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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眼睛||理论园地：霍俊明《网络使得快餐式的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泛滥成灾》（连载2） （总4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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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俊明：网络使得快餐式的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泛滥成灾
(作者：霍俊明)
海德格尔曾强调地理学者不会从诗歌里的山谷中去探询河流的源头，但是，一个合格的、尤其是优异的诗人，应该能够通过诗歌话语的方式反观、回溯甚至命名、发现、挽留和“虚构”一个不断远去的“故乡”与“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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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当下如此纷繁莫名的诗歌现象（乱象）和生态景观，作为阅读者和批评者的我，更多的是充当了隔岸观火者的悲哀角色。至于我们能否在时代和命运的漩流中探得诗歌的冷暖与真味，更多时候却未为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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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分层的愈益明显、社会问题的日益突出，诗人们更多地以伦理化和社会化的方式关注社会“现实”。这种诗歌语言方式的大面积涌现，不仅与个体的言说需要有关，也与写作身份以及主流文化对底层和新农村、新工人主题的强调有关。其好的一面，在于强调了诗歌与“现实”的密切关系。但是，因为大量的仿写、复制甚至被“利用”和“消费”，这种语言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完备意义上的诗歌本体。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年轻诗人的语言看似更为自由和多元，但其实更多地呈现出一种随意化。更多的诗歌写作者包括在各种报刊媒体上经常露面的对诗歌语言普遍缺乏必要的敬畏之心和谦恭之德。
实际上，在美学趋向和艺术方式等方面，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并不一定就与此前的诗歌有明显不同。但在当下，诗歌的公共性和阶层性特征已空前加强，诗歌写作的电子化、媒体化也十分明显。在很多人看来，诗歌的门槛似乎已经不复存在。而网络、手机等作为一种媒介方式，也使得诗歌写作、发表和传播变得愈益快捷，任何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话语权力。但是，网络也使得众多更为年轻的诗歌习作者空前缩短了诗歌写作的“黑暗期”和“沉淀期”。他们对诗歌的敬畏心理正在空前淡化。这当然并不是说诗歌写作有多么神圣，但是，诗歌的精英化传统和知识分子传统无疑正在遭受到挑战。与此同时，网络也使得快餐式的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泛滥成灾。如何利用论坛、博客等媒介方式合理说话，而不是作为争夺眼睛经济的噱头，是诗人们需要深入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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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并不是一个拒绝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地方主义”者。问题是，中国越来越多的诗歌已经呈现出看似自由、实际却不断趋同化的写作趋向。换言之，中国当下的诗歌不是个性越来越明显，而是被置换和消费的部位越来越多。无论是草根写作、底层写作、（新）农村写作，还是城市化以及翻译体式的全球化写作，诗人和诗歌的面目已经模糊，声带已经虚假，甚至连血液都是荷尔马林的味道。我们已经分不清张三和李四的区别，分不清河北和北京的区别，分不清南方和北方的区别。海德格尔曾强调地理学者不会从诗歌里的山谷中去探询河流的源头，但是，一个合格的、尤其是优异的诗人，应该能够通过诗歌话语的方式反观、回溯甚至命名、发现、挽留和“虚构”一个不断远去的“故乡”与“出生地”。基于此，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不是地方产生了作家，而是作家通过写作产生了一个个“故乡”。而这个“故乡”和“出生地”又是如此胶着地与个体生命、现实境遇和历史烟云融为一体又相互打开。
这不能不让我想到智利诗人聂鲁达。在自己的人生后期，他不时地回溯自己的南方故乡，故乡的自然景观和平凡事物成为他诗歌写作中最为重要的元素和驱动力。在阐释地理环境、“故乡”知识与诗歌写作以及诗人性格之间的关系时，我不是“环境决定论”者，也非“环境虚无论”者。但我更愿意注意到诗歌与文化地理、“精神风水”之间复杂而深具意味的结构。如今，我们已经目睹太多个体、地方性在这个新的“集体化”时代的推土机面前的脆弱和阵痛，由此，“在地方”的写作就具有弥足珍贵性，当然也具有不言自明的尴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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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世界性有时候也是一个伪问题。世界性和民族性、地方性以及个人性能分开吗？在一个愈益全球化和去地方化的时代，诗歌写作的本土性和民族性是必须受到重视的问题。而诗歌的互文性在全球化的今天已经难以避免。但是，很多诗人参加国际诗歌节，除了露露面、朗诵下、参观下，还有什么值得炫耀之处？中国现代诗歌向外国诗歌学习是一种必然。但既然是汉语写作，就应该是本土性和民族性的。诗人们不断用其他外国的诗人口吻和语法说话，最多是一种写作的贩卖和贩运者。这些诗歌和生命和“中国现实”没有什么关系。中国诗歌传统已经足够丰富，中国的社会现实已经足够震撼和荒诞，希望更多的诗人说写属于“自己”的诗。
在经济促进诗歌发展的同时，诗歌还需要什么呢？需要金钱还是大厦？我想，当下诗歌更为需要的是一张安顿精神现实的小小松木书桌。诗人们需要走出房间去，看看曾经的时光和当下哐哐作响的社会现实。
霍俊明：聚光灯之外的“崮山村”与精神地理--论孙梧诗歌
诗评家霍俊明
孙梧是山东青年诗群中的重要成员，也是庞大的“70后”诗人群落中具有相当实力和写作前景的诗人。尽管没有和孙梧有一面之缘，但我想这种更为纯粹的立足于诗歌文本自身的解读或者阐释可能会更为可靠与扎实。当然面对同一代人复杂多元的诗歌写作，我的阅读只能是立足于个人趣味的。
一
在网络、电视、博客、电子书等新媒体发飙的时代，优秀的诗人在数量惊人的诗歌海洋中更容易被淹没，这正如我在写作“70后”先锋诗歌专著《尴尬的一代》一样，我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即限于个人阅读视野和美学趣味的局限很定会有大量的同时代的优秀诗人被我所忽略。
孙梧就是这样一位“聚光灯”之外的诗人。尽管作为“70后”诗人，孙梧的诗歌写作经有10多年的时间，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孙梧在一定程度上还一直处于“黑暗期”，换言之他的诗歌写作一直没有被所谓的主流和“学院”所大范围的认可和讨论。但是我想这在另一个层面来看未必是坏事。我们在这个时代看到了那么多不纯粹的诗歌写作者，看到了那么多心事重重、心怀鬼胎的诗人，看到了那么多的女性诗人在用身体和欲望招摇撞骗，看到了那么多被诗歌选本、诗歌奖项、诗歌活动和诗歌批评“宠坏”的时代献媚者和个人趣味的极端主义者。像孙梧这样的在“黑暗”和“孤独”中仍然在默默低音和歌唱的诗人反倒会在更持久、更有力、更自觉的向度上赋予其诗歌成色的独特和饱满，诗歌在内心和时代所发出的回声会更具膂力。当然在一个阅读和评论失范的年代，想要最终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广泛认可无疑是困难的。作为个人的写作可能会在后社会主义时代仍会延续下去，因为这个推土机和拆迁队无比疯狂的年代同样制造了大量的“政治话语”。这种诗歌写作的寓言性和“政治话语”是必备的，但是其前提仍然是个人化和诗歌本体意识的，我们不是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诗歌话语权力的争夺者以及在主流美学的规训下“思想”和“写作”一起被征用的流行的“底层诗人”和“现实主义诗人”吗？而多年来孙梧基于个人经验、想象力、语言锤炼和介入现实的诗歌写作，立足于自己的精神故乡“崮山村”的时代乡愁、精神地理和个人传记为当下诗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诗歌写作个案。无论是孙梧早期青春式的、挽歌式的歌唱，还是后来乃至近期对历史、生存、时间和灵魂的极具个人化想象力的“现实感”与“寓言性”相交织的诗歌文本都呈现了一个既单纯又繁复的诗人影像。
如果说1989年冬天王家新不断和俄罗斯千里的冰雪，不断在暴风雪和狼群围困的夜晚和帕斯捷尔纳克进行精神对话的时候，北京十二月轰响的泥泞不能不充满黑色和绝望的质地。我们在谈论1990年代诗歌的时候都是以所谓显豁的转型期的时代作为重要的诗学背景，换言之1990年代诗歌的诗学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被指认为归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而到了1999年之后尤其是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人们谈论最多的恰恰是时代和文学的娱乐精神，而忽视了一个即使工业化和商业化的时代其写作的难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是同样困难重重的事实。而孙梧却极为清醒地认识到更多的诗人和评论者沉溺于个人甚至荒诞的后社会主义时代主流美学伦理温柔的天鹅绒般的牢笼之中，而他则继续在和“帕斯捷尔纳克”们交流，而呈现的场景则更为繁复。安置灵魂的书卷和嘈杂迷乱的日常生活都在交互辩驳中登场，而疾病的气息则占据主导。尽管在记忆深处和诗歌写作中孙梧不断在暗夜返还出生地和精神的故乡，一次次对城市抱以必要的警惕与反省，但是它们却是离1970年代的故乡越来越遥远，在工业化的城市中越陷越深。孙梧的很多诗作都与摆脱不掉的“乡村”、“农耕”有着血缘联系，他的这类题材的诗作很容易让我们看到目前铺天盖地的“底层”、“打工”、“新农村”、“弱势群体”写作所制造的新一轮的题材神话、文学伦理，也同时给这类题材的写作制造了难度。而特殊的时代背景、成长历程使得孙梧天然地关注生存、底层、城市和乡村，但是尤为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充满廉价的贩卖痛苦来争得时代和读者同情的“地铁歌手”和“乡村苦吟”，而是在相当自觉和反思的姿态上呈现了诗歌写作的复杂性以及一代人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在孙梧这里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都呈现了其他诗人少有的冷静的原生态的质素，但是这种原生态的关于乡村和城市的场景却是经过了诗人高超的修正和加工之后的形态，更趋真实、客观和冷静。当然孙梧的一些诗歌存在着反复阐释的倾向，这一定程度上使得诗歌的视阈还需要进一步打开与拓殖。
二
崮山村是孙梧文化地理版图上的根性之地，多年的乡村生活已经成为了孙梧精神和灵魂上永远都难以抹去的胎记，这所带给诗人的是一生都在继续的教育课，伟大的乡村本身就是一首永远都无法续完的伟大诗篇。
值得注意的是在孙梧的诗中有着大量的地理场景，而这些工业化语境中的曾经令人反复感怀的意象在诗人的世界中更多是经过哲思的过滤和折射，因为这些物象已经沾染上时代的锈蚀的痕迹。“地理”在孙梧的诗歌谱系中更多是作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现实与虚幻，家族与时代的一个背景或一个个窄仄而昏暗的通道，欲望和虚无夹击中“向后眺望”不能不是诗人的选择，而强大的诗歌精神和“出生地”的根性元素却都尴尬地成为“空荡荡”的被追悼的词。所以在我看来孙梧的诗歌始终坚持在看似日常化的真实生存场景和地理学场域中设置大量的既日常化又不乏戏剧性、想象性的同时寓含强大暗示能量和寓言化的场景。在这些苍茫的黑色场景中纷纷登场的人、物和事都承载了巨大的心理能量，更为有力地揭示了最为尴尬、疼痛也最容易被忽视的时代的华美衣服的肮脏、褶皱的真实内里。我想孙梧所持有的更像是“聚光灯”之外黑暗中的诗学，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重复光明、天空和玫瑰，作为创造者和发现者代名词的诗人有必要有责任对大地之下的黑暗之物予以语言和想象的照亮与发掘。基于此黑暗的地下洞穴中细碎的牙齿所磨砺出的“田鼠”般的歌唱正契合了最应该被我们所熟悉然而却一直被我们所漠视的歌唱。好的诗人都是时代的兢兢业业的守夜者，这个守夜者看到了夜晚如何把中国的乡村变成了一口深井，看到了一个推土机和搅拌机如何建造起一个个虚无的钢铁城市。在生存的夹缝中唤醒故乡的记忆肯定是尴尬的。这种无处不在的孤独甚至些许的恐惧感却成了现代人的梦魇。飞速旋转的车轮使乡村城市都患上了时代病。
在理想主义的乡村晚景和不断欲望勃起而精神萎顿的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夹缝之中，在精神的自我挖掘、奔突和深度沉潜中，孙梧发现了时代的疾病同时也目睹了自己惨不忍睹的精神乡愁，但是沉潜和发现都只能让他们加符合一个近于“孤独的演奏者”的形象。
在漫无边际的时间风雪和时代风暴中，诗人正如那棵高耸的杉树，用思想的头颅、用诗歌的身躯完成人生和生命的大诗，那枝头震落的白雪是诗人内心面对自我、时代的灵魂颤悸，“雪花已压弯梅枝 / 尘土，那些曾经被我扬起的尘土 / 覆盖的也不仅仅是肉体 / 不仅仅是日子，有些贫血的日子”（《草屋是我身体里的暗伤》）。在孙梧的诗歌中作为文化、自然、地理、生命和历史概念结合体的“崮山村”以一种“父性”和根性的膂力与诗人所要转述的乡村物像和人世场景慢慢融合，孙梧既身置其中又以一个高度旁观者的角色满怀忧戚或希冀地站在乡野平原和茫茫的两岸。“崮山村” 既是现实的又是想象的，既是具体的又是符号，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时代的“精神地理”和“历史症候”。
诗人告诉我们在无边的寒冷和死寂中，我们缺少的就是那个唤醒我们内心的人，而只有这个人才能让我们的河床有鲜活的水流而不至于在生活的压榨中愈益干竭。这个能唤醒内心的声音正是来自干燥、岁月深处的那个被遗忘的“乡下”，那个任何人都不应该放弃的“精神故乡”。它令人泪流满面正如乡下的冰雪路上推着装满白菜的手推车的父亲和秋风中忧伤的母亲。正是一只黑夜深处抚摸洋葱的那只粗糙的老手在抚慰和拯救我们失魂落魄的麻木内心，而“乡下”和“记忆”成了患病和贫血时代最为沉重的一副良药。值得注意的是孙梧的很多诗歌中所呈现的乡村背景中的“父亲”和“母亲”形象更容易在江非等代表性诗人那里找到清晰的谱系性。孙梧诗歌中的“父性”是沉郁的、朴拙的、粗犷的、坚执的、狂叫的和震撼的；“母亲”是温暖的、宽怀的、平静的。这两种隐忍而沉默的力量更像是失落的精神挽歌和最后的田园乡村在茫茫后社会主义时代夜幕里的最后闪光。深有意味的是孙梧诗歌中的“父亲”的家族谱系形象的反复出现，如《父亲的半亩菜园》、《父亲的三亩二分麦田》、《木轮车就要上路》等。这些默默的不停劳作的沉重形象是否印证了乡村历史无比压抑和苦难的一面，“隔着钟声，麻雀穿过炊烟 / 秋风还是穿越了菜园 / 父亲正在清理衰败的芸豆秧 / 准备种些应该种下去的大蒜、菠菜 / 他的身躯贴着土块，暮色贴着崮山村 / 天色已晚，手指已经没有了力气 / 他比以往沉默了许多 / 一直想点燃一根烟”（《父亲的半亩菜园》）。这是一代人记忆中的精神菜园，芸豆秧、大蒜苗、菠菜、红萝卜、青萝卜、胡萝卜这些卑微的乡野意象所一起呈现的正是同样卑微的生命和乡村履历。
值得注意的是孙梧的很多诗都是以“风”为场景或是一种诗歌结构，如《崮山村：我要描述的岂止这么多》、《草屋是身体里的暗伤》、《父亲的半亩菜园》、《被风吹了一下》、《风开始从山那边吹来》、《秋风正在风中慢慢褪色》、《让风再一次敲响窗棂》、《寒号鸟》等。“风吹着崮山村”的一切，这让我想起一个已逝诗人的诗句，风吹着过去，风也吹着未来。风吹着这些生机勃勃而又无比孤独的蔬菜和乡村植物，风也在吹着“父亲”脸上的皱纹和伤口。“风”在这里显然具有社会文化的寓言性，工业、城市、消费和娱乐的大风所裹挟的历史、乡村和正在逝去的当下之物。在这里“风”作为一个可以席卷一切的时间象征几乎卷走了一切美好的或忧伤的记忆，“十年了，我也始终在聆听骨头里的声音 / 然后，墙上的钟表越来越老实了 / 然后抬起头，看看窗前，再把自己交出”（《我以为十年很容易就过去》）。孙梧无论是在具体的生存场景中还是在怀想式的空间里都不能不面对酷烈时间的考验与捶打，记忆是无助的，而面对现实的记忆更是残忍的。在迅疾转换的时代背景中包括孙梧在内的这些从年龄上绝不年轻但也不算衰老的“70后”一代已经显现出少有的沧桑与尴尬，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贴近略显世故而又追寻纯洁的一代人发着低烧的额头。孙梧近期的诗歌在葆有了一以贯之的对生存现场深入探问态度的同时也频频出现了返观与回顾的姿态，这也不无印证了布罗茨基那句准确的话——诗歌是对记忆的表达，诗人也开始在现实与想象的时间河流中浩叹或失声。孙梧诗歌中的回溯和记忆的姿态恰恰是以尖厉的生存现场和个人化的发现为前提的，这些返观陆离光线中记忆斑点的诗行是以空前强烈的悖论性的反讽为叙写特征的。
从农耕情怀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沦落到此后急速推进的工业时代再到后社会主义时代，尽管孙梧的诗歌写作一直试图在多元化的路径中进行拓殖，但是他一直存留着一个疾风中“黑夜”的见证者和命名者的身份和胎记。孙梧在深入当代的个人化想像力中所呈现的是带有疼痛“骨刺”般的时代寓言，冰雪在无限期地阻挡朝圣者的小路。孙梧自觉或被动地与现场和历史产生了多层次的精神交叉和不停的摩擦，而冰冷、黑色、虚无、苍凉、疼痛、迷失，无不象征了这一代人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生活史、思想是和诗歌写作史的低沉底色。孙梧的很多诗作都在平淡的叙写和节制的语言中呈现了纷繁多样的乡村静物和生存现场与历史遗迹中的某个事物，这些静物与事物被类似于黄昏的淡淡的光晕所围绕，同时还有诗人久久的注视、挽留和轻轻的叹息。这也是为什么在孙梧的诗歌中有大量关于“桃花”的意象群体，这些脆弱的、浪漫的、绚烂的、短暂的乡村历史和农耕情怀的依托正呈现了已逝历史的可贵和不再来的巨大落寞与感怀的悲伤，“而桃花，呈现着一片粉红 / 在村前村后，在院墙的周围蔓延开来 // 我也是桃花的一个局部。包括守望、等待 / 包括撕碎一片一片的青春，包括回首 / 包括那墓碑上被风吹被雨淋的名字”（《每朵桃花都有自己的名字》）。
三
诗歌写作的平静、深沉的姿态使得孙梧既不是一个旧式乡土的守旧者，也不是一个故作先锋的城市的批判者，但是他却同时在诗歌写作中呈现了一个复杂的观察者和介入者尴尬的面影，而这使得他的诗歌具有了相当的复杂性。
孙梧无疑对“身边之物”投注了尽量宽广的考察视阈，孙梧在审视和叩问的过程中并没有呈现出简单而廉价的二元对立的冲动与伦理机制的狂想，没有在农村与城市、底层与中产、历史与当下、赞美与救赎、挽留与拒绝中设置鸿沟和立场，而正是这种融合的姿态反而使得以上的二元对立项之间出现了张力、弥散和某种难以消弭的复杂和“暧昧”。这种还原的历史主义和田野作业式的诗歌话语方式恰恰是在多个向度上再现与命名了诗人所经历的传统农耕社会的理想主义、革命教育与生活方式和此后工业和市场的无限推进的后社会主义时代泛政治语境下的尴尬心态与莫名的失落和恐惧。在一个写作如此多元、媒介如此便利的语境之下，诗人很容易跌坠入自我幻觉和日常叙事的天鹅绒当中去，很容易在丧失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维度的前提下承担、不介入、不担当、不决绝、不抵抗的暧昧与讨巧中来！这多像我们当下娘里娘气的“中性”和“去势”的时代。而孙梧的诗歌显然并非扮演了个人和日常叙事中小感受、小反思者的角色，而是有意识在文本的尽可能拓展的巷道上延展自己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小伙伴们洗完澡，就在旁边的水沟 / 堆水堑，造泥枪，然后谁也不认识谁 / 分成红军和蓝军，打泥仗 / 就这样直到放学，直到夕阳落下 // 直到我走向县城，他们走向比水库更新的日子 / 直到午夜的暴雨响起，我还披衣而坐”(《小水库》)。这种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真切言说基础上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就在最大程度上打开了现代诗歌应有的空间视阈，将消逝的和正在消逝的事物与情感交织在类似于无物之阵的迷津之中。简单的肯定和否定都只是少年和青春期写作的表征，而中年式的在肯定、犹疑、前进、折回之间展开的辩驳和诘问方式在孙梧这样的“70后”诗人中不能不日益显豁的呈现出来，这在《1982年冬，北风吹得最凶》、《小水库》、《丁亥年又是一个暖冬》等诗中有不言自明的袒现。缘于同一代人的感同身受，我经常在孙梧所提供的诗歌场景和细节中沉浸于对乡村往日的遥想和挽留之中，经常在纷乱的城市夜晚穿过岁月的烟云眺望碎片中那些再也不能复现的往日生活和少年情怀。那些村庄、河水、水库、打麦场、供销社、集市、自留地、女孩、木轮车、红色棺材、庄稼、牲畜，它们如今都在心底沉淀成墨绿的苔藓一样的陈年旧事，潮湿、苦涩、脆弱。
孙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发着低烧的诗人，而他又以骨刺一般坚硬、疼痛的方式刺向一个时代病困重重的子宫和躯干。乡村痛苦的游离者，城市边缘的外省者，核心高尚社区的守门人甚至“阳痿”、“痛经”的城市白领、金领以及地下矿工的风湿病和“卖肉者”们发痒难耐的身体都在发着持续高烧。城市和工业里的“镀金”的天空甚至包括农村的一些盲流无业者们都构成了这个时代的病灶，每个人都心事重重的揣着“药罐”。孙梧所特有的经历、情感经验和思考方式使得他更多地充当了理想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双重角色，而很多人在青年时代都是愤青，而随着年龄的变化这种带有本能性的愤怒与批判就不断走向了衰竭，而孙梧尽管其诗歌写作在更为广阔的多元空间同时掘进但是他的诗歌一直有决绝的因子和质疑的立场。一定程度上孙梧毫不留情地呈现了一个骤然寒冷的时代冰库，每一个读者都会为其中的一个个难以避免、纷至沓来的寒风和暴雪不停寒噤。所以从精神和文化的角度来考量孙梧以及其他“70后”一代人的诗歌写作在很多方面都像是在一个发着低烧的时代以内心波澜不断的抒写在为时代提交着一份扭曲而尴尬的病历表。这些病历共同呈现了一个时代的病症和顽疾，也说出了他们视野中的衰老、占领、死亡和经验价值观的降价、贬值。在此意义上诗人喷发郁积的病痛的抒情也成了民族的疾病式寓言。在孙梧的很多诗歌中他不无有效地呈现出一代人面对的生存黑幕的压力，不断与现实摩擦甚至冲撞，不断在龃龉的现场中发出质疑，并在浮华和肮脏的背后窥到“龌龊”与“不洁”的发现。“龌龊”与“不洁”的强大势能反倒是印证了诗歌、语言和记忆的力量，也同时更为感同身受地意识到有很多东西和事物比我们脆弱的生命要强大的多。而这只能来自于诗人和他在暗夜和寒风中所抒写的诗行，或悲抑、或欢欣。孙梧是一个如此耐心的解说家和细心的勘探者，在一些被我们熟知又被一次次忽略的事物身上，诗人重新发现和命名了一个更为真实的世界。他一遍遍擦去世俗的尘垢，从而使的那一个个年轮碾压下的物事重新焕发出历久弥新的光泽。正是这种精细、深入和持续的激情使得孙梧更像是一个楼顶上的一个避雷针，在翻卷奔腾的时间乌云中他提前领受到了时间这道闪电的炫目、寒冷和颤动。他站在时间风雪的崮山村的山坡上，不时执拗的回首苍茫的来路和往日。
工业时代坚硬的钢铁管道在维持着一种残酷的秩序，而回乡的马车永远失去了来路，这注定成了一代人的疾病状态和无边无际的乡愁。而更为不可阻挡的是告别少年情怀的“中年写作”已经在无家可归的秋风中开始了，“那么多人回来了 / 两盏淡酒，一壶清茶窗外马蹄轻轻 / 隔着前世与来生 // 他们和雪一样，一半是面孔 / 一半是疼痛，再把自己埋葬”（《离家的人不再流浪》）。聚光灯之外的“崮山村”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地理和根性乡愁，其上是无边无尽的暗夜。
霍俊明评论《午夜的葡萄园和70后的诗歌影像： 丁燕诗歌印象》
丁燕，这个抒写“午夜的葡萄园”的诗人让人想到的首先是明净、清冷、理想、柔和、怀念和忧伤，这是一种蓝色的基调，是深入内心和生存现场又无限仰望的一种姿态，“我踩进月色的薄纱中舞蹈/感觉葡萄园的叶子在旋转跳动/两个伤口弥合之际我飞身而下/崩溃和距离成全了蓝色火箭/一双夜的手接纳了我的全部昏迷”（《午夜葡萄园·光之后》）。
葡萄，葡萄园还有静静的夜空和黑暗带给诗人的是对自然、生命、时间的神秘和奥义的敬畏以及对个体生命认知的悖论性痛苦与挣扎，而这种繁复的经验感知和想象有时候语言也无法承担准确言说的功能，也许，葡萄、葡萄园所构成的正是一首首永远不能穷尽的美妙的或痛苦的长诗，“葡萄。打开的特权手指采摘/这秘密的固体汁液。兄弟/穿透过那些石头与杂草间的想念/河水回落到泥土的腹中时，我学习爱/学习充满水分，充满晶莹的弱点/包裹着隐语的胸膛内闪动魔法/在柔软中更坚硬是它的秘密，一个节日/一个来自你的身体的缄默词语”（《午夜的葡萄园·词之外》）。
但是丁燕的诗歌写作绝对是敞开的，各种事物、记忆甚至一个时代所留下的惊喜与阵痛都在一种特殊的观照和话语方式中凸现出来。“葡萄园”成为诗人记忆、想象的无限展开的充满张力和多重阐释空间的生发点，成为诗人与自我、与时间与自然万物对话或盘诘的一个场阈，成为一个不无重要的伟大的诗歌元素，“谁能比我更热爱它/小巧、多样、并且歇斯底里，毫无限制/它退化在自我的保护中/用黄色、紫色、透明色的皮肤/包裹着一个宇宙的微观世界/俯视着另一个慌乱的群体高高在上//光的手指点亮了它的眼睛/葡萄，自足的艺术里出现了无能/谁在控制着风雨的色彩/谁在制造瞬间变化的绮丽/在葡萄与我和光之间/我看见了共同的创伤”（《葡萄、创伤与光》）。那么，在葡萄、葡萄园和作为诗人的丁燕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换言之，是葡萄的那些质素引起了诗人从自发到自觉的创作的冲动和激情？
“我的家被葡萄架整个覆盖着，仿佛皇帝的华盖。而我正是通过葡萄的成长和衰败了解到四季和轮回。我看着葡萄园里的叶子慢慢变大，最后大得超过了我的手掌，我惊讶于它的神奇而赞叹着生命的无常，最后，我开始在一个笔记本上记下了我的诗歌。葡萄，只有葡萄，才是真正属于我的东西。而我的诗歌中所体现的“葡萄王国”正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构建的。我的“葡萄”是我理解的“小宇宙”，它自己有着浑圆的“天地”，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可以用它来代替。我想说的一些和“道理”完全不同的“感悟”和“体验”，都因着它而具体可感多了。而那些“非逻辑化”的诗意，也在表达葡萄时得以表达。是的，一个具体的“葡萄”出现在我诗歌中时，我认为是一种自身生命体验的再提升。”
葡萄园，无疑已经成为诗人的一个理想化的极具个人性的象征，而与此相对的由忧伤的葡萄、愤怒的葡萄、破碎的葡萄所构成的不无尴尬、痛苦和陌生的现实世界，尤其是无限加速度的商业和工业文明的景观更让诗人不太适应甚至充满了反感、批判与对抗，“一群群人，一群群绵羊/被从银行奔出的公狗追赶着/如果，天堂的梯子是这样垒起/我的目光探询着撒旦的背影/在肉体腐烂之前/我要快快撕毁外套”（《大地被柏油覆盖》）。而城市这一工业化的典型形象在丁燕这里反复受到审视，“城市的出生像我们来之于电/由迅速的现实养育/它把观众卷入一个/雷声隆隆的感觉中枢”（《管道工看见城市》）。
在葡萄和葡萄园这个使诗人不断产生创作冲动的地方，诗人同样在不断的黑暗中向下挖掘，挖掘出她所看到的沉痛、卑下、倔强的平凡和令人颤栗的冷酷的生存景观，如《管道工看见城市》、《酣睡的修理工》、《民工呆坐在广场上》、《过去的火焰燃烧现在的母亲》等，“一个酣睡的修理工平躺着四肢/在一堆锃光的扳手中/他和它们的呼吸在一起连续震颤//这结晶的任意摆放的固体/尽管还存有暖意/已让月光感到犹如雕塑一般//可以轻易地从画布中拿下/也变成零件/在新工厂的意外事故中//一把巨大的阉割剪刀上/一头魔鬼睡在了新工厂/一座快乐的机器在兴奋后安眠”（《酣睡的修理工》）。
在丁燕的诗歌世界中，城市、广场上的主体已不单纯是高大的英雄雕像和纪念碑，同样重要的是那些来自外省的民工，他们也有权利来到广场上，而迎接他们的是巨大的生存的阴影，“现在，空间以风景画的透视形象/从民工眼前冲出去//广场被视线拉长了——/这使物体有了一种神的疏远/和清澈的感觉/在压缩中变异互相抵触/竭力保持自尊的外套//纪念碑浑身裂纹而缄默/民工呆坐着/用碎片支撑着自身的废墟”（《民工呆坐在广场上》）。那么，在丁燕的诗歌写作中是否多少存在着一种抵抗的基本姿态？“在我们的写作中我看到一种抵抗，这是骨子里的东西，而不是‘卖弄’性别。一个好的诗人在创作时必然忽视鞋、帽，甚至性别，他/她必须要完全‘裸体’。在这样的剥离中，最后裸露出来的是人性和个性。诗人个性其实就是自我的修炼程度。也许只有在这样的自我个性中，诗人的全部力量和智慧才能发挥出来，而这样进入诗歌也更有力和自在”1。在这个类似于剥桔子的过程中，生存的本相被相当细密地揭示出来。
和一些女性诗人一样，丁燕对时间探问的努力一直在持续，而更多的时候诗人是在黑暗中擦拭着那些老式的“家什”，“与你无关。/时间从麦粒的黄色中出来/收缴它的利息．总有一双更大的手/在更高处，并睁着眼睛——//看我们的骨头，看我们的摇摆/沉默中的朋友：我看到你的伤口/过去切割过泥土和我的皮肤/散淡的腥气，蒸腾而起//还记的，我们互相交换/过血液；你便拥有了记忆/睡在心脏中/紧贴着墙，无依无靠的孩子//我被拎走了，耸着肩/送进空中坟墓/打开泥土，开始演奏练习曲吧/日子跳跃在我和你之间”（《黑暗中的农具》）。时间，这钟的秘密心脏在时间的漩涡中隐藏了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面影，留下的是世人的敬畏甚至恐惧，而只有诗歌能够让平凡的个体获得非凡的面对时间和死亡的勇气，尽管秋天式的苍凉和悲鸣可能永远都是人生的底色，“我看见秋天的光芒逼近/它让我愧对落叶阵阵/我两手空空地来到外面/耗尽一生在寻找意义/现在，我看见/远方的风景一点点淡去/我看见秋天/裸体的刽子手/如期而至”（《秋天》）。
作为经受过1970年代的精神和物质双重“饥饿”的一代人而言，丁燕的诗歌印证了这种“饥饿”的状态，“那时正是七十年代末，整个中国人民的孩子总是反复地咀嚼着土豆、白菜之类的食物。缺乏营养的大人整日劳作，夜晚还要在学习班里唱歌，而他们的孩子，像风中的蒲公英，乱跑在满世界”（《饥饿是一块飞翔的石头》）。而正是这种“饥饿”和飘荡的状态使得诗人不断在纷乱的生存现场中将视野投注到那个逝去的年代，尽管诗歌是对人类的记忆的表达，但是这种表达肯定是艰难的，正如在单行道上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惯性的向前，任何回顾性的企图都可能会被迎面而来的“卡车”撞翻，何况，70后一代人的这种早年记忆又总是伴随着无穷无尽的苦痛，“被饥饿追逐的年代单薄地躺在装订精美的历史书中，被置换了时间与空间的另一双手翻阅时，那来自过去的干渴像只蝗虫的翅膀，轻轻地拍打着阅读者的双眼，仅仅停留了几秒中，随着白银般倾泻而下的灯光被瞬间闪断，一切关于过去的记忆就停留在了那短暂的几妙种”（《饥饿是一块飞翔的石头》）。
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无论是在具体的生活还是在诗歌写作中都呈现出不断的永不止息的“漂泊”状态，这些“异乡者”和外省人为了谋生、工作不得不从乡村出走，在一个城市和另一个城市之间不断穿梭、寻找，因此70后一代人更像是背着生存的行囊、精神的行囊不断漂泊的“归乡无路”的一代，“此刻的天空一片开阔/连灵魂都闭上了眼睛/当你迈开步伐回家的时候/只有滚石滑落，只有心跳//你知道你无法再次返回/就像你找不到子宫，你再也找不到/你的故乡。你虽然移动着/但那只是些纯粹的紧张”（丁燕：《归乡无路》）。在迅疾转换的时代背景中，这些从年龄上不算年轻也不算衰老的一代已经显现出少有的沧桑与尴尬，对于城市，他们都不是最终的停留者，而乡村，精神的乡村则不断在变幻的生存场景中贴近这些略显世故而又追寻理想和纯真的灵魂的发着低烧的额头。
丁燕诗歌：
葡萄：光之后
光。光之后消失了外套的壳
坠落进夜的果核深处
这多汁、沾滞、凄惶的尤物、
飞翔在我发烧的睡眠中
低低潜伏的阴影埋伏在战场外
一个细胞，在歌唱时已经失声
一条河流，古典得无从考证秘密
我那命里注定的人呀，人呀
歪倒在哪里我看不清。我的人呀
我踩进月色的薄纱中舞蹈
感觉葡萄园的叶子在旋转跳动
两个伤口弥合之际我飞身而下
崩溃和距离成全了蓝色火箭
一双夜的手接纳了我的全部昏迷
葡萄：词之外
葡萄。打开的特权手指采摘
这秘密的固体汁液。兄弟
穿透过那些石头与杂草间的想念
河水回落到泥土的腹中时，我学习爱
学习充满水分，充满晶莹的弱点
包裹着隐语的胸膛内闪动魔法
在柔软中更坚硬是它的秘密，一个节日
一个来自你的身体的缄默词语
学着爱，怀抱着每一声你的心跳
你恩宠的呼吸连动着我的血脉
你将那皮肤的开关交给我，自己离去。
我开始学着爱；我爱，我在。
我投身于你葡萄目光的注目中
紫色扑打过那久已干旱的枯黄头情
葡萄、创伤与光
谁能比我更热爱它
小巧、多样
并且歇斯底里，毫无限制
它退化在自我的保护中
用黄色紫色透明色的皮肤
包裹着一个宇宙的微观世界
俯视着另一个慌乱的群体
高高在上
光的手指点亮了它的眼睛
葡萄
自足的艺术里出现了无能
谁在控制着风雨的色彩
谁在制造瞬间变化的绮丽
在葡萄与我和光之间
我看见了共同的创伤
点点晶莹的葡萄是盲人之眼
而我正在穿越一座悬空的桥梁
光绝望地牵着那道直线的两端
我们在各自的道路中
寻找自己的脚
那共同的无言
被各自的内心默默收藏
管道工看见城市
在水平线以下的管道里
运动手臂
褐色城市
闪烁在现代主义的灯光中
我感到
我和世界处于同一水平
我发现了劳动的朋友
在我所投入的生死闹剧中
手上的泡慢慢溃烂
城市的出生像我们来之于电
由迅速的现实养育
它把观众卷入一个
雷声隆隆的感觉中枢
田野上
树立着呲牙咧嘴的广告牌
把一座座丘陵
连接在一起的是大铁桥
像外科手术般
划破了山峦蓝色肚皮的列车
巨大的涡轮管道
大地的新肌肉
这是一个惊异
打破记录和人体疯狂的竞技场
色情，又有点虚无主义
它的粗鲁玩笑和巨大暴行
它令人恐惧的动力想象
它闪烁在视觉王国中专横的光
面对新城市：犹如坐火车
犹如体验一种对空间的感受
景色的连续和重叠
在快速的过程中什么也没有留下
在低于水平面的地方开始挖掘
向下更向下
我渴望挖出
镌刻自己名字的墓碑
民工呆坐在广场上
这是一个四处透风的地方
天气永远一样
一块中性的地方
互不相容的东西再次相遇
太阳在下午将尽时将倾斜拉长
一个阴影
从纪念碑的侧面倒下
阳光清明尖刻的刀
把各种物体铭记在记忆中
但从不爱抚它们
从不提供安宁幸福的感觉
现在，空间以风景画的透视形象
从民工眼前冲出去
广场被视线拉长了——
这使物体有了一种神的疏远
和清澈的感觉
在压缩中变异互相抵触
竭力保持自尊的外套
纪念碑浑身裂纹而缄默
民工呆坐着
用碎片支撑着自身的废墟
打哈欠的缝纫机
用灯具照耀
尽量粗暴地使它变形
它呆在应该
而且适合的地方
柔软的麦杆被车轴撵断
花蕊中滴落下机油的滚烫
整个乡村
被装进了推土机的齿轮中
上上下下牙齿的震颤
传递着打击睡眠的坚韧
而沙吹了起来
月色下轮胎更实用
及汽车刮泥器和轮船
现在，现在
放在仓库中的缝纫机
打着哈欠
酣睡的修理工
一张抽搐着散发热气的羊皮
内部的世界被想象为
一个由飞逝的事件构成的网络
从这里通向的真实物体
在不断的变动中
被短暂地物质化了
机器在月光下吐露的锋芒
犹如棕色水池中鲤鱼脊背
从水面弹出的那一点闪烁
一个酣睡的修理工平躺着四肢
在一堆锃光的扳手中
他和它们的呼吸在一起连续震颤
这结晶的任意摆放的固体
尽管还存有暖意
已让月光感到犹如雕塑一般
可以轻易地从画布中拿下
也变成零件
在新工厂的意外事故中
一把巨大的阉割剪刀上
一头魔鬼睡在了新工厂
一座快乐的机器在兴奋后安眠
黑暗中的农具
和我一起回忆：
大片渗血的田野
土地开始是蓝，后来
开出了花，成了黑色漩涡
下雨了，瘦瘦的手
遮不住变幻的天空
全往下看，头顶上的帽子
长在刷刷声中
一组合唱里的逗号，给
奔忙中的脚一个琴键
从跌倒的指缝中爬起，一丝
白发的蚯蚓吃着胡须：渴了累了
在明亮的光中是神圣
在腹中是一个窒息的婴儿
给他一个父亲吧
开始就不知道原因
成了伙伴。手指和这树的
儿子。挥舞向上，向下
交换角度给予的力量
妥协着，半弦月下的农具
挂着裂痕。同样的痛
长在虎口和一株植物的尸体上
数数吧：同是离开
父亲的孤儿，这世上的全部
与你无关。
时间从麦粒的黄色中出来
收缴它的利息．总有一双更大的手
在更高处，并睁着眼睛——
看我们的骨头，看我们的摇摆
沉默中的朋友：我看到你的伤口
过去切割过泥土和我的皮肤
散淡的腥气，蒸腾而起
还记的，我们互相交换
过血液；你便拥有了记忆
睡在心脏中
紧贴着墙，无依无靠的孩子
我被拎走了，耸着肩
送进空中坟墓
打开泥土，开始演奏练习曲吧
日子跳跃在我和你之间
那么更低些更低些
睡在云层中，可以不吃饭
重新学习长大
你：黑暗中的一把农具
给我一个父亲
一开始就不知道结果
我们成了一对伙伴
长在花园的左右两肩
归乡无路
此刻的天空一片开阔
连灵魂都闭上了眼睛
当你迈开步伐回家的时候
只有滚石滑落，只有心跳
你知道你无法再次返回
就像你找不到子宫，你再也找不
你的故乡。你虽然移动着
但那只是些纯粹的紧张
你知道你只能定居在“远方”
你一直想往哪里躲藏
你穿过此时此刻的村庄
你更像一个外星人
什么样的火烧在你的胸肋下
什么样的疯狂让你不是别人
在你的体内
问题的花瓣一个抵着一个开放
你折下它们。折下了它们
你就要把它们忘记
你和它们都是丢在季节里的种子
回不回来，都一个样
诗人、评论家简介：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现工作于中国作协创研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台湾屏东教育大学客座教授。著有专著《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广西师大出版社）《变动、修辞与想象：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台湾秀威）《无能的右手》（北京大学出版社）《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河北大学出版社）《从"广场"到"地方"——微观视野下的诗歌空间》（上、下卷，台湾花木兰文化）《萤火时代的闪电——诗歌观察笔记或反省书》（中国言实出版社）《"70后"批评家文丛霍俊明卷》（云南人民出版社）《陌生人的悬崖》（四川文艺出版社），诗集《怀雪》《红色末班车》《一个人的和声》，合著《中国诗歌通史》《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文学现场对话录》，主编《中国好诗》（第一季、第二季），编选《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诗坛的引渡者》《百年新诗大典》《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天天诗历》《年度中国诗歌精选》。曾获《人民文学》《南方文坛》联合举办的年度批评家表现奖、大昆仑文化杰出诗歌批评奖、2015《山花》年度评论奖、《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扬子江诗刊》诗学双年奖、2016"扬子江诗学奖"、《星星》年度评论奖、《诗选刊》年度评论家、《后天》双年奖评论奖、首届刘章诗歌奖（评论奖）、首届建安诗歌奖、《名作欣赏》年度论文奖等。
编者按:
好的理论也是诗的眼睛，它能提升我们写诗和欣赏的高度。今天在《诗眼睛》平台的《理论园地》之名家论坛，刊出霍俊明的诗论，欢迎赏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