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1950年生，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学位，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副教授，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员。本文来自2013年采访。凤凰财经：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能谈一下您对目前中国改革的看法吗？许成钢：现在中国的改革要面对的是非常基本的制度问题。过去的30年，中国的改革试图绕过这些制度问题，即在基本不改变制度的情况下，做一些边缘上的小修小改。现在修补可以说已基本做完，改革碰到的关键问题是基本制度问题。以银行体制改革为例，利率、汇率等问题相对容易改变，但仅仅改变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国有银行的垄断是金融改革最大制度障碍凤凰财经：您认为目前中国金融改革主要存在哪些制度性障碍，亟需改革？许成钢：首先，要明确金融领域主要包括银行和证券市场。中国银行业最大的问题就是国有银行的垄断。中国金融界一系列的基本问题皆是国有银行垄断造成的，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中特别重大的问题——中小企业发展不足为例，中小企业发展不足的最大原因之一是由于融资困难，之所以融资困难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中小银行极其少。如果不存在大量的中小银行，中小企业一定融资困难，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例外。中国之所以在中小银行非常少，是因为国有银行的垄断，不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这是基本制度问题之一。另一个是金融市场制度。中国的金融市场是一个极度不正常的市场，主要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中国的金融市场中绝大部分上市企业是国企，并且这些国企大部分的股份是不能流通的，因此，这些上市国企的治理问题和证券市场完全脱钩，小股东没有投票权，利益得不到保护。第二，是中国的司法体制。当今世界上任何证券市场一定是由政府金融监管。金融监管的基本性质就是一个执法机构，并且这种执法机构一定是以司法独立为背景的。在司法独立的背景下，设置专门的独立的机构对具体的金融问题做监管。但中国金融监管不是独立操作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司法不独立。所以，新一届政府若要从基本上解决中国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必须要改革司法体制，至少入手建立金融领域的司法独立。中国金融监管误区：一出事就治民营银行凤凰财经：现在新一届政府鼓励民营银行进入金融领域，大陆掀起了一股“民营银行热”，不少企业争相向民营银行进军。您是怎么看待这一现象的？您认为，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发展前景如何？许成钢：中国经济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准许民营银行进入，并且这个门槛要低。放低门槛是为了有巨大量的中小银行进入，而不是只有几个大企业进入。金融改革要推进，必须要有巨大量的中小银行进入。改革开放后，中国曾有过为数不少的民营银行，但在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时，为了防范金融危机，以及面对当时出现的国内一些民营金融机构出现挤兑，大量的民营银行被关闭。此后，中国的中小民营银行就垮掉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倒退。现在政府允许并且鼓励民营的银行进入，原则上是好的开端，但这个开端能不能走远，现在还不好判断。关键问题是降低进入的门槛，同时完善金融监管。中国过去的金融监管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即金融监管不是把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同等看待，而是一出了问题就去治民营企业。中国金融监管的许多内容，做的不是监管本身应该做的工作，而是限制民营企业，限制民营的所有制。监管不应针对所有制，而应该是银行的操作问题。监管的目的是为了金融安全，而不是给国有银行好处，挤压民营银行。如果金融监管制度存在漏洞，即便允许民间银行进入金融领域，也不能保证民营银行能大量进入。金融监管的漏洞甚至导致金融安全问题，由此产生了问题，银行监管机构可能会再度关闭民营银行。另一个要解决的司法问题，是银行监管机构的权力大小与来源。例如，银行监管机构的权力从何而来？有没有权利关闭民营银行？这些制度问题，司法制度问题，都是中国的改革逃不掉，必须要面对的。无论是银监会、证监会，法律都应该明确它的权力来源与范围，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全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制度都是以美国为模范建立的。以美国证监会为例，法律上它有明确的权力来源与行使权力的范围。美国证监会有权力侦察、警告，以及在规定的范围内处以罚款，但是当遇到重大案件时，他只是司法体系的一部分，最终要由独立于政府的法庭判决，证监会的角色则从监管者就变成公诉人，代表政府在法庭起诉它认为犯法的那一方。这点很重要，即金融监管的功能是由整个的司法体制所决定。在美国司法体制中，最重大的权力不在监管者手里，监管者无权做许多事情，比如监禁，重大的罚款，监管者罚款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再比如，关闭银行这类事，根本就不是监管者拥有的权利，是需要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来决定的。但是，中国的司法体系并不是独立的。司法体系不独立，监管机构就不独立，会站在相关的利益方上，导致银行监管出现一系列的基本问题。这就导致中国的金融发展碰到的极其困难的问题。改革不碰这些基本制度，这个改革走不了几步，如果想绕开，最终也没有什么路可以走。现在中国需要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努力推动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绕开司法独立

葛兆光，1950年出生于上海，曾担任扬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并曾经于京都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东京大学、台湾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或访问学者。本文源于葛兆光教授在2018年11月14日在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办的“从全球史看近世中国的兴衰”论坛上的演讲记录稿。一今天这个对话主题，有三个关键词，全球史、近世中国和兴衰。哪一个对我来说都太困难，因为我不像王赓武先生那样对世界历史有渊博的知识，只能局限在中国、最多东亚范围来谈，我的主要历史研究时段也不是近世，而是传统时代也就是古代中国，所以，对当今最密切的近世中国也相对陌生，而所谓兴衰，既要涉及衰落的时段，还得涉及崛起的时段，对于一个习惯于讲“过去的故事”的历史学者来说，当下的故事总是不那么容易说的，历史学者习惯的，是把对象推开一段距离，才能看得清楚。不过，既然来到这里，就总要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我想，我把我要讨论的时间稍稍往前推一点儿，从我们通常所谓“漫长的十八世纪”（Long

作者：贺雪峰（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来源：网络当前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农民收入太低、劳动太重，而是消费不合理、闲暇无意义，是社会关系的失衡，是基本价值的失准，是文化的失调。下面分别列举若干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1、消费层面当前农村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消费不合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家庭收入持续增长，绝大多数农户家庭都已经摆脱贫困，到2015年全国贫困人口只有5000万左右。当前农村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消费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各种不合理、不理性消费快速增长。某种意义上，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消费增长速度。据我们调查，在一些贫困山区，比如湖北秭归，农民收入的大约1/4要用于人情开支，一个普通农户家庭一年的人情开支就要上万元，人均达到3000元左右，人情仪式支出的同时，事主方也要办酒席，酒席的铺张浪费情况也很惊人。浙江农村办酒席，一桌酒席花三四千元很正常，条件稍好的家庭办酒席，三四十桌的情况也很普遍，婚丧嫁娶办一次酒席就要花费十多万元。此外，农村赌博情况也十分普遍，六合彩在农村更是长期流行。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不合理、不理性的消费造成了农民生活的困难。与其说农民之苦是收入太低，不如说是消费不合理。2、农村人情与村庄社会资本当前中国有一些农村地区深受人情债的压力之苦，尤其是长江流域的重庆、湖北、湖南的一些地区和东北农村，农民收入的相当部分要用于人情支出。有一些地区的农村出现了严重的利用人情来敛财的现象。刚开始时，婚丧嫁娶办酒席，收取的人情钱多于花费，办酒席有盈余。在传统时期，这种盈余可以算作亲朋邻里对举办人生大事村民家庭的经济支持。在农村社会快速变化且村庄结构性力量弱化的情况下，有农户家庭连续办了多次婚丧嫁娶酒席，收了多次人情。而有些农户若干年都只送出了人情却没有办酒席收回人情的机会，就会在之前相对约定俗成的酒席范围之外办酒席，收人情。这样的事情有了开头就有人跟风，在过去约定俗成的酒席以外，各种名目的酒席就大量产生，以至于办酒席都不用说明原因，这就是所谓“无事酒”。由此出现了酒席越办越多、人情越来越高，所有村民都因人情支出受到巨大压力的问题。3、道德方面在农村人财物外流的情况下，村庄传统结构性力量解体，基层组织体系功能弱化，农村社会产生了各种问题。其中，农村老年人作为弱势群体成了各种社会问题的最后承受者，并由此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是老年人自杀的问题。在某些地区的农村（尤其集中于长江流域中部地区），农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十分普遍，甚至有老年人说现在农村就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笔者在农村调研时发现，老年人非正常死亡也不全都是因为子女虐待，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老年父母身体不好的时候担心拖累子女，选择自杀。4、政治的方面当前中国农村出现的一个大问题是，保持了千年的稳定的村庄社会结构面临解体。之前相对封闭的村庄变得开放，农民可以从村庄以外获取收入，并且越来越多地从村庄以外获取收入。过去约束村庄搭便车行为的结构性力量解体，越来越多村民学习搭便车，甚至越来越多村民借国家项目在村庄落地的机会当钉子户获利。村庄缺少约束“刁民”的力量，“刁民”成为村庄中“堂堂正正”的力量，“刁民”得到好处，成为示范，就有越来越多村民变成“刁民”。“刁民”泛滥蔓延的结果就是，不仅村庄内部为公共利益所进行的集体行动陷入困境，而且国家要为村庄做好事也会处处遇到钉子户的刁难，好事不好办，好事办不好。5、终极价值方面传统中国农村，农民的宗旨是传宗接代、光宗耀祖。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围绕生儿育女来完成人生任务，获得人生意义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正是有了明确的传宗接代任务，农民所有行为都有目标，所有辛苦都有理由。这样的终极价值让农民可以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无限的子孙延续的意义。当前农村快速的变动不仅彻底打破了农民对传宗接代终极价值的信仰，而且让农民失去了进行村庄社会性竞争的稳定条件，从而在农村中普遍出现了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正是本体性价值的丧失造成了村庄中激烈的社会性价值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价值荒漠化。农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活法才是对的。以上六点应当是当前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可以总括为文化失调的问题，当前农民之苦不是苦于物质匮乏，不是苦于劳动繁重，而更是苦于他们在生活中丧失了价值感。缺少了由人与人之间稳定联系所形成的相互期待与合作，无法从闲暇中生产出有品质的生活，反而产生出来各种低俗的伤害身心的恶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文化建设。

中国几十年高速发展所遗留的难题，最近似乎集中爆发。经济增长放缓，房产市场出现拐点，就业、治安问题相伴而生，财政、股市、汇率压力倍增，腐败窝案频发，国际环境恶化……面对这些问题，国人的反应却撕裂而极端。很多“专家”说着不痛不痒的问题，开出似是而非的药方。愤怒的网民则是以挖苦嘲讽、破罐破摔的姿态，发泄着心中的不满……但是，当下的种种经济、社会困境，都只是表象。真正决定中国几十年改革走向的，其实就是三个主线问题：1.对内如何改革、对外如何开放的问题；2.政治和经济（财政和私企）关系的问题；3.中央和地方如何分配财权、管辖权的问题。众所周知，要理解当今中国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必须回溯到1978年底。但极少有人知道的是，要理解后面两个”财政关系”与“央地关系“的问题，就不得不关注始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后来的下岗潮、加入世贸、土地财政、大型基建、产业扶持、房地产兴衰等等一系列大事，都与这场”分税改革“息息相关。理解了”财政关系”与“央地关系“两大问题，理解的就不单是经济问题，而是理解了当今中国经济、政治的格局，乃至政府和个人的关系问题。但是这场”财税改革“，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几十年来，能够同时梳理”财政关系”与“央地关系“两大问题的研究著作，几乎一直都是空白。▌财税关系：理解中国政经结构的主线1978年前，财税关系非常单一，几乎都是高层决策、中央统筹。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变得非常庞杂、反复，出现过多种分成比例方式。其原因不外乎三个：1.经济停滞时就放权，经济过热、混乱时就集权。经常导致“一收就死、一放就乱”。2.对地方的放权，主要是投资权和企业管理权。中央把原来集权控制的经济资源下放到地方，地方则据此开展经济指标的竞赛。3.即便中央在财税上放权，在其他方面也一直在集权，特别是在政治和军事、意识形态。改开初期最流行的放权方式，就是承包。当时无论城乡，集体大锅饭都无法持续，更别说依靠它实现财税结余。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农村铺开以后，“承包”二字就穿透了整个八十年代，至今仍然鼓舞人心——“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从1980年开始，我国试行财政承包制，中央对省级以下的财政实行放权管理。地方的财政结余，可以按比例留下自用，收不抵支也不予补助。经过七年的试点探索，财政包干制在1988年全面推行。“放水养鱼”的政策激励，引发了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增长展开的激烈竞争。承包式的财税制度，激励地方政府广开财路，通过在发展“共有产权”性质的乡镇或集体企业，获得预算外收入，同时刺激地方就业和经济增长。当时对企业征收的，主要是产品税、增值税等流转税。其的特点是，企业只要开工生产，无论是否盈利，就要征收。对于乡镇企业等私营经济，承包制是巨大的制度激励。地方政府推动了改革后的第一波工业化。县级政府获得乡镇企业的税收，村集体拿到村办企业的上缴利润，乡镇政府则既可参与预算内税收的分享，也可以得到预算外的上缴利润。这些税收成为各地方最大的财政来源，因此当时的县级政府，最热衷做大企业规模，帮助乡镇企业跑贷款，对盈利与否。这既造就了八十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所谓“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也造成绝大部分乡镇企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为其后来遭受打压埋下了伏笔。▌“大刀阔斧”的分税制改革八十年代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政企分开”，但最终结果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的更紧密结合，并反过来导致中央的存在感降低。这就是分税制改革的第一个背景。财政承包制是渐进式改革的典型思路，中央政府通过逐步放权，将改革前的“以条为主、条块分割”的央地关系，转变为“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由此产生的增量收入，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这强化了地方主体意识的觉醒，并转化为地方保护主义作风。同时，承包制内在地要求定期或不定期地“重开谈判”、“重签合同”即重复博弈，财大气粗的地方，在每一次财政承包“合同”中越来越占据上风。1993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双双降至20%附近。这构成了分税制改革的第二背景。对于分税制改革的艰难历程，近年来已有不少亲历者的回忆可供参考。比如朱总理亲率部委官员历时74天、分赴16省份“东奔西走”、“南征北战”的谈判过程。分税制在流转税、所得税方面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重新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税种，实施税收返还和建立转移支付制度，分设中央、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税。无论从改革目的还是效果上，分税制都无疑是一次成功的财政集权，而且是一次单向度的财权集中。那么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分税制废除财政包干制之后，地方政府反而更加积极地刺激经济增长？▌分税制改变了地方政府的偏好和行为分税制改变了地方政府的偏好和行为。企业增值税成为分税制后地方企业的主体税种，而中央和地方对此的共享分成比例为三比一，增值税收入从此成为对地方政府而言成本最高、边际收益最小的税种。由于中央并不分担企业经营和破产的风险，地方政府兴办企业的收益下降，风险却大大上升。企业盈利，地方政府收不到什么税；工人失业，却是地方政府善后。于是我们看到，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下岗分流，乡镇企业和集体企业大规模转制，几乎同时发生。流转税的蛋糕，被中央政府占了大头，地方政府不得不开始寻求新的财源，以建筑业、第三产业为主要课税对象的营业税，成为颇具潜力的替代性收入。土地拍卖这样的财税逻辑，产生了一系列链条反应。乡镇企业萎缩、倒闭，“离土不离乡”的模式就此夭折。天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就近就业，只好向沿海工业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和外向型经济区域迁移。发达地区城市的企业、居民用地需求剧增。地方政府必须发展建筑业，大搞土地开发，才能维持财政运转。上述两方面因素，给了地方政府以充分理由“经营城市”。政府在土地征用、出让过程中，获得了巨额的预算外收入，对管理房市、企业、居民，也有了足够的“政策手段”。▌发达地区的二元财政格局以发达地区的二元财政格局为例，来做个机制分析。土地价格的差异，导致城乡、东西的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天差地别。落后地区的财政收入，几乎都是用来保工资、保运转的“吃饭财政”、“要饭财政”。发达地区的财政，公共性更为浓厚，有更多预算外的“办事财政”。其预算内财政也只能保“吃饭”部分，“办事”经费的多少，就是土地财决定。中国目前的土地所有权，只分为“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城市建设用地的产权性质必须是国有，而国家可以把“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有偿征用为“国有土地”。这些都有相关法律写明。广义来讲，与土地相关的各项收入，无论是预算内和预算外，都成了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柱。1994年税制改革，增值税成为中央主体税种。2002年中央又将增长迅速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也纳入共享税种，由此“挤压”到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于是，地方政府不得不把重心转向那些零散的小额税种。比如，营业税也成了地方增收的新来源。1994年之后，中央一直想要把地方政府的“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管理。于是迫使地方极力规避监管，竭力做大预算外收入——主要是以土地出让金为主的土地收入。土地出让金的净收益，一方面用于补充财政支出和土地征用的其他成本。对公益性用地和工业化用地（工业园区），往往无利可图甚至要倒贴。所以，地方政府更加偏好商住用地，通过招拍挂方式，转嫁城市化的成本。土地出让金的更重要用途，是作为资本金撬动金融杠杆，成为地方政府城市扩张、土地征用的融资平台。这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组建城市开发或建设公司，通过财政担保和土地抵押等方式，获得优质贷款。只要城市地价足够高，银行就乐于出资贷款，地方政府就能够有足够的财政、金融弹药，推动城市扩张和GDP、财政收入的增长。于是，城市化的基座，就这样由工业化置换为房地产开发。这股房地产运动的浪潮如此迅猛，以至于部分城市开始在城郊地区以“宅基地置换”、“土地整理复垦“等名义，推动“农民上楼”，这种辗转腾挪、螺狮壳里做道场的计划，不过是“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城市化模式的最新变种。这种畸形的发展模式，及其反映出的财税征收、央地关系等问题，已经引发了有识之士的单眼。这种担忧绝非杞人忧天，黄宗羲所警告的“积累莫返之害”，仍如幽灵般不时闪现。曾子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跳脱逐利怪圈，建立公共财政框架，这是中国政府在1998年的郑重承诺。然而直至今日，这仍是一个值得人们继续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

葛兆光，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现为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化史。本文来自2024年2月份主题演讲。一本欧洲解剖学著作在中国的遭遇我们先从一个小故事讲起。200年前的1815年，一个安徽读书人俞正燮偶然看到明末传教士翻译的一部欧洲解剖学著作《人身图说》，里面画了人的身体结构、内脏以及泌尿器官。他觉得这本书不仅很违背中国传统，而且非常荒谬。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中国人的肺是六叶，欧洲人的肺只有四叶；中国人的肝是七片，欧洲人是三片；中国人的心有七窍，而欧洲人只有四窍；中国人的睾丸只有两只，欧洲人却有四只。他还特别批评了另一位传教士南怀仁关于大脑记忆的说法。在俞正燮看来，欧洲人的脏器跟中国人不同，所以他们才会信教并且传教。而中国那些相信天主教的人，肯定也是一些和欧洲人一样“脏器不全之人”。大家注意，这是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还充满文化自信的时代。鸦片战争发生前几个月，俞正燮去世，他没有看到后来被称为“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他看到的这部《人身图说》，虽然在17世纪初就翻译出来了，可它在此后的200多年间始终没有传播开来。除了一个叫罗聘的画家，他是“扬州八怪”之一，他把《人身图说》里的骨骼图作为绘画材料，想象了一个只有骨头没有肉的鬼，画了有名的《鬼趣图》。从明末到清末，近代西方解剖学知识就这样被轻易地放在一边，中国人理解的人的身体构造，还是在中国传统知识的延长线上。可是，来看看我们的邻居日本。那时明治维新还没有开始。在17世纪至19世纪的德川时代，日本人为了抵制天主教，也曾经采取锁国的方针，甚至杀害传教士和信教人士。但同时，他们也很痛快地引进西方的各种实用知识，特别是所谓的南蛮医学和航海之学，前者可以治病救人，后者可以航海经商。当时这些知识被称为“兰学”，意思是荷兰人的知识技术。1754年，一个叫山胁东洋（1706—1762）的人就解剖了死刑犯的尸体，来验证西洋人医学说的人体结构。1771年，那个撰写了《兰学事始》介绍西方知识的先驱杉田玄白（1733—1817）和一个叫作前野良泽的人，也为了验证西方的解剖学著作《解体新书》，专门解剖了一个死刑犯的身体。海外的新知识、新技术很早就传入我国很多学者注意到，传统中国和传统日本，在面对西洋新知识的时候，中国重视天学、历算、数学，日本看重医学、本草、航海等等。而且，立场、观念、态度很不一样。为什么呢？是中国更加封闭吗？古代中国并不是完全封闭。我的朋友、耶鲁大学的教授芮乐伟·韩森对“封闭的中国”这个说法不满意，专门写了一本《开放的中国》。其实，简单地用封闭或是开放来描述古代中国都不太准确。应该承认，很多海外的新知识、新技术很早就传入了我国。比如，蒙元时代的波斯人扎马鲁丁，他在13世纪下半叶，南宋还没灭亡的时候，就把阿拉伯人的天文学、地球仪和世界地理知识带到了中国。而且还造了木头的地球仪。地球是圆的，世界上是三分陆地、七分海洋，以及划分经纬线的知识，早就传入了中国。一幅收藏于日本京都龙谷大学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这是1402年朝鲜人画的，但它是依据两幅元代中国人绘制的地图——《声教广被图》和《混一疆理图》——拼成的。这一地图上有现在的中亚、西亚、非洲和欧洲，标识出了几百个地名，甚至绘出了倒锥形的非洲大陆、分叉的尼罗河、基本精确的阿拉伯半岛形状、汇入波斯湾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以及两河流域的巴格达。更令人惊奇的是，这幅地图上还标识了欧洲的城市，像巴黎和罗马。要知道，三年后的1405年，郑和才首次下西洋，再过80年多后，葡萄牙人迪亚士才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有学者说，在1508年版托勒密《地理学》之前，欧洲人没有完整地画出过倒锥形的非洲地图。这足以说明古代中国对世界地理的认知，并不局限于九州华夏或中国周边。明代中后期，16、17世纪之际，欧洲传教士带来了托勒密的“地圆说”、哥白尼的“日心说”、第谷的“宇宙论”和“恒星表”、伽利略用望远镜观察到的行星轨迹和太阳中心理论。可是，这些来自欧洲的近代科学知识，无意中涉及和威胁了中国传统的“根”，所以马上遭到抵制，不光是官方，也包括知识分子。明清两代攻击西方宗教、思想、科学和技术最为激烈的著作有两本，一本叫《破邪集》，一本叫《不得已》。他们认为，西方近代新知识，一是“邪”，就是邪门歪道；二是“不得已”。这是孟子说的，我不是好辩论，而是不得已，因为它已经挖到帝国文明的墙角，危及政治和文化的基础，所以不能不抵制。每一种文化的根基，都是一种关于世界的观念近代新知识、新技术，为什么会危及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础呢？我想跟大家说一说文明不同系统的问题。古代中国文明很早就成熟并且系统化了。世界上所有独立的、成熟的、有体系的文明，无论是两河流域的文明、印度文明，还是欧洲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都有它的系统、秩序和基础。就像一棵枝繁叶茂的树，它的“根”是支撑着所有知识、思想、风俗的合理性的。它决定一个文明怎样理解世界万事万物。有了这个基础，观念、思想、知识和技术才能各安其位，才有秩序，人们才能够安心和习惯。历史学家斯宾格勒（1880—1936）在《西方的没落》里说，每一种文化的根基，都是一种关于世界的观念。那么，古代中国人关于世界的观念，也就是根本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古代中国有所谓“三才”——天、地、人，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古代中国认为天圆地方，天静地动，天尊地卑，人类社会也是这样。皇帝就像北极星在中间端居不动，大臣像星辰，围着皇帝转，君主尊贵在上，臣民卑微在下。古代中国人也认为中国在中央，是纵横万里的大国，周边是环绕中央的四夷。如果瓦解了这种空间格局，原来有关华夷胡汉、文明野蛮、高低大小的真理就要动摇。同样说到人，人和天地一样，是“气”的产物，人受阴阳二气而生，精神灵魂来自天，骨骸血肉来自地。人的头圆，像天的形状；人的足方，像地的形状。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有四肢五脏九窍三百六十骨节，天有风雨雷电，人有喜怒哀乐。特别是中国人相信身体发肤不只“受之父母”，而且来自天地。而这一切，都被纳入阴阳五行、八方、十二时、二十八宿的大框架里，整整齐齐，有条不紊。这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基础，所以我常说，所有独立、成熟的文明都有整体和系统的倾向。为什么是整体和系统的呢？因为传统中国这种关于天、地、人的观念，产生了有关自然、社会和人的观念和知识，这些观念和知识加上衍生的技术，形成了一个大体系。自然、社会和人共享一个道理，打成一个包，这个系统或整体都遵从一个道理，叫作“天理”或“天道”。自然、政治和个人，观念、知识和技术，互相勾连在一起，如果你要否定一点，必然也会连累一大片，就像多米诺骨牌，或者像古代中国打仗时说的一字长蛇阵，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华夏文明中，很早就形成了这个“天”和这个“道”，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所有在这个文明体系里浸泡出来的人，习惯了这套传统，都很安心。而一旦你要让他接受近代的另外一种新知识，比如，太阳是中心，地球围绕着太阳转；世界有五大洲，亚洲只是世界的1/5，而中国只是亚洲的一部分，四夷也是文明国家；人的思考是靠大脑，心脏偏向左边等等。那些习惯了传统的人就不干了，他们觉得这不只是一个科学问题、技术问题，而是一件政治颠覆、文化毁灭、传统断绝的大事。在中国知识史上影响力很大的清代大学者阮元，就在他编的科学家传记《畴人传》里，把这些知识上纲上线，提高到破坏中国帝国制度、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的高度。他说，虽然日静地动说亦无不可，而且西洋关于宇宙的所谓“本轮、均轮、次轮之算”，只是为了便于运算的假设，如果你“误认苍苍者天，果有如是诸轮者”，真的以为“地球动，而太阳静”，那么就会“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古代中国关于天、地、人的理解，包含了古代中国帝国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基础。如果大地不再是圆形的天覆盖下的方形大地，那么，过去历史和传统告诉的道理“天尊地卑”“君尊臣卑”就失去了基础；如果世界不再是《禹贡》《周礼》《王制》说的那样，是一个中国在中央的“回”字形空间，我们就似乎找不到明确的文明位置；如果四夷不再是那么渺小和野蛮的附属之国，那么天朝大国的自信、中央王朝的尊严、上国皇帝的唯一性和面对世界时君临天下的气势，就将统统瓦解。日本为什么痛快地采取“拿来主义”15世纪以后，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随着全球的商品流通、人员往来、知识传播，使得各个旧文明不得不被卷入新文明中。近代以来，欧洲经由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和启蒙运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知识、新技术开始席卷全球。在中国，这些新知识、新技术因为涉及政治制度的“体”、文化传统的“道”、信仰系统的“本”而受到抵制。而在日本，它们轻易地进入知识界，被广泛地使用和学习。日本为什么可以采取“拿来主义”呢？我在这里只是简单地作一些分析。第一，日本从6世纪、7世纪形成古代国家以来，始终没有那么系统、成熟和完整的文化，它在2000年左右的时间里始终是吸收外来文化。在日本，佛教是外来的，儒家是外来的，政治制度是外来的，历史学是外来的，天文地理知识是外来的，医学也是外来的，甚至瓷器制造技术也是外来的。第二，佛教可以混搭神道，隋唐律令可以搭配封建制度，禅宗沉思可以搭配密宗方术，最雅的文化可以搭配最俗的风俗，千余年来，他们总是实用主义地吸收和学习，这就是鲁迅说的“拿来主义”。第三，日本是封建制国家，各地大名（日本历史上的大封建主）割据，不一定非得听中央的，也不一定非要接受同样的观念和思想。信天主教的很多是大名，甚至还有叫作“蘭癖大名”的地方诸侯。所以，日本不太在意那些外来知识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也不太在意它们是不是可以妥帖地放在传统文明结构里。特别是德川时期，用日本学者丸山真男的话说，他们开始把中国宋代理学那儿来的原本管天、管地、管空气的“天理”给分化了。先是把自然和社会分开了，天理不能又管自然又管社会。而且，社会的公私也分化了，社会也不能管着人的全部。社会是公领域，但是人应该有私领域，这样自然、社会和人就分化了，人就可以在原来笼统的自然、严密的社会里，找到自己的自由空间，而外来的知识也可以随意进行学习，只要它有用就行，不必考虑它是不是符合传统文明。人文历史进程中的科学哲思可是，整体主义传统下的中国就不能不讨论本末、道器、体用等根本问题。20世纪初，一个叫宋育仁（1857—1931）的人，他是改良派，但看了西洋各种新知识、新制度之后，就在《泰西各国采风记》中表示，如果西学和西教影响扩大，势必要动摇中国传统的基础，也动摇传统中国的宇宙观和价值观。他特别提到，如果接受西方知识，就要抛弃传统中国的根本，使“天为无物，地与五星同为地球，日月星不为三光，五星不配五行，七曜拟于不伦，上祀诬而无理，六经皆虚言，圣人为妄作”。那么，传统将被颠覆，“据此为本，则人身无上下，推之则家无上下，国无上下。从发源处决去天尊地卑，则一切平等，男女均有自主之权，妇不统于夫，子不制于父，族姓无别，人伦无处立根，举宪天法地、顺阴阳、陈五行诸大义一扫而空”。这就是我要讨论的关键问题。文明传统深厚、系统和成熟，有时候让人心安理得、充满自信，但有时候也是阻隔科学和知识传播的障碍。几千年来，传统中国文明很稳固、很连续，人们遇到问题也始终“在传统中变”，因为这个文明太根深叶茂，这个知识系统庞大丰富，遇到问题只要在传统里面调整调整，就可以应付一切。可问题是，到了近代，国外的坚船利炮来了，现代科学来了，民主制度也来了，遭遇危机后，中国不得不走出原来的文明，“在传统外变”，人们突然觉得“根”没了，“道”变了，“体”靠不住了，于是就很紧张、很焦虑。你就可以明白，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人为什么要讨论“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为什么要讨论“什么是本”“什么是末”，为什么要提倡“行我华夏之道”，同时“用西洋之长技”。你也可以明白，为什么晚清以来中国一步一步变革，是从坚船利炮到政治制度，再到废除科举，最终走到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你也能理解，胡适他们那一代人为什么要非常激烈地说，中国要“充分的现代化”甚至是“全盘西化”。而如今，我们还是在这种焦虑之中，还是在这些问题的延长线上。如何很好地保存传统文化，同时又顺利地接受先进知识？怎样回答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的中西体用的挑战？我也没有结论，还需要大家一起来思考。

哈里斯与特朗普的第一场电视辩论，针对中国问题双方言词强硬、激烈交锋，不过并没有针对这个地缘政治对手提出实质性政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和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9月10日晚间在费城出席第一场电视辩论，一开场，双方就针对美国经济问题激烈交锋，主持人提到特朗普先前表示，当选将计划对所有进口产品徵收高达20%的关税，询问美国人是否能承受该政策带来的更高价格。特朗普则是对此驳斥，指将对其他国家征收关税，“正如你们所知，我从中国那里征收到数十亿美元的税收”，并表示美国国内产品价格不会因此提高，受到价格影响首当其冲的会是中国，“价格上涨的将是中国和多年来一直占我们便宜的国家”。“中国向我们支付了数千亿美元，其他国家也是如此，”特朗普说，提到他在2018年任期期间，曾对多种商品征收的2000亿美元关税，声称这些关税“从中国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美国总统拜登（Joe

自从1991年12月29日，中国颁布了《收养法》，开放了外国人收养中国孤儿之后，截止2018年，已经有超过11万名中国孤儿被美国家庭收养。根据美国政府相关收养管理机构统计数据，美国是领养中国孤儿最多的国家，收养的中国孤儿当中约88%为女童，患有先天残疾残障或疾病的却占约80%，到2021年，即近十万名残疾残障或疾病的弃婴与孤儿被美国的家庭收养了。美国人需要收养中国孤儿，一般会寻找类似于CCAI（国际中华儿童服务中心）这样的中介机构，由他们代理申请，材料整理，家庭调查，与中国政府接洽等等一切繁琐的事宜。美国收养家庭需要为之平均支出3-4万美金，包含残疾残障或疾病的孩子，等待收养的时间平均为两年。不是每个家庭都适合领养孩子，中国的领养机构通过审查申请人的财务、情绪和身体健康状况，确保为这些孤儿们找到好的养父母，目前尚未听到有美国家庭后悔当初领养孩子。美国政府虽然有残疾人的保护法，但没有提供对于这类特殊收养家庭的特殊补助，收养一名残障孩子就意味着母亲必须放弃工作全职照看，需要付出的身心精力时间经济都是非常巨大，更重要的是这些孩子的疾病都需要治疗，护理费用。难能宝贵的是，美国家庭教会了这些孩子什么是爱，当这些美国的爸爸妈妈给已经懂事的孩子解释什么是“收养”时，会告诉他们：“你的父母不是不爱你。只是当时他们无法给你足够的爱，而恰好我们能够。所以，他们就给了我们这个宝贵的机会来爱你。”

译者按：从1992年起，已有超过16万名中国儿童被国外家庭收养，其中约一半由美国家庭收养。这些被收养的儿童中，多数为女孩，很多儿童还患有先天疾病。通过跨国收养，他们在国外接受了良好的治疗和教育，并且大多数都发展不错。

来源：凤凰卫视、凤凰记者王冰汝、财联社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预定于2024年11月5日举行，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全民投票日仅剩短短六十天，各行各界争相竞猜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与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谁将入主白宫。《纽约时报》9月5日报道称，有“美国大选神算子”之称的美利坚大学政治历史学教授利赫特曼对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做出预测——他认为哈里斯将胜选。“美国大选神算子”因何得名？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进入关键阶段，有着“美国大选神算子”之称的美利坚大学政治历史学教授利赫特曼再次成为公众焦点，77岁的他已准确预测自1984年以来的9次美国总统选举胜者。利赫特曼的预测凭借其自创的“13把钥匙”模型。1981年，他用俄罗斯地质学家波洛克（Vladim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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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了一定年纪，会越来越怀念过去，越来越喜欢听老歌。但并不是每首广为传唱的老歌，都能称作好歌。有些歌，历久弥香，时隔多年再听，让人有了新的感悟，而有些歌，当初听，觉不出什么不对劲，再一听，才知是多么毁三观。抛开旋律有无艺术性不谈，光是大胆露骨的歌词就让人一言难尽。尽管这些歌曾风靡一时，最终还是被划到了低俗的行列。如今仔细品来，其实一点都不冤。01、《找个好人就嫁了吧》2007年，有一首神曲火遍大江南北，《找个好人就嫁了吧》一经发行，就与周杰伦、陈奕迅的歌比肩，一起霸占了“中国彩铃搜索榜”的前三名，可谓风光无限。这首歌的大意是：一对男女明明相爱，最终却不能走到一起，男人伤心且无奈，劝女人找个好人就嫁了吧！或许是因为这世间“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的故事太多，所以，在一开始，的确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可是，不久后，这首歌就招来了广大网友的口诛笔伐，理由是，在细看歌词以后，大家才蓦然发现，原来歌中的男人与女人不能在一起是另有原因。歌中唱道：“找个好人就嫁了吧，只因我事先有了家”一个婚内出轨的故事，居然被唱得如此荡气回肠、清新脱俗，词作者兼原唱刘思伟得有怎样的价值观，才能写出如此神作。网友们甚至发出了“好人招谁惹谁了？”的惊天一问！大家的质疑没有错，一个是出轨的男人，一个是插足的女人，你俩不能双宿双飞，就叫“好人”来接盘，还说得理所应当，天下竟有这样的道理？因为饱受争议，后来，这句歌词干脆被拿掉了，可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歌词可以删减，故事的内核却无法改变。02、《那一夜》2005年，《那一夜》横空出世，凭借十分上头的旋律，迅速成为各大两元店、路边摊的最爱，大街小巷都弥漫着“那一夜”的味道。那么，那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看歌词。“那一夜，你没有拒绝我，那一夜，我伤害了你”咋一听似乎没有什么不妥，可是仔细品来，就不由得不让人浮想联翩。2007年，某网络平台评选出“10大恶俗网络歌曲”，《那一夜》毫无悬念登上了榜首，紧接着，在“抵制网络歌曲恶俗之风”的座谈会上，《那一夜》也被严肃、徐沛东等歌坛前辈点名批评。但这首歌的作者兼原唱谢军却不以为然。谢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那一夜》是他当年参加大学同学聚会时遇到初恋女友，有感而发，和“一夜情”毫无关系。可是，即便真的如谢军所说，还是有很多人不买账，认为这首歌唱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在那一夜，男人遇到了女人，然后举起酒杯，然后男人伤害了女人，最后扬长而去。颇为讽刺的是，在当年，这首歌还一度被各大妇产科作为宣传曲目，在一些地方台反复播放，真是要多尴尬有多尴尬。而《那一夜》的爆火，也让歌手谢军尝到了流量的甜头，之后他还推出了《又一夜》《再一夜》，一口气打造出“夜的三部曲”，不过，却没有激起浪花。这些年，歌手本人更是泯然众人矣。03、《香水有毒》1999年，胡杨林考入美术学院，热爱音乐的她，在校期间就组建过乐队。为了追求音乐梦想，毕业后，胡杨林并没有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而是投身到了演艺圈，一直在幕后默默耕耘。2004年，胡杨林为《老鼠爱大米》做和声，被太格印象的老板王虎发掘，继而为其打造了个人专辑《有故事的女人》，而《香水有毒》正是本张专辑的主打歌。与很多口水歌不同，《香水有毒》的旋律绵软悠长，加上胡杨林优美的声线，使得这首歌咋一听颇有逼格，很快便唱红寻常巷陌。不仅如此，2007年，《香水有毒》还斩获了“最佳无限单曲”与“最受欢迎手机铃声”两项殊荣。可随之而来的却是广大网友无休止的质疑，被大家诟病最多的便是这句歌词：“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擦掉一切陪你睡”因为这样的歌词，在网友中，甚至还引发了关于这首歌到底是“原配之歌”还是“小三之歌”的讨论。但无论为谁而歌，基本都能得出一个结论：面对一个脚踩两只船的出轨男人，女人还要委曲求全！这彻底颠覆了大家长久以来形成的感情观。如果单单是委曲求全，尚能说得过去，可偏偏要“擦掉一切陪你睡”，就让很多人无法接受了。歌词不但将处在感情漩涡中的女性描述得十分卑微，措辞更显露骨，所以，这首歌也被划归到低俗歌曲的行列。尽管歌手胡杨林之后还发布过多张专辑，但都没能摘掉“低俗”这顶帽子。一个唱功尚可的歌手，因为一首歌的歌词断送了大好前程，实在是有些可惜。04、《伤不起》有些歌能被人记住，当然有能被人记住的原因。比如这首《伤不起》，整首歌不到4分钟，“伤不起”就出现了14次，听过以后，满脑子都是这三个字，恐怕想忘了都难。尽管这首歌后来备受争议，但因为曲调简单、朗朗上口，当年的传唱度实在太高，竟然获得过“中国流行音乐金榜十大金曲”的殊荣，直到今天，“伤不起”仍是人与人交流时十分常用的词汇。可即便如此，这首歌还是被大家放到了“低俗歌曲”的篮子里，原因也是因为歌词。开篇就唱道：“你的四周美女有那么多，但是偏偏只是看中了我，恩爱过后就不来找我”很明显，这是一个感情受伤的女人在控诉“渣男”的故事，可是歌曲毕竟是一门艺术，唱得如此露骨，实在难登大雅之堂。不光如此，如果再将后面的那段说唱合在一起理解，就更加让人不忍直视。“不必再考虑不必再犹豫，我要送你一辆跑车，夜晚你和我咬耳朵，不要怀疑我的爱很多”这是要表达什么？似乎是在说，一个女人爱上了一个花心公子，对方通过一辆跑车，就将她砸到了被窝，女人伤心欲绝，只能骂对方的良心都给狗吃了。值得一提的是，17岁就出道的王麟可不是什么网络歌手，她曾是文工团的一名文艺兵，和宋祖英、姚贝娜等人是校友，起点并不低。可是一首《伤不起》当年让她名声大噪，同样也给她贴上了“低俗”的标签。这些年，王麟的主阵地只能是各大酒吧与夜场，再难回到专业歌手的队列，一个前途大好的歌手沦落至此，还真是伤不起！而这也再次印证了选歌对一个歌手的重要性。05、《芙蓉姐夫》2005年，初代网红“芙蓉姐姐”的系列照片在网络上疯传，因为形象十分辣眼睛，引来了一片嘲讽声。而借着芙蓉姐姐的热度，歌曲《芙蓉姐夫》也在网上掀起了收听狂潮。这首歌的歌词不仅低俗，而且有人身攻击之嫌。“老婆体形像猪，也有男人追逐。”很明显，这是在取笑芙蓉姐姐的外貌。而“我穷疯了没啥追求，芙蓉姐姐说我可爱把我带回家”，则是对芙蓉姐夫的挖苦。尽管歌手王蓉表示，当初是因为看了制作人老猫的歌词后，觉得比较好玩，才谱曲录了小样，但这首歌被盗版商上传到网上后，还是给当事人的生活带来了不小影响。据说，芙蓉姐姐与芙蓉姐夫当时虽然没有领证结婚，但是已经在一起多年，而且当时的芙蓉姐姐还怀有身孕。这首歌唱红后，芙蓉姐夫因不堪被嘲笑挖苦，一度不敢与芙蓉姐姐一起露面，最后干脆分手。两人分手后，芙蓉姐姐独自生下孩子，成为了单亲妈妈。当初，王蓉绝不会想到自己会因为一首歌，让一对情侣分道扬镳，然而，这便是结局。低俗也成了王蓉身上摘不掉的标签。06、《小三》毫无疑问，《小三》是一首货真价值的“蹭热度”歌曲。2010年，电视剧《蜗居》热播，当全国观众针对“小三”一词展开热烈讨论时，歌曲《小三》跟着横空出世。这首歌，也让大家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蹭热度无下线，MV干脆用了电视剧的画面，在片头还不忘将三位主演的名字打了上去。而歌词直白的程度更是让人不忍直视。“终于你做了别人的小三，我也知道那不是因为爱”“当你依偎在他的胸怀，是否已忘记我曾给过的爱”这首歌到底要表达什么？纵然“小三”是真实存在的社会现象，但无论怎么说，都不是什么正能量的好词，有必要专门针对“小三”写一首歌吗？可笑的是，当年，在不少中二青年的追捧下，这首歌竟然取得了“音乐搜索量”第一的成绩。而在这些听众中，也不乏学生党和未成年人。这首歌究竟有多低俗，官方介绍给出的评价是：“挑战了人伦底线”。音乐是一门高雅艺术，除了要带给人听觉上的享受，也该起到净化心灵的作用。如果是为了博眼球一味低俗，创作便毫无价值。如果因为低俗而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就更该被唾弃。大家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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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英雄”泽连斯基作为俄乌冲突的主角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直饱受外界关注。伴随着他一次又一次在视频中的强硬表态，这位总统收获了来自美媒的新角色——“全球英雄”。美国《国会山报》27日发表的一篇报道，几乎成了泽连斯基的“颁奖词”。“在对抗俄罗斯的战斗中，泽连斯基成了全球英雄。”这篇文章以此为题写道，“当乌克兰目前面临存亡危机之际，泽连斯基坚守在国内，并发布了一系列鼓励乌克兰人抵抗俄罗斯入侵的视频，赢得了美国各政治派别的赞扬。”“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孤身一人，很明显俄罗斯人把他当作了靶子。”“在这样的时刻，你需要一位真正的丘吉尔式领导人挺身而出。我认为他正在急切地寻找正确的信号。”在美媒笔下，泽连斯基“悲壮”尽显。“坚守乌克兰的他成为了领袖，把所有乌克兰人团结起来，让平民拿起武器，阻碍俄罗斯的推进。”“他说自己成了俄罗斯的头号目标，他面临的威胁，让外界产生了共鸣。”“他与仓促逃离喀布尔的阿富汗领导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拜登政府提出让泽连斯基安全撤离时，他拒绝了，转而要求提供弹药。”“泽连斯基还成了世界各地反俄罗斯入侵的领袖人物。有网上言论将泽连斯基与拜登、特朗普和普京相提并论。”这样的说辞，还有很多。好巧不巧，就在《国会山报》这篇报道发出的同一天，美国另一家大报《纽约时报》也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同样把泽连斯基狠狠夸了一遍。“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泽连斯基经常被嘲笑，他想由一个由喜剧演员转型成毫不相关的政客。但在社交媒体的帮助下，他不知不觉间成了乌克兰的领导者。”“他激励乌克兰人为自己的国家而战，也激励欧洲人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乌克兰，把这个国家视为一个为独立、自由和民主而勇敢战斗的侵略受害者。”“无论泽连斯基是否能在这场战争中幸存下来，他都很可能被载入乌克兰的历史。”在最新的一次采访中，关于乌克兰下一届总统选举，泽连斯基这样表示：总统选举如果在俄乌战争胜利之后举行，乌克兰人将不会在选票上看到泽连斯基的名字。是的，如果战争继续，我将竞选公职，我不能在战争期间逃走，泽连斯基总统说；如果战争胜利，他们将不会在选票上看到我的名字。在做客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时，泽连斯卡娅被问及，如果她的丈夫再次竞选，她会作何感想？她回答道：“嗯，你知道，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即使在他第一次参选的时候，我也没有完全赞同。”她补充说，“但如果他再次参选，如果他第二次参选，如果他认为这是必要的，那么，我们有一些经验，我们经历过。不会像第一次那么可怕了。”采访中，这位“第一夫人”特别强调：目前她并不知道丈夫泽连斯基在这件事上的决定，这也将取决于我们的社会是否需要他当总统，如果他觉得乌克兰社会不再希望他当总统，他可能就不会参选。无论他做出什么决定，我都会支持。让人感觉他们其实和大家一样，都是普通的人，这才是最真实的。据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已在考虑在2024年举行最高拉达（议会）与总统大选以“维护政权合法性”。不过乌克兰宪法规定，战时状态下不得进行选举或政府换届。因此即将于2023年10月任满的拉达议员，以及2024年任满的总统泽连斯基，都有权在当前任期结束后继续任职。泽连斯基早前也曾多次表示战争期间的大选面临一系列技术、法律、财务及安全问题。例如人口外流导致代表性不足，前线区域也不可能设立投票站，所以不考虑在俄乌冲突期间进行任何选举。泽连斯基在今年8月份曾表示：乌克兰还需要外界协助，特别是欧盟的协助，为身处欧盟国家的数百万乌克兰海外公民建立投票渠道。每一位乌克兰人的选票都需要被重视。包括正在前线作战的乌克兰战士在内的所有乌克兰公民都能参加投票，这是他们的权力，谁都无法剥夺，我必须在选举进行时保证这一点！或许在有些人眼里，泽连斯基是一位喜剧演员。战争把泽连斯基从一个喜剧演员变成了一支伟大的军队的统帅！他统帅的弱小的乌克兰军队。既没有海军也没有空军，甚至被解除了和武装。在这一场众寡悬殊强弱分明的战斗中。他把号称世界第二的俄罗斯整整打了两年。把俄罗斯打的丢盔卸甲一地鸡毛。他让乌克兰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和敬畏。在俄乌战争的600多个日日夜夜里，他的压力无疑是最大的，孤独、无助、威胁、恐吓、暗杀...，他扛下了敌人针对他的一切，没有退缩，更没有认输，而是带领乌克兰这艘大船，勇敢地驶向胜利的彼岸。泽连斯基绝对称得上是乌克兰的英雄，他满足了关于“国家英雄”的所有标准，英勇、担当、不卑不亢、不畏强权、纵横捭阖……身为犹太籍的他，对得起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也必将青史留名，供乌克兰后世敬仰！历史不会忘记那些在国家存亡之际，做出了正确抉择的关键人物。同样，也不会放过，那些把国家和民族推向灾难深渊的邪恶之人！乌克兰的历史上。泽连斯基写下了最光辉的一页。

原题：纠正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中国外援往事作者：舒云原载《同舟共进》2009年第1期中坦两国建设者在修建坦赞铁路时打涵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年，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开始对外提供经济援助。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我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1973年以后这种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才逐步得到纠正。建国初对蒙、朝、越的援助力度有多大？建国后最早的对外援助是在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大使吉雅泰刚到任，蒙古总理乔巴山就提出急需劳动力。这时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一年，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有困难，但中国并没有拒绝，答应日后考虑。1954年11月，副总理乌兰夫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蒙古，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了解蒙方的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的帮助。蒙古毫不客气地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等近40个工种12250名工人的清单。当年中国派出8200名工人，帮助蒙古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等，甚至修复古庙。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1956年8月，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从1956年至1959年，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中国“一五”计划期间，虽资金捉襟见肘，仍慷慨外援，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0年1月18日，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在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表示：中国将拿出大量的作战物资帮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军。5月15日，越南以断炊为由，恳请中国再支援1500吨至2000吨大米。在繁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仍念念不忘支援越南。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1953年3月13日，周恩来复电驻越南的中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并转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均可予以解决，即由军委总后勤部分批发货。12月，为协助越南具有决定意义的奠边府战役，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提供战役所需的全部武器弹药、通信设备、粮食、医药等，保证了此役大获全胜。1954年5月日内瓦会议结束越南北部战争，中国继续援助越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2月，中越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援助越南修复铁路、恢复邮政电信、修复公路及航运、水利等议定书。1955年越南政府代表团在胡志明主席率领下访华，提出援建煤矿、水泥厂、纱厂、发电厂等。中国政府派出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无偿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不顾本国大米供应紧张，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以及300吨面粉、5吨葡萄干、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还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这份清单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确实把越南当成了兄弟，无所不给。1956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国对越援助大幅上升。1959年2月18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7份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人民币3亿元的长期贷款和1亿元的无偿援助。坦赞铁路是中国在非洲的首个大型对外援助项目萨马兰奇：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1950年代，除朝鲜和越南外，中国还援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1956年6月，中国与柬埔寨签订关于经济援助和实施经济技术援助的议定书。中国将在1956年和1957年，无偿赠予8亿柬元（折合800万英镑）的物资，由柬埔寨政府自由使用，中国政府不加任何监督和干涉。这是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具体化，此后成为范本。1956年10月，中国与尼泊尔政府签订经济援助协定……1956年12月12日，彭德怀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说7日埃及大使来访，提到埃军在西奈半岛作战中，军事装备损失很多，希望中国给予援助。彭德怀说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只要埃及需要的我国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并愿意援助。毛泽东批示：筹划的两项，可以进行筹划。具体援助事项，须经国务院统筹酌定。1958年底，中国与非洲国家陆续建交，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援助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1959年到1960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国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中国向埃及等国提供经济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刚开始向西方大国和苏联求援，被拒绝后才转求中国。虽然中国财力有限，还是承接下来。坦赞铁路的施工条件极为艰苦，中方59人牺牲。工程接近尾声时，铁轨告急，中国二话不说，将本国急需的铁轨运去，保证了按时完工。这样倾其所有的例子几乎遍及受援国。中国曾无偿为非洲国家建造了20多座体育场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截至1966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4.23亿美元。1958年底，中国援外工作总结披露：估计（我国援建的）蔬菜农场生产的蔬菜比当地的肉价还贵。援助蒙古的个别项目规模过大、标准偏高。砖瓦厂的协定限期太紧，国内的设计和制造推迟了半年才完工。按协议，1958年中国应向朝鲜供应6万纱锭的纺织机械设备，但由于优质钢材缺乏，未能及时满足朝方要求。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1950年至1960年6月底，中国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大部分给了越南、蒙古、朝鲜。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一五”计划中的援外占国家基建投资的1/10。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说最近苏联把专家撤走了，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但中国仍然同意供应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也同意供应其他项目。周恩来建议朝鲜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1962年1月13日，中国政府和老挝王国政府签订航空运输和修建公路协定，中国负责修建云南孟腊至老挝丰沙里的公路。至1978年5月底，中国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总队共七万余人，投入各种施工机械2250多台。如果将路基作业完成的3100多万石，筑成两米宽、三米高的石墙，可以环绕老挝一周。平均每公里公路造价为人民币31万余元，所有的修建费用都算作中国政府给予老挝王国政府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中国同时派出2.1万人的高炮部队担负老挝的防空任务。1962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à国家。12月周恩来访问马里时，提出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8项原则，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看作是单方面的恩赐，而认为援助是双方的。中国政府在提供对外援助时，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决不附带任何条件，决不要求任何特权。提供外援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中苏翻脸后，中国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曾建议：我们实际许诺承担的义务超出了中国的实际承受力。国内还没有真正走出困境，国际环境明显恶化，两大阵营冷战继续，中苏关系紧张，中印边境冲突加剧，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中国仍处于三面包围中。面对国内外的特殊形势，有必要调整对外政策，谋求某种缓和。1962年上半年，王稼祥在小范围几次谈了有关意见，毛泽东没有接受。以后，特别是“文革”中，王稼祥被视为提倡和主张“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者，受到严厉批判，直到1979年才恢复名誉。周恩来：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中国对外援助的步伐越迈越大。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商，中国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1964年6月，毛泽东对来访的越军总长说：我们两国两党要合作，共同对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7亿中国人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可靠的战略后方。1965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援越运输领导小组，组长是总长罗瑞卿，负责统一处理有关援越事务。周恩来在越南最困难时，5次出访越南，尽量满足越方的要求，还经常主动帮助越南解决困难。1965年10月，应胡志明主席要求，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兵、铁道兵、工程兵和后勤部队共计32万人，最高年份高达17万人。1970年，中国军队奉命全部撤回国内，而1442位烈士的遗骸至今仍留在越南。1971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这年，中国还同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签订了援外协议，总额度为74.25亿元人民币，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任务最重的一年。对外援助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上一年的3.5%上升到5.1%。8月，越南北方发生特大水灾，危及数十万人。中国紧急调动飞机和火车，运送救灾物资到越南。9月27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197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协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1972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51.49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比1971年上升31.6%。11月26日，中越签订1973年中国对越南13项无偿援助的协定，援助价值21.07亿元人民币。1973年中越签署7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25.39亿元，加上同其他国家签订的援助协定，1973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7.98亿，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支出最大的一年。1974年中国又签署了给予越南无偿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协定。1975年5月，越南南方解放，中国逐步减少对越南的支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械厂、高射机枪厂及枪厂的扩建等工程还在继续。9月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访问中国，中越两国政府签署中国向越南提供无息贷款协定和1976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一般物资的议定书。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从1962年起，根据越方要求，中国提供各种旧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无汉字新武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很多供应了越南，甚至从现役装备中抽调，而自己需要换装的坦克和大口径火炮却很少更换。1968年前，中国生产的63式电台3000余部，绝大多数支援了越南，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有的新武器生产不足，宁可自己缺编，先拿去支援越南。由于援越的野战输油管不够，中国推迟当时正在铺设的战备输油管线，将优质钢管运往越南。1968年6月，越南副总理范雄与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1969年的援助，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中国已停止生产这种型号，把库存全部给了越南。1971年至1972年，越南更是把中国当成了免费武器库，提出要1000架飞机，3个营的红旗2号地空导弹地面设备及导弹180枚（这些当时最先进的武器都是从苏联进口的，中国自己还没有这么多），警戒雷达两部，水陆坦克20辆，舟桥两套，大口径加农炮204门，炮弹4.5万发。这张清单完全超出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对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的军事物资可以装备200万陆海空军队，各种物资折价200多亿美元。包括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油管，6.35亿美元的现汇。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霍查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中国对外援助的另一个大户是阿尔巴尼亚。1949年11月，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建交。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同意赫鲁晓夫攻击中国，此后，中阿两国更有了“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关系。阿尔巴尼亚认为自己是为了中国才失去苏联的援助，理所当然向中国伸手。霍查对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说，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1960年代初，中国把苏联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项目全部包下来，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几乎有求必应。1960年底，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却还是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1961年阿尔巴尼亚狮子大张口，3次派人来北京要钱要物，甚至提出很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周恩来的卫士乔金旺回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旬加来访，主要是伸手，给少了还不行。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双方谈得不好，总理心情很不愉快。12月25日，周恩来对来华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凯莱齐说：我们根据力所能及承担国际义务，但由于我国连续遇到3年灾荒，加上苏联撤退专家，所以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此援助不能像你们希望的那么多、快、大、好，不可能把苏联过去答应的援助全部包下来，你们自力更生还是主要的。尽管如此，1962年1月13日，中国还是与阿尔巴尼亚政府签订了5项议定书。从1954年起，中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每人掏3850元，而当时中国人的年收入才200多元。中国还先后派出近6000名专家，并为阿尔巴尼亚培养了几千名技术骨干。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急需的东西，甚至包括2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而阿方供应中国的如烟草、香烟、沥青等，中国并不需要。1969年，谢胡与到访的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了6个多小时，全是要东西。李先念问，你们拿我们这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还。不断伸手，不断得到满足，阿尔巴尼亚形成了严重的依赖思想。中国帮阿建设纺织厂，而阿自己不种棉花，要中国用外汇替它买；织成布做成衣服，没地方卖，反过来卖给中国。中国援建了化肥厂，但阿方不放心中国的主机，提出要意大利的主机，结果意大利主机使用不长时间就坏了，又要中国用外汇买意大利的备件。优质钢材中国自己都极少，而阿方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电线杆，优质钢板铺厂房地面，甚至铺路。中国自己都舍不得用的高标号水泥，援助给阿，而阿方竟用来建烈士墓——2.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建了1万多座纪念碑。1970年8月，中阿的“政治恋情”降温。但阿尔巴尼亚仍厚着脸皮要求中国援助32亿元人民币，中国决定提供19.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阿尔巴尼亚又要求中国更多接受香烟、烟叶和成衣等，中国不得不同意接受这些并不需要的东西。邓小平结束中阿畸形关系1974年10月，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至1980）期间，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中国认为过去对阿的援助已不少，这次要求的数量过大，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鉴于阿已有一定的自力更生能力，中国决定少给援助。阿方坚决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1976至1980年的贷款。7月30日中阿双方签订贷款协定，中国贷款给阿尔巴尼亚1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还再三要求中国提供粮油，而此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确实拿不出更多的东西。阿尔巴尼亚很不满意，表示决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并拒绝给中国需要的原油、沥青。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霍查含沙射影攻击中国。如此这般，就不会再伸手了吧？但1975年6月，阿方又来中国要援助。7月3日，中阿签订长期无息贷款等议定书。邓小平复出后，在外交领域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结束中阿的畸形关系。1978年7月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中国政府决定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撤回专家。直到1983年，中阿两国才逐步恢复正常的国家关系。超出国力的对外援助被逐步纠正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前几年我们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账，现在已经全部提前还清。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1965年3月，周恩来对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说：在我们“三五”计划期间，除已经提供的6000万美元外，我们将继续向你们提供援助。1966年7月29日，中巴签订无偿军事援助议定书。仅此一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4笔无偿援助已达1.8亿元人民币。1968年12月26日，中国再次无偿援助巴基斯坦1亿元人民币。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说，“四五”计划安排的对外经济援助太少，特别是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很不够，要由原定的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5亿元人民币。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一直未断，不断向朝提供物资援助。新华社报道：1970年中国向朝鲜提供石油15万吨，1972年增加到140万吨。1972年中朝商定共同建设输油管，1974年2月破土动工，1976年1月输油管竣工，年输油能力为400万吨。1975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压缩和调整我国对外援助支出的文件。我国对外援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五”、“二五”期间为1%多一点。从1963年开始比例逐年提高，到1972年、1973年、1974年依次为6.7%、7.2%、6.3%，超过了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中共中央决定，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外援助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将由“四五”时期的预计6.5%降至5%以内。对外援助总额基本维持“四五”水平，大约平均每年50亿元人民币。1970年至1976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1970年代后，又同31个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70年代，我国先后同智利、秘鲁、牙买加、圭亚那等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1975年8月18日，中柬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协议规定，中国向柬埔寨提供价值6亿元人民币的一般物资和成套项目的无偿援助。1976年2月10日，签订中国向柬埔寨提供无偿军事援助协定，援助额折合人民币2.26亿元。1976年中国对外援助为30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7%，比上年降低1.2%。建国后，对外援助被当作中国支援世界革命的举措，越援越多。一些受援国从工农业、军事设施到日用品什么都要，还有些援助国伸手要外汇还债。1962年2月6日，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就说过：国际义务必须承担，现在我们承担的国际义务一天比一天重起来了。能做的做，不能做的要说清楚不能做或者以后做，不要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我们什么都行了。1967年8月，周恩来同马里代表谈话时说：如果拿我们的援助来满足对法国的欲望，弥补财政赤字和贸易顺差，等于我们帮助你们重新回到殖民地（马里曾为法国殖民地，1960年独立），我们不能做这种事。考虑到越南战争发生了很大变化，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受援国的经济已有一定的基础，有的受援国的生活水平比中国还高，而要求中国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日益增多，需要统筹兼顾，同时中国国内建设也需要加强，1973年5月，周恩来在外事会议上说：国家现在力量有限，我们是力不从心，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今后只能是有重点地适当地进行对外援助。6月7日，周恩来就中国政府1974年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事致函毛泽东等：这几年由于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规模扩大，我国援助的物资和外汇也随着扩大。这次越方提了一个估计值为81亿元人民币的大计划，不切实际，我们也做不到。拟先定金额25亿元的援助计划，然后再分类计算。该项计划已同越南商定。毛泽东终于批准了修改后的方案。从1973年起，中国不顾国力的对外援助倾向逐步得到纠正。

摘要：罗兰是一个具有特殊知识分子敏感的大作家，在鲜花，万岁声和掌声中,他预感到一种灭亡的征兆。正因为对苏联爱之深，所以痛之切；正因为挚爱与痛苦的交织，他又不便贸然责备这个只有十七年的新生政权。这真是一个悲剧性的矛盾。他亲眼看到，高级干部的别墅区，疗养区已是老百姓不准涉足的禁区。他发现苏联青年中流行着可怕的冷漠情绪，当获悉某个熟人被捕被镇压，他们照样去看电影，绝不大声说出心里的话，谁要是坦露心灵，谁就等于出卖了自己。本文转自《文汇读书周报》

《环球财经》时任副社长来

一90年前的1930年，有一个著名的学案，叫梁胡之争。争论的俩人是两位著名学者梁漱溟和胡适，争论的主题是：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谁？1930年7月，梁漱溟致信胡适，质问胡适：“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封建军阀。您却认为不是，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有什么道理。”可见九十年前的中国，包括学界都公认中国最大的敌人是列强。但胡适却认为不是。胡适沉痛地回答梁漱溟说：“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扣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胡适越过有形之敌，看到的是无形之敌，可谓透过现实看到本质。周作人曾惊叹说：日本摹仿中国文化，却能唐朝不取太监、宋朝不取缠足、明朝不取八股、清朝不取鸦片。俗话说，能够打败你的永远是自己。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它最大的敌人不是他国，而是自身的问题。胡适第一次跳出现象看到了本质，揭示了国家最大的敌人是贫穷、愚昧、贪污。阻碍中国强大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历史上是贫穷阻止多数人接受良好的教育，无法使人口优势转化为优质人力资源。日本是全世界人均自然资源最少的国家之一，但它通过对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大投入，成为全世界人力资源最充沛的大国，成为亚洲最大的诺贝尔奖大户，自己也站在世界科技产业之颠。是愚昧让人丧失逻辑思考能力，不能正确的看待世界，从而人云亦云形成错误的共识，不经思考造成集体盲动，越是关键时刻越不能做出正确抉择，一步步推动国家误入歧途。二国家最大的敌人是愚昧。正因为愚昧，认为国家最大的敌人是他国。于是在手机上常常看到，个别人一讲到这个国家，打！讲那个国家，也是打！在这个别人眼里，仿佛不是朋友遍天下，而是仇敌遍地球。仿佛让所有人恨，才是成功。2012年9月15日，热血爱国青年蔡洋盗取路边摩托车U型锁，打砸日系车辆，猛击车主李建利头部，击穿头骨致其重伤，落下终生重度残疾。蔡洋没有接受高等教育，也许情有可原。但当一位中科院博士、自诩爱国的大学教授赵某，建议在中国的四川盆地和喜马拉雅山打一个深洞，放入千枚核弹，引爆地球，让人类和地球都走向毁灭时，这种反人类的疯狂让人胆颤心惊，后背发凉。这些人动辄毁天灭地，让人类走向毁灭，视同胞的生命如草芥，多大的愚昧让他无比自信到明明自己已经在反人类，但他认为自己热爱国家。最近越南发展迅猛，有一种舆论是，小心越南成为未来的心头大患。一百多年前，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担忧，日本会不会成为中国的心头大患。但如果想一想，只要自己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国家自然就会越来越强大，又何来担心这个是心头大患那个是心头大患呢？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本可以让敌国德国和日本持续衰落贫穷，但它反其道而行之，丝毫不担心当年的敌国德国和日本的崛起，也不担心原来的日不落帝国英国的国力恢复。美国推出马歇尔计划，花巨资帮助欧洲经济复兴，在亚洲也是帮助日本重建经济。日本本是二战的失败国，但鬼使神差成为二战后的赢家，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生活迅速改善，甚至在很多领域超过美国。就像一个人一样，最大的敌人是自己，能够打垮你的永远是自己。一个国家何尝不是如此。如果近现代中国没有晚清统治者争权夺利，没有军阀混战挟洋自重，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哪里又有让日本侵华的机会？一个国家只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不让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又何惧他国崛起？崛起的他国为什么一定是敌人而不是朋友？曾经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过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三德国两次挑战英国，不惜发动两次世界大战，都以战败告终。前苏联曾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但最终折戟沉沙。但只要头脑清醒，有着基本的逻辑常识，就会知道，即使强敌环伺，每一个失败国家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他国。如果强敌环伺就是国家失败的理由，当代以色列早就从地图上被阿拉伯世界抹去。德国最大的敌人不是他国，而是法西斯、希特勒。苏联最大的敌人不是资本主义帝国，而是它的愚昧和僵化。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表面的强大是它的经济总量和军事实力，而它真正的强大，是自由和创新，不断引发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革命。从计算机到互联网，每一次都引领人类走进新领域。国家最大的敌人是国内阻碍国家发展和进步的力量。愚昧者总将自己的失败归因别人。于是用你死我活的对抗思维看待问题，用敌对破坏的招术对待他国。结果导致国家间信任缺失，朋友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被排斥于主流世界之外，严重时还会遭到群殴。西汉贾谊在《过秦论》中写道：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对以后一二十年间的社会结构，由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基本还是——干部子女将在官场占有最多比例；富豪子女仍会像父辈一样占有最多的经济资本，并将比父辈更善于与国际同行合作；中产阶层的某些儿女成为主导科技发展的精英。中产者阶层中，一流的服务于国，成为科学家；二流的服务于大型或超大型私企，成为持股人；三流的，稳住了家庭的中产阶层地位——收人方面。绝大多数市民阶层或草根阶层的子女，若不能自幼摆脱娱乐文艺之泡沫的侵袭，即使有了大学文凭，却只不过能成为比比皆是的脑力劳动者，“知识改变命运”的规律，也就能将他们改变成不再是父辈那般的体力劳动者而已。——梁晓声

作者周其仁，男，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1991年秋就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后获其经济学博士学位。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本文来自2021年记者采访。"主动开放"是最优选择高渊：对浦东而言，今年是它又一个30年征途的起点。回顾过往30年，你认为浦东留给世人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周其仁：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条，是不把开放当筹码。这不仅仅是浦东的经验，也是中国开放的普遍经验。从最初四个特区，到浦东开放，中国都是主动决策，看准了开放对自己发展有利，就坚决从封闭转向开放。浦东也好，先前四个特区也好，中国决定开放就开放，并没有要求其他国家也对等开放，并没有说日本、韩国、新加坡或者欧美等国，也要答应什么条件，我们才开放。别人的外贸外资体制政策是别人的事，我们认准开放对中国有利就开放。在历史顺序上，中国是先行开放，再完成入世谈判，而不是倒过来，先签上一堆条约，才实施开放。高渊：当年，正是主动的单边开放，让中国抓住了机遇？周其仁：确实如此。当然主动单边开放的做法，也参考了新加坡的经验。回头看，二战后全球开放体系是由小国率先驱动的。小国内部市场小，关门保护没有经济意义。新加坡就几百万人口，七八百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也没什么特别的自然资源，若是搞高关税替代进口，能搞出什么名堂？新加坡只有区位优势，扼马六甲海峡要道，东亚经济很多进口物资都要经过新加坡港口。当时别国都实行高关税，他们摸索出一套反其道而行的办法，搞出口加工区，主动大幅降低关税，让各国企业有兴趣把一些加工、制造项目放到新加坡的“关税洼地”里来。小国哪有什么对等筹码，但是没筹码反而成为一个新支点，人家都是高关税高壁垒，它足够低，资本技术就业机会反而会过来。1978年底，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李光耀陪他考察了裕廊工业区。这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国后他专门讲了新加坡经验。其实他已经看到了，如果后发国家在建立强大主权之后，实行主动开放，是对自己发展极其有利的新战略。高渊：但现在全球通行的是“互惠体制”，就是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达成贸易协议，它的源头在哪里？周其仁：2019年底，我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待了两个月，就是想了解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的来龙去脉。在那里我问过萨默斯教授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总统有这么大的权力，可以说加征关税就加征，说加多少就加多少？他建议我去看看美国贸易政策的演变。说起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源远流长。美国建国之初，设立关税主要是为联邦提供税源，维持政府运转，那位开国财长汉密尔顿，早在第一个关税法案辩论时，就已把关税设置、政府奖励政策与保护美国制造业发展联系到一起。到了南北战争之后，北方胜利了，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变成限制进口保护特定本国产业，结果就是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率从20%上升到50%，并维持了几十年。保护主义的结果是互害的，美国要保护自己，别国就不要保护自己吗？高关税路线一条道走到黑，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遭遇大萧条，才知道走不下去了。1934年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法案》，授权美国总统通过与其他国家谈判，求得降低关税的互惠（reciprecity），以缓解严重的需求不足。直到今天，美国贸易政策的基本框架还是所谓“互惠”，就是让总统和行政官员对外“砍价”，我降什么换来你降什么，或者你升什么我也升什么。虽然国会保留了最后批准贸易协定的权力，但总统和他的行政班子可以主导达成协定的谈判过程，这就为特朗普这样的总统滥用行政命令提供了体制基础。由此可见，美国从来没有实行过自由贸易政策，顶多是有选择的开放，而且把开放当筹码用，也让全球贸易进程受累于美国国内不同既得利益的集结，甚至受美国国内政治变化的牵制。高渊：以新加坡为代表的小国“主动开放”，和由美国最先倡导的大国“互惠体制”，谁更高明已经明摆在那里了？周其仁：现在看，“主动开放”比美国人的“互惠体制”要高明很多。我们已经体验到，进入“互惠”这个框架，事情就变得复杂无比，政治、外交、意识形态等等都和贸易搅到一起，行政官僚忙得要死，而市场、产业、企业和消费者只能等那些完全不确定的谈判结果。这就在市场不确定性之上，又增加了行政权力的人为不确定。全球化的交易成本，无端上升了不少。中国当年学习新加坡，是大国主动学开放小国，回头看这在整个世界历史上都非常有意义。过去大国习惯比照大国，大国之间互相较劲，看不顺眼甚至打起来。小国市场狭小，也没有称霸野心，倒是一门心思要把经济搞上去。当然，大国的规模优势也无须放弃。所以当年中国分开来处理，政治、军事、外交当然还是集中于中央，但经济包括外向经济，主动在大国里划出一些地方率先开放，从几个经济特区开始，然后沿海城市、浦东开放，再沿着可复制可推广的路线，走向全面开放。这个经验对全球化，特别是大国融入全球化，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高渊：从你的角度看，“主动开放”依然是中国当下和未来的最优选择？周其仁：还是先看美国的教训。为什么这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会陷入贸易保护主义？可能的一个原因，是在“互惠”框架内那些受到保护和关照的既得利益者，随着全球化深入，越来越缺乏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全球竞争终究是无情的，靠保护和关照，而不是靠调整与适应，终究是保护不了的。特朗普折腾了那么大动静，天下消费者包括美国的，还不是该买中国产品的继续要买？所以，该考虑摆脱美国主导世界多年的“互惠体制”了。从市场的角度看，中美不应该脱钩，也不可能完全脱钩，但是全球化应该摆脱美国人发明的那套互惠框架。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在本质上和村与村的贸易没有什么不同，村庄之间不该设置障碍，国家之间也一样。贸易本来是以人为本的行为，大家发挥比较优势，在尽可能低的交易费用的约束下连成一个市场，为什么要走入互相设置障碍的死胡同？任何经济体要想强大起来，不能靠保护政策，只能靠开放，在开放中比较，在开放中竞争，在开放中选择和改变。从根本上把事情想清楚，“主动开放”都是上策。马斯克为什么要来临港高渊：2020年，上海已经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这对上海意味着什么？周其仁：世界上对中心城市有各种各样的指标。我看到GaWC的评选指标很有意思，是看先进的生产服务机构的数量与密度，包括银行、保险、咨询、广告和会计等，其实就是看一座中心城市能给别的地方提供多少服务。根据GaWC的排名，伦敦和纽约排在全球第一档，上海、香港、新加坡、北京、迪拜、巴黎和东京排在第二档。上海要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就要在更大范围内为其他城市、乡村、产业和企业提供高品质服务。从这点出发，上海在未来发展中一定要谋求更大范围、更高强度的辐射力。这不是仅用GDP总量就可以完全衡量出来的，还要看创造了多大的经济能量。高渊：在你看来，上海下一步的关键是什么？周其仁：我们访问上海港时得知，这里的集装箱吞吐量早就位居世界第一，但港口金融服务的一些指标，却让吞吐量很少的伦敦港排到前面去了。这里面，不仅仅是单一的港口中心，也不是单一的金融中心，而是复合的、高度融合的服务中心。所以现在恐怕不好说，上海作为国际中心城市的潜力已经挖到头了。在主动开放、更高水平开放的要求下，上海引领开放还大有文章可做。从体制架构来说，要看到现在跟浦东开放早期有一个很大不同，就是今天全国性法律比过去多得多。在此前提下继续主动开放，上海要对标香港、新加坡、迪拜、东京等都市，争当全球一流中心城市，就要好好研究“授权开放”，也就是由中央授权，在程序许可的条件下突破现行体制政策，如果实践证明行得通，再修改相关法律法规。高渊：去年上海引进外资200亿美元，创了历年新高。为什么在疫情中，上海对外资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了？周其仁：这肯定是个好消息。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因为疫情这样的短期因素，很多经济体不同程度停摆，而中国疫情控制得好，外资进来多一些，等全球疫情有效控制后，还可能摆回去。更要看到，现在上海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确实在稳步提高。比如引进特斯拉，并在一年内就实现量产，实在是打了一个漂亮仗。这说明，全球化要分层面看，国别层面因为保护主义抬头而受挫，但市场层面、产业企业层面的全球化依然顽强。美国总统挑起贸易战，马斯克偏在如此敏感时段到上海来投资，他就没有压力？总有的吧。但人家还是来了。上海配套服务等多方面能力也为中国争气，在特殊时刻向世界呈现中国优势。特斯拉如果不来临港工业园，如果不能尽快量产下线，全球投资人对它哪里会有那么强的信心？上海的关键是来来往往高渊：最近上海提出，今年将大力发展创新型、服务型、总部型、开放型、流量型经济，“五型经济”是上海都市经济的发展方向。你认为，其中的核心点是什么？周其仁：这里的关键，还是重新认识大都市的经济功能，核心就是不能关门自己玩，而是开放，在更大范围为别人服务。上海是全球网络中最重要的工商金融科技节点之一，现代财富是在来来往往过程中创造的，在大大小小的节点上积聚，再向整个网络辐射、服务。世界级城市从来就不能只有本地人活动，也不能只为本地生产、本地生活服务。上海要为长三角、全国、亚太乃至全世界提供服务，追求在更大范围更高质量的辐射。高渊：从网络和节点的视角看，上海市域范围内关键要做好哪几个节点？周其仁：最顶端来看是两大节点。一个是面向长三角的虹桥综合枢纽型商务区，另一个是面向海洋的洋山港和临港新片区。上海建好这两个顶级节点，就能在打通外循环与内循环的未来发展中，占据一个外联内通的战略地位，有助于为全国作出上海应有的贡献。比较而言，上海的外联基础似乎不如内通的坚实。洋山港集装箱吞吐量世界第一，但港口功能还是单薄了些，与陆地连接仅靠一座30多公里长的公路大桥，还不是一个综合型交通枢纽。曾经的世界第一大港鹿特丹，虽然吞吐总量被上海拉开好远，但那个地方把内河、海运、铁路、高速公路还有航空港，密集地组合到一起，是欧洲经济的一流综合性节点。无论如何要有条铁路通往洋山港吧？那个位置本来就在浙江，再过去是岱山和舟山本岛，以今天中国的基建能力，在海上把这个大湾连起来，技术上应该做得到。那时候，长三角的地理概念就不但包括长江下游这块富庶的冲积平原，还包括海上一个大湾，洋山港的腹地就是多方位的了。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带旺临港新城。现在临港工业区很火，但临港新城人气不够旺，无论洋山港还是临港工业园，到上海市区的通勤人口和通勤时间太多。这几年全球化遇挫，不看好海外发展的大有人在。但我认为，现在恰恰需要逆向思维，在冬天里下注，冷的时候投资，到热起来时就用得上。当然，临港城发展还面临体制限制。上海决咨委办公室组织我们去调研，企业反映强烈的就是管理和技术人员落不了户。大上海太难招人啦，敞开大门做不到，但可不可以试试设计一个“临港户口”，只能落户在临港城，不能（或若干年内不能）落到上海城区？这其实就是把临港城看作一个独立于上海城区之外的新城市。江苏靠近上海的城市如昆山等地发展得非常好，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人去了可以落户。当然这只是一场思想实验，先空想一下总无大碍的吧。高渊：说到底，上海要为全世界的英雄提供用武之地。周其仁：对啊，来来往往的人口是最有生产力的人口。美国的科学家、工程师、能工巧匠，还有大批不惜远渡重洋求发展的优秀劳工，还不都是移民去的？我出生在上海，小时候看到上海人拿着尺子在布店里左量右量，表演以最少布料做最多衣服的本领，觉得蛮庸俗的。后来才想明白，上海人的精明是在开放年代形成的，后来封闭了，开放年代的精明没了用武之地，只好把才干用得很小里小气的样子。所以，从长历史经验看，对上海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户籍人口，也不是常住人口，而是来来往往的人口。这些人不断来，又不断走，其中一部分转化为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这或许也是全世界所有大都市的共同秉性。上海要成为全球网络的重要节点，就要搭好台，让天下有才干的人来一展风采。高渊：上海要建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你觉得将以什么为标志？周其仁：我想，标志很可能是到哪里都能看到一点上海的元素，不论商业、金融、物流、科技还是文化，不管在哪里看到好东西，追问下去，里面多多少少有来自上海的元素。反过来想，要是上海哪项服务因为什么原因停摆了，难受的不光是上海市民，而且还有许多看似“不搭界”的地方都受影响，那也就从反面证明上海贡献的不可或缺。前几年日本福岛发生核泄漏，我们不少电子企业就跟着停摆，因为若干关键元器件断了供。那条新闻，教会我换一个角度看中心城市，包括看大上海。

作者：刘鹤

1492年，一名年已41岁的落魄中年男子终于碰到了他的第一位天使投资人——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并由此开始了他的“淘金”之旅。这次由女王支持的航海活动，虽然被后世史学家冠以“大航海”的美誉，但其实看上去一点儿都不气派，甚至有些寒酸——总共就三条舢板和几十名船员，而且其中一条舢板还有点损坏。这和七八十年前，由明成祖朱棣支持的郑和下西洋时“东方皇家式”的恢宏气度，有着天壤之别。然而，这位中年男子依然意气风发地出发了——他此行的目的是当时被很多人认为遍地黄金的中国和印度，结果却阴差阳错的来到了堪称不毛之地的新大陆，他在这里没有找到黄金，却发现了两项可以和黄金媲美的盈利“业务”——奴隶和烟草贸易。这个落魄的中年男子就是哥伦布，他发现的新大陆就是如今的美洲。哥伦布的意外发现，让对此次航海本没抱多大希望的女王喜出望外。随后，西班牙开始远渡大洋，开启了它的殖民扩张之路，并很快成为16世纪欧洲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人类历史上的两个“日不落帝国”西班牙强盛之时，其“无敌舰队”独步天下，所向披靡，西班牙拥有的殖民地横跨欧亚非美，是无可争议的欧洲霸主，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同时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曾骄傲地说：“在朕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然而，仅仅一个世纪，西班牙就从神坛上跌落下来，沦为西欧最贫穷的国家。西班牙之后，西方世界不断有大国崛起。然而，能再次被称为“日不落帝国”的，却只有一个国家——英国。自1588年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英国迈出攫取世界海洋霸权的第一步，之后经历了长达300年的扩张，鼎盛时期，其统治的人口及陆地面积，达到了整个世界的四分之一，成为公认的历史上最大的殖民帝国——英国不仅殖民地遍布各大洲，而且还控制了全球海权，主宰着世界贸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英帝国解体，其霸主地位也被美国取代。西班牙和英国，作为世界上仅有的两个“日不落帝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是海洋国家；开始都是君主制，对内实行君主统治；早期都尊崇天主教；殖民扩张伊始都奉行“重商主义”；强大的军事力量所向披靡，并把国家推向鼎峰……然而，这些相同点，仅仅是表象而已，两种“日不落帝国”的背后，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帝国模式。▌西班牙为何陷入“金银的诅咒”？当观念和制度的更新，跟不上财富积累的速度，巨额的财富反而会让国家陷入一种更深层次的危机——西班牙就是最好的例证。16世纪的西班牙，仍然是个典型的君主专制的国家，国王大权独揽，围绕在国王身边的是封建主、奴隶主等贵族阶层，他们尚武好战、野心勃勃、胆量过人，历史上两次著名的“蛇吞象”征服就出自他们的手笔：1521年，科尔特斯率领600人的雇佣军，就征服了一个1500万人的大帝国——阿兹特克（今墨西哥）。1533年，皮萨罗仅率领180人，居然征服了当时人口大约有600万人的印加帝国，堪称奇迹。殖民掠夺为西班牙带来了大量金银，然而，这些金银不仅没有让西班牙变得繁荣，反而陷入了“金银的诅咒”。西班牙皇室和封建贵族主导了殖民扩张，他们几乎垄断了其中所有的经济活动，禁止民间参与。一夜暴富后，他们把钱都花在了奢侈品消费上，他们认为自己既强大又富有，想要什么或靠武力抢，或用金银买就可以了，从来没有想过将巨额财富用在投资，或者扩大再生产上。结果就是，皇室和贵族左手从美洲抢来的金银，右手就流入了能提供丰富制成品的、作为竞争对手的英国、法国、荷兰手中，财富只是在西班牙特权阶层倒了一次手而已，并没有变成资本，西班牙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金漏斗”。更糟糕的是，大量金银的涌入，导致国内物价上涨，平民阶层不但没有从“日不落帝国”的崛起中得到任何好处，还要承受节节攀升的物价，生活困苦不堪。不止如此，发了横财的国王，为了维护天主教的权威，不惜一切代价肃清“异教徒”，结果很多人逃出西班牙，其中就包括擅长工商行业的犹太人、摩尔人。西班牙的农业、工商业本来就先天不足，国家税收基本靠畜牧业，崛起后的特权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统治地位，不允许国内出现任何新兴力量，既不支持、也不允许民间经济的发展，再加上人才外流，民间经济雪上加霜，毫无活力可言。在道格拉斯·诺斯所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对西班牙的财政政策对有效率财产权造成的后果，做了如下说明：源头是农业方面，各种偏袒“羊主团”的法令严重阻碍了有效率的土地财产权的发展，例如，1480年的王室命令要求清除农民在公有地上圈占土地时设立的围栏；1491年王室敕令禁止在格拉纳达圈地；1539年，王室决定对小麦实行最高限价，这进一步削弱了耕作农业的发展动力。在价格一直处于通货膨胀的世纪里，固定土地租金和对小麦实行最高限价的后果可想而知——那就是乡村人口锐减，各地频繁饥荒。而西班牙驱逐“异教徒”又使其损失了一群精通农业灌溉的人，导致农业组织仍停留在以往的水平线上。这些事件，不过是人民全部的财产权都没有保障的征兆而已，随着王室的挥霍导致财政困难的加剧，以上种种现象则更加屡见不鲜，最终影响了不光是农业，也包括商业、工业等所有民间经济群体。当他们的财产权得不到保障时，经济停滞就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正如诺斯所总结的：这个君主专制国家，虽然掠夺了大量财富，然而却沉湎于争夺政治主导地位的斗争无法自拔，未能创建一套能够提高经济效率的财产权，结果使他们的经济陷入了停滞。▲道格拉斯·诺斯▌后来居上的英国及其文明遗产西班牙横行世界时，英国还只是一个地处亚欧大陆西北角的边缘岛国。当时的英国，无论人口、领土、资源，都是名副其实的小国。然而，与西班牙不同的是，英国的对外殖民扩张并不是由皇族和贵族主导的，而是以动员民间力量为主。因此，涌入英国的财富主要流入民间，迅速转化为资本，并催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的诞生。同为“日不落帝国”，英国构建和维系放大帝国的方式也和西班牙截然不同。英国不再是对殖民地的单向度掠夺和控制，而是以强大的军事势力做后盾，将整个世界作为它的原材料产地和工业制成品销售市场，从而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扩张模式，到处挑战传统社会。诺斯解释说：英国早期在发展财产权以及将财产权应用于创新方面具有许多优势，它有适度集中的政治权利和中央权威，又有利于开发潜在的大市场。且各地的地方性小市场都受到了保护，可以防范特权的干预。集市和市场是经王室特许建立起来的。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王室授予专属特权就是将外部性内在化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是有价值的，因为能够提高经济活动的潜在回报率。这也是英国与西班牙，两个“日不落帝国”的最大区别。二战后，大英帝国解体，世界霸主地位被美国取代。然而，今天依然有很多人说

你印象里最穷的国家是哪一个吗？有人说是缅甸，也有人说是东帝汶，还有人说是柬埔寨。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亚洲最穷的国家莫过于老挝了。也许你听过老挝这个国家的名字，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曾经在这个满是山地丛林，还没有靠海的内陆国家，现在经济也开始有了起色。当地的女性也十分开放，商品也实在太便宜，游客到那里直接变成“土豪”，想买什么东西就买什么。这么物价便宜，美女如云的国家，你想不想去定居呢？一、独特的地理与历史老挝，坐落在亚洲的东南角，北边是中国，南边挨着柬埔寨，东边是越南，西边和西北边则与缅甸和泰国相连。这样的地理位置，让老挝成为了在东南亚的大家庭里连接各方的桥梁。老挝的国土面积不算小，有23万多平方公里，但人口相对不多，大约758万人，当地地形山峦起伏，高原广布。走在老挝的大地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爬山或者走在高原上。老挝的地势从北到南逐渐降低，分成了上寮、中寮和下寮三个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它独特的风景和故事。老挝的天气一年到头都是夏天，雨水也特别多，年降水量多得能灌满好几个大湖。这样的气候条件特别适合种庄稼，所以老挝人很多都是农民，靠种地为生。而且水资源也特别丰富，河流湖泊多，水力发电站建得也不少，给老挝的电力生产和农业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老挝还是个自然资源宝库，尤其是那些名贵的木材，比如柚木、花梨木，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这些资源是老挝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古时候在老挝这块地方上，人们还过着狩猎摘果子的生活，靠天吃饭。慢慢地他们学会了种地，有了固定的家园，村子城邦就这么慢慢地建立了起来。公元1353年，老挝的历史迎来了高光，澜沧王国诞生了。法昂王将老挝一众小城邦整合成了大王国，地盘大到连今天的泰国和缅甸也都包含了进去。当时老挝的首部琅勃拉邦，是东南亚的文化、宗教的中心。佛教在这繁荣昌盛。但到了18世纪，澜沧王国因为政治原因，分裂出琅勃拉邦、万象、占巴塞三个小王国。这三个小国彼此征讨，老挝的辉煌历史就就此走向了下坡路。近代，国外的列强开始纷纷虎踞亚洲，19世纪中叶，法国人带着枪炮闯进中南半岛，经过战争的摧残，老挝成了法国的殖民地。但老挝人民可不会就此屈服，他们为了自由一直跟法国人斗争到底。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也来侵略老挝。这让老挝的独立运动更强烈起来了，人民反抗的火苗越烧越旺。二战结束后，老挝人民还是没放弃，继续为独立拼命。终于在1945年，老挝宣布独立。可法国人不买账，老挝又跟法国、美国缠斗了几十年，老挝的独立之路艰辛漫长，之所以穷，就是因为老挝的近代史实在是命途多舛。二、命运多舛的近代在法国军队被打败撤离老挝后，大洋彼岸的美国想要通过支持一些亲近美国的势力来掌控老挝。他们不仅暗中策划了几场政变，还撺掇老挝的政府军去和其他势力军队打仗，整个国家乱成一锅粥。当时的老挝主要有三支军队：老挝王国政府军、寮国战斗部队，还有富米·诺萨万的军队，这三股力量左右着老挝的军事和政治。老挝政府也是换得勤，联合政府刚上台没多久，萨纳尼空、富米、文翁这些军阀头子就轮番上阵，政变不间断，一年政府能换好几个领导。直到1962年，三军缔约“日内瓦协议”。新政府成立了，虽然第二次联合政府表面和谐，但背后还是暗流涌动。结果到了1964年，美国暗地里支持老挝的亲美势力，联合政府差点儿就被搞垮了。老挝的解放区也遭了殃，内战又轰轰烈烈地打了起来。1973年，老挝各方势力终于又聚一块签订“和平与民族和睦协定”，中止了战争。之后随着越南、老挝、柬埔寨这三个国家在抗美战争中节节胜利，胜利的天平逐渐倾斜。到了1975年5月，老挝人民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发起行动，誓要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这场斗争最终让老挝走向了新的篇章，结束了多年的动荡与不安。也就在1975年这一年，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正式成立，老挝人民才算是真正当家做主，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三、老挝的现代之路战争一结束，老挝整个国家就像被掏空了一样，不仅人丁稀少，财政也遭遇困难。但百姓没有放弃，1986年，他们开始了经济改革。老挝开始四处借钱，引进各种高科技，想要快速提高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在老挝这片土地上还有个不小的难题，那就是二战时期美军留下的超过八千万颗未爆的炸弹，它们像地雷一样散布。这些炸弹不仅让基础设施建设难上加难，还成了外资企业和工人们的严重威胁，时不时就有不幸的爆炸发生。为了铲除这些炸弹，老挝人民在1996年组建了排弹队伍。探查员们穿着简单的防护服，在危机四伏的炸弹区里小心翼翼地工作，不夸张地讲，每一次行动都是与死神擦肩而过。虽然美国提供了些线索，但真正的清理工作还得靠老挝人自己一步步完成。在改革之后，一群华人带着希望和梦想来到了老挝。他们和老挝政府一拍即合，不仅给老挝带来了资金和技术，更带来了热情。他们和老挝人民手拉手，肩并肩，共同建设这片热土，让老挝的经济慢慢焕发了新生机。之后，中国和老挝修建了中老铁路。这条铁路从中国云南昆明出发，穿越崇山峻岭，直达老挝首都万象，缩短了中老两国的交通距离。现在，无论是中国的科技产品，还是老挝的鲜美水果，都能通过这条铁路快速送达，两国共享繁荣的果实。中老铁路还成了沿线地区的“金钥匙”，打开了财富的大门。老百姓们看到了机会，纷纷行动起来，有的搞旅游，有的做物流，还有的深耕农业，都为发展经济做贡献，同时自己也渐渐富裕起来。就这样，老挝的经济活力因为自己的努力和中国的援助，重新被调动了起来。现在的老挝把基建做好，旅游业也顺势火爆了起来，越来越多的游客想去老挝看看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去过老挝的人，大多都会被那儿的姑娘给迷住，她们一个个大方得体，看见游客就会热情地推荐自己当导游。跟她们打交道，心情总是愉悦，服务周到得让你挑不出毛病，不少人去了之后都感觉流连忘返。老挝的消费物价跟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差不多。它们很多东西都是进口的，尤其是从中国来的商品特别多。当地吃饭特别便宜，像国内咱们普通人花三四百才能撮一顿的大餐，在老挝基本上一百元人民币以内就搞定了。物价低，当地的居住费用自然也低，老挝的房屋价格相比中国而言可便宜太多了，几乎是二线城市的一半还少，让人想直接买首付。虽然老挝还有很多的发展空间，不过相信在之后的日子里，老挝一定会将经济提高，让老挝老百姓们彻底过上好日子。结语近年来“一带一路”深化了每一个加入的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和老挝越走越近，合作越来越紧密。中国企业纷纷到老挝投资，建厂开店，给老挝带来了好多新机会。老挝的就业多了，技术也先进了，管理经验也学到了不少。岁月流转，老挝在古代的中南半岛雄极一时，在近代遭受列强蹂躏的黑暗的时刻。好不容易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摆布，在近现代又遭遇一次又一次内忧外患，不过最终还是挺了过来，现在正一步步变好。如今老挝人民的心里，满是对老挝未来发展的憧憬和期待。虽然老挝在发展中总会遇到挑战和困难，但都会勇敢地去克服，老挝人们心里揣着希望，手底下使劲干。相信老挝的明天肯定会更加灿烂，将会更加繁荣。

（资料来源：小倩聊时事）尼泊尔要求豁免机场建设债务哎呀，尼泊尔最近的操作确实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他们竟然想让中国把之前为博克拉国际机场建设借出去的2.16亿美元转成无偿援助，换言之，就是不想还这笔钱了！妥妥的15亿元人民币呀！这确实挺出乎意料的。博克拉国际机场，当初可是中国倾力相助，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和资金建成的。尼泊尔政府当初可是满口承诺，说这个机场能带动他们的旅游业发展，是开启新篇章的关键一步。没想到，机场刚刚建成，债务还没解决，尼泊尔政府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让人一头雾水。尼泊尔信用问题引发争议哎呀，尼泊尔这事儿还真不是第一次闹出点乱子了。过去，他们曾经对负责修建机场的中国公司做过一番调查，想要找出点什么问题来。结果怎么样呢？啥都没发现，白忙活了一场。这回又来了个突发状况，让人挺无奈的。有网友们在网上的论坛上吐槽说：“尼泊尔政府也太不守信用了吧？中国辛辛苦苦帮忙建东西，贷款手续都走得很正规，怎么现在突然变卦了？”有人还开玩笑地说道：“这是想来个赖账大法吗？哈哈，感觉就像是小孩子在耍赖皮啊！”尼泊尔总理奥利的"友好计谋尼泊尔总理奥利最近可真是出人意料，不仅放开了对中国社交软件的禁令，好像在向咱们中国表达友好。但这背后的故事可没那么简单，他这不是单纯地想和咱们交朋友，而是另有打算。他的小算盘是，通过这种示好行为，说不定能从咱们这里捞到点什么——比如债务减免。这招儿挺机灵的，但别忘了，咱们中国也不是吃素的！网友们对奥利的这一操作也颇有微词，有人调侃说：“奥利这不就是在给我们放烟花吗？一边庆祝友谊，一边又在暗示我们要给点好处啊？”还有人直接戳穿了他的心思：“看透了，看透了，原来都是套路啊！”这番操作虽然精明，但似乎忘了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不是冤家不聚头。我们对待朋友总是真诚相待，但对于那些心怀鬼胎的人，我们同样会保持警惕，不会轻易上当受骗。尼泊尔做法的潜在国际影响与挑战尼泊尔的做法确实挺机智的，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问题可能就多了。因为其他地方如果也想这样做，情况就复杂了。如果大家都来模仿，那中国的压力可就大了。想象一下，如果所有人都跑到中国来，说要把贷款变成免费的礼物，那岂不是所有人都在占便宜吗？这可不是好事哦！有些网友对此表示了担忧：“哎，要是别国都开始这么干，那中国岂不是要吃大亏？”有人甚至开玩笑说：“这招一用，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说不定大家都想着怎么占中国的便宜呢！”中国海外项目遭遇尼泊尔不公回应长期以来，中国始终秉持着互利共赢、公平合作的精神，与各国友好相处。特别是在“一带一路”计划的推动下，中国在海外实施了许多关键项目，比如博克拉国际机场。然而，最近尼泊尔的行为确实让中国感到失望。有位网友感慨地说：“中国真的费尽心思，结果却遭到了这样的回应，唉，做人不能这么不讲道理吧！”另一些人也表示赞同：“这简直就是借钱不还的翻版，太缺乏诚信了！”尼泊尔请求转赠款或引发外交风险简单来说，如果尼泊尔想要中国把贷款变成赠款，这可能对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事儿。你知道吗？中国在国际上是很有信誉的，借了钱就得还，这是一条规矩。尼泊尔这样操作，可能会让中国觉得不舒服。万一因此影响了两国之间的友谊，那尼泊尔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有位网友就说：“这下尼泊尔可是在风口浪尖上跳舞了，看看中国会怎么反应吧。”还有人担心：“这事儿可能还会引起更多麻烦，到时候可就是得不偿失了。”尼泊尔外交策略的困境与不确定性尼泊尔这事儿挺纠结的。它一方面想减轻债务，另一方面又想讨好中国，这就有点自相矛盾了。你知道，中国不是随便可以被糊弄的，对于这种玩小聪明的做法，他们通常不会轻易上当。有人评论说：“做人嘛，就得讲信用，否则迟早得自己承担后果！”还有人调侃道：“尼泊尔这招，真是一头雾水，咱们就等着看接下来怎么收场吧！”这世界变化多端，啥都能发生。咱们得拭目以待，看看中国会如何回应呢！

这是拍摄于1941年的一张照片，画面里的一家三代，是近代中国少有的世家大族里的一个小家庭。中间老太太年近九旬，是曾国藩最小的女儿曾纪芬（1852-1942）；身后是他的三子聂云台（1882-1953），父母都出身簪缨世家，他是创办中国第一家纺织机械制造厂的先驱者，是20世纪初上海工商业领袖，上海总商会会长，可谓近代中国近代中国数一数二的民族企业家。本文作者一生结识富豪无数，见惯了巨富之家三代而衰的升沉宠辱，晚年写下轰动一时的奇书《保富法》，在他看来：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夸耀我有的东西都胜过其他所有的人。而道德、名誉、学问是钱办不到的，这些富人无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宝、房屋、器具上争豪斗胜，博得那些希望得到好处的客人来恭维奉承。他总结说：一、数十年来所见富人，后代全已衰落。二、六十年来文武大官世家，都已衰落，后人不兴。三、惟有不肯发财的几个大官，子孙尚能读书上进。四、官极大，发财的机会极多，而不肯发财，念念在救济众人的，子孙发达最昌盛，最长久。在他看来，中国富豪跳出“富不过三代”怪圈的方法只有两个：其一，勇于“散财”，善于慈善，救世济民；其二，鼓励子弟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以艺术绵延家风。01俗话说：发财不难，保财最难。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看见发财的人很多，发财以后，有不到五年、十年就败家的，有二三十年即败的，有四五十年败完了的。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有钱人，有的做官，有的从商，都是煊赫一时的，现在已经多数凋零，家事没落了。有的是因为子孙嫖赌不务正业而挥霍一空；有的是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大约算来，四五十年前的有钱人，现在家产没有全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百家之中，实在是难得一两家了。不单上海是这样，在我的家乡湖南，也是一样。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兴时代的富贵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总督巡抚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镇大人的有五六十家，到现在也已经多数萧条了；仅剩下财产不多的几户文官家庭，后人还较好。就我所熟悉的来说，像曾、左、彭、李这几家，是钱最少的大官，后人比较多能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曾文正公的曾孙辈，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七位，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的几位曾孙，也以科学专业而闻名；李勇毅公的孙子辈，有担任大学教授的，曾孙也多是大学毕业；彭刚直公的后人，十年前也有在上海做官的。凡是当时的钱来得正路，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其余文官钱比较多的十来家，现在后人多数都已经萧条了；武官数十家，当时都比文官富有，有十万、廿万银两的，各家的后人，也是多数衰落了；能读书上进的，就很少了。曾纪芬九十岁全家合影02我家与晚清中兴时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所以各家的兴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丰厚的，远远胜过了湘军诸人，但是今日都已经凋零败落，不堪回首了；前后不过几十年，传下来才到了第三代，已经都如浮云散尽了。然而当时不肯发财、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他们的子孙反而多优秀显达。最明显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权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间房子，也未曾买过一亩田地。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两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的，就可称为富家了。而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在他逝世后多年，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若是当时化些字号、花名，领一两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良心，而君子却是不肯做的啊！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得很详细，而外面人却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说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文正公曾经对僚属宣誓：“不取军中的一钱寄回家里”，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无违誓言；这与三国时代的诸葛公是同一风格的。因此，当时的将领僚属多数都很廉洁；而民间在无形当中也受益不小。所以，为官者躬行廉洁，就是暗中为民造福；如果自己贪钱，那么部下将领官吏，人人都想发财，老百姓就会受害不小了。聂云台父亲聂缉椝，望族出身，其家族以“三代进士，两世翰林”著称一时。聂缉椝本人是晚清封疆大吏，民族资本家代表。03《大学》上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孟子》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因为贪财与不贪财，关系着别人的利益和幸福；所以发财便能造罪，不贪财方能造福。世人都以为积钱多买些田地房产，便能够使子孙有饭吃，过得幸福，所以拼命想发财。今天看看上述几十家的事实，积钱多的，反而使得子孙没饭吃，甚至连子孙都灭绝了；不肯取巧发财的，子孙反而能够有饭吃，而且有兴旺的气象。平常人又以为不积些钱，恐怕子孙会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看来，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会发达。现在我再举几个例子来说。宋朝的范文正公，他做穷秀才的时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济众人。后来做了宰相，便把俸禄全部拿出来购置义田，赡养一族的贫寒。先买了苏州的南园作为自己的住宅，后来听见地理风水家说：“此屋风水极好，后代会出公卿。”他想，这屋子既然会兴发显贵，不如当作学堂，让全苏州人的子弟在此处受教育，可使更多的人都兴发显贵，那样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将房子捐出来，作为学堂。他念念在利益群众，不愿自己一家独得好处。结果，自己的四个儿子都发达显贵，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个个都是道德崇高的楷模。他的儿子们曾经请求他在京里购买一所花园宅第，以便退休养老时娱乐，他却说：“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园林甚多，而园主人自己又不能时常游园，那么谁还会不准我游呢！何必非要自己有花园才能享乐呢？”范文正公的几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着布素衣服。范公出将入相几十年，所得的俸钱，也都作了布施救济之用，所以家用极为节俭，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不够。照普通人的心理，以为这样太不替子孙打算了，谁知道这才是替子孙打算最好的法子。不单是四个儿子都作了公卿，而且能继承他父亲的思想，舍财救济众人。所以，范家的曾孙辈也极为发达，传到了数十代的子孙，直到现在，已经是八百年了，苏州的范坟一带，仍然有很多范氏的后人，并且还时常出优秀的子孙后代。世人若是想替子孙打算，想留饭积福给子孙，就请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范仲淹像再说元朝的耶律文正公，他是元太祖及元世祖的军师，军事多数是由他来决策，他却是借此而救全了无数的百姓。因为元太祖好杀，他善于说话，能够劝谏太祖不要屠杀。他身为宰相，却是布衣蔬食，生活俭朴。他是个大佛学家，利欲心极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时候，诸位将领都到府库里收取财宝，而他却只吩咐将库存的大黄数十担，送到他的营中。不久，就发生了瘟疫，他用大黄治疗疫病，获得了很大的效果。他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做宰相的却有十三人之多。这也是一个不肯积蓄私钱，而子孙反而享大发达的证据。耶律楚材像再说清朝的林文忠公，他是反对英国侵略以致于引发鸦片战争的伟人。他如果想发财，当时弄个几百万是很容易的事情。他认为鸦片贻害人民非常严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烧毁了鸦片两万箱。后来，英国人攻广东，一年攻不进，以后攻陷了宁波、镇江。清朝不得已，就将林文忠公革职充军，向英国人谢罪谈和。林公死了以后，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都是书香不断，曾孙辈中尚有进士、举人，至今日仍然存在显达者。数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长林翔，也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这又是一个不肯发财，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林则徐书法再看与林公同一个时候发大财的人，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广东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鸦片场里发大财至数百千万银两的。书画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内有名的古字画碑帖，多数都盖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图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经在这三家收藏过，可见得他们的豪富。但是几十年后，这些珍贵的物品，又已经流落到别家了。他们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别家作妆饰、木器了。他们的后人，一个闻达的也没有。这三家的主人，总算是精明能干，才会发这样的大财。当时的林文忠公，有财却不肯发，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职办罪，总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数十年以后，看看他们的子孙，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间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却是最愚笨的人了。广州十三行总办伍秉鉴04上海的大阔老很多，我所认识的，也可以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江西的周翁，五十年前，我在扬州鄙岳萧家，就认识这位大富翁。有一天，周翁到萧家，怒气冲冲的，原来是因为接到湘潭分号经理的来信，说是湖南发生了灾荒，官府向他们劝募捐款，他就代老板周翁认捐了银子五百两，而周翁嫌他擅做主张，捐得太多，所以才发怒。那时他已有数百万银两的财富，出个五百两救济，还不舍得。后来住在上海，有一天，谭祖安先生与他同席，问他，如何发到如此的大富？他说，没有别的法子，只是积而不用。他活到八十多岁才死，遗产有三千万元，子孙十房分了家，不过十几年，就已经空了。其中有一房子孙，略能做些好事，这一房就比较好，但也是遭遇种种的意外衰耗，所余的钱也不多了。若是以常理来说，无论如何，每房子孙都有三百万，不会一齐败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实上却是如此衰败。若是问他如何败法？读者可尝试着闭目想一想，上海阔少爷用钱的道路便能够明白，不用多说了。这位老翁，也是正当营业，并未取非分之财；不过心里悭贪吝啬，眼见饥荒，而不肯出钱救济，以为积钱不用是聪明。却不知道此种心念完全与仁慈平等的善法相违背，我若是存了一家独富之心，而不顾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极处。除了本人自己受到业报外，还要受到余报的支配，也就是《易经》所谓的余庆、余殃的支配，使独富的家败得格外的快，使大众亲眼见到果报的昭彰，能够醒悟。再说一家，是上海十几年前的地皮大王陈某，家中的财产有四千万银元，兄弟两房，各分两千万。一九二五年，我到他家吃过一次饭，他住的房屋十分的华贵，门前有一对石狮子，是上海所少见的。他的客房，四面的墙壁全部都装了玻璃架，所陈列的铜鼎，都是三千年的古董文物。有一位客人，指着这些古董告诉我说：“这一间房子里的铜器，要值银元一百五十万，中国的有名古铜器，有一半在此。”这几句话，正是主人最高兴听的。原来，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夸耀我有的东西都胜过其他所有的人。而道德、名誉、学问是钱办不到的，这些富人无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宝、房屋、器具上争豪斗胜，博得那些希望得到好处的客人来恭维奉承。在我见了他之后，不过才七年的时间，上海地价忽然惨跌，加以投机的损失，以致于破产。陈家的古铜珍宝、房屋地产，一切的一切，都被银行没收变卖，主人也搬到内地家乡去了。哈同花园再说一个实例，就是上海哈同花园的主人，近日报纸上常有讥讽的评论，说他们生平对于慈善事业不肯多多帮助，并说他有遗产八万万银元。试设想一下，财产八万万的收入，就照二厘的利息来计算，每年也应该有一千六百万，如果他们肯将这尾数的六百万元，用作救济贫民之用，那么全上海的难民，就可以得救了。在三年前，上海的难民所中，有十万人，每人的粮食，以每个月两元计算，全年不过才两百余万元。到去年米贵的时候，难民所中的难民才不过一万几千人，每人的月花费三十元，一年共五六百万元，也还不过是他们收入年息的三分之一罢了。再说上海死在马路上的穷人，去年将近有两万多人，前年不过一万多人，再前年不过是几千人。就单说去年米贵，死人最多的时候，如果办几个庇寒所和施粥厂，养活这两三万人，也不过一年花个五六百万元就够了。这在富豪们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然而这一毛，他们却舍不得拔。如果能花几百万元，就能救几万个穷民。他自己的家用，若是没有特别的挥霍，就算出手如何得阔绰，还是可以将一年所余的上千万利息来用作储蓄的。这样一来，一方面得到了美名誉，一方面作了救人的大功德，再一方面又仍然每年增加了若干万的积蓄。这样的算盘，实在是通极了。然而他们却没有这样智慧的眼光，一心只想这一千六百万元，一滴不漏，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银行帐上，归为己有，任意挥霍。竟然没有想到这肉身是会死的，自己既无子女，结果财产全归了他人。几万万的财产，一旦变为空花，只是徒然带了一身的罪业去见阎王，而且又遗下一片“为富不仁”的口碑，留在这个社会。上海总商会旧址05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说过：“现在社会的人，左手进了一百万元，右手布施了一二元，就称为是大慈善家。”由此可知，这种行为是世界的通病。但普通人，还情有可恕，至于信佛的人，应当勉力改之。总要大家发起真慈悲心，救济一切苦难同胞，以念佛修慧为正行，以力行种种善事、救人修福为助行，庶与佛法福慧双修，正助分明之旨相合才好。我略将上文结束，条例如下：一、数十年来所见富人，后代全已衰落。二、六十年来文武大官世家，都已衰落，后人不兴。三、惟有不肯发财的几个大官，子孙尚能读书上进。四、官极大，发财的机会极多，而不肯发财，念念在救济众人的，子孙发达最昌盛，最长久，一一都有历史事实为证。五、上文举几个实例，有的三千万，四千万，及几万万的几家，忽然一旦全空，这几家都是不肯做救济善举。六、大富者，只顾自己阔绰享用，积钱留与子孙后代，见有饥荒，却不肯出大宗的钱救济灾难，无异犯杀人之罪，是要受道德上的谴责、业报的支配的。

来源：思想者书店前背手和后背手虽然只是前与后的一个细微差别，但其中却大有讲究。01为什么领导在大领导面前是前背手？1、前背手可以充分地体现下属对上级领导的尊重。前背手本身就是一种愿意倾听的身体动作，从儒家礼仪上来说，当长辈训话的时候，晚辈们都会前背手，以示尊敬和尊重。在职场上，面对上级领导时，前背手给人的感觉是恭恭敬敬，洗耳恭听，谦逊，顺从，专心致志，是对领导的尊重和礼貌。2、前背手这一形体动作可以充分地体现下属愿意倾听上级领导意见。对于下属来说，这种身体姿势内心比较踏实，感觉自然，敬重对方，愿意倾听领导的意见，也能够避免有时心里紧张，造成两手不知所措而出现一些小动作，让对方感觉精力分散，对领导不屑，不尊重，而留下不好的印象。综合以上分析，领导之所以在大领导面前是前背手，一是礼节上的一种尊敬，二是愿意倾听的一种姿态表达。02为什么领导在小领导面前是后背手？1、是儒家的礼数。儒家礼仪非常严谨。讲究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当长辈或者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在晚辈面前或者要向下属训话的时候，常常会把手背在背后，可以看成是一种礼仪行为。2、凸显自己的地位，体现领导的威严。后背手给人一种居高临下、显得自信、放松、胸有成竹的感觉。当然，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常见，多数情况下都是走路或独自站立时后背手的多，也是一种习惯动作，对于个别讲究的领导，那就另当别论了。所以，在小领导或者下属面前后背手，一来是传承下来的礼仪，尽管这种礼仪并不为多数所接受，但也确实刻在了一些人的身体里面，二来可以突出一下领导的威严，提醒下属注意。一般听领导面对面讲话时，多数情况下听者都是前背手，如果是后背手就显得对人不尊重，自己也不好意思。比如在剪彩或者奠基仪式上，主席台上站着一排领导，大部分都是前背手，出现后背手的情况少。但确有个别领导对言谈举止十分讲究，也要求他的下属毕恭毕敬的做到，在职场上遇到这样的领导，你就要服从职场上的潜规则，否则你可能就要遇到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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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探望老校长：中风后，他改用左手书写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在即将失聪时，曾写下这段文字：“我决心扫除一切障碍，我相信命运不会抛弃我，我要充分估计自己的力量，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贝多芬指向的“命运”，恰似一位九十岁老人的人生写照：在革命的年代，他随洪流浮沉；在改革的年代，他是创造教育奇迹的“中国最年轻校长”；在奇迹被中断后，他“生不愿封万户侯”，以三十年如一日的思考和写作，扼住命运的咽喉。每当反思中国教育，人们总习惯将目光转向欧美，或者追溯到上世纪的民国时代，其实，三十年前的中国教育，曾经诞生过一段可以媲美欧美和民国教育的奇迹——他和他创造的“珞珈山奇迹”。他就是武汉大学“永远的校长”——刘道玉先生。▍如果老师的课讲得不好，学生可以不听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让神州大地生机勃勃。除了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千里之外的武汉，更是后来居上，开一时风气之先。而这一切，都源自一个人和一所大学——刘道玉和他的武汉大学。1981年至1988年间，是刘道玉先生主政武大的黄金岁月，学生们称呼他“刘道”或“我们的刘道”。那个年代，武大最耀眼的不是它的樱花，而是由刘道玉和他的教授、学生们共同缔造的珞珈山奇迹。何为奇迹？如果用今天的标准去看——当年的武大，校长不像校长，学生不像学生。有学生记得，在开学第一天，刘道玉就讲：“如果老师的课讲得不好，你们可以不听。”据当年武大学生回忆：学生们在路上可以轻易地拦住他们的校长，讨论问题。他们的校长永远面目和蔼、举止优雅。因此学生们形容他说，仿佛不是回家吃午饭，而是去赶一个外事会议。学生们可以组成讨论会，探讨各个学科最前沿的问题。据说，只要学生们邀请，刘道玉校长会尽可能推掉其他事情，参与讨论，倾听学生们的声音，这个被称为“快乐学院”的群体，至今仍是刘道玉的骄傲。与刘道玉血脉相连的武大，位于美丽的珞珈山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人为设置一道道的门槛和禁区，磨灭学生们求知的冲动，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减少限制，点燃学生对知识的敬畏和渴求。他是那个时代的改革派。三十年过去了，他被公认为50年代后，中国最优秀的教育家。▍是他塑造了“武大精神”为什么要建立大学？人为什么要接受教育？对此，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答案。有一种观点认为，大学是为了培养具有某种技能、完成某种使命的人才。这是将人当作工具的实用主义。其实，人是目的，不是工具。教育的起点，是让人明白最基本的是非善恶，并塑造健全的人格，而终点则是追求真理。我们都知道，哈佛大学的校训：“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耶鲁大学的校训则是：“真理与光明”。追求真理，应该是教育的真谛，是人类最高，也最美好的理想。作为一名杰出的教育家，除了给学生和教授以自由，更重要的是理解教育的真谛以及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魄力。刘道玉在武汉大学的教育改革，主要包括：（1）取消政治辅导员，开设导师制和学术假制，使得教师队伍形成学术至上的作风。（2）学分制、主辅修制。使学生可以自主形成知识结构；（3）转学制。让学生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专业；（4）插班生制、贷学金制为学生的学习广开“方便法门”。刘道玉的个人魅力，加上他直击要害的改革措施，武汉大学的面貌很快焕然一新。当时的武大，成为全国各地学生们最向往的学校，武大的目标，并不是争当中国第一，而是奋起直追世界级名校。刘道玉的专业是化学，他最初梦想是成为一名化学家、发明家，诺贝尔是他的偶像。而当他服从组织安排，成为武汉大学校长之后，他却收获到另一种乐趣：“培养出让自己尊敬的学生而骄傲。珞珈山下、东湖水畔，在他担任武大校长的八年，送走了近2万名天之骄子。中国失去了一位化学家，却多了一位世界级的教育家和无数名杰出的“武大人”。原为武大教师的陈加宽先生曾说：“解放前的校长我最崇拜的是蔡元培和竺可桢，解放后是匡亚明和刘道玉。”他撰文称：“刘校长的气节已经影响了一代武大人。”▍改革之“士”：不自由，毋宁死刘道玉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曾不无骄傲地说：“80年代任职的大学校长之中，没有谁像我一样呼吁教育改革了，也没有谁对中国的教育理解更深刻了。”遗憾的是，就在武汉大学如日中天的1988年，刘道玉突遭罢免，不得不离开武汉大学校长一职。对此，外界有很多说法。但最终可归结为两种：一是他与主管教育的部门不和。二是他因“霸座事件”，与省里不和。“霸座”一事，说来话长：1986年，刘道玉校长为争取在武汉大学，建立国家级空间物理实验室，与科学家梁百先教授等5人一起，从武汉乘火车前往北京汇报工作。因考虑到梁百先教授年事已高，刘道玉校长便与他一同买了卧铺票。他们上车后，便在规定车厢内休息。当时的省领导一行也在这趟列车上。谁曾想到，省领导的随从们因嫌弃自己的车厢离厕所太近，强行要求刘道玉一行与他们交换了包厢。这一事件，后来被香港媒体报道，引起了轩然大波，刘道玉也因此被罢免。我们的文化，向来崇尚的是一团和气的“和”文化，“不和”二字，从来都是贬义词。然而，“不和”似乎是刘道玉与生俱来的性格。刘道玉求学的时候，老师就指出他的缺点是“个性强、自负、爱表现”。对此，刘道玉不认为这是缺点，他说：个性强比没有个性要好，自负比自卑和自责要好，爱表现比不表现和无所作为要好。是什么支撑着刘道玉甘冒与上面“不和”的风险，推进几乎“革命式”的教育改革？其实，刘道玉先生早已给出答案，他说：我记得王国维1927年6月2号早上，到别人家里借了两块钱，坐人力车到了昆明湖，穷到那个地步，后来自杀了。他的墓志铭我不全记得，但是有两句话：独立其精神，自由其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和市侩学者的区别，一个真正的追求美的学者和一个追求金钱的学者的区别！正是这一可贵的品质，刘道玉从没有把大学校长当“官”来看，在他不得不卸任武大校长后，拒绝了去教育部当“京官”、去某省担任市长的邀请。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人生就是这样，刘道玉也不例外。卸任武大校长，让他的教育改革夭折，却成为他人生认识上的一个分水岭：“如果说之前我还有作为工具的一面的话，之后我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现实中，政治逻辑战胜了学术逻辑。但在刘道玉的内心深处，依然坚守着学术逻辑。纵然政治逻辑大行其道，人性的光辉依然常在。让人感动的一幕是，刘道玉每到一处讲座时，都有当年的学生，拿着毕业证书恭恭敬敬地请他在校长一栏补签上大名。学生们说：“我是刘道玉校长招来的，毕业证上怎么能是其他人的签名呢？”权力与道德，孰轻孰重，高下立判。▍学校一切工作，须以学生成长为出发点“卸任”武大校长之后，刘道玉没有气馁，而是开始攀登他人生的第二个高峰——教育研究和演讲，并留下长达100多万字的著作和无数次的演讲。《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大学的名片》《创造教育书系》以及最新出版的《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无一不指向中国教育的病根所在。“刘道玉”三个字，是武大学子的信仰。他在武大的每次演讲，听讲者数以千计。刘道玉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因为他的国际视野和触及教育灵魂的改革理念：思想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刘道玉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曾说：“学生是学校的主体，是学校的名片，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以学生成长为出发点。”由于身体每况愈下以及其他原因，2008年3月22日，刘道玉做了最后一场公开演讲，并宣布正式关闭演讲。这一消息宣布后，学生们热烈的掌声长达半小时，然而，所有学生都不退场，他只得穿过人群，但未料到1000多人尾随出来。刘道玉不停地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的讲座门关了，但我的家门没关，欢迎你们随时家访。”一位听完讲座的学生在日记中说，得以近距离接触老校长，来武大几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老校长是我们心目中永远的校长，直到今天，老校长翩翩的风度，敏锐的思维，远瞻的眼光，和蔼的态度，可敬的人格，武大历史上无出其右者。”▍“武大蔡元培”：毕生都在研究“创造教育”20世纪，中国有两个教育的黄金时代，也是思想自由的时代。一个是众所周知的20-30年代的蔡元培时代，另一个就是80年代的刘道玉时代。虽然时代背景不同，但相同的是，教育家办校，学术自由，结果都是群星璀璨，大师云集。因此，刘道玉被誉为“武大的蔡元培”。毕业于武汉大学的主持人窦文涛，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我想我们要感谢校长刘道玉，开明，学分制，学生可以不上课，老师上课不点名，非常宽松。不爱读书你就去实习，考试时再回来。”野夫忘不了自己因蒙冤在武汉服刑时的情形。老校长刘道玉和同学李为去看望他，监狱长得知探望之人是刘道玉，将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任其长谈。野夫在日后回忆道：我在学校时与校长并无太多交集。但校长对我的关爱，则可用天高地厚来形容。毕业后有几年，我曾经堕入人生的真正低谷。校长不断来信给我鼓励，甚至带着几个博士亲赴高墙内探看，赠书送药，救我于绝望之渊。左起第二为刘道玉、第三为野夫多年之后，刘道玉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称“大学之魂是创造。”他说：“我毕生研究创造教育，古往今来，人类的一切物质文明，无不是人类智慧创造出来的。”他将古往今来的人才观归结为五种：工具型、知识型、全面型、智能型和创造审美型。在20世纪80年代，作家金马在自己所著的《生存智慧论》中引申和发挥了这一思想。▍他是杨小凯的伯乐，杨小凯是他一生的骄傲刘道玉校长一生桃李满天下，邓晓芒、易中天、胡发云、野夫、邹恒甫等等，不胜枚举，但是若论遭遇最坎坷，又最杰出的学生，非杨小凯莫属。大学之大，在于有大师据刘道玉校长亲述：十年牢狱之灾出狱后的杨小凯，非常坎坷。1978年恢复统一高考以后，小凯报考了北京某大学，但由于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1979年，报考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又被取消参考资格。1980年，在副院长于光远先生的帮助下，杨小凯获得了考试机会，并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那时，计划经济控制得很严，他只能作为临时工使用，更谈不上迁移户口和解决妻子、女儿随调的问题。1981年，武汉大学的刘鹰恰好在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进修，见到了杨小凯后，极为欣赏，于是立即写信给经济管理系党委书记胡春芳，希望把杨小凯调来学校任教。当时武大经济管理系亦是新成立的，急需经济学人才。那年5月，刘道玉校长正好在湖南参加招生工作会议，胡春芳专程赶到湖南找到刘校长，向他说明了杨小凯的情况，希望把杨小凯调到武汉大学。正好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到刘道玉先生下榻的饭店看望他，刘校长当面向他提出了调动杨小凯的想法。毛致用很熟悉杨小凯的情况，对他的遭遇也很同情。据此，刘道玉校长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杨小凯的问题发生在湖南，因此希望湖南省委一定要给他彻底平反，不留尾巴；二是杨小凯的专案材料（据说有两尺多厚）不得进档转到武汉大学；三是把杨小凯的妻子女儿一起调入武汉大学，以免造成新的两地分居。毛致用当即表示同意刘道玉的要求，并指示省委组织部部长协助武汉大学尽快办妥杨小凯的调动事宜。为了做细工作，刘道玉还拜访了杨小凯的父亲杨弟甫先生，并获得同意。杨小凯翻身的三大推手：于光远、刘道玉、邹至庄就这样，杨小凯虽然没有正式入过大学的门，但却以自学和研究的成果获得了世人的器重，从而成了武大的一名教师。一年后，经教育部批准破格晋升杨小凯为讲师，并据此给他定了工资级别。

2021年末，中国GDP达到114.92万亿元，折合美元17.82万亿，而美国当年GDP为23.59万亿，中国占美国比例达到77%的历史高点，两国GDP差距为5.2万亿美元。就在国际社会包括中国人民期待2030年中国GDP超越美国，达到世界第一时。中美之间的差距却连续三年扩大。到了2022年，这一差距扩大至7.47万亿美元，我们占美国GDP的比重，下降到70%。2023年中美GDP差距还在继续拉大，比重进一步下降至美国的65%。2024年上半年，中国占美国GDP比重已经跌到了61%。77%、70%、65%、61%...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美国的比重，正在逐年下降——这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从未有过的趋势。我们要承认:美国遏制中国取得巨大成效……

来源丨作者：新闻极客被外界称为“计划生育之父”的田雪原，已到了耄耋之年，在此前的几十年内，他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直至2009年，时值计划生育政策实行30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的文章，提醒决策者这一国策已到转型之际。此后，田雪原以最初作为计划生育决策参与者的身份，逐步公开了当初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过程，且将之看做自己的“责任”。对于自己被限定的身份，他告诉新浪《新闻极客》：“只不过在历史阶段当中，由于种种原因，参与了决策。”即使被加上种种罪名，也都无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自己的理论他也是如此。“我是站得住脚的，是问心无愧的，而且我认为我是完整的。问题出在哪儿？出在你没有真正的这样去践行，那不是我一个理论工作者的责任。”一、不是公开信变成基本国策《新闻极客》:

现在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凭借的就是在过去十几年时间里不断积累的经济实力。即便是在新冠疫情反复的三年间，我们也同样保持着GDP的正增长，可以说是国际社会上一个稳健增长的标杆。然而进入2023年之后，情况却出现了变化。如今，终于坐不住了，“三驾马车”几乎同时熄火，接下来我们该靠什么拉动经济呢？一、出口发展不利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1架马车就是出口贸易，作为赫赫有名的世界工厂，我们的制造业相当发达。不管是海外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发展国家，都与我们有着极为密切的外贸合作，每年都会向我们送来大笔订单。凭借着与这些国家的合作，我们也确实赚的盆满钵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GDP的增长。内行人表示在一些特殊年份中，出口贸易为GDP做出的贡献占比，甚至远高于其他两驾马车。然而进入2023年之后，受国际环境变动的影响，尤其是中美博弈的不断加剧，直接影响到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增长。另外，部分海外国家也因内部市场的问题出现需求疲软的情况，对于中方制造的需求量大幅度下跌。这一情况在今年上半年就已经表现得十分突出，因此不少学者才纷纷提议大家消费起来，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恢复经济的增长。就目前来看，出口贸易的恢复和发展，恐怕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破解眼下的局面。今年下半年，我们仍然不能将出口看作是促进GDP增长的主要途径。如果将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进出口贸易上，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会让我们大失所望。同时在这段时间里也要加速制造业产业链的转型升级，尽快实现向中国智造的转变。二、投资发展不利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2架马车是投资，并且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投资为国民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占比都很高。然而进入2023年之后，固定资产投资和民间投资两方面都出现了较大的问题。首先是固定资产投资，这一领域的增长速度出现明显且持续的下滑。其次则是民间投资的降温，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毕竟这才经过新冠疫情的冲击，绝大多数老百姓对未来的发展仍然抱有担忧。因此进入2023年之后，市场上并未出现我们预料之中的过度消费和不合理消费现象。根据银行等金融机构给出的数据统计结果来看，这几年老百姓的储蓄额度在不断增长当中，相对应的，投资意愿也在不断下跌。三、消费发展不利第三架马车就是消费，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国民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关部门都没有像今年上半年那样多次强调消费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一直将消费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基本上不会将重点放在消费上。毕竟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经济发展的趋势一直不错，国际社会上也没有发生什么复杂的变化。所以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架和第二架马车，已经足够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然而今年的情况却有些特殊，在万般无奈之下，我们不得不启动这一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希望借助消费的力量来促进市场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增长。但就目前来看，广大老百姓的消费意愿仍然不高，不少普通老百姓都本着能省则省的想法，尽可能把自己的钱存入银行账户中。其次就是消费者的消费领域大多集中在基本生活品当中，能够更好促进消费市场增长的高端消费领域和服务业，仍然没有出现明显的复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消费结构问题，也会影响到我们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因此，从今年上半年开始，国家有关部门一直在出台各种各样的政策引导老百姓消费。基本质目的不是要让大家将好不容易赚来的钱都花出去，而是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协力，帮助国家尽快度过眼下的经济难关。整体发展问题解决之后，个体的发展也同样会迎刃而解。

邦还要求尽量缩小对经济犯罪的打击面，尽量少定罪。1982年底，他收到温州个体户石锦宽的申诉，明确批示：“立足帮助、打击不妥”，并提出地方要“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政策”（时任温州地委书记袁芳烈的回忆）。胡

（资料来源：蓝光众娱）在巴黎奥运会的璀璨灯火下，乒乓球混双赛场的每一声击球都承载着运动员们的汗水与梦想。当王楚钦与孙颖莎携手站上最高领奖台，为中国乒乓球队再添一金时，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这荣耀的瞬间。然而，在这片光芒之中，朝鲜组合李正植与金琴英的银牌同样闪耀着不屈的光芒，他们的故事，却在荣耀之后，踏上了一条复杂而引人深思的归途。荣耀时刻的短暂欢愉巴黎的夏夜，对于李正植与金琴英而言，是梦想成真的瞬间。在混双决赛的激烈较量中，他们虽未能战胜实力强大的中国组合，但银牌已是对他们多年努力的最好肯定。这块奖牌，不仅是朝鲜乒乓球历史上的首次突破，更是他们个人职业生涯中的高光时刻。然而，这份荣耀的喜悦并未持续太久，因为一场意外的风波正悄然逼近。微笑合影，引发的连锁反应在领奖台上，李正植与金琴英与韩国选手的合影中，两人面带微笑，这一幕本应是体育精神的体现——尊重对手、享受比赛。然而，这一简单的微笑，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下，却被赋予了不同的解读。有声音认为，这是朝鲜运动员对“外部文化”的接纳，甚至是对国家立C的某种“背P”。这种解读迅速在网络上发酵，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归国后的隐秘审C与公众舆论随着风波的升级，李正植与金琴英的归国之路变得异常艰难。据日本媒体援引韩国《国民日报》的消息，两人回国后不仅未能得到应有的表彰，反而被卷入了思想审C的漩涡中。更为严重的是，有传言称他们将被送往农场等地接受“G命化教育”，这一消息无疑让外界对他们的处境充满了担忧。与此同时，公众舆论也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一方面，有人为他们的遭遇感到同情和不平；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他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接受国家的惩罚。体育与政治的微妙交织李正植与金琴英的故事，再次让我们看到了体育与政治之间那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体育，这个本应超越国界、种族和政治的领域，却时常被各种复杂的因素所裹挟。运动员们的每一次胜利和失败，都可能成为政治博弈的筹码和工具。然而，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体育的本质是竞争与合作、是友谊与尊重。它应该是一个让人类共同追求卓越、展现自我价值的舞台，而不是政治斗争的战场。对体育精神的深刻反思在李正植与金琴英的遭遇中，我们看到了体育精神在特定环境下的扭曲和异化。他们的微笑本是对对手的尊重和对比赛的热爱，却意外地成为了政治斗Z的牺牲品。这不禁让我们反思：在追求国家荣誉和民族自豪感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更加尊重运动员的个体权利和人格尊严？我们是否应该让体育回归其本质，让运动员们能够在公平、公正、Z由的环境中尽情挥洒汗水与激情？呼唤纯粹的体育精神李正植与金琴英的故事虽然充满了曲折和遗憾，但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反思的机会。让我们共同呼吁一个更加纯粹、更加包容的体育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运动员们不再是政治斗争的棋子，而是能够Z由表达自我、追求卓越的勇士。让我们用更加宽容和理解的心态去对待每一位运动员的努力与付出，让体育精神的光芒照亮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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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张报纸所覆盖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随后仅仅几十年特定的单位时间里，发生了地表史上最摧枯拉朽的变迁。但真正令人感怀的，应该是在那些群峰般凸起的城乡建筑群的深部，冰山的水下部分，一个看不见的精神大陆正在缓慢崛起。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那个决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像整个大陆板块脱臼后历史性的复位那样地动山摇。这是一个巨大的逻辑公理的转换，由此而延展出的所有引理，像血透一样革命性地更改和释放了人们的伟大天性，思想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所创造出的一切奇迹都在为这个转换做注解。从阶级斗争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丁玲和方方都是女性、都是中国作家、都曾因自己的文字而遭到非议，但酷烈程度之所以完全不同，根本原因是因为她们中间隔了一个改革开放，从而使她们分别站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逻辑大地上，她们分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舆论板块和心理现场。当有人煽动用WG阶级斗争手段对付方方时，反对和质疑方方的人们大多没有响应；当有人号召武林壮汉用拳头群殴方方时，政府公权力决不会袖手旁观。这不仅是方方们的幸运，更是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幸运。如果你看不到这个伟大而感人的历史进步，那可能是因为你没有亲身经历过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代。今天，已经没有人相信方方会因为自己的言论而成为当年的丁玲、卞仲耘、张志新，更没有人会因为支持过方方而像当时“胡风的朋友们”那样夜不成眠、惶惶不可终日。我们感怀这样的进步，不是因为我们糊涂，而是我们来自寒彻透骨的WG现场，我们能体察到改革开放的温度。我们惊讶，在卞仲耘被学生活活打死的北师大附中校园里怎么会没有一丝犯罪后的恐惧气氛。我们感叹，反而是卞仲耘的丈夫夜半不敢哭出声音而将床上的草席边沿咬到粉碎。我们庆幸，自己的孩子不再会因为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打破了一个印有头像的水杯、坐在套红标题的人民日报上而惊恐万状。阶级和阶级斗争也许客观存在，“阶级斗争为纲”却是主观臆断，其核心逻辑是：“八亿人不斗行吗？”这个逻辑的前提不是基于客观事实，而是源自策略需要，既然是需要，没有阶级敌人，就要创造出一个敌人来，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就是一个证明。于是，客观上果然就造出了一个人人自危的恐惧环境。阶级斗争真的就会溢出它本来的堤岸，而终于成了浸没一切的汪洋大海。帕瓦罗蒂说：“歌剧是假的，但随着一点点展开，它就是真的了”。今天的人们，对张春桥这篇凶相毕露的报纸头条早已恍若隔世。他们永远无法想象，当年的人们触目之下是如何的惊心，对那些历次运动中早已遍体鳞伤的家庭而言，佝偻在昏暗的灯光下，从字里行间琢磨深浅，在夜深人静时猜度轻重……普遍的绝望就是希望。历史总有一天会像几米说的：我总是在最深的绝望里，看见最美的风景。正是改革开放，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挽狂澜于既倒，把整个民族从“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恐惧症中解救出来，这是什么样的时代巨变？从阶级成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逻辑，必然引出对人群进行严酷的阶级鉴别和分类管理。与印度的种姓制度、日本的贱民社会、希勒特的犹太政策相近的血统论以及它的变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像一片挥之不去的乌云长期笼罩在数以亿计的“政治贱民”心头。让一个毫无过错的投胎者，一个尊严和上进心却完好无损的年轻人，仅仅因为出身而天然地被剥夺升学、参军、招干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切平等机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古老歧视？最可怕的是，这种歧视甚至渗透到了生活最终端的具体细节，让每一个当事人背负从天而降的政治原罪。笔者当年在江西插队时，村里有一个富农的儿子，因为难以娶到媳妇打着光棍。有一天，我们几个知青兴冲冲去他家、敲开门的一霎那，我看到了一个永生难忘的眼神：极端封闭自卑的他勉强微笑中那掩饰不住的紧张、恐慌和乞怜，令人心疼的眼眸里折射出的是一个无可逃遁的巨大宿命，一个无助而绝望的滴血灵魂。很多年以后，历史也许很难查考那些淹没在岁月里的人生至暗。人类匆匆向前的脚步也可能忽略被铁蹄践踏过的无辜青草，但它就像被齿轮碾过一样，曾经那么真实地烙烫在一个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每一天的生活里。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开始，以阶级出身为主要衡量指标的政治审查逐渐淡出历史，横亘在数以亿计“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面前的历史栅栏轰然倒塌，这也许是对2000年前孔子“有教无类”和1000年前相对公允的科举考试的一键恢复，这是最清脆的对无数绝望心灵的一声惊雷般的解锁。是的，我们曾经赞赏美国黑奴制的废除、我们欢欣鼓舞于妇女选举权的开禁，可我们很少会公开庆幸，那些曾经深深插入我们生命的锈迹斑斑的出身标签，那看似天经地义的荒谬刺青，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地消失于无形。上图所绽放的不仅是亿万张发自内心的笑脸，更是源自灵魂深处即将喷涌的智慧岩浆和天地初创期所积蓄的最原始动力。通过高考所释放的，是全国范围内封冻了几十年的阶层流动性，改革让千万个饥渴的灵魂通过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种努力又使伟大而古老的祖国恢复了青春的模样。从户籍制等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如果说，高考的流动性释放，可以让张文宏、王行环（武汉中南医院院长）这些偏远农村的放牛娃跃迁为国家的铮铮栋梁，那么，相对刚性的户籍制、档案制、属地管理的改革则更是把几亿农民从阡陌地埂极大地释放出来。看上去这是一次人类历史上最宏伟的工作迁徙，实质却是亿万鲜活的生命自由而伟大的东征。长期以来，即便一个村支书、生产队长，也拥有对全村所有村民无可争辩的绝对管辖权，得罪了村长，就等于得罪了整个世界，因为你不可能在没有介绍信的情况下另谋生路。一个没有身份、没有档案、没有介绍信的人，几乎就等同于一个绝望的逃犯。也就是说，你甚至连背井离乡、风餐露宿的最后一点权力都已经被剥夺殆尽，这才是对立于苍茫天地间一个个伟大生灵最最残忍的终极锁定。改革开放多年以后，我在同济大学北楼一个教室门口，看到一张贴着的A4纸，那是学生手写的鼓动班级同学一起去旅游的几句歌词：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梦已经醒来心不再害怕有一个地方那是快乐老家……对一个当年“生活的脚步困居在偏僻的异乡”的插队知青来说，真是沧海桑田，足以泪目。表面上，改革开放前，特别是四人帮时期，严格的户籍制、属地制、档案制、是对几亿农民自由迁徙的空间制约，但归根结底，是对人类自由本质的系统性、体制性侵夺。只有在这个维度上，才能更深刻地感知改革开放的解放意义。它所释放的不仅是整个国家经济建设最深厚的人口红利，更是整个中华民族最长远的精神红利。因为，在本质上，它所释放的是公民谋生权背后更普遍的自由选择权。作为社会生产力最核心、最活跃的要素——劳动者，能否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正是从奴隶到自由人的决定性一步。这一步就像这块土地两千年来第一次在个体意义上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一样，完成了人的流动性最宏伟的解放。而人的解放所焕发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然带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物质的极大丰富又必然带来消费者更加广阔的选择权，选择所导致的竞争又极大地促进了产品（比如手机）的多元裂变。生命和整个社会终于在良性循环下，以它最该有的模样实践着亚里士多德两千多年前的预言：“在历史的进程中，存在着一种渐进、而又稳定的潮流——权力逐渐转移到大众手中”。改革开放也许是中华民族两千年历史上极为珍贵一段经历，是中国人民理性精神和自由品格最富有世界意义的进步。我们深信：比高楼大厦崛起更重要的，是理性和常识的回归；比商品堆积如山更珍贵的，是尊严和自由的重建。历史不能，也绝不会走回头路。即便人真的可能两次踩进同一条水沟，也绝无可能两次坠入同一个深渊。那是因为：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主要不是灯火阑珊的不夜城、甚至也不仅是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豪感，而是那些留在我们自由而奔放的灵魂里的，如同河流留给山川的、润物细无声的永恒改变。

作者：尹保云，北京大学教授，长期潜心于现代化理论、世界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代表著作有《什么是现代化》、《韩国的现代化》。01不能随便使用“文明”一词“文明”与“文化”是从大学者到普通人都经常使用的词语，而且无论怎么使用都会沾点边。但是作为学术概念，它们都十分复杂，不少人因使用不当而惹起争论。相比而言，文明概念要比文化概念简单得多。根据诺贝特·埃利亚斯等学者的研究，“文明”这个词虽有拉丁词根，但其现代词（civilization）则是在16-17世纪于英吉利海峡两岸开始使用的。埃利亚斯概括了文明一词在18世纪的用法：“它包括了西方社会在最近两三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他们的技术水准，他们的礼仪规范，他们的科学知识和世界观的发展。”文明这个词是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是用来概括现代事物的，如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建设、工业化生活和民主制度。这是文明一词的首要含义。按照这个概念，那些没有进入现代社会的国家，不能被称为文明。文明与野蛮，是对现代化国家和非现代化国家的区分。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大多崇尚中国，莱布尼兹、伏尔泰、狄德罗等，都是中国的礼仪和制度的推崇者。因此，他们在把西欧称为“文明”的同时，也把中国称为“文明”。但启蒙运动后期，随着对中国的了解增加，西方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孟德斯鸠是最早怀疑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他指责中国是一个充满商业欺骗和血腥专制的国家，不可能有很好的社会道德文明。18世纪后期，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加速，而中国却长期陷入停滞，日显落后。所以，到了19世纪初期，西方人的“中国热”迅速降温，而贬低之声日益升高。黑格尔甚至把中国看做世界历史的婴儿期，自由精神还深藏在肉体之内而没有冒出。马克思恩格斯称中国为“半文明”，到了他们的时代，中国在很多西方人眼中已经不再是“文明”而是“野蛮”了。文明这个词也有扩展使用。这与“抛光”（polish）和“文明化”的提法联系一起，说明事物的相对性，用以描述技术、组织、礼仪、制度结构等的进化。大都市、县城和落后农村，它们的抛光或文明化程度是不同的。如沃勒斯坦所说，文明一词具有“非常正面的内涵，在语法上是单独用来指示种种进步（和它们的结果），这些进步使男人（和女人）更加‘市民’（civil），即更少‘动物相和野蛮相’。”总之，它是用来比较道德与福祉的进步，落后的或相对落后的东西不能称为文明。东南亚国家对黑非洲有些部落社会自称“文明”倒无大妨，但若是对发达国家自称“文明”就会被视为无知和狂傲。同时，文明还有进一步的扩展用法，即经常用来称呼历史单位，如“新石器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等等。这类扩展用法虽然已成习惯，但已经失去了上面说的正面意义，“文明”也就是“状况”的意思，“新石器文明”也就是“新石器状况”，如果是和更先进的比较，也就是“新石器野蛮”。尽管有扩展用法，但文明的基本内涵并没有变化，它用来概括现代性事物，既包括技术、社会结构、经济政治制度，又涉及个人的举止行为。其核心是现代民主制度。启蒙思想传统是强调政治制度和道德的进步。康德的文明定义是很权威的，它指的是以“公民社会”为主体的国家制度，也就是现代民主制度。杰弗逊在1787年出版的著名启蒙读物《弗吉尼亚笔记》中认为：文明包括政治制度和文化两个方面。前者是指把法律和权力分开的分权制度，后者是指与这个制度相应的思想教养。这样的认识至今仍是主流，文明的核心含义就是现代民主制度。02文明无高下？中国学者陷入非主流思想的泥淖上述文明概念在中国并没有深入传播。长期以来，中国思想界热衷于同国外的非主流思想接轨，习惯于把被别人抛弃的、非科学的思想当做宝贝，甚至对已经被历史证明为荒谬的理论体系，也要坚决维护。在这种背景下，非主流的“文明”概念自然要压倒主流概念而受到追捧。20世纪初期，文化有机体说的文明概念在西方流行起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是这一学说的代表。前者列举了人类历史上8大文明，后者归纳了人类历史上26种文明。这些其实都是有史以来的王国、帝国、国家等单位。他们认为，这些“文明”都是单独有机体，各有自己的灵魂和躯体，都要经历一个由发育、成熟到衰老死亡的过程。这样的观点与启蒙-理性主义的学术传统是对立的，后者认为不同的历史单位和地区，都是开放系统，文明由诸多元素组合而成，不是不可分的有机体，对文明的研究也应是分析的。在主流看来，人类文化学的文明（及文化）概念和研究方法都是“非社会科学的”。它之所以常被提到和介绍，也主要是因为批评和否定它的需要。相反，因为陷入非主流思想嗜好的泥淖，中国有些学者对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推崇备至。文明是独立的有机体和没有高低之分的观点，迎合了闭关自守的心态。说西方文明即将衰落，会使人感到快慰。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所说的“西方”本来指的是德国的西方，即英、美为代表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只看到这个书名就够了，把它理解为整个西方。至于汤因比，他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以及在一些演讲和文章中，不断宣扬“西方衰落”，“人类的希望在东方”，“中华文明将一统世界”。这种诺亚方舟式的故事，很能迎合理性精神欠缺的中国学术界，一些学者不断地加以引用、宣扬和阐发。这样，国内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兴热的文明研究，非但没有带来重要的学术和思想进步，反倒使非主流思想不断传播，大有成为主导之势。马克思在文明概念上与启蒙是一致的，而一些学者一边“坚持马克思主义”，一边却无视马克思思想的这个部分。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很多学者专注于制造学术泡沫。无数的资金、一批批的项目、一个个的学术会议和报告，都花在讨论“文明无高下”“中华文明优势”“西方文明衰落”这样的主题上。这样的学术研究使不少学者失去了基本的是非标准和真假判断能力，有的大学教授甚至智商退化得不如农妇，因为一个农妇尚且通过一次旅游而知道自己的文明程度不高，能体验到中国大陆没有美国、日本甚至韩国、台湾地区的文明程度高。非但如此，有的学者还进一步堕落到以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为能事。中共十八大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任务，但目前只是集中精力搞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尚未展开，依法治国也只是在推进中，然而，居然有人写出“中国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中国是第一层次的国家”之类的文章，并在报纸和网络上四处转载。这种病态倾向若继续发展，必然导致整个民族的精神下沉，国家层面的决策智慧也难免严重弱化。03马上超美国？思想界不少人忘记了“韬光养晦”前面提到，启蒙的传统是把政治和观念（道德）的进步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准，看做文明的高层次元素，而把技术与经济的进步看做制度与观念进步的产品，是文明的底层次元素。马克思把政治和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而把技术生产力在内的经济作为“基础”。中国学者是马克思主义底色的，从物质层面分析是特长，然而，恰恰在自己所长之处，很多学者也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邓小平曾经有个预测：中国可以在2050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邓小平是伟人，有超出常人的历史洞察力。根据中国的落后状况，邓小平还提出了“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以及“韬光养晦”等战略。然而，思想界不少人已经忘记了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刚刚吃了几天饱饭，他们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专门写预测文章，有的预测中国将在30年内超过美国，有预测只需要15年，还有预测到2020年就可以了；有的学者一直鼓吹“中国模式”的经济发展最有效，将拯救世界；还有众多的网络文章不断地揭露美国穷人生活困难、纽约等城市基础设施落后等等，这样的宣传让人觉得中国已成经济大国，与美国平起平坐并马上就要超过美国了。事实究竟如何呢？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说，中国人目前的生活水平仅相当于100年前的美国。如果对经济稍微有一些理解，就会认识到奥巴马不是在胡说八道。即便国内目前的统计学是可靠的，也不能以GDP总量来判断经济实力，它说明不了很多问题。早在清朝，中国的GDP就是世界第一了，但却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度。即便中国在十几年或几十年之后GDP超过美国，那也不说明中国赶上了美国。即便是人均GDP，在衡量经济发展程度上也没那么重要，卡塔尔、科威特等国家人均GDP都排在世界前面，但谁也不认为它们是经济发达国家。马克思从来没有把GDP纳入对文明的思考，那时候也没有这个概念。把GDP作为衡量经济的一个标准，只是二战后庸俗经济学的庸俗传统。在马克思那里，底层文明元素（经济基础）的核心是技术。不可否认，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在技术上有空前的提升，但目前的整体水平在国际上属于很低的，属于第四梯级。在几乎在所有工业领域包括钢铁冶炼，我们都落后于韩国一个技术梯级，而韩国也仅排在世界第三梯级。这就是说，仅从文明的低层次元素来衡量，我们的道路也是十分遥远，还属于“野蛮”状态。如果从高层次元素来衡量，差距有多大就不好说了。因为文明的高层次元素不那么直观，容易遭到各种模糊和诡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尚处在模糊和诡辩阶段的民族精神，必定是缺乏理性之光的，是昏暗的。

一位解剖过3000多具遗体、面对过形形色色死亡的法医，对于死亡，“看淡”本应是他的常态或是职业本能。但一位日本的法医却发出了“我们这个国家一定是生病了”这样的感叹。他究竟身处怎样的人世间，见识了怎样的人间事，才发出了如此叹息。下面就让我们进入西尾元法医的世界，从他的视角来体悟死亡背后不一样的日本社会。01西尾元与他的《法医笔记》1962年，出生于日本大阪市的西尾元与中国的知名小说家秦明一样，同为法医也同为畅销书作家。不同的是秦明写的是小说，而西尾元则侧重纪实，因而他的作品更具有现实性。西尾元是日本兵库医科大学法医学研究室主任、教授，同时他也是一名法医，每年经他之手解剖的遗体有200到300具之多。被解剖者因为各种原因死亡：事故、虐待、自杀，等等。从解剖第一具遗体开始到3000余具，2010年，西尾元将自己从业多年的“心得”或者说“体悟”，写就成《法医笔记》一书出版。3000多具遗体就是3000多个人，他们生前身后有着3000多种不一样的人生。西尾元从他所经历的案例中选取了40件，讲述了40多个人的生前身后事，一个个有关死亡的故事（事件）。多年来，令西尾元印象尤为深刻的一起案例是，死者在两周后才被人发现，而发现者不是旁人却正是与他同住的父母。这本是一起因疾病而致死的普通案例。解剖时，西尾元发现死者的喉部有大量脓液，脓液堵住咽喉后又顺着呼吸道流至肺部，从而引发肺炎，最后死者因无法呼吸而窒息身亡。这起普通案件之所以会引起西尾元的注意，一是因为肺炎不仅在日本，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早已不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如果患者能及早就医完全不至于死亡。因普通肺炎导致死亡，这令医生出身的西尾元十分介怀。如果说死者是因为经济原因而没有能力就医，那是无法解释通的，因为在日本，如果确实无力承担医疗费用，政府会为其负责。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人死于普普通通的肺炎？这个问题萦绕在西尾元脑中，最终他还是从警方找到了答案：原因是不想麻烦人。电影《百元之恋》剧照02“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不要给人添麻烦”，这是日本人的固有认识，也是日本人从小被灌输与教育的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培养下，他国人眼中的日本人是有礼且克制的，但实际上，“不要给人添麻烦”的潜台词就是——别来烦我，当然我也不会来烦你。前文中的死者，难道仅仅就是因为得病后不想麻烦人，而最终导致死亡的吗？是又不是。这名死者生前并不是独居，而是长期与父母住在一起。那么为什么，他在患病的时候不向自己的父母寻求帮助呢？哪怕是打个电话向外界求助呢？警方也曾将这个问题“抛向”死者年迈的父母，对此两位老人既难堪又难过，甚至有些难以启齿，因为他们与儿子“形同陌路”已经近二十年之久，虽然他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死者的母亲是由于多日没有听见儿子的“动静”很担心，在敲门依旧没有声音后，才进入儿子的房间发现儿子已经死亡的。根据尸体情况和尸检报告，被发现时死者已经死亡两周了。推想两周前，死者已经患有肺炎，身体状况糟糕，但即便那个时候，他也没有向自己的父母求助过。为什么？难道只是为了不想给父母添麻烦吗？显然不是。根据警方的调查，死者大学毕业后顺利地进入一家公司工作，当时与父母的关系正常，后来因为公司经营问题，他不幸被裁员了。之后他又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但不久又因性格原因被公司解雇。此后，他就好像陷入“性格的魔咒”，连续被几家公司因性格问题被解雇。由此，他认定自己性格确实存在缺陷，而这种认知让他越发不愿意接触社会、不愿意走出家门，最后甚至不愿意与人说话。最初，他的父母只是觉得儿子心态一时没有调整好，在家休养一段时间后就会好的。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见儿子既不愿意找工作，也不愿意与人交流，就变得焦虑起来。在劝说无果后，三人的关系也愈发变得紧张起来，后来他们的儿子连自己的房间也很少走出来，也不愿意他们进入。为了不让父母进入自己的房间，儿子还曾对自己的父母动过手。他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渐渐地，这一家三口便过上了“形同陌路”的生活，而且一过就是二十年，这也就是死者在去世两周后尸体才被父母发现的原因。电影《不求上进的玉子》剧照03“8050现象”即便生病也不愿向父母求助，这确实是“不想给人添麻烦”的表现，但死者又确实给父母添了二十年的麻烦，因为他一直在“啃老”，这就要说到日本的“8050现象”。所谓“8050现象”是指，日本存在的80岁的父母还需要照顾50岁孩子的这种“抚养倒挂”现象。这种现象在日本不在少数，这也与日本的“宅文化”的流行有一定关系。广义的“宅文化”当然不是指“家里蹲”，不与社会接触，而是指注重私人空间、专注精神追求的一种生活形式。这种起源于日本的“宅文化”在日本越发地向“宅”性发展，据统计，目前日本有近百万的“蛰居族”。如同前文中的死者一样，作为成年人，他们不工作、不出门，整日将自己关在房间里，衣食住行都还需要父母照顾，这些人也被称为“啃老族”。2019年日本曾爆出一则新闻，76岁的日本前农林水产省事务次官熊泽英昭亲手将自己的“啃老族”长子杀害。他44岁的儿子熊泽英一郎，不仅长期毒打自己的亲生母亲，使之患上严重抑郁症，而且还导致女儿因为哥哥的暴力行为而自杀。这位曾身居高位的日本父亲，最终还是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来解决这场家庭人伦悲剧，最终他被判处了六年监禁，用他的话说“有责任为罪行付出代价。有关熊泽英昭事件的新闻报道04矛盾的日本人这种代价在老年一代和中年轻一代日本人身上越发显现，这也显现了日本人性格中的矛盾一面。《法医笔记》中还讲述了一个被“活活”冻死的案例，讲述该案例之前，先来说一说什么叫“奇异性脱衣”。“奇异性脱衣”是一种人体生物学现象，通俗讲，当一个人处在要被冻死的状态下时，他会“反其道而行之”，不是尽量多穿衣服取暖，而是会将身上的衣物脱掉，从而令自己被活活冻死。这些濒死状态的人，之所以会把衣物脱掉，是因为意识已经发生了错乱，人在冷冻的濒死状态下，大脑会令身体产生异常燥热的错觉，从而加速了其死亡。纪录片《无缘社会》剧照下面这个案例中的死者就是这种情况，一个寒冷的冬日，在接到警方尸检的通知后，西尾元如往常一样来到了尸检室，此时尸检台上已经躺着一具尸体。单从外观来看，这具尸体没有经受过什么外伤，西尾元只是在死者的关节处发现了一些细微红斑。对于该名死者的死因，警方没有给出判断，当时凭借经验，西尾元初步判断该名死者被冻亡的可能性极大，接下来的解剖逐步验证了他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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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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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男博士不顾父母劝阻，前往美国留学，但在一次飞行中，坠机身亡。警方到达坠机地点，却搜寻不到他的一丝踪迹。而远在国内的父母，面对这个坠机惨死的独生子，居然只留下了短短的一句：“他应得的，就让他永远留在美国吧。”他与父母有何种恩怨，以至于亲子关系如此淡漠？而他又为何会从直升机上坠下，活不见人，死不见尸？01张宇，自小学便习优异，乖巧听话，是父母引以为傲的好孩子。清华毕业后的他，不急于进入社会，而是想继续深造。父母接受他的提议，并对他大力支持。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令父母对这个极为疼爱的儿子，失望至极。张宇是独生子，自小便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父母对他可谓是掏心挖肺，付出了超乎常的精力。那天，张宇找到父母，支支吾吾说出了一个决定。“爸妈，我有件事，想跟你们说。”张宇低着头，表情凝重。“什么事啊？搞得神神秘秘的。”“我决定了，我想要去美国留学。”“什么？美国？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我已经决定好了，这次来，就是通知你们一下。”这是张宇第一次，用如此坚定的语气跟父母说话。母亲听到之后，情绪瞬间崩溃。她大吼大叫，反对儿子离开自己身边。父亲则是沉默地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愤恨的眼神，时不时瞟向张宇。张宇知道，父母不可能会轻易答应自己离开，但他却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丝毫不理会大闹的妈，愤怒的爸，大步走出了房间。“反了反了，翅膀硬了，不需要我们了，就准备跑得远远的。你这白眼儿狼，枉人为子。”母亲指着张宇的背影，不断地咒骂。张宇当了太久的乖孩子，这一次，他想远离父母，真正的长大成人。所有人都对他的选择感到不解，但他不想再去考虑别人的想法，而让自己委曲求全。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彻底摆脱父母的桎梏，痛痛快快为自己活一场。因为他的内心，极度渴望自由，渴望天空，渴望飞翔。于是他想了很久，才鼓起勇气，做下了这样一个决定。那天，他带着自己攒下的所有钱，坐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没有亲人相送，也没有祝福拥抱，孤零零地踏上了去往异国他乡的道路。到了美国，他打电话给母亲，希望能得到她的谅解。“妈，原谅我。”“你是不是早就烦透了我，所以才想逃离我。”张宇不知道该怎么回话，毕竟，他是真的烦透了父母。自出生之日起，父母就将生活的重心，完全放在了张宇的身上。张宇的一举一动，皆在他们的掌控之下。吃多少饭，喝多少水，吃多少水果，上几分钟厕所，甚至连睡几个小时的觉，都要听从父母安排。02张宇本以为，毕业之后，就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的人生。但没想到，父母立刻给他安排了相亲，并规定好了结婚生子的时间。他感觉这种生活，窒息又紧绷，再不逃离，会忍不住发疯。“妈，我说实话，我害怕你。在你的周遭，好像有一个吸食空气的恶魔，只要稍微一靠近，便会无法呼吸。”“好，好，我本以为付出所有，你会感念我的养育之恩。如今看来，是我一厢情愿了。从今天起，我们断绝母子关系，以后不要再联系了！”母亲不给张宇回复的机会，便挂掉了电话。从此以后，张宇与家里，失去了联系。2017年，张宇进入到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专业是人工智能和自然语言处理。除此之外，他还是谷歌和微软的实习生。不过，他最大的兴趣和爱好，则是飞行员。每当他看到天空中自由驰聘的雄鹰，都会满心羡慕。因此，他也有了一种飞翔的冲动。他专门去学习了飞机驾驶技术，成为了一名持证的私人飞行员。此后，他经常带着朋友，穿越美国的上空。每当他俯瞰脚下的山水人物，都会有一种绝对自由的感觉，这是他自小，便梦寐以求的东西。张宇在美国结了婚，妻子同是清华毕业生，两人志同道合，性格互补，可以说是天作之合。在举办婚礼那天，有一件事，令他犯了难。他不知道该不该给远在国内的父母打电话，让父母赴美见证这美好的时刻。他怕被拒绝，更怕被恶言相向。最后，他放弃了这个想法，他怕父母会在这重要的时刻，突然发疯大闹，破坏掉婚礼现场。父母听说他已经在美国结婚之后，心如死灰，他们给儿子张宇，打了人生中最后一个电话。03“你真的不打算回国？也不打算认我们了？你当真要如此冷血？”“爸妈，对不起，我可能要定居美国了，以后也不会再回去了。”“你真狠心啊，竟如此对待将你养大的父母。甚至连结婚都不通知我们。”“我......”张宇不知该如何解释，因为父母说的，也是事实。母亲的来电，令他突然回想到小的时候，受到的那些苦难。因为上厕所超出两分钟时间，被母亲揪出来批判。因为吃饭掉在桌子上几滴饭粒，被母亲拿起整个碗，扣在了头上。他清楚记得，满头的米饭，满脸的泪，以及满心的恐惧。母亲给所有事物，都定好了规矩，他在这个规矩里，不敢越雷池半步。04母亲对他十分严格，又十分在意。母亲为了有充足的时间与他相处，甚至辞掉工作，专心在家陪他。为了让他安心学习，母亲还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到大学毕业。对于母亲来说，已经付出人生中的全部。可对于张宇来说，却失去了大学之前的整个人生。而父亲，是母亲的强烈支持者和追随者。只要母亲说出的话，父亲便会无条件顺从。所以，张宇并没有帮手，也无从求助。“你在美国，有想过我和你爸老了之后，该如何生活吗？”“我会按时给你们打钱。”“我缺你的钱吗？我养大你，要的是你的陪伴，是你的爱。”“可是我给不了，我能给的，就只有钱。”“既然这样，那就算了。”母亲挂断了电话之后，张宇才意识到，父母是真的要与自己恩断义绝了。他回想着母亲与他说的每一句话，越发的难受。那天，他独自驾驶飞机，飞上了天空。可飞机突然失去控制，飞越边境，在加拿大上空坠落。飞机最终坠入安大略省一处植被茂密的森林中。可当救援人员到达坠机现场时，却没有发现张宇的一丝踪迹，这令人大感不解。经过调查，警方在坠毁的机舱内，发现了张宇留下的个人物品。并且坠毁时，飞机的一侧门是从内部打开的状态。这种种巧合均表示，这起飞机坠亡案件，没那么简单。经过分析，张宇很可能是将飞机的自动驾驶功能打开之后，主动打开飞机舱门，并跳了下去。也就是说，张宇自杀了。张宇跳下去之后，飞机自动驾驶了一段距离，最终飞过边境，因燃油耗尽而坠落。05可如果真是这样，张宇为什么要自杀呢？他明明有好的学历，好的前程，还有志同道合、恩爱有加的妻子。如果他愿意，本可以过着幸福的生活，享受肆意的人生。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亲手将自己的生命，终结在了27岁。后来，妻子在家里，发现了他的遗言：“不要为我的离开感到难过，这是我的本意，也是我的解脱。”妻子表示，张宇一直以来，都患有严重的抑郁症。而这抑郁的来源，则是早已没有联系的父母。“他常常因为没有处理好与父母的关系而懊恼，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心病。”妻子对调查人员，如实说道。“所以在此之前，他有过自杀倾向吗？”“从来没有过，他只是会经常偷偷流泪。”张宇离开家里之后，看似获取了自由，但却时时刻刻背负着良心的枷锁，时时刻刻不得安生。他始终记得母亲那句“断绝母子关系”，始终记得父亲望向自己，带着恨意的眼神。他以为父母最终会理解他的苦衷和行为，但没想到，父母始终没有原谅他当年私自离开。“他曾说，他每天都会从抑郁中醒来。”妻子继续向警方回忆道。四年之后，一名男子在密歇根的某处狩猎场里，发现了一个被衣物紧紧包裹的残骸。经过DNA鉴定，确定他就是消失已久的张宇。可当警方联系张宇父母，劝其来为儿子收尸的时候，张宇父母却说了一句冷漠至极的话：“就让他留在美国吧，这是他自己的意愿。”冷冰冰的话语，听起来没有丝毫伤心，只有永不消散的恨意。

“东风快递”，国之重器！然而，去年以来，这个重器内部，却有多人因严重违法违纪，这无疑是对军队纯洁性和先进性的严重挑战。2023年7月26日，公众号“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发布公告，军委装备发展部征集2017年10月以来装备采购招标评审活动中专家违规违纪问题线索。5天后的7月31日，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火箭军司令员王厚斌和政委徐西盛晋升上将。这是首次披露两人新职，同时证实火箭军原司令员李玉超和原政委徐忠波双双被免。据《北京日报》2023年11月25日消息，11月24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由驻京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选出的北京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李同建，因涉嫌严重违纪和职务犯罪，2023年9月28日驻京部队召开军人代表大会决定罢免其代表职务。北京市人大官网公开的信息显示，李同建1970年2月出生，身着火箭军军服，佩戴少将军衔。2023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罕见同时罢免9名将领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但并未交代罢免理由。涉及军委联合参谋部、军委装备发展部、海军、空军和火箭军5个（正/副）战区级单位。3名上将被罢免代表资格，分别是空军原司令员丁来杭，以及火箭军两任司令员周亚宁、李玉超。同时，丁来杭的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亚宁的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均相应撤销。至少4名中将被罢免代表资格，分别是：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振中（曾任火箭军副司令员），军委装备发展部原副部长张育林，南部战区原副司令员兼战区海军原司令员鞠新春，火箭军原副司令李传广。另外2人是，火箭军装备部部长吕宏、军委装备发展部副部长饶文敏。2024年1月15日，中国人大网发布的2024第一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中，有一份《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这份报告交代了上述9人被罢免的理由：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说明这9人已经全部落马。2024年6月27日，官方发布重磅消息：前后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被开除军籍、党籍，取消上将军衔，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其中，魏凤和从参军开始就在第二炮兵，从1970年到2010年40年间，他的履历从未离开过二炮部队。在第二炮兵，魏凤和从普通战士一步一步成长为参谋长。2010年到2012年短暂离开二炮，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2012年，魏凤和回到二炮并担任司令员，2015年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后，他成了火箭军首任司令员，直到2017年卸下这一职务。根据军委纪委监委查办案件中发现的问题线索，经党中央研究决定，2023年9月21日，由军委纪委监委对魏凤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对魏凤和的通报，措辞极为严厉，尤其是信仰坍塌、忠诚失节这样的表述，以前很少见。这也意味着，火箭军前三任司令员魏凤和、周亚宁、李玉超已全部落马。李玉超毕业于全军首届师团职硕士研究生班，曾任原二炮应急机动作战团团长、核常应急导弹旅旅长、核导弹旅旅长、新型常规导弹旅旅长，火箭军某基地司令员、96603部队部队长，火箭军参谋长等，2017年当选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2022年1月，李玉超晋升上将军衔，并首次以火箭军司令员身份亮相，同年当选二十届中央委员。李玉超曾参加两次阅兵。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中，时任原二炮其基地副参谋长李玉超担任二炮装备大队副大队长。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中，时任原二炮某基地司令员李玉超担任常规导弹第三方队领队。7月18日下午，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披露：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开除党籍的处分。三人都是军中高级将领，其中，李尚福、李玉超的违纪违法问题此前已披露，李尚福此前已被免去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部长职务，开除党籍、军籍处分，取消其陆军上将军衔。李玉超上将曾任火箭军司令员，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2023年9月已被罢免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孙金明中将的违纪违法问题是首次披露，他曾任火箭军参谋长。孙金明中将是江苏泰州人，曾任原第二炮兵某训练基地司令员等；2022年接替李玉超出任火箭军参谋长，同年当选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近年来，李传广、李军、李玉超、孙金明等均曾担任火箭军参谋长，李传广、李玉超、孙金明均已落马。李传广中将此后担任火箭军副司令员，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2023年12月5日，火箭军召开军人代表大会决定罢免李传广的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其代表资格终止。截至目前，2023年以来落马将领中与火箭军有关的至少就有8人。这8人分别是：火箭军前三任司令员魏凤和、周亚宁、李玉超，火箭军原副司令员张振中、李传广，火箭军原参谋长孙金明，火箭军装备部原部长吕宏，“70后”火箭军少将李同建等。早在60多年前，“中国火箭之父”钱学森就已发出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的呼声。钱学森疾呼：“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制造出自己的火箭。我建议中央军委，成立一个新的军种，名字可以叫‘火军’，就是装备火箭的部队。”“火箭军”之名由此而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成立前身是第二炮兵，成立于1966年7月1日，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成立的一支掌握现代化尖端武器的新型部队。2015年12月31日，中央军委举行仪式，将第二炮兵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部队，并授予军旗，第二炮兵也由原来的战略性独立兵种，上升为独立军种。火箭军作为中国国防力量的砥柱中流，一直是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坚强后盾。这支核力量的战略地位，不仅关乎国家的安全，更是国家尊严和国际地位的象征，这样一支被寄予厚望的军队，部队首长却接连落马。惊愕之余，更多的是痛心疾首。这既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也是一次深刻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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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我看到一组数据，美国每年能卖出4000多万台电视，这可把我给震惊了！要知道美国才3亿多人口啊，这消费能力也太强了吧？再看看咱们中国，虽说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但电视销量却不尽如人意。这让我不禁陷入了沉思：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中国电视市场：曾经的辉煌，如今的尴尬还记得十几年前吗？那时候买台彩电可是大事儿，全家人都得凑钱。电视机摆在家里，那可是门面啊！可现在呢？走进电器城，琳琅满目的电视看得人眼花缭乱，可就是提不起兴趣。说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同质化太严重了。你瞧瞧，这个牌子说自己是AI智能，那个牌子说自己是全面屏，再看看参数，其实都差不多。消费者都快看晕了，最后只能拼价格。这不，价格战打得不可开交，可怜那些小品牌，赔本赚吆喝的买卖谁愿意干啊？创新不够给力。咱们的电视品牌是不少，可你说说，最近几年有什么真正让你眼前一亮的新功能吗？好像都是在原有基础上加点小玩意儿，难怪消费者提不起兴趣。再说内容，现在的智能电视说是能看网络视频，可那界面，操作起来比手机app还麻烦。而且广告又多又烦人，看个节目都得先忍受几十秒广告，搞得人直想摔遥控器。美国电视市场：消费者的天堂再看看美国，虽说人口少，但电视销量可一点不含糊。为啥呢？人家重视用户体验。美国的电视品牌在设计上就很下功夫，不管是外观还是操作界面，都让人感觉很舒服。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也做得不错，买了电视有问题随时可以找人解决，消费者自然放心。营销手段高明。美国人善于利用各种节日搞促销，比如“黑色星期五“、超级碗赛事期间，电视销量都会大涨。再加上各种社交媒体的宣传，把新品的卖点说得头头是道，消费者听了都想买来试试。产品更新快。美国消费者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很高，厂商也乐于推陈出新。4K、8K、OLED，只要有新技术一出来，马上就能在市场上看到相应产品，而且价格也不算太离谱。这种良性循环，自然能刺激消费。破局之道：中国电视市场如何突出重围？打造“杀手级”功能与其跟风加智能语音、AI推荐之类的噱头，不如想想怎么解决用户的痛点。比如，能不能开发一种技术，让老人家也能轻松操作智能电视？或者设计一种防蓝光屏幕，让熬夜看剧的年轻人也能保护眼睛？只有真正解决问题的创新，才能赢得用户的心。优化内容生态现在的智能电视，内容是个大问题。要么就是各家APP互不相通，要么就是广告太多影响体验。其实可以跟视频平台合作，开发专门的TV版应用，既保证画质，又能提供流畅的操作体验。再把广告做得巧妙些，别老是强制插播，用户体验肯定能上一个台阶。差异化营销别总是打价格战了，多想想怎么突出自己的特色。比如，针对不同人群设计不同系列：学生党喜欢的游戏电视、老年人专用的大字体电视、设计师钟爱的高色域电视等等。找准目标群体，有的放矢地宣传，效果肯定比满大街打广告强。提升售后服务好的售后服务能让顾客变成回头客。可以学学汽车4S店的模式，不仅提供上门安装调试，还可以定期推送使用技巧、保养知识等。让用户感受到，买了你家的电视，就是加入了一个温暖的“家庭”。拥抱新技术别总是等别人做出来了才跟风，要敢于尝试新技术。比如说AR/VR，为什么不能和电视结合？想象一下，戴上VR眼镜就能在客厅看3D电影，是不是很酷？又或者研发一种能根据室内光线自动调节亮度和色温的屏幕，既护眼又省电，相信会吸引不少消费者。结语：重振雄风，任重道远回顾中国电视产业的发展史，从最初的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再到如今的智能电视，我们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虽然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我相信，只要我们能抓住机遇、直面挑战，中国的电视产业一定能够重振雄风。毕竟，电视不仅仅是一件电器，它承载着太多家庭的欢声笑语，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让我们一起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电视能够真正成为智能家居的中枢，为千家万户带来更精彩的视听享受，也为中国制造赢得更多的国际赞誉。

1989年5月31日，在征得陈云、李先念同意后，邓小平找李鹏、姚依林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次谈话的核心内容之一是选什么样的人进中央领导班子。邓小平深知选人重于泰山。他结合自身经历讲了一段党史，他说：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在这中间有一段时间，说是要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就勉强拉工人来当领导。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