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凌相争，套印本越刻越精彩

芷蘭齋古逸英华 2019-06-14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芷蘭齋”，ID：zhilanzhaiweili，欢迎关注。

套印本按照学者的说法，始于元代，但真正广为人知，却是到了明代的万历天启年间。而这期间，搞套印本版刻的两大家就闵氏和凌氏，而这两家都处在湖州吴兴区织里镇晟舍村，这么小小的一个地方，竟然在出版史上留下了这等光辉的一笔，当然值得细细研究。我曾得到的一种说法，闵氏和凌氏在书籍套印本上争奇斗艳，原因就是在出版业上的竞争，而这个促进人就是凌濛初，因此，这个故事要从凌濛初讲起。

在历史上，凌濛初的家族很显赫，到他父亲凌迪知这一辈，就喜欢著书，凌迪知最有名的作品就是《万姓统谱》。这部书的初刻本今天还能见到，十几年前我就得到了一部，而他的叔叔凌稚隆也是个刻书专家。凌稚隆的著述有《五车韵瑞》，这部书我也有藏，以此说明他们的著书流传之广，尤其这部《五车韵瑞》对后世影响较大。康熙年间，官府刊刻的《佩文韵府》就是在这部《五车韵瑞》的基础上扩展而成者。

凌濛初

而这位凌濛初虽然参加科举考试多年，但运气比较差，没能取得功名，于是他就把精力用在了刊刻书版上。如果你要搜这位凌濛初的事迹，基本上你会看到两个头衔：著名的文学家和雕版印书家。雕版印书也能成为一“家”，在以前我还真没注意到，不知道是谁的发明，我向这位发明者表示自己的敬意。

在刊刻套印本之前，凌氏一家已经刻了很多单色刷印本，其中名气最大的两部书就是凌稚隆刊刻的《史记评林》《汉书评林》，这个书从出版角度上讲，大获成功。凌家的原刻本虽然只是刊刻的万历年间，但今天也并不易得，因为这两部书翻刻本太多了，我仅见过者，在明代就有十几个不同的版别。那个时代，版权意识淡薄，一部书出了名，顿时间翻刻本遍地都是。虽然，这是一种侵权行为，但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对原版的最高礼敬，因为一部不受人关注的烂书绝不可能产生大量的翻刻本，而这《史记评林》和《汉书评林》自从风行天下后，形成了一种专门的文体，被当世人称之为“评林体”。当时的文学大家王世贞评价此事说：“《评林》行，而自馆署以至郡邑学官，无不治太史公者矣。”这里说的“太史公者”，指的就是《史记》，因《史记评林》而掀起了那个时代广泛学习《史记》的热潮。可见，凌氏刻书影响之大，可以跟今天柴静的《看见》有一比。

明凌稚隆刻《汉书评林》

晟舍有两大家族，就是上面说的闵氏和凌氏。这两家很有意思，相互交往，并且相互通婚，但暗里却一直较劲着竞争，尤其在出版方面更是如此。按照冯梦祯的话来说：“晟舍……凌、闵二姓所居。世为姻戚，而不免仇妒。”这里所说的“仇妒”，应该就是指的在出版业上的竞争。在他们那个时代，晟舍是中国重要的出版中心，当时的福建藏书家谢肇淛说：“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不下宋版。”谢氏的这句评价很高，认为当时南京、安徽和吴兴三地刻的书，能够达到了宋版的水平，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偏私，但至少可以看出来，在同时代藏书家的眼中，晟舍镇的刻书水准，也就是这里说的吴兴，已经跟名气最大的金陵刻本和徽刻本相提并论了。而在晟舍，虽然刻版产业很庞大，但能起到行业带头作用的，就是闵家和凌家。这么小小的地方，同生二虎，其竞争的激烈性就可想而知了。

凌氏因为评林系列的大获成功，肯定让闵氏受到了巨大的压力，闵家认为必须发明出一种更好的方式，才能盖过凌家的风头。几经试验，最终发明出了一种套版印刷的方式，如上所说，这种方式虽然在前代已经有之，但并未成为一种广泛的印刷方式，而这次闵式发明的套版，其出发点并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便于读者在看书的时候，能够将不同的问题一目了然，比如上面风行天下的评林系列，是在原文的基础上再加名人的评语，如果都是用单色刷印出来，有时很难看出原文和评点人所说的话之间的区别，如果评点人再多几个，就更容易把评语混淆。闵氏的发明方式就是将原书中的原文用墨印，把不同人的评点再用其他颜色来刷印。在明万历四十四年，闵氏印出了第一部自己家的套印本，那就是《春秋左传》。这种本子虽然只是朱墨两色刷印，却是后代人所追捧的明代闵凌刻套印本的第一部。中国人什么都喜欢争第一，如果专门收藏套印本，那么这部明刻《春秋左传》当然是必收之物。然而有意思的是，闵凌刻今日已知者总共有三十多个品种，其中有一半以上的品种都很稀见难得，唯有这一部《春秋左传》不在稀见之列。以我的推测，就是当时这部书太过风行，以至于印刷量极大。

第一部闵凌刻套印本《春秋左传》

闵家是怎样看待自己发明的这种套印本，按照发明人闵齐伋的说法，就是因为单色刻本刷印出来的评点语言难以区分。他在《春秋左传》的凡例中有这样一段话：“旧刻凡有批评圈点者，俱就原版墨印，艺林厌之。今另刻一版，经传用墨，批评以朱，……置之帐中，当无不心赏，其初学课业，无取批评，则有墨本在。”

闵氏的这种做法确实很聪明，因为他的这种套印方式，并没有在内容上有所发明和创新，按照今天的话来说，这也叫作“乘胜追击”。他所乘的胜，就是凌家的评林系列，其实所谓的“评林”就是对于古书的评点。既然评点本大热于天下，那么闵家就将此稍做改造，把这些评语用不同的颜色区分出来进行刷印，内容没有变化，只是评语更加醒目而已，这种做法特别符合中国人的市场竞争方式。我印象中，二十年前，国外发明了大的影碟，那种影碟跟胶片唱碟那么大，成本极贵，市场的售价当时就在三、四百块一张。中国人感觉这种消费方式太过昂贵，于是在这种大碟的基础上，稍做改造而发明了VCD，而这种VCD就是在原大碟基础上，以损失清晰度做为代价来降低成本，由此而大行于天下，至少在我年轻的那个时代，这种VCD机是家里的必需品。总之，闵刻的这种套印本虽然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变一个书的价值，但因为形式上的创新，自此广受天下人喜爱，这种做法迅速地让他那强大的对手，也就是凌家又受到了压力，于是，凌家也后来赶上，开始大刻套印本。

多色套印本《诗经》

在两家的竞争之下，吴兴地区所刻的套印之书由此风行天下。为了能够在竞争中取胜，套印的色泽越来越多，因为凌家也刻出了套印本，所以，闵家就把自己的套印本多用三色来印刷，接着，凌家又印出了四色套印本的《世说新语》、五色套印本的《文心雕龙》，这些套印本到了今天，都成了难得的印刷史上的珍品。其实，有些套印本是在单色本的基础上，再加色出来刷印而成者，比如那部《世说新语》，凌濛初以前所刻就是单色本。当时的单色，他刻的是王世懋的批点，后来又得到了刘辰翁、刘应登的批点本，于是将其一一补上，印成了四色套印本。单从这个角度而言，闵凌两家所刻之书，如果是单色刷印，反而往往早于套色刷印本，这尤其要引起藏书者的注意。

《刘子文心雕龙》

因为闵凌两家的竞争，使得中国古书印刷史上多了一个品种，那就是套印本。这种套印本在当世就广受欢迎，文学大家陈继儒评价说：“吴兴朱评书籍出，无问贫富，垂涎购之。”这位陈继儒还有一句名言：“自冯道以来，毋昭裔为宰相，一变而为雕版；布衣毕昇再变而为活版：闵氏三变而为朱评。”这句评价太高了。陈继儒把闵氏的套印本跟雕版的发明和毕昇的活字并列在一起，以此来认定这是中国印刷史上的三大发明。

但在历史上，闵凌刻的评价并没有这么高，主要原因是这些评语在古代并不作为一种学问来看待，用今天的话来形容就是，那个时候也提倡回到原典，虽然套印本印的好看，但里面错讹太多，而古人所说的善本，首先是要校刊精良。谢肇淛虽然高看闵凌刻，但也提出过批评：“吴兴凌氏诸刻，急于成书射利，又悭于倩人编摩，其间亥豕相望，何怪其然”。

到民国年间，闵凌氏的套印本突然大受藏书家关注，并且出现了系统收藏套印本的藏书家，这种藏法，让那时的藏书大家傅增湘先生颇不以为然，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近世侈谈版刻，二氏所刻之书，或以为近于批尾之习，为大雅所不屑顾。”傅先生是以藏宋元本为标榜的一流大藏书家，明末的这种套印本当然不可能入他的法眼，但像他那样有眼光、有实力的大藏书家，天下没有几位，所以他的这几句评语并不能挡住普通人们爱好闵凌刻的热情。那个时候，藏书家中出了一位陶湘，这个人眼光独具，致力于收藏闵凌刻套印之书，对于这种藏法，陶湘有这样一段解释：“夫闵版诸书，今之藏家尚未以善本视之。然自明末上溯至宋末约四百年，至元末约三百年，彼时购求宋元版书价，以汲古阁毛氏卖书议值证之，犹不为昂。固由银贵，亦传本尚多耳。自今日上溯至明万历之末，如闵版书相距亦三百年，而其值比之当时购宋元板书高至数十倍，且不能得其全。……乌能以其非宋元板又非嘉靖前刻，而遂不重视之耶？”

陶湘的这几句话虽然引用的长了点，但我认为很有价值，因为他用了类比法，民国时候距闵凌刻书的时间，就跟闵凌刻刻书的那个时代距宋元的时代相仿，如此来说，它也应当该受到世人的重视了。陶湘的这个观点也更加适用于今日，因此，不能固守古人对某部古书所下的评语，因为他所说的多与少、优与劣，是站在那个时代做出的评判，而今，已经换了人间，必须要务实的、因地制宜的按照今天的现实情况来重新评估古书的价值。其实，不止是现在，同样在民国年间，就已经有藏书家开始关注到套印本在印刷史中的重要价值，郑振铎就说过：“自万历中叶，迄崇祯之末，五十年间，此种套印的刊书风气，绵延不绝。楮墨精良，彩色烂然，既为读本，亦足怡娱。而濛初所刻更往往附以插图，精绝一世，为中国雕版术史上黄金时代的最高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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