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刚：从《文选》未收赋看萧统的文学观
汉代赋家虽然被统治者视与倡优同类，但他们仍然坚持赋为古诗之流，虽体物却旨在写志，用以充担规劝统治者的一种文体。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六朝人对大赋的肯定，更多地是看重它的文学价值，汉大赋已由汉人期望的表达政治意见的身份转为可供欣赏的文学作品。因此,这一时期的赋评论，以及赋集的编辑，都以此为宗旨。我们可从《文选》未收赋的角度来看萧统的赋文学观。
从《文选》未收赋看萧统的文学观
《文选》选录的五十二篇赋，基本上都是在当时获得了定评的名篇，这自然增强了《文选》的权威性。但我们也看到，还有一些历史上有定评的作品，《文选》却不予收录，研究这一现象，可以进一步考察编者的赋文学观。
首先是荀卿赋。萧统在《文选序》中明确说：“荀、宋表之于前”，但《文选》却不选荀赋。对此，有研究者以为荀赋是子书的原因（1）。这个说法恐不一定确当，因为荀赋历来都是被作为赋看待的。如班固《汉志》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挚虞《文章流别论》说：“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有古诗之义。”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知》，宋玉《风》《钓》，爱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即使萧统《文选序》也称：“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后。”
当然，荀卿五赋由于载于《荀子》一书，并且他在赋中所表达的思想与子书接近，可以说五赋具有子书之意。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下》中曾泛论屈、荀等赋家说：“然而赋家者流，犹有诸子之遗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殆非后世诗赋之流，拘于文而无其质，茫然不可辨其流别也。”这是从早期赋家（即班固《汉志》所列屈、荀、陆诸家）作品所具有的思想内容而言。台湾李曰刚教授也据此论荀子说：“其所作之诗赋若论文，完全本于学术思想之立场而表现，与战代诸子无二致。”（2）这些言论只是说荀卿赋具有子书的某些性质，甚至可以当成子书读。但它毕竟不是子书，它的形式仍然是赋，这是不能混淆了的。《文选》不录荀卿赋，肯定与此无关。然而荀赋在文学史上确属影响颇大的作品，前引汉魏六朝评论家的话可见后人都是十分肯定的。那么《文选》为什么不予录取呢？
笔者以为这或许与荀赋本身的类型与《文选》的要求不符。荀赋是什么样的类型呢？按，荀卿五赋《礼》《知》《云》《蚕》《箴》，据唐人杨倞注，《礼》：“言礼之功用甚大，时人莫知，故荀卿假为隐语，问于先王云：臣但见其功，亦不识其名，唯先王能知，敢请解之。先王因重演其义而告之。”《知》：“此论君子之智明，小人之智不然也。”《云》：“云所以润万物，人莫之知，故于此具明也。”《蚕》：“蚕之功至大，时人鲜知基本。……战国时此俗尤甚，故荀卿感而赋之。”《箴》：“末世不修妇功，故论辞于箴，明其为物微而用至重，以讥当世也。”从杨倞此注可知荀赋类型实近隐语。如《礼赋》说：“爰有大物，非丝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为天下明；生者以寿，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军以强；粹而王，驳而伯，无一焉而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欤？简然易知而致有理者欤？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欤？性不得则若禽兽，性得之则甚雅似者欤？匹夫隆之则为圣人，诸侯隆之则一四海者欤？致明而约，甚顺而体，请归之礼。”从这篇作品可以概见其余四赋。梁启雄《荀子简释》说：“荀子《赋篇》的体例是：先敛藏起谜底，用隐语说出谜面，随后指出谜底。”这便是荀赋的基本类型，所以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这个隐语类型是为后人所公认的。荀赋的这一类型在全部赋文学中，应当是非常独特的，所以班固《汉书·艺文志》将荀赋单列一类，与屈原、陆贾等并列。班固于赋分别四家的用意，没有作交待，这引起了后人的猜测。我想这大概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班固祖述刘歆《七略》，刘歆没有交待，所以班固也不十分清楚；另一种可能是事实很清楚，这四类的划分，当时人一看就明白，所以便无须交待。如果是第二种可能的话，荀赋的隐语类型的确与屈、陆等不同。在《汉志》中，荀赋类共二十五家，一百三十六篇，可惜除荀赋十篇之外，并皆亡失，因此不可推测其类型。但荀赋之后有“秦时杂赋九篇”，《文心雕龙·诠赋》篇说“：秦世不文，颇有杂赋”，语气似是肯定，或者表示的意思是秦世虽无文，但有些杂赋还值得肯定的。如果这些赋继承了荀赋的传统，也还可以说是有意义的。但问题不在这里，班固《汉志·诗赋略》所列第四类是“客主赋”，共十二家，二百多篇，班固称为“杂赋”。既然同为杂赋，为何“秦时杂赋”不入此类呢？可见二者类型并不相同。到底有什么不同，限于材料（这两类赋中仅存荀赋一家），就不好进一步推测了。对这两类赋，汉魏六朝的作家、批评家似乎也仅提到过荀赋，这便说明这两类赋的价值（类型和内容）的确不大，不可与屈原赋和陆贾赋两类相比。因此，对于建立了隐语类型的荀赋，《文选》可能认为不合其“文”的要求而弃取了。
其次是司马相如的《大人赋》。这篇赋因刘勰《文心雕龙》的称赞而出名。在《风骨》篇中刘勰说：“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将《大人赋》作为有风骨的代表作品。显然，萧统与刘勰的看法不一样。其实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在汉代是受到批评的。《史记·司马相如传》记：“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赋》。……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这是本意与效果之间的矛盾之处，后人由此得出大赋实际是“劝百讽一”的功能。《汉书·扬雄传》载扬雄批评说：“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缈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既从相如的作品中得出了经验，也从自己的实践中总结了教训，因此，扬雄在完成了他的大赋创作之后，陷入了深深苦恼中。于是最终他说：“壮夫不为”，似乎幡然省悟而挂笔。扬雄的观点，王充也欣然接受，《论衡·谴告》篇说：“孝武皇帝好仙，司马长卿献《大人赋》，上乃仙仙有凌云之气。……长卿之赋如言仙无实效。”看来，《大人赋》在这方面是受到批评的，但《文选》是否因此而不予收录呢？
与《大人赋》的效果相似的还有扬雄的《甘泉赋》，据王充《论衡·谴告》篇说：“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甘泉赋》既与《大人赋》一样的效果，也受到王充的批评，为什么《文选》反而收《甘泉》而弃《大人》呢？这表明《文选》并非依据汉人的批评，其关于思想内容的理解，也并不很简单。这里涉及到萧统的赋文学观。简单地说，萧统对赋的看法与其他人稍有不同。
关于赋的来源、发展，我们知道，汉人一般认为是屈原、荀卿导源于前，宋玉等人蹈迹于后。对于屈原，汉人虽有争论，仍然肯定他在辞赋发展中所作的贡献，但对宋玉，往往批评的多。先看班固的说法，《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说：“春秋之后，周道寝衰，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意。”班固这里叙述了赋的产生及发展，认为屈原、荀卿是创始人，他们的作品都合于古诗之义。很明显，班固关于赋起源于屈原的观点是萧统所不同意的。《文选》以屈原作品单独分类，说明了这一点。在《文选序》中，萧统则以荀卿、宋玉为起源者，这是第一点不同。第二，关于宋玉的评价，班固是持批评态度的。又不独班固，他之前的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说：“屈原死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司马迁对宋玉等人专好辞赋，而不如屈原敢于直谏，显然是批评的。又如扬雄《法言·吾子》说：“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这是批评宋玉等人的赋繁滥放荡，是辞人之赋。至如晋人皇甫谧《三都赋序》说：“贤人失志，词赋作焉。孙卿、屈原之属，存其所惑，咸有古诗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托理以全其制，赋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发，言过于实，夸竞之兴，体失之渐，风雅之则，于是乎乖。”这些意见都肯定了荀、屈的创作，而对宋玉等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按照以上的批评，《文选》如坚持内容的雅正的话，是不该选录宋玉作品的。但事实上，《文选》不仅一气选了四篇，而且还专门为宋玉立了“情”类目，可见萧统对赋的评价与汉人有些区别。据此说来，《文选》不录《大人赋》，并不一定与它的“劝百讽一”有关。考虑到《大人赋》所写是神仙之事，这样的内容恐不符合萧统的思想（假使《文选》编选赋时所据底本出自萧衍的《历代赋》的话,情形也一样,因为萧衍中年信佛,对神仙道教之事持否定态度），所以不入选也就是正常的了。
两汉时期，还有一篇很有名的作品，即东汉冯衍的《显志赋》。冯衍字敬通，幼有奇才，然生不得志，有功而不被封。晚年困窘，栖迟于故郡，郁郁无欢而作《显志赋》。冯衍的遭遇及其作品，很能引起后世不得志知识分子的共鸣。江淹《恨赋》即以他作为一典型，称：“至于敬通见抵，罢归田里。”又晋人陆机作《遂志赋》，序中说：“昔崔篆作诗，以明道述志，而冯衍又作《显志赋》，班固作《幽通赋》，皆相依仿焉。……《显志》壮而泛滥，……衍抑扬顿挫，怨之徒也。岂亦穷达异事，而声为情变乎!余备托作者之末，聊复用心焉。”陆机对冯衍及其《显志赋》的肯定、赞扬之意很明显。这一篇作品,《文选》却未收。《文选》赋有“志”一类，收录了班固的《幽通》，张衡的《思玄》，冯衍比他们二人都早，他的入选应该是无可非议的，而萧统却忽视了他，恐怕与《显志赋》中太多的牢骚不平有关，这不符合萧统“君子之致”的思想。此外，政治上冯衍忠于“更始”，没有及早归降光武帝，故不得任用。这样的人物，在梁武帝代齐之后不久，自不宜表彰，因此，这也可能是他不入选的原因之一。
两汉以外，魏晋六朝赋作受到时人好评的也不少。如曹丕《典论·论文》说：“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裴松之《三国志·王粲传》注引《典论》作‘逸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文选》于其中仅收《登楼》一篇。王粲《登楼赋》的确是一篇优秀作品，其名声当超过其余作品，陆云在给他哥哥陆机的信中就说过“《登楼》名高”的话，这样，《文选》便选录了最著名的一首。不过，徐干也受到刘勰的称赞，说“伟长博通，时逢壮采”，与王粲都称魏之“赋首”。萧统却不予录选，看法与刘勰不同。
六朝时期在当时博得好评的赋如袁宏的《北征赋》《东征赋》、庾阐的《扬都赋》等（3），《文选》也都摒弃不录，不过更值得讨论的却是沈约的《郊居赋》。《梁书·沈约传》记：“约性不饮酒，少嗜欲，虽时遇隆重，而居处俭素。立宅东田，瞩望郊阜。尝为《郊居赋》……”。《郊居赋》是描绘庄园之美和郊居之乐的作品，体制巨大，很像谢灵运的《山居赋》。沈约是一个十分自负的人，对这篇作品非常重视，《梁书·王筠传》记：“约制《郊居赋》，构思积时，犹未都毕，乃要筠示其草，筠读至‘雌霓（五激反）连踡’，约抚掌欣抃曰：‘仆尝恐人呼为霓（五鸡反）。’次至‘坠石磓星’，及‘冰悬埳而带坻’，筠皆击节称赞。约曰：‘知音者稀，真赏殆绝，所以相要，政在此数句耳。’”由此见沈约对《郊居赋》的看重。《郊居赋》在当时是受到好评的。《梁书·刘杳传》载：“（杳）因著《林庭赋》，王僧孺见之叹曰：‘《郊居》以后，无复此作。’”说明《郊居赋》为士人所赞赏。在以前的论述中，我们曾叙述过沈约与萧统、刘孝绰间的关系，他做过萧统的老师，又以刘孝绰父执身份对刘大加奖饰，对于沈约如此看重的《郊居赋》，《文选》竟不予录选，这似乎有两种可能，一是限于体例，《文选》所收赋只至刘宋，江淹虽为梁人，但其作品都写于宋时。由于这一体例，《文选》于齐梁赋并皆不收，所以沈约《郊居赋》见弃。二是《文选》编选赋的底本是萧衍的《历代赋》，按照“历代”的体例，萧衍不收当代作品是可以理解的。另外，沈约与萧衍的关系又不像与萧统、刘孝绰的关系，尤其沈约晚年与萧衍之间产生了矛盾，萧衍对沈约的一些作品如郊庙歌词，大加指责（见《梁书·萧子显传》），因此，萧衍编《历代赋》，不收沈约，也是有原因的。从上述《文选》不收一些有定评的作品看，萧统的赋文学观与时人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有些与学术界对萧统的评价并不太符合，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同时，这一问题也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注：
（1)《文选学新论》，中国文选学研究会，郑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版。
（2)《辞赋流变史》，李曰刚，文津出版社，1987版。
（3)《世说新语笺疏》，余嘉锡，中华书局，1983版。
本文节选自傅刚著《从<文选>选赋看萧统的赋文学观》（原刊登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部分图片源自网络，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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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文选尤》（全三册）
编著者：辽宁省图书馆编
书号：978-7-101-12047-9
出版时间：2017年1月
定价：2400.00 元
开本：16开
装帧：彩色 精装
出版单位：中华书局
内容简介
本书为“辽宁省图书馆藏陶湘旧藏闵凌刻本集成”系列之一。
〔梁〕萧统选、明末学者邹思明撰，明刻三色套印本。
作者介绍
辽宁省图书馆，其前身是东北图书馆，1947年筹建，1948年8月15日于哈尔滨开馆，1949年2月迁至沈阳，1955年改名辽宁省图书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第一所大型公共图书馆。其馆藏现有古今藏书近500万册（件），10馀个文种，善本书约12万册，其中宋元版书近百部 。此外，还收藏有丰富的东北地方文献和有关满族、清代以及伪满时期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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