刘道玉校长的被免职，这个约定终成泡影。刘道玉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已经与中国40年的教育改革画上了等号，正如易中天教授所说：“人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任期’的。惟其如此，刘道玉才成为了‘永远的校长’。”
就像武大里至今没有刘道玉一个题字，也没有一座建筑、一条道路冠上他的名字。然而世所公认：他的生命历程、改革历程，早已与武大、与中国教育血脉相连。
作为改革家，他大胆创新、甘冒风险；作为教育家，他慧眼识珠、成就斐然；作为良师益友，他爱才如命、义薄云天；作为知识分子，他刚直不阿，不慕权位……如易中天所说，刘道玉不是一个圣人，他是一个战士。离任武大校长后，刘道玉“生不愿封万户侯”——拒绝了担任某部部长的仕途安排，也拒绝了国外诸多名校请其担任校长的邀请。三十年来潜心研究教育、公益和中国的改革命运，并不断有新的文章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