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杨：元明易代与宋濂的题跋文创作
宋濂是元末明初文坛具备足够代表性的题跋作家。他兼具官方作家与民间文人的综合身份，其题跋文体观念在这一时期很有典型性；也是元末明初撰写题跋数量众多且对此种文体有所偏爱的作家，其题跋创作既有道统立场又见文人情致，受到明代选家的推举、重视。
宋濂画像
多元立体的样貌：元末明初宋濂题跋的差异与共性
宋濂作为元末明初成就丰富的作家，其对于包容性极强的题跋文体的发挥，也呈现出多元立体的样貌。首先要指出的是，宋濂元未在野时的题跋创作，与明初身处大位时的创作相比，显得更加简练、犀利。这也符合当时文坛的共同特征。
元代对于文人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文人群体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蒙古色目人手中。汉人尤其是南人只有极少数进入政权，而且只能从事一些文字写作与地方教育的事宜。更多的人只能徘徊在乡间草野，进行谈道论学与文艺创作。于是，文人群体便呈现出一种颇为奇特的心态：一方面抱怨自己的政治前途暗淡而失去人生的前途，一方面又悠闲自在而享受文人的超然脱俗。这种情况表现在题跋创作上，便是书画题跋和寄托文人悲愤不平心态的文章别集题跋的涌现。比如高启的《跋眉庵记后》，乃为其好友杨基《眉庵记》一文所作的题跋。尽管文中将文人及其创作喻为虽无实用价值却为国家祥瑞的提法并非高启一人所有，其前已有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玩绎方美”（1）的赞誉，但将文人比喻为人之眉并认为虽然缺乏实用价值却依然是“安重而为国之望者”（2），依然体现了元代文人虽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却仍旧自重自珍的孤傲心态。
宋濂作于元末的题跋今已保存较少，却依然显示出与明初同类文章较大的差异。前者挥洒自如、真率自然。如《题朱文公手帖》中怀念朱熹师友讲学“聚精会神，德义充洽，如在泗沂之上”的融洽氛围，结尾处却感叹：“自今道隐民散时观之，不翅应龙游乎玄阙，欲一见之而不可得，徒以贻有识者之感慨，不亦悲夫!”（3）身处元末的宋濂，居然直言不讳地说那一时代是“道隐民散”的混乱之世，带有明确的批判态度，与高启的题跋格调非常接近，这在明初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4）。更值得关注的是其《题葛庆龙九日登高诗后》。从题跋文的文体功能来看，宋濂考证补充了《九日登高》一卷古诗的作者生平状况、性格爱好及文学成就，完全符合其本人的题跋文体观念。但这样的跋文又只能写于元末。首先，本文所记载的这位越台洞主葛庆龙性情怪异，个性突出，出入于儒释道，而又超然自得，这在元末的文人别集中可以屡屡见到。这样的怪人只能产生于元末动荡的社会之中：
越台洞主，名庆龙，姓葛氏，庐山人，久居越中，能为诗。诗务出不经人道语，甚者钩棘不可句。每客诸公贵人，诸公贵人燕飨方乐，或为具纸，无问生熟，连幅十余。庆龙睥睨其间，酒酣落笔，飒飒不自止，皆鹏褰海怒，欻起无际。然为人简躁，喜面道人过。一有所忤，即发泄无留隐。非知其磊落无他肠，多疏之。性嗜闻音乐，又不甚解。居一室，杂悬药玉磬铃，醉后自飏扇撼之，闭目坐听，殷殷有声，至睡熟扇堕乃罢。晚尤落魄，依王主簿居。初，越台有石洞，樵猎过者，必祝以为有神。庆龙悦之，刻己像洞前，自称为飞笔仙人越台洞主。死之日，遗言王主簿：“我死当葬我，葬我必于是洞，且用仪卫鼓吹为导，使樵猎祝我如祝山神。”（5）
其次是作者对于葛庆龙的赞许态度，他只有身处元末才可能拥有如此立场。因为他最看重的是葛庆龙的“奇气横发”，而鄙视那些“跹跹媚学”的平庸之辈：
庆龙初为浮屠，中更衣道士服，晚又入儒，人莫测其意。出语颇涉玄怪，恍惚不可辨。君子谓其为诗之仙鬼云。今观此卷所作，虽杂于幽涩，而奇气横发，直欲骑日月，薄太清。视争工于组织纫缀间者，不翅猿鹤之于虫沙。有如庆龙，何可少也？何可少也？余故备道谢语，书而归之，使知庆龙亦非跹跹媚学辈可及，则其不为庆龙者，又可得耶？（6）
但在明初时，宋濂对于那些语涉险怪的作家与作品，则完全持一种否定态度。其《徐教授文集序》说：“是故扬沙走石，飘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佹诞不经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间濮上，危弦促管，徒使五音繁会而淫靡过度者，非文也；情缘愤怒，辞专讥讪，怨尤勃兴，和顺不足者，非文也；纵横捭阖，饰非助邪而务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涩，棘喉滞吻，读之不复可句者，非文也；廋辞隐语，杂以诙谐者，非文也；事类失伦，序例弗谨，黄钟与瓦釜并陈，春秾与秋枯并出，杂乱无章，刺眯人目者，非文也；臭腐塌茸，厌厌不振，如下俚衣装不中程度者，非文也。”（7）以此标准衡量，不仅葛庆龙为人“出语颇涉玄怪，恍惚不可辨”而“诗务出不经人道语，甚者钩棘不可句”理应在否定之列，而且他本人这篇夸耀葛庆龙的题跋也难以称之为文。至于他那篇戏谑黄庭坚的《题黄山谷手帖》，更会因其“杂以诙谐”而遭到否定。由上可知，宋濂元末之题跋文与明初差别很大。元末之题跋文大都挥洒自如、生动有趣、笔锋犀利，有一股傲然之气行乎其中，带有元末文人题跋的共同特性。
当然，宋濂明初的题跋文也并非与元末完全隔绝。尽管从其题跋文创作的主要内容与体貌特征上看，作者往往站在朝廷官方的立场而限制自我情感的抒发与真实观点的表达，但由于题跋文体产生较晚、缺乏严格的体要规定，因而呈现出文体功能的多元和表达方式的自由，在不涉及政治题材的创作中便会表现出别样的形态。试看以下三篇题跋：
赵魏公自云幼好画马，每得片纸必画，而后弃去。故公壮年笔意精绝，郭祐之作诗至以“出曹韩上”为言。公闻之微笑不答，盖亦自负也。此图用篆法写成，精神如生，诚可宝玩也。《题赵子昂马图后》（8）
赵令穰与其弟令松以宋宗室子精于文史。而旁通艺事，所以皆无尘俗之韵。今观令穰所画《鹤鹿图》，丛竹幽汀，长林丰草，其思致宛如生成。余隐居仙华山中，时与麇鹿为友，每坐白云磴上，教鹤起舞，故得其情性为真。开卷视之，使人恍然自失。《题赵大年鹤鹿图》（9）
右宋思陵所书《神女赋》，法度全类孙过庭，且善用笔，沉毅之中兼有飘逸之态。然思陵极留心书学，《九经》皆尝亲写，故其用功为最深。此卷乃禅位后所书，时春秋已高，而犹弗之废，诚可谓勤也已。使其注意于虞夏商周之治，父仇不至不报，王业未必偏安，抑又可叹哉!卷首有奎章阁鉴书博士印，盖天台柯敬仲为是官时所鉴定云。《跋高宗所书神女赋》（10）
此三篇文字均属书画题跋，大都与政治无涉，所以作者文笔较为挥洒自如。第一篇除了赞赏赵孟頫画马水平高超外，并连带描绘其神态境界，一句“公闻之微笑不答，盖亦自负也”，刻画出赵孟頫的自信与风度。第二篇则由画面“丛竹幽汀，长林丰草”的优美环境，引起自身对“时与麋鹿为友，每坐白云磴上，教鹤起舞”隐居生活的体味，并最终达到“恍然自失”的人画交融的美妙境界。第三篇是由书法引出的政治性话题。宋高宗在书法艺术上用功甚勤、水平甚高，对此宋濂给予了充分肯定。但随后笔锋一转，设想如果他把这份勤奋用在本职政治方面，那么“父仇不至不报，王业未必偏安，抑又可叹哉”!看来，只要不是面对皇上朱元璋，宋濂的批判意识一不留神又会显露出来。这些文章应该说都是题跋中的精品，短小精悍，寓意深刻，生动有趣，境界高远，体现出题跋简劲、精炼的文体特征。书画题跋是一个独特的创作领域，除了题材自身的特殊性之外，还受宋元以来传统的影响，尤其是元代文人画家的影响。宋濂作为由元入明的文人，当然会带有那一时期的深刻烙印，写出如上题跋，不足为奇。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宋濂不仅在书画题跋中保持了元末题跋的特点，而且在一些敏感题材的文章中也时时流露出其真实的情感与良苦的用心，让人看到重情感、守道义的儒者风范。最能代表此类题跋文的是《跋张孟兼文稿序后》，尽管涉及朱元璋对文学之臣的询问，却丝毫没有其他题跋文的尊崇、感佩之言：
濂之友御史中丞刘基伯温，负气甚豪，恒不可一世士，常以“倔强书生”自命。一日侍上于谨身殿，偶以文学之臣为问，伯温对曰：“当今文章第一，舆论所属，实在翰林学士臣濂，华夷无间言者。次即臣基，不敢他有所让。又次即太常丞臣孟兼。孟兼才甚俊而奇气烨然。”既退，往往以此语诸人，自以为确论。呜呼!伯温过矣。濂以无根葩泽之文，何敢先伯温？今伯温之言若此，其果可信耶？否耶？纵使伯温非谬为推让者，才之优劣，濂岂不自知耶？伯温诚过矣。唯言孟兼才之与气，则名称其实尔。今观所造《孟兼文稿序》，嘉其语粹而辞达，他日必耀前而光后，其惓惓犹前意也。伯温作土中人将二载，俯仰今古，不能不慨然兴怀。孟兼请濂题识序后，因书伯温昔日之言以表吾愧，操觚之时，泪落纸上。洪武十年三月二十五日。（11）
文章所述重心在于刘基、宋濂和张孟兼之间的相互品评与深厚感情。本文看似随意，其实有着严密的布局。开篇先从刘基的个性叙起，说他是负气甚豪的“倔强书生”，常常抱着不可一世的孤傲情怀。然后文章就转向刘基对宋、张二人的评价：说宋濂为“当今文章第一”，显示了刘基的眼光和胸怀；说自己是第二则显示了他的自负本色，说张孟兼第三则是对这位浙东文人的褒奖。刘基的《孟兼文稿序》一文今已不传，因而其如何具体评价张文也就不得而知。但《刘基集》却保存了一篇《宋景濂学士文集序》，其中评价宋濂说：“儒林清议佥谓开国词臣，当推为文章之首，诚无间言也。”（12）由此可知刘基对宋濂“当今文章第一”的评价的确是其真实的看法。但是，本文的主旨既不在于通过刘基的评价来抬高自己，因为宋濂一再表达了自己的谦恭态度，仅“伯温过矣”就重复了两次；同时也不是要通过刘基的评价来突出张孟兼的地位，尽管宋濂说“唯言孟兼才之与气，则名称其实尔”，但其目的依然是赞赏刘基乐于成人之美的“情怀”。
文章最后对刘基的深沉怀念才是本文的主旨。但是，在这深沉怀念的背后，却包含了太多的难言之隐。他何以会想到刘基之死便“俯仰今古，不能不慨然兴怀”？而他在提笔写作此文时，又何以会“泪落纸上”？笔者认为，尽管宋濂的感情此时相当复杂，但痛惜刘基的死并联想到自己的命运是主要因素。元、明之际，浙东文人集团与朱元璋淮西军事集团的关系微妙而复杂。朱元璋既要利用他们为自己出谋划策，又对他们加以控制、约束。作为浙东文人群体一方，他们既得到了朱元璋提供的建功立业的机遇和晋升官爵的荣耀，却又深感守道的艰难与自我的压抑。因此，他们其中任何一位遭遇摧折不幸，其他成员都会产生强烈的兔死狐悲之感。当刘基为宋濂作《宋景濂学士文集序》时，就慨叹说：“先生赴召时，基与丽水叶公琛、龙泉章君溢实同行。叶君出知南昌府已殁；章君官至御史中丞，亦以寿终；今幸存者，惟基与先生耳。”（13）那么到了宋濂为刘基的序文作跋时，当年一起投奔朱元璋的浙东四先生仅存宋濂一人而已，其感叹、悲伤实属由衷而发。此外，刘基的死具有更为复杂的内涵。关于刘基的死因，或以为被朱元璋赐酒毒死，或以为被淮西官员胡惟庸下毒害死，至今尚无定论。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刘基乃死于非命而非寿终正寝。对于这一点，宋濂毫无疑问是很清楚的。无论是从刘基个人“负气甚豪”的个性悲剧的角度还是从浙东文人的集体命运的角度来看，刘基的死都会给宋濂带来感伤、震惊与深思，并使之产生对自我命运的忧虑。所有这一切都不便明言，但他的“俯仰今古”是否想到了君臣遇合的不易？他的“泪落纸上”是否为浙东文人集团的陨落而感伤？这些都只能由后世读者去解读、体味了。
注：
（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5页。
（2）高启：《高青丘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26页。
（3）（5）（6）（7）（8）（9）（10）（11）黄灵庚编校《宋濂全集》，第898页，第788页，第788页，第633页，第801页，第815页，第959页，第957页。
（4）黄灵庚所编《宋濂全集》(第918页)还收有一篇《题医者王养蒙诗卷后》，批判锋芒更为犀利。但此文是从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中钩稽出来的，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诚意伯文集》之《覆瓿集》卷七也收有此文，内容几乎完全一样。四库本依据的是成化年间刘基集的早期版本，较之贺复征编于明末清初的《文章辨体汇选》更为可信，故此文作者应为刘基而非宋濂。
（12）（13）《刘基集》，浙江吉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第93页。
本文节选自左杨著《元明易代与宋濂的题跋文创作》（原刊登于《文艺研究》2017年第12期），部分图片源自网络，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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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书名：潜溪先生集（全二册）
编著者：〔明〕宋濂撰 〔明〕黄溥辑
书号：978-7-101-12343-2
出版时间：2017年8月
定价：1200.00元
开本：特16开
印装：单色 布面精装
CIP分类：I
主题词：中国文学
出版单位：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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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溪先生集》是宋濂文集的早期选本之一，而后陆续出现各种汇刻本。近现代学者编纂宋濂全集所依据的多是汇刻本，如浙江古籍出版社编辑《宋濂全集》、中华书局编辑《宋学士全集》、上海书店编辑《宋学士文集》等，这些书所用底本均晚于《潜溪先生集》，故《潜溪先生集》保存了更多的作品原貌，有校订通行本文字之用，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同时对推动宋濂其人其作其时代的研究，以及对于明代文学、史学的研究多有裨益。
内容简介
宋濂，字景濂，号潜溪，别号龙门子等。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又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潜溪先生集》是其作品选集，全书以文体分类，收宋濂所作诗、颂、曲、赋、赞、箴、题、跋等文章，共十八卷，其代表性作品尽在其中。
编者介绍
黄溥，生平无考。明天顺元年（一四五七年）辑宋濂作品为《潜溪先生集》，并刊印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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