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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眼睛||理论园地：李骏虎《生命因为阅读而丰盈》（总576期）
生命因为阅读而丰盈
(作者：李骏虎)
生命因为阅读而丰盈
李骏虎
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为村委主任的父亲，是方圆村里甚至整个甘亭公社最有名气的“写文章的”。为了学习创作，我父亲经常骑着公社奖给他的自行车去临汾城里的邮政局买文学杂志，以至于攒了满满几大柜子《人民文学》、《作品》、《青春》、《汾水》（《山西文学》前身），家里扔的到处都是文学杂志。和他一样为文学疯狂的还有本村的一个农民好友，三十年后，父亲早放弃了文学，而那位跟着他学创作的叔叔至今还在写当年流行的“一袋烟小说”。
被父亲冷落的文学杂志，后来成了我的课外读物，印象最深的是在《人民文学》上看到的张贤亮的《灵与肉》，插图像题目一样触目惊心，可惜当时看不懂写的是啥意思。小学四五年级时，有一天放学后翻阅一本掉了前后封皮的杂志，看到一个叫贾平凹的作者写的短篇小说《桌面》，不长，一读就读了进去，被感动了，觉得写得好，有了模仿的冲动。后来的若干年里，我一直坚信那个写《桌面》的作家会出大名的。
我却是直到1995年22岁的时候都没有读过一本像样的外国文学名著，此前最可炫耀的是在上初中的时候，在看瓜棚里就着马灯读完了八卷竖排本的《红楼梦》，夤夜读到“昨夜潇湘闻鬼哭”，灯影摇曳，瓜棚外枯叶在风中哗哗作响，顿时寒毛倒竖。为了凑足学费，我从十四岁上学做瓜农，每天晚上在瓜棚里看瓜，早上就用小平车拉一车西瓜和甜瓜去军营门口的国道边摆摊儿，支一张小饭桌，上面摆着一个最大个儿的西瓜做招牌，西瓜底下用草圈儿垫着。好歹是个读书人，嫌丢脸，就让我八岁的弟弟马顿坐在桌子后面的小椅子上，我藏在平车后面铺块麻袋片儿，躺在上面看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有人来买瓜了，弟弟就喊我一声：“哥，别看书了，出来称西瓜！”我就抖擞精神像个老手儿一样出来和人讨价还价，抡起西瓜刀打开个三角口子，很自信地对买主说：“看，沙不沙？——都说了不沙不要钱么！”
那个暑假，我深深地爱上了美丽婉约的知识女性丁洁琼，为她哭得稀里哗啦，为她多年梦绕魂牵，虽然那本《第二次握手》最后一页没有了，却给我留下了无尽的遐想。
如愿考上中专后，我保持了在初中时给报纸副刊投稿的爱好，这样在补贴生活的同时，还可以获得女同学的青睐。我读书的山西省广播电视学校听起来是个文艺类学校，其实是货真价实的理工科中专，也许图书馆是有不少典籍的，但我可怜的文学才情此时正值志大才疏不得其门而入的阶段，根本不知道该借什么书看，也基本看不进去什么西方经典。混了四年，记得借过的书就一本《冰心散文集》，而真正通读也读懂了的就是小仲马的《茶花女》，还是因为对妓女爱情的猎奇才被吸引。那个年代有两个轰动全国的文学事件，一个是路遥的去世和《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一个是贾平凹的《废都》因为里面的那些个空格成为禁书。《平凡的世界》太厚，我当时没顾上看，盗版《废都》却是蜷在被窝里拿手电看得快流鼻血了。
我毕业回到故乡，临时在县报社工作，眼泪哗哗地读完了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次感受到文学作品给予人的伟大精神力量，但也从那句“早晨从中午开始”，知道了当作家其实是一件艰辛的事业。这个时候，从晋东南师专毕业回来一个叫乔文波的家伙，自称中文系毕业，一副文艺青年的形象和文学大师的气魄，现实生活却比我还要拮据。一个晚上，我带着一箱方便面去他寄居的县委大楼宿舍里，想和他谈谈文学。他飘洒着乌黑浓密的过耳长发傲慢地问我：“你看过《百年孤独》吧？”我压根儿没听说过是个什么东西，他不敢相信地说：“你不会连马尔克斯也不知道吧？”我硬着头皮说我当然知道，但看过太久，忘了。他从枕头下拽出一本不太厚的绿皮册子说：“你拿去看吧。”——那是我第一次触摸到《百年孤独》，那本影响了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内的无数中国作家的盗版书。可惜我对它是免疫的，因为我底子太薄了，不足以被他调动写作欲望。
我此生最引以为豪壮的第一件事情，就是1997年倾尽所有的积蓄为我弟弟马顿付了一半上大学的学费，并且尽我所能为他提供生活费用，最后的结果居然是拯救了我前途渺茫的文学梦想。山西师大中文系97级的大学生马顿，听了一个学期课后发现他自诩为作家的亲哥哥其实对文学的认知少得可怜，他像个导师一样把课堂上听到的大师作品买上几本，带给他可怜的哥哥恶补，换取当月的生活费。马顿是个爱书的娃，他把在校门口的儒林书局买到的名著，都认真地用画报包上书皮，然后在书脊上用他古怪的字体写上书名和著者。在他买给我的一堆书中，有一本是王永年翻译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博尔赫斯小说集》，很多名著我怎么都读不进去，但这一本很舒服地就读下来了，而且获得了洗礼般的快感和享受。博尔赫斯，这个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的盲眼老人，在小径分岔的文学花园里，用他的拐棍儿为我指引了第一条通往文学殿堂的小路。
正是1997年，一位青年作家的死亡轰动了中国文坛，马顿适时地把他的《时代三部曲》带给了我这个在小县城里耳目闭塞的哥哥。像当时很多文学青年一样，我一下子就被吸引并且打开了。从1997年第一眼看到王小波的作品，直到2007年的十年间，我几乎所有的中篇小说，竟然都是模仿王小波先生风格的，有8篇30万字，我是多么的迷恋和敬仰他啊。我是个无趣的人，是从王小波的作品里硬生生地体味到什么叫做“有趣”，我几乎拥有他所有版本的作品，那几年里，家里到处扔的是“黄金”、“白银”“青铜”、“黑铁”，随便坐在沙发上，靠在床头，或者蹲马桶上，抄起一本来，随便翻到哪一页，都能立刻读进去，嘿嘿地笑起来。坐在山西日报社的花园里捧读《红拂夜奔》，我埋着头呵呵呵呵没完，几乎被人疑为脑子有病。一部《黄金时代》足以代表王小波，但《青铜时代》的《寻找无双》、《红拂夜奔》、《万寿寺》，则真是王小波的“世界奇观”，无人能及，在当代中国作家里，无出其右，莫言也难望其项背。
我不能记起来第一本《悲惨世界》是从哪里得来的，有前皮没后皮，确切点说是第二部“珂赛特”，只记得在一个百无聊赖的雨天时光里，我在老家的屋檐下拿起了它，然后就像陷入流沙一样被吸了进去，浪漫主义鼓荡起我没有信仰的魂魄，深深地记住了雨果和译者李丹的名字。我欲罢不能，读完后倒回去寻找到第一部《芳汀》，并在插页上看到了雨果的照片，他和我心目中的文学大师长得分毫不差。其后，我多年着迷于阅读雨果，搜集购买到他所有版本的全集和作品，凡我有书架的地方，都有一套雨果文集，他是公认的浪漫主义教父，但他笔下的芳汀的悲惨命运，主教对冉阿让人性的救赎，以及他对宗教的长篇累牍的评述，还有他笔下拿破仑的滑铁卢之败都是那样的直击人的精神归宿和人类社会的本质以及人生的苦难。很多年里，我都怀疑雨果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神。和王小波一样，雨果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我所有的作品都摆脱不了他们的巨大阴影。
而我有意识用作品向时代发言，试图用文学表现社会，却是源于对张平《天网》和《凶犯》（电影名《天狗》）的阅读，给我触动最大的是《凶犯》，这部长篇从题目到结构都非常有现代性，具有高品质的文学追求，而它却是对中国的法制进程发言，体现出一个作家高超的文学才情和赤诚的人民情怀。多少年来，文学素养和社会情怀能够完美结合，成为我的理想追求。
我就是这样在读者和作者身份的不停换位中，通过不断的阅读充实自己的精神花园，直到自己也步入中年。就在几天前，我偶然瞥见给予我生命并引领我走上文学道路的父亲的手，那双曾经因为握锄柄、握笔杆而磨出老茧的手，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如此的枯瘦。当时父亲正在给孙女抄写作业题，我讶异地发现他不知何时已经成为老年人的手，一时间数十年光阴在眼前略过，泪水润湿了眼眶。我感谢父亲和所有让我从阅读中获得生命真谛的作家、大师，正是因为文学和阅读，使我的精神花园没有因为时光流逝而残破，那些五彩缤纷的花叶，它们越来越丰盈。
他与高原互为表里
——纪念陈忠实先生
李骏虎
说句不怕得罪人的话，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因为一部作品而家喻户晓，同时在文学艺术上也形成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度的作家，似乎只有陈忠实一个人。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就算是名声最隆的时候，陈忠实也从未做过大师状，他从未高高在上，依然是一副农民的淳朴样子，依然保持着一颗对文学的敬畏之心。他也从未把自己划入大师和巨匠之列，而是像一个负责任的工匠，自信而真挚地向世人解答着他制造出《白鹿原》这座世界奇观的秘密所在。他毕生的心愿就是要写出一本可以垫在棺材里当枕头的书，他做到了。
陈忠实和《白鹿原》一样平实而隐秘，质朴而博大。像他这样的作家，就如同土地上长出来的草木，也是文学精神的化身。我和老汉的缘份开始在《白鹿原》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之后，其时我在省报编文学副刊，希望给他开个专栏，他声名正隆，我不敢抱希望，但很快收到老汉的来信，用蓝墨墨水钢笔写在红格子的普通信纸上，密密麻麻两大张。当时我二十几岁，正寻找文学的出路。多年后见面，提到这件事，老爷子还记得。
去年初冬时候，一位热爱《白鹿原》的朋友托我联系陈忠实老师，希望能得到他的签名文集，我给陈老师打去电话，很惊讶地听到他吃力而低沉的嗓音，老汉用浓重的陕西口音说他得了癌了，一直在住院治疗，等好些了回到家里再签名。能听得出来他很消沉，我一时觉得心往下坠，而脑袋在一圈圈胀大，只是一味地对他说要多保重，我安慰他也安慰自己说：“人上了年纪，七八十岁以后，机体新陈代谢几乎就停止了，所以癌细胞得不到营养，不会发展恶化的，养一养也就稳定了。”老汉一直在“哦哦”地答应着，我听得出来他似乎并没有什么信心，他是个心气刚强的人，似乎觉得自己正面临着一场令人沮丧的失败。之后每遇到陕西的作家朋友，我都要问一问陈老师的病情，似乎并没有什么好的消息，于是我想，人生在世，没有坏消息本身就是好消息吧。
其实我和陈老师并没有见过几面，也不是经常联系，但是每次见面和通电话，他对我的那种自然流露的亲切和随和，让我们之间仿佛是一个村子里的老少，——也许陈老师对文坛后辈都是这样，但我固执地认为这是地域文化的相似和水土的相近形成的，山西的晋南和陕西的关中同属一个农耕文化圈，虽然隔着一条黄河，但风俗人情非常接近，老话说“人不亲的土也亲”，陕西文坛有两个人我第一次见面就恍惚觉得是我们村里的乡邻，一个是陈忠实老师，另一个是《小说评论》的主编李国平老师。而陈老师那满脸的沟壑和沧桑，在我印象里就是秦晋高原表里山河的象征，关于他的内心世界，我后来得出的结论是也有浇不灭的块垒，也有与人为善的慈悲。
我每隔三五年就会重读一次的书有三本：《三国演义》、《红楼梦》和《白鹿原》。我对《白鹿原》有一种近乎苛刻的热爱，曾写过一篇评论文章《白璧微瑕说<白鹿原>》，批评陈老师塑造的朱先生是一个虚伪的、在道德伦理上站不住脚的人物。但陈老师并不因此而怪罪我，后来我的长篇小说《母系氏家》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参评首届陕西图书奖，陈老师是评委会主任，他一直在赞赏和推介我这本书。2011年的全国作代会上，《当代》杂志宴请与会部分作家，席间我给陈老师敬酒，他拉着我还不断地说《母系氏家》写的好，秦晋的农村生活就是我写的那个样子的，说我写农村比陕西作家写得好。吃完饭《当代》的杨新岚老师特别嘱托我送陈老师回北京饭店，因为老汉不认路，北京饭店又太大，怕他找不到住的房间。就是过王府井的步行街的时候我扶了他一下，其他时间陈老师甩开胳膊腿走的风快，那个时候他给人的感觉是上年纪了，但西北汉子的劲头还有。
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2014年的秋天，《散文选刊》的乔叶女士打电话来，让我点评散文，她发来陈忠实老师的散文《原上的日子》和另一个名家的文章让我选，我当然选了陈老师的作品。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坐在家属院小花园的长椅上，一边驱赶着蚊子，一边在手机上阅读陈老师这篇散文，写的是一个六十岁的老人回白鹿原的心情故事，我看到了他的执拗、认真、挣扎，也看到了他对故土故人深沉的爱恋，他的心中有块垒亟待岁月流水的浇灭，以达到对人事的超脱和释然。不知道为什么，我隐隐有些担心他的身体，一位老人依然心气强盛，让人对他的真性情生敬，也让关心他的人们担忧。一位年届花甲的老人，在春寒中回到故乡老屋，却不是因为思乡情切，为什么回来呢？——为了远离名利场中的“龌龊”,为了亲近自然、感知生命活力，是所谓“感时花溅泪”。从原本为了生存，到拼命改变了命运成为文化人，是得到还是失去？望着故乡那个挣命挑石头的农民，他仿佛望着从前的自己，哪一个更真实更离心灵近一些呢？白鹿原上的草木，是土地生命力的表现形式，更是大地之心的充分表达。村野上的四季更迭，是色彩的变幻，不变的是永恒的自然之美，但哈代为什么认为自然、社会、人心是紧密相关的呢？有时候城里不知四季变化，村人除了按节令春种秋收冬藏，也对自然之美浑然不觉，而这一切在一个逃离城市的人眼里，何至是一种美，简直就是救赎！逃跑总是狼狈的，但雄心足堪成就大业——“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是作家的潜台词。于是乎前贤诗篇与大地同脉共气，人心的那一点龌龊不值一提，精神境界便更加高扬。读老爷子这篇散文，觉得就是自己想写的。但是陈忠实这样的作家，和他笔下的原野一样，你看似平实无奇，实则隐秘而伟大。你不能脚踩辽阔的大地仰望浩瀚的历史的星空，你就无法真正读懂。
然后，九月末的样子，我正在书房午睡，突然接到陈老师的电话，他是特意向我写点评文章致谢的，我问他的身体，老汉说这两年总感觉心肌缺氧，呼吸困难，所以深居简出，不怎么出门了，有些会议和活动省内偶尔还去，省外的一概就婉拒了。我告诉他可以每天吃一片小剂量的阿司匹林肠溶片，老汉说一直吃着。说了二十分钟话的样子，听到他有些气力不支，老汉说：“现在说话时间也不能太长了，等好点了再聊吧。”下次再打电话，就是他说自己得癌了。因此2016年4月29日一早在手机上看到陈忠实老师去世的报道，我一点都没有感到突然，心里想：“啊，老汉真的去了！”
《白鹿原》的文学史地位和历史价值已经不需要我再置喙，似乎陈忠实之前的所有作品都是在为《白鹿原》做准备，而之后的所有作品又都是为《白鹿原》作解读。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的确需要一个优秀作家用前半生去准备，更需要用后半生去帮助世人解读。我感慨的是，对这部巨著改编的各种艺术形式，无论话剧、戏剧、电影还是连环画，无论观众和读者有多少质疑和吐槽，老汉作为原著者，一律表达了彻底的认可和赞美，他是一个充满善意的、慈悲的、胸襟博大的真汉子，他是黄土高原的代言人，而高原是他不灭的雄心，他与高原互为表里。
2016年4月29日于太原南华门
2016年5月1日于山西日报社
文学价值 文化思考文明交响
——读张敬民纪实散文《今夜无人入睡》
李骏虎
张敬民先生的长篇纪实散文《今夜无人入睡》，是一部具有文学、文化、文明三重价值的重要作品。
在文学方面，《今夜无人入睡》是一部尝试把重大主题和宏大叙事进行日常化表述的成功作品，也是一部把长篇散文用日记结构进行改革的创新作品。作为一个成熟的散文家，张敬民先生在这部作品里至少创造了两个方面的文学价值：
一是在主题的明确的前提下，张弛有度地把作家在旅行中的各种感知如实地都呈现了出来，这种有意为之的“枝蔓”，使文本极大的丰富生动，让文字和思想达到了狂欢和绚烂的境界；
二是作为一部文学著作，他成功地塑造了数十位亲情中华艺术团团员、爱国华侨、使馆人员、外国友人的艺术形象，不但书写了他们的人生故事，还写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其中有些人物的篇章完全可以单独拿出来成为一篇艺术上乘的人物散文，比如写16岁的中国杂技团演员丁爽，21岁的杂技团演员乔振的部分；而匈牙利华侨林胜琴夫妇在欧洲艰辛创业的人生故事，又是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
在文化方面，张敬民先生立足自己渊博的文史知识，把中国和欧洲自古以来的传奇人物和故事都进行了独到的思辨，比如13世纪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的故事，就是一篇闪烁着思辨光彩的学术文章，即引人入胜，又启迪心灵。一个有思想的作家，是具有举一反三、即小见大的能力的，张敬民先生这本著作里处处是这样的思考，比如他通过意大利和匈牙利的转换插头不统一，想到了欧盟“一体化”的艰难，又从英国的脱欧公投延伸到对世界经济的担忧。这同时是具有时代意义和人类情怀的思考。
在文明方面，《今夜无人入睡》始终把当年汉长安与古罗马开创的“丝绸之路”与当下我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联系起来，使中华文明复兴的企盼成为整部作品的主基调。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正好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阿根廷和智利回来，所以对书中写到的华人华侨对祖国的深情和热爱感同身受，随着我们国力的强大和国际影响力的逐步增强，海外华人的祖籍国的荣誉感更加强烈，祖国的强大直接影响到他们在海外的地位和生活。而近两年来随着“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国家领导人的出访和文化艺术团体的交流日渐频繁，加强了中华文明对外的传播，我们在拉美访问的时候，华商争相宴请，诉说他们因为祖国产生的骄傲，和在电视里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的激动心情。包括通过孔子学院等驻外文化机构推动的文学艺术出版、演出等合作，还有汉学在海外的升温，这些在《今夜无人入睡》里都得到了生动而深入的描写和反映。
因此我认为张敬民先生的《今夜无人入睡》是一部具有文学价值、文化思考、文明交响三重价值的佳作，是一部有时代意义的重要作品。
我和杨遥的渊缘以及杨遥的两句格言
——在杨遥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李骏虎
先说渊缘。我和杨遥的渊缘，大概可以上溯到本世纪初，2002年、2003年之交。我俩同年，但他出道较晚，那时我刚刚获得第四届山西新世纪文学奖，杨遥刚开始写作，他把报纸上我的照片剪下来，压到玻璃板底下，当成一个目标来看。后来省作协组织去壶关大峡谷采风，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时他还叫我李老师，一下午跟着我谈文学，讨论小说写作。15年之后的今天，他叫我骏虎兄，我叫他杨老师。这个故事印证了杨遥说过的第一句格言：“一切向上的总会汇合。”这句格言是2015年我们一起参加鲁院的“回炉班”时，他说的。那次同学，使我对杨遥有了新的更深层次的认识，那就是他是一个有文学雄心，但为人低调、忠厚，与人为善的好人，“嘴上很流氓，内心很善良”。那个班我是班长，各路神仙齐聚，都不含糊，个性鲜明，而杨遥在班上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他几乎是鲁28班人缘最好的一个，男生都拿他当好兄弟，女生都说他“很可爱”。
我和杨遥的渊缘以及杨遥的两句格言
杨遥的第二句格言是：“文学是一场马拉松。”这是他的自信，也是信条。他在用创作实践来践行这句话。他身上有着当代青年作家已经淡漠的对文学的虔诚之心，更可贵的是他一直葆有经典意识，这是他的文学观念中最宝贵，也最结实的核心。
具体到杨遥的作品，我不是评论家，不能详细的分析，但我一直在学习杨遥作品的优点。对于作家来说，写作技艺各有所长，最终有高下之分的，是情怀。杨遥是一个有情怀的作家，我祝愿杨老师早日成为杨大师！
谢谢大家！
李骏虎：写作如同草木生长
何鹏在简书
案头放着的是新出版的一期《山西创作研究》，装帧精美、内容丰富，还散发着油墨的清香。这是山西省作协创研部编的内部交流刊物，每年四期。
今年是我连续收到这本期刊的第七个年头。经常有朋友问我，你跟山西不搭界啊，怎么那边老给你寄书？
这事说来话长。
那是2011年5月，我进入媒体才半年光景。有一天临近下班的时候，我的领导、诗人向天笑跟说我，你准备一下，等会和我一起去采访一个从山西来的作家——李骏虎。
这名字很陌生，所以我有些不以为然，心想，这年头自诩为作家的人多了去了。心里是这么想，但职业精神要求我还是要认真对待。在网上搜了他的资料，才暗暗吃了一惊。原来，他是个年轻的老作家！只比我大十岁，却已经出版了5部长篇小说和多部中篇小说集，还相继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以及庄重文文学奖。
在酒店包间见到他时，他正和时任阳新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作家邹晓芳闲谈。他此行来黄石就是受邹晓芳先生的邀请来阳新主讲“富川文化论坛”的，当天上午，他在阳新为200余名文学爱好者作了《生命体验与本土经验》的演讲，分享了自己的创作经验。
聊起上午的讲座，他依然难掩兴奋之情，他说想不到一个小县城里居然有这么多热爱文学的朋友，而且文学素养极高。因为没有读过的他的作品，所以采访只能浅尝辄止，泛泛而谈，至于聊了些什么没多大印象了，只记得他说起他也当过记者，只记得说起他获得的荣誉时他面带羞涩。
不久就开席了，喝的是劲酒。我们极力推荐这本土特产的保健酒，他也频频举杯。中途他去了卫生间，半天没回来。邹晓芳先生示意我跟过去看一下，到卫生间时，只见他面色潮红靠在窗边。我说：“李老师没事吧？”他笑了笑，说：“山西人喝酒实在。酒是好酒，就是有点喝不惯。没事，透透气就好了。”
回包间的路上，我说，我平时也喜欢写点东西，只是写的不多写的不好。
他言辞恳切地说，喜欢文学是对的，把写作当成一个高雅的爱好就好，不一定要成为作家，每个人都是作家也不现实。
我说，是的，当成爱好就行，当作家也是要有天赋的。但是，有时还是不甘心，也不是图个什么，就是想写得好一点，再好一点。
他说，喜欢写作的人想让自己写得好一点是人之常情。拿我自身来说，我一直不太热衷于写作技巧。我觉得很多东西就像待人接物一样，是一个自然生发的过程。如果想要写得好，没必要去注重写作技巧，而是要侧重阅读。阅读是一件充满着乐趣的过程，很多人读着读着就有了写作的欲望。阅读是一种领略，写作是一种倾诉与表达，从输入到输出，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阅读之外，你想要在写作过程中言之有物，那你就必须得是一个生活中的有心人。
黄石一别后，我们互相关注了博客和微博，偶尔也在网上交流几句。
不久后，他的中篇小说集《前面就是麦季》出版，当时他发了一篇博文：
关于《前面就是麦季》，要感谢的人太多。以至于，停下正在创作的长篇，昨天从老家专程赶回太原，跟着出版社给全国新华书店发货的车，跑到太原东南部的库房，装了满满一后备箱样书，拉回家里。一路上担心的是，别把我的越野车胎压爆了，心里想的是，宁可书店少卖几本，也要自己多送几本。人活着，情义之外，都是外物。有时候，自己的书也是外物，送了朋友才是情谊。
有收到的，发个短信，留个言，可也。
没收到的，面赠吧，洪洞老百姓说，人有见面之情。
看到下面留言索书者众，我就留了一句：这么多人要，我都不好意思开口了。当天深夜，他回复我说：“何鹏，黄石一见，很高兴。给个地址，寄你一本。”
几天后，我就收到了他寄来的新书《前面就是麦季》。不久后，我又收到他寄来的他主编的一套《新批评文丛》和季刊《山西创作研究》。
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他的创作历程。
李骏虎出生于山西省洪洞县甘亭镇李村，是在黄土地上长大的农家孩子。酷爱文学的父亲对他影响很大。李骏虎的处女作是在初中时完成的。一次大年三十，他给父亲及客人送油煎馒头。可是酒过三巡，父亲因他的一点小失误，便对他叫嚷，出语不逊。十几岁的李骏虎回到炕头，看到父亲用来投稿的信封，便拿来一枚，将当时的感受写在烟盒上，随后将这篇《请给孩子留点面子》的文章寄了出去。寒假过后，山西省省报的头版发了这篇评论文章。父亲知道后，又是欢喜，又是生气，“儿子养大了，到省报上写我的小字报了。”
1994年，19岁的李骏虎完成第一个短篇小说。正如小说的题目，他的《清早的阳光》以清新的面貌出现时，令人为之惊喜。《山西文学》的编辑祝大同激动地写了编稿手记，同时忧心地指出，如果缺乏生活积累，李骏虎很可能昙花一现。
不幸被他言中，之后几年，李骏虎几乎没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直到读中文系的弟弟给他带回一套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李骏虎的文学视野才被真正打开，并且一发不可收。2000年，《大家》一期内给他发表了两个中篇、两个短篇，真正在文坛浮出水面。2年后，26岁的他便获得第四届山西新世纪文学奖。
开始走上文坛，李骏虎的写作更多地依赖个人体验。从县城调到省城工作，环境的变换所带来的刺激，对外界的感知书写融汇在他的作品中。然而，经验写作似乎不能够支撑他走得长远，而且必然面临资源枯竭的问题。这个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刚过而立之年的李骏虎回到山西老家洪洞县挂职。
回到故乡任县长助理的李骏虎跳出书斋投入到火热的基层生活，和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包村子、跑项目，处理上访事件，和各种身份、不同性格的人打交道，这一干就是4年。这4年中，他忘记了写作，也忘记了自己是一名作家。
挂职刚一结束，李骏虎就被派到鲁迅文学院学习。李骏虎说：“鲁院是一个非常适合创作的环境，我可以把挂职得到的素材、产生的想法，在这个安静的环境中好好沉淀。”4年的挂职体验生活，改变和形成了他的文学观念，使他从各种探索主义和先锋流派渐渐回归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来。李骏虎的笔触转回他生长了20年的乡村，开始写他最熟悉的那些人和事。在鲁院，他相继创作出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五福临门》，长篇小说《母系氏家》等。
李骏虎曾直言，在他有了名气以后，地位奠定了，压力也就随之而来了。别人会认为你是大作家了，理应写出大作品来。但是，要想写出一部大作品又谈何容易啊！
一个作家在什么年龄什么阅历什么思想境界写什么作品，这是有阶段性规律的。在小说写作上，李骏虎一直遵循着顺其自然的变化规律，同时也潜意识地寻找和自己最有缘的题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写个人体验，是一个年轻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后对爱情、人性、社会的感知书写；第二个阶段是寻根写作，回归到自己最熟悉的农村，以故乡的风土人情和人物为对象，书写他们的精神和生存方式；第三个阶段在计划中原本是要写当下，写时代、写城市和社会，但他发现自己没这个能力把握时代脉搏，也看不清时代方向。于是为了眼光和思考，决定先选取一个历史阶段来做个深入研究，由此完成了长篇小说《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
李骏虎的终极目的是第四个阶段，书写当下。从他最近两年的长篇小说《众生之路》、《浮云》就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阶段的创作寄予了很高期望，希望能把托尔斯泰的终极追问、巴尔扎克的时代逼近和福克纳浓郁的地气结合起来，写出对社会生活能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对当下时代的发展能有反观、借鉴或者推动作用的作品。
纵观李骏虎的创作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两大特性：一是题材上的丰富性，表现为思想内容和主题意义上的深刻多元；二是艺术形式上的探索性，表现为叙述方法上的朴实和语言文字的创意。这一切，都显示着李骏虎创作之路的多样和宽广，都预示着李骏虎的文学创作步入新的井喷期。
看过他近期做的一个专访，其中有一句是这么说的：“写作如同草木生长，需要沐浴生活之雨。”人的生命在世事变幻中被无情的消磨，静默地流逝。所以，只有进步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我期待，这位有“见面之情”的作家永葆赤子之心，创作出更多的佳作，散发出更浓郁的艺术魅力。
2017年6月16日凌晨
文明的忧思
——《受伤的文明》读后
王晓斌
一直坚信，一本书之所以让读者叫好，盖因其能够引起读者内心之共鸣，发人深省，对于个体思想建设、人格塑造、精神陶冶有益。读书之路上，不经意间，与李骏虎先生的《受伤的文明》一书不期而遇。一位身体力行的作家，一位有实践的思想者，一篇《受伤的文明》，再次触动了不觉中又一根麻木的神经——对于民族文明的忧思，于此，读书之功效业已达成。
每个时代，每一片国家的天空下，都有整个民族共同忧虑的事情：天灾人祸、道德防线崩塌、制度建设、民族国家生死存亡以及未来走向等等，可谓剪不断理还乱，包罗万象层出不穷。伴随着无数问题的出现和解决、推倒与建设、修补与完善，怀抱着永无止境的对于美好未来的期待，历史的时针指向了21世纪。驻足在这一时代的标线上，一个永恒的话题——对于民族文明的忧思，仍在继续……
在农业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曾闪耀着四颗夜空中最亮的星：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面对工业文明的滔天巨浪，在茫然不觉措手不及中，这四颗璀璨的明星曾一度光芒不再，随之而来的即是我们每个人都熟悉的字眼：列强入侵、主权丧失、被奴役、被压迫、反帝反封建、国家独立、民族复兴……这一切，都可归于文明之争这一焦点，其对弱势民族留下的创伤和巨痛，甚至是对其文明的彻底摧毁，成为这些民族身上永远抹不去的历史烙印，即使现代化的洪流，也无法将这一烙印彻底淹没，今天的印度，即为我们重新审视自身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例证。
印度，在农业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与我们有着不分伯仲的荣誉；在面对工业文明的冲击时，与我们一样，承受了无法言说、无法分辨孰重孰轻的创伤与剧痛。而今，这个身处新时代的古老文明古国，其真实现状如何？随着作者的笔触，伴着作者印度之行的脚步，我们看到一幅幅互相矛盾的画面：在新德里卫星城的“梦幻王国”大剧院，演员和观众沉浸在歌舞剧《扎古拉》所表现的强盛和歌舞升平的历史中，而他们的首都新德里，“现代化水平还赶不上中国南方乡镇水平”，“站在新德里的街头，仿佛置身30年前中国的一个地级市”，街头卫生状况恶劣，交通秩序混乱，小排量的价值在六七万元人民币的“微轿”充塞在城市的街道上，横冲直撞，犹如公园里的碰碰车，而人们却习以为常；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一个印度人，操着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他们的眼神和言谈举止，“都有一种让人不知道该羡慕还是该忍受的不以为然的优越感”，“他们流利的英语以及神情和手势，恍惚间你会觉得对面这个人是个英国人，而不是印度土著”，面对这些令人矛盾的情景，作者不禁自问：“到底让印度人感到优越的是他们古老的文明还是现代西方文明？”再看看曾经辉煌一时的四大佛教圣地之一的鹿野苑，尽管其遗迹已经被保护起来，瓦拉纳西准备对这一圣地进行修缮，重现这里曾经辉煌的佛教文明，但是，“印度举国找不到任何关于鹿野苑的原貌记载资料，最后，还是得依靠1300多年前怀着朝圣的心来此寻找真理的东土大唐的和尚玄奘写的《大唐西域记》”，与之相呼应的是，佛教在印度的辉煌已成为永远的历史，“现在的印度，只有0.8%的人还在信佛教”。在为印度文明的失落感到伤心的同时，作者写道：“历史告诉我们，真正的征服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文明，真正的失败不是战争的失败，而是文明的衰败”，一针见血道出了文明衰落的真正原因所在，也引起我们对于自身民族文明的深深忧思。
文明并无优劣高下之分，文明是每个民族世世代代积淀下来的代表自身、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内在品质。民族的虽然是世界的，但归根结底还是民族自身的。印度在300多年的殖民过程中，民族文明的衰落超乎我们的想象，让作为有着同样深厚文明的我们竟然有种痛心疾首、无法理解之感。毫无疑问，当古老的印度面对工业文明冲击时，这个民族曾经被压迫，被剥削，曾经手足无措无所适从，也曾为了重现民族辉煌而反抗，而流血牺牲。然而，是什么让这个民族将外来文明深深植根于本民族的土壤中发芽壮大，进而横扫本土文明甚至取而代之？为何5000年积淀下来的灿烂文明竟然抵不过工业文明对其300年的冲击？面对这样的结局，我们还会为伟大中华文明的兼收并蓄，博大精深，对我们历史上在民族融合大潮中对于少数民族的“汉化”成果而沾沾自喜吗？
面对印度体质和文明两方面的完全西化，我们不应为自己文明的延续而庆幸，而沾沾自喜。的确，在农业文明的历史范畴中，游牧民族曾经在马背上得天下，建立政权，之后便是不断被汉文化同化，元朝和清朝就是最好的例证。然而，在工业文明对古老农业文明形成巨大的冲击时，农业文明的堡垒却脆弱不堪。与印度相似，1840年以来，面对工业文明的冲击，面对被压，被剥削，为了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我们经历了无数艰难的历史抉择，付出了惨重的历史代价。在这一过程中，洋务派与顽固派对于现代化之争，维新派、立宪派和革命派对于政体之争，新文化运动中对于古今文化之争，“文化大革命”对于传统文化的巨大破坏，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现代化与西化之争……这一切，无不浓缩着历史关口中中华民族的艰难抉择，无不承载着中华民族在文明之路上的艰难脚步。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我们滚滚向前，驻足新时代，回望我们在文明之路上的艰辛攀援，反观曾经与我们一样熠熠生辉的印度文明在历史星空中逐渐黯然失色，不禁令人毛骨悚然，不由战栗。开放包容心态须有之，坚守本民族文明精华亦须时时牢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免于在历史之路上被其他文明横扫进而取而代之，才能走得更稳，更远，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不会是一句鼓舞人心的口号与空话。
第五届鲁奖得主李骏虎访谈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山西作家李骏虎以其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荣列榜单。《名作欣赏》“长篇观察”推出“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得主李骏虎作品展评”，给予关注。并作采访。
1、祝贺你荣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个评奖和以往历届的评选有所不同，新浪网搞了一个“第五届鲁奖竞猜活动”，有50多万人参加。你觉得网民投票会影响评委的意见吗？
李骏虎：网上竞猜会是个对作家知名度的检验，它至少能扩大鲁奖的社会影响范围。
2、从《奋斗时期的爱情》以来，你写了好几个长篇，都很受关注，不仅热销，还改编电视剧，想请你就此谈谈小说和市场接轨的窍门，以便让更多的小说家脱贫？
李骏虎：这么多年我一直有个理想，就是能写出一本书，（而不是文学作业），让它风靡全国，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对当下时代发展有反观、借鉴和推动作用。这本书的思想性或许不是很高，但它能够传达作者的思想力、能让各个阶层、最大范围的读者都能感知到作者对社会、时代与生存意义的思索，这思索是思考的过程，它也有思考的结论，虽然这结论未必经得住严密推敲，它作为一家之言，却能得到最大范围的共鸣与传播。
3、和上面那个问题一样，我发现你的创作题材逐渐从城市转移到乡村田野，从个人家庭转移到家族，比如入围2009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的中篇《五福临门》和本次获鲁奖的《前面就是麦季》，都是农村题材，这个变化的思想根据以及创作前途是什么？
李骏虎：我是个晚熟的人，创作上也是这样。“出道”不算晚，1995年就开始发表短篇小说，之后的十年间，却一直在“怎么写”和“写什么”之间兜圈子，很多年里，我没感觉自己的技艺有什么提高，甚至丢失了很多东西，像一辆没遮好帆布的煤车，一路抛抛洒洒。甚至，我多次觉得自己江郎才尽了。2007年在鲁院学习期间，听到了各个艺术领域的专家精英的讲座，触类旁通，茅塞顿开，醒悟到这十几年的创作没有大的起色，问题在从来没思考过“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于是对作品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向度有了一个顿悟。长达四年的挂职体验生活和短暂的鲁院学习生活，这一前一后真是个奇妙的组合，它们接力完成了对我的潜移默化，《前面就是麦季》和《五福临门》都是这个变化之后的作品。
4、你曾经挂职，对你写作有没有影响，你会不会写一部反映官场的小说？
李骏虎：挂职是我人生的分水岭之一，却是我人生观念的第一座分水岭。从作家开始，再回到作家，这个循环不仅是四年的青春光阴，更是也许擦肩而过的一生遭际，这光阴，这遭际，对于开始的那个作家来说，属于另一个人生，对于回来的这个作家来说，只是换了一副观察人生的眼镜。
我认为官场小说属于类型小说的一种，不足以全方位地表达作者对时代和社会的思考，我会写这样一部小说，小说里不乏政论、也有议论人生的篇章或者诗歌，对于当下时代的观点，对于现实的批驳，也许借小说中人物之口说出，也许作者趁机会发表自己的议论，这都不影响一件事情，那就是，作者有思考社会的能力，更有观察和描摹时代的眼睛和妙笔；读者或同意作者，或同意书中的某一个人物的人生观念和处事行为，或者反对他，并因此急于和作者争论，这都是让作者高兴的事情。这部小说已经被中国作协列为2010年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按照合同，明年5月交稿。
5、今年四月你和赵瑜等五位山西作家采写了报告文学《王家岭的诉说》，作品感人，更要紧是撼人。前不久人民文学又发起一个非虚构文学创作的风潮，号召作家走向人民大地，作为小说家，你怎么看待非虚构创作？
李骏虎：我觉得非虚构文学比虚构文学更有力量，但就目前来说，有很多领域你不虚构是无法出版和传播的。阅读非虚构文学需要坚强的内心和承受力，更不要说采访和写作，我不具备这样的钢铁之心，我只能继续写小说。
6、你19岁就在《山西文学》发表小说，这起码需要一个天赋与爱好，一个家庭环境。《名作欣赏》的相当一部分读者是中学教师和中学生，你可否从你的创作和成长的经历，给中学语文教育一个美妙说法？
李骏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基本没什么学生课外书，我从小到大是把语文课本当课外书一样痴迷地阅读的，我对人生和自然的艺术感知来自于一年级的第一篇课文：“春天来了……冰雪融化，种子发芽……”它唤醒了我最初的审美的知觉。幸运的是，我小的时候，文学正是很热门和高尚甚至神圣的事业，家里常来常往的是和父亲一样痴迷狂热的文学青年，他们围坐在小饭桌上，趴在老土坑上，很投入地探讨某篇小说故事情节的设置；每张脸上都写满庄重，使我感到平时很亲近的他们神秘又陌生。省作协的文学月刊，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全国很有影响，父亲连续订阅了至少十年；其他的文学刊物诸如《小说月报》、《作品》、老版《萌芽》等，父亲也定期去临汾市新华书店买，骑自行车来回六十多里，寒来暑往风雨无阻。我能读懂书的时候，父亲买的书及刊物已经有两大柜子了，于是我的文学启蒙悄悄的从父亲的这个小型图书馆开始；父亲不知不觉将文学的种子播入我幼小的心田，潜滋暗长。因此我个人的经验，大量的阅读对创作是非常有好处的，写作这东西教不会，要提高作文质量，课内外的广泛阅读很有帮助，——“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诌。”
7、去年获“庄重文文学奖”，今年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好事连连，标志着一个年轻作家的成功与成熟。请问你下一步或未来几年的创作打算？
李骏虎：说起获奖很有意思，我是短篇起家，长篇为主，中篇最弱，偏偏获奖的是个中篇，而且几乎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唯一的一个中篇，但它又偏偏是我的中短篇里最好的一部作品。我的中短篇小说创作量不大，十五年来，发表了不过三十多篇的样子，这是因为我早已完成从刊物作家向单行本作家的转型，主要是写书。下一步当务之急是补充修订长篇小说《母系氏家》，完成中国作协重点扶持的那部长篇小说。再长远的打算还谈不上。
2010-10-19
(本访谈在《名作欣赏·上旬刊》11期刊出)
作家简介：
李骏虎，1975年10月生，山西洪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院首届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毕业。2002年获山西新世纪文学奖。2009年获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2010年，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母系氏家》获赵树理文学奖。
“诗人不必要充满灵感地升到天上，在大地飞翔，他的使命不是在于离开大地，飞上天去摘取星星，他是永远也得不到它们的。诗人的任务在于从他所及的范围内闪烁着的东西中创造出新的星星。”（法国·勒韦尔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