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恒：缪荃孙对我国近代藏书事业的贡献

今天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誉称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的缪荃孙先生去世的99周年，他所创办的国立京师图书馆是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而中华书局所影印出版的多部重要图书均以国家图书馆馆藏文献为基础，受益良多。因此，今日浅谈先生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上的开山之功。

缪荃孙，1844年9月20日生于江阴申港镇缪家村，字炎之，一字筱珊（小山），晚号艺风老人，近代著名学者、方志学家、教育家、目录学家，我国文化教育科技界尊称他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鼻祖。

缪荃孙画像

（《清代学者像传》第二集，叶公绰辑，杨鹏秋摹绘）

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开山之祖

缪荃孙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急剧转变的时代，帝国主义的炮舰打开中国大门，中国成为外来侵略者任意宰割的肥肉，清统治者腐败透顶，只知加紧压迫、剥削人民，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太平天国、义和团为代表的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统治者内部为了苟延残喘，掀起洋务运动，改良派康梁主张变法，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总之，中国到了它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非变不可的时候。这期间自然也包括延续千年之久的封建藏书楼应当顺应时代潮流，实现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

在促使这个转变的过程中，缪荃孙是个先锋。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缪荃孙受两江总督端方奏派，出任江南图书馆总办，主持馆政。缪氏任职后，一抓藏书，二抓馆舍，这是图书馆的最基本的两项建设。

清末的皇朝政府内外交困，社会动乱、民不聊生，迫使我国古代典籍大量外流。杨、陆、瞿、丁四大藏书家处在岌岌可危中。吴兴陆氏皕宋楼为日人以十万两银元捆载而去，国人为之震惊、哀叹，扼腕痛惜不已。而杭州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因其后人经商失败，亏空巨万，由官方主持出卖家产以偿赔，行将不保，而此时日人“复眈眈于丁氏八千卷楼”（1），国内学术界人士十分担心这批国宝再度外流。在这危急关头，缪氏于这一年的九月三十日偕其子禄保启程赴杭，十月十二日由苏州乘船抵达，十三日“索丁氏全书目录，可谓大观”，即与王体仁(字绶珊，九峰旧庐主人)、丁立中(字修甫，丁丙之子)商定购买这批书，“书价八万元，书箱书架，打捆绳索，船只押送宁垣，一并在内”，缪氏以为“并不为贵”，于是“商电报午帅(端方)”，不料次日端方回电，“止允七折”，缪氏感到“事不行矣”，于是一面再复电报，一面派陈宜甫、丁季梁和儿子禄保回南京，面商端方，同时积极准备草拟合同。正在此时，常州沈堪钧(字仲益)来杭，“言学部欲购八千卷楼书，愿出十万金”，在南北争购的情况下，廿三日端方回电：“价格照给”。廿四日，这是中国藏书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陈庆年(字善余，时任江南图书馆坐办)来。同往丁宅订合同，以七万三千元定，王绶珊、金谨斋(名承诰)、善余、荃孙四人签押，各执一纸”（2）。当年十二月丁氏藏书分三批运至南京，不仅挽救丁氏藏书外流危机，而且使之归于公库，得以妥善保管，并为社会所利用。缪氏后来写道：“自遭家难，君(丁立中)拼挡所藏，悉还公债，而不留丝毫，以备一己之需，固杭人所共谅。至于书籍，全归江南图书馆，价虽稍贬，而书无少逸，易一地耳。书可按目而稽，在江南，犹在丁氏，君筹之熟、计之决，积善尤知其苦心矣”（3）。八千卷楼书归藏江南图书馆，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蔡元培、张元济等一时名人学者，无不欢欣鼓舞，赞为盛举。今书安然无恙地保存在南京图书馆，辟为专藏。

第二件事，缪荃孙接着主持江南图书馆馆舍建设。八千卷楼书大量来到江南图书馆，而当时馆舍未建，只好先置于戚家湾之自治局。次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五日辛卯，晴，诣龙蟠里小学堂度地，登盔山，造书楼正得地势”（4），于是就龙蟠里的上元高等小学堂(前惜阴书院)校址建馆，七月即由工料局估工造馆，至宣统元年(1909)九月落成，全部工程耗资34760两银，次年(1910)十一月十八日正式开馆，成为江苏省第一所公共图书馆。

江南图书馆（现为南京图书馆）

宣统元年五月，缪荃孙由学部委任为京师图书馆监督，这显然既出于缪氏的学问赅博，也出于他在筹备江南图书馆的业绩而寄予的信任和重望。早在陆氏皕宋楼书外流之前，罗振玉曾远见卓识地提出《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5），可惜并未引起清廷的重视。在这多事之秋的年代，皕宋楼藏书被日人购走，但是欲壑难填，欲再购丁氏八千卷楼书失败了，于是又打觊觑之久的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主意。形势急迫，不能为缓，于是清廷学部拟议设京师图书馆，缪荃孙成为最合适的首选第一任馆长。

缪氏受命之后，一直忙于筹建江南图书馆的未尽事宜，二是其师张之洞逝世之恸哀成疾，直至宣统二年(1910)九月才由南京溯江而上，取道武汉，乘京汉铁路火车抵京，自此至宣统三年(1911)九月缪荃孙乞假南归，蛰居上海止，（期间）一手操办京师图书馆的筹建工作。

筹办京师图书馆，缪荃孙同样首抓藏书建设。在缪氏受命之前，端方和张之洞曾想强购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端午桥督两江，假枢府意，胁以家藏献阙下，以京卿为饵，先父(瞿启甲)不为动”（6），双方未取得协调，事遂搁置下来。缪氏受命之后在未赴京师之前，即宣统元年六月亲赴常熟，当时常熟地方人士出具公函。瞿启甲亲递说贴，与缪氏相商，不便全得。于是“择瞿氏书可抄者定一目”（7），选抄他的珍善本。瞿氏说：“旋蒙图书馆监督缪将书目详加选择，就其中之孤本或抄本，外间少流传者，摘出七十一种，嘱即精抄，并益以旧刊本，足成百种，俟抄毕一并进呈”，并以为此“蒙缪监督体恤”（8）。双方取得协商一致和谅解后，宣统三年(1911)，瞿氏抄成37种及元明及汲古阁刻本l3种，合计50种，进呈京师图书馆。这份进呈书目，载在《中国古代藏书和近代图书馆史料》第139页。

缪荃孙赴京之前。京师图书馆已购得南陵徐氏、归安姚氏、扬州徐氏藏书，并由文津阁调入《四库全书》，翰林院调入《永乐大典》数十百册，缪氏到馆后，内阁书大量进入京师图书馆，统宣二年十二月，“廿日庚辰，⋯⋯内阁书运完”，“廿三日癸未，⋯⋯开内阁书四箱，宋板《通志》缺、宋板《大学衍义》零本、元板《书集传》全、《艺文类聚》、《山堂考索》均缺，明本《神僧传》、《列女传》全，余皆殿板，全者甚少”（9），可见当时内阁藏书残缺混乱相当严重。此外又从敦煌调来经卷18箱。

当时京师图书馆尚未建馆舍，仅就城北净业湖广化寺办事．缪荃孙在制定章程规则的同时，抓住多头藏书的整理编目工作，他一方亲自检查他人整理，如宣统三年正月“廿二日辛酉。⋯⋯到馆阅陈仁先昨日所理书，至以《癸巳类稿》归集部、《古文观澜》七十卷为二十卷、林少颖为吕东莱，其学问可知”(10)，指出其分类、著录的错误。另一方面他亲自动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先后编成《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8卷、《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4卷、《学部图书馆宋元本留真谱》(该谱于本书一叶、牒文、牌子、序跋述源流者均摹之，加考一篇)。同时他还组织馆藏敦煌写经赴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参加为奥国皇帝八旬大寿而举办的实业手艺博物馆展览，宣传中华典籍，进行国际文化交流。

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为京师图书馆）

诚然，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的筹办与开馆均在古越藏书楼、皖省藏书馆、直隶图书馆等之后，然此三者之影响远不及江南、京师二处。所以我们说，缪荃孙是当之无愧的推动封建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变的先锋。

这里还应特别指出，缪荃孙不仅鼎力相助他人编目、刻书，而且也以他的藏书经验和思想启迪他人．最突出的例子是他指导陶湘收集明末闵、凌两家套印本。陶湘曾回忆缪氏对他告诫说：“若闵版所采皆宋、元、明以来名家诸论．乌可一概抹煞。方今文运否蹇，稗贩新学说动言凡百(代)古籍皆拉杂烧之，而海帮人士通晓中国文字者．则又不惜悬重金以求，捆载而去，殊可痛也。虽然世运盛衰如循环，然乾坤不更，诗书之教终不磨也。予老矣，恐不及待。君爱书若性命．故于论闵版而发所慨”（11）。

缪氏的这番话，既表明他对晚清我国典籍外流痛心．又指出闵版书收藏大有可为。明末吴兴闵、凌两家套印名家诗文著作(通称闵版)，因为多属士子读物而为时人不重，然而一是其底本可靠，二是从版刻艺术看，属朱墨两色乃至五色套印的书籍，是我国套版印刷术重要的实物。陶湘在他的启发下，不负其望，以30年之精力，收集闵版书110部、132种，几为闵版书之全部。历史不过五十年，这些书都成了代表中华典籍之精华的善本书。

注：

（1）齐耀琳《江苏第一图书馆复校善本序》，江苏第一图书馆, 民国7年出版。

（2）均见《艺风老人日记》(198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 《艺风老人自订年谱》谓“十月，偕陈善余赴浙，购八千卷楼藏书” ，不确，陈于十月廿二日后到的。又谓“以七万元得之。”乃指概数。顾志兴《浙江藏书家与藏书楼》(P242 )谓“最后以当时七万五千元的代价成交” 、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 从清末至抗战》(1983年台北枫城出版社)谓购丁氏藏书款为“七十三万元” ，柳诒谋《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小史》(1928年国立中央大学出版)谓“七万上千元” ，均不确。

（3）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丁修甫中书传》，文史哲出版社，民国六十二年出版。

（4）（7）（9）（10）《艺风老人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5）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第123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

（6）瞿凤起《先父瞿良士先生事略》，载《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8）《学部为送瞿氏书籍抄本五十种咨京师图书馆文》，载《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第138页。

（11）陶湘《闵版书目序》

本文节选自刘尚恒著《缪荃孙对我国近代藏书事业的贡献》（刊登在《四川图书馆学报》1998年第4期），题为小编自拟，部分图片源自网络，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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