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 | 底层逻辑、关系演进及未来走向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1980年代“里根大循环”推动了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秩序的构建。这种资本账户获利、经常账户长期亏损的畸形模式，促使全球经济结构长期失衡，最终导致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并触及美国国内社会矛盾阈值，美国选民通过民主选票的方式扭转这一局面。
中美贸易战则是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秩序的框架下，美国国内矛盾转移与旧秩序沉疴顽疾的一种镜像反射。这也标志着金融资本主义国际秩序已经穷途末路。
美国政治的现实主义回归，中国政策的战略性转向，促使中美关系在2018年相互碰撞、叠加共振。特朗普政府以“暴揍胖子”的策略赢得选票，但其真正战略则是构建一个全新的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试图以“特朗普大循环”替代“里根大循环”。
这次历史性的大国博弈与秩序重构，将带给中国真正的考验是国本的消耗风险、“堰塞湖”的崩溃风险以及战略性道路遭遇国际新秩序的否决风险。原有的中国制造-美国金融的大循环若被打破，原有的国际产业大分工的地位受到挑战，中国该如何应对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中美关系压舱石：金融资本主义秩序下的利益大循环
过去40多年，尼克松、里根、基辛格、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跟中国关系都还不错。2008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关头，中美联手共同抗击，表现出美国建制派对中国的信任。但是，2018年，特朗普向中国发难。
从2008年到2018年这十年，中美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拨开历史的迷雾，跳出现实的带入感，从底层逻辑才能真正洞悉中美关系之演进。
自从1980年代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强势加息，打造强势美元之后，美国在“里根大循环”中重新找到了一种领导全球化的方式——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秩序，即一种强美元、强金融、高赤字的全球化游戏规则。
这是一种资本账户获利颇丰、经常账户不断恶化的失衡模式。强美元、强金融，必然导致美国高贸易赤字、高主权债务。
在这种规则之下，美国的金融企业、科技企业自然是最大的受益者，美国华尔街、建制派、传统政客也是乐见其成。
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秩序的另外一大受益者，那就是与美国发生贸易的廉价制造大国。强美元有利于美国进口，而不利于本国制造业出口。过去，这一受益者是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之后则是中国。
中国逐渐成为美国的工厂，为他们输送源源不断的廉价商品。中国赚取大量外汇后，又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将美元输送回美国，以弥补美国国内美元输出型通缩的压力。同时，美国金融界和商业界享受着廉价美元的便利在全球投资获利。
中国以不到3%的利率将钱借给美国，美国运用借来的资本以FDI和对冲基金的形式在中国及全球进行投资，近二十年得到复合收益率大约到18%，中间15%左右的利差便是美国资本帐下的超额利润。
所以，中国制造正好与美国建制派、金融界、商业界形成利益互补，构成了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大循环。
然而，这种金融帝国攫取的价值剩余，仅仅惠泽华尔街金融精英集团，对于中低端白领蓝领阶层，带来的却是由于资源向金融资本倾斜产业资本虚脱或制造业空心化造成的失业。美国制造业受到廉价进口商品的冲击越来越严重，“铁锈地带”与华尔街之间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
美国五大湖区曾经是美国骄傲，塑造了美国重工业光辉史，其中底特律是世界汽车制造基地，匹兹堡则被称为钢铁城。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铁锈地带最为巅峰时，将近创造了美国一半的经济总量和一半的产业工人就业。然而，到21世纪初，这两项数据都降到30%以下。近年，铁锈地带的经济总量比重维持在25%左右。
美国独立性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1964年美国工人阶级的名义工资为2.5美元，到2014年增长到20.67。但按实际购买力计算，美国工人工资在50年间几乎没有增长，在1964年已达到19.18美元，甚至1973年1月的实际工资相当于今天的22.41美元。
铁锈地带的锈迹斑斑、芳草萋萋，与华尔街的盆满钵满、纸醉金迷构成潜在的国内矛盾。但是，此时这一矛盾并未激化，中国与美国华尔街、建制派、传统政客依然有着强大的利益互补性。所以，从1978-2008年，这三十年间，中美关系从谋生到熟悉、从试探接触到合作共赢，基于巨大贸易规模的利益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是中美关系的转折点。
这场经济危机给美国社会带来较大的创伤，彻底激化了国内社会矛盾。以至美国民粹主义泛起，传统政客势力大受削弱。
金融危机之后，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美国底层民众控诉财政部拿着纳税人的钱，救济贪得无厌的华尔街大佬，控诉美联储为这些引发金融危机的金融机构兜底，控诉联邦政府让金融机构赚得盆满钵满，而无视美国制造业凋零、工厂倒闭、工人失业。
美国社会精英阶层对这场经济危机以及全球化问题做了非常深刻的反思。他们将这场经济危机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建制派、传统政客、社会精英、华尔街金融大佬。
实际上，早在小布什政府时期，联邦政府就已经意识到了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结构失衡，使华尔街赚得钵满盆满，而“铁锈地带”则芳草萋萋、工厂凋零。于是，联邦政府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提出再造美国梦的计划，让美国人人有房子住。
这个时候，传统政客、美联储、华尔街再次默契配合：先是美联储大幅度下调利率，释放流动性支持民众贷款；以雷曼兄弟为代表的华尔街金融机构则大量发放次级贷款，让底层民众买房。
同时，联邦政府站出来做隐性担保。联邦旗下的房地美、房利美两家全美最大的住房贷款抵押公司，负责收购金融机构的贷款合同，然后打包到金融市场上销售。如果一旦发生危机，美联储又为这些金融机构充当最后贷款人。
但是，房地产和经济过热引起了美联储的警惕，出于对通胀目标负责，美联储于2005年开始加息，一些次级贷款逐渐违约，到了2007年次级贷款崩盘，进而引发金融危机。
在美国精英们看来，全球化下经济结构失衡是经济危机产生及美国社会矛盾的根源。这种不平衡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凋零与华尔街的暴富，并让美国产生了严重的社会矛盾。
所以，在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秩序中，经济结构失衡一旦触发了社会矛盾的阈值，美国社会就会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来扭转这一局面。这个时候，出于对选票的争夺，美国两党的政治态度开始由原来的自由主义转向现实主义。
之前，美国建制派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主要以自由主义为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里根推动改革，经济政策上采用了新自由主义代表供给学派的主张，走向放松管制、自由放任；货币政策上，采用另一新自由主义阵营芝加哥学派货币主义的主张。政治上，一直秉承尼克松、基辛格确定的对华接触对策。
1990年代，苏联倒闭，冷战结束，美国政府高层对中国的策略调整问题争论不休。1995年，克林顿政府展开了一场对华政策大辩论，是遏制政策还是接触政策？辩论最终并没有明确的结果。克林顿政府的做法是一步步试探中国，也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件。
不过，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实用而有效，赢得了美国精英的信任。于是，美国的建制派、商业界、政治精英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只要给中国时间，中国必然会拥抱我们，走向自由市场经济。
紧接着，美资为代表的外资继港资之后掀起了第二波对华投资潮，麦当劳、沃尔玛、通用汽车、西门子正式进入中国。美国商会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忍不住叩开中国的大门，一窥究竟、一试方休。
美国政治精英其实更偏向于理想主义。美国历史学家白修德在其纪念美国建国210周年的文章中曾总结：“美国是一个由思想产生的国家；不是这个地方，而是思想，缔造了美国。”不过，每当遭遇政治的选票危机时，政治精英又会将自由主义的时针向理想主义回拨。
2008年后，美国选民开始把票投给跟过去不一样的总统，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趁机上台。当时美国人感觉黑人总统与传统白人政客不同，更能够代表底层人民的利益。但是，没想到奥巴马也是一位传统政客。
到了2016年，美国民众忍无可忍，彻底抛弃了传统政客希拉里，支持了最不像总统的特朗普逆袭上位。特朗普现象实际上是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秩序与美国民主政治之间冲突的结果。
中国政策：从“摸着石头过河”转向战略性改革开放
从1978-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并没有明确的顶层设计。很大程度上，中国乘着全球化浪潮之风向世界开放。
2001年恐袭事件给中国创造了入世良机，当时朱总非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遇，力排众议答应了入世谈判的最后一些条款。在恐袭事件爆发仅三个月后，中国顺利地加入了WTO。
在美国国内，小布什政府同意中国入世这一决策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当时克林顿和小布什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政治资源和力量才促成了此事。政治上最终的决定是，对中国采取所谓的二元策略，增加接触又在亚洲对中国进行一定的遏制。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经济上两国的贸易、投资出现井喷式增长。如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对中国加入WTO仍旧耿耿于怀，他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当时犯下的错误。
加入世贸组织之七年，是中国进入全球化的辉煌期，中美贸易规模大幅度增长。中美贸易额从2001年的804.85亿美元到2017年的5836.97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3.2%，尤其是2000-2008年期间，中美贸易额始终保持两位数增长。此时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可以概括为：中国是美国的工厂，美国是中国的市场。
所以，在2008年之前，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开放，非常符合美国建制派和金融界的利益，也契合自由主义的潮流。
但是，2008年这场金融危机给中国极大地警示：出口贸易依赖性过大，容易遭受国际市场外溢性风险的冲击。
中国的政策开始由原来的“摸着石头过河”开始转向战略性改革开放。
首先，中国开始调整经济结构，减少对外出口的依赖性，强化内需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2013开始，中国开始进入新时代，明确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亚投行建设，强化了对外开放的战略性。中国试图在亚欧大陆建立“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打造命运共同体。不过，美国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
这一战略性调整的结果，很明显地反应在出口数据上。2008年前后，中国出口占GDP比重高达40%，是中国第一大经济增长动力；2018年前后，这一数据下降到20%左右。
这些年，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增速加快，对欧美国家则维持缓慢增长。
2016年，我国对巴基斯坦、俄罗斯、波兰、孟加拉国和印度等国出口分别增长11%、14.1%、11.8%、9%和6.5%。同期，我国对欧盟出口增长1.2%、对美国出口微增0.1%。而在此之前的2000-2008年期间，中美贸易额始终保持两位数增长。
不过，从2008-2018年，虽然中国的出口依赖度大幅度下降，但是中国依然在此时超越了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从2001年的280.80亿美元扩张到2017年的2758.12亿美元。这里的主要原因是，中美贸易规模的基数大。
此时，中美贸易的结构变化促使中美关系陷入尴尬境地。一方面，对美出口增速的放缓以及依赖度的降低，对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产生了影响。美国建制派、金融界和传统政客的控制感降低，一定程度上感到莫名的失落。另一方面，2000多亿美元年代巨额赤字，又严重地刺激了美国制造业以及政治左派势力。
另外，中国战略性改革开放，还包括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中国制造2025，扶持发展高铁、大飞机制造、通用芯片、通信技术、高端制造设备等产业性战略。中国特色的产业政策及所有制安排，以战略性的方式支持市场竞争，这一做法一定程度上让美国商业界难以理解。
所以，2018年，中国政策的战略性转向，以及美国政治的现实主义回归，中美关系在2018年相互碰撞、叠加共振。
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美国两党、两院的政治立场出奇一致，甚至对中国最了解、最宽容的美国商业界也站到了中国的对立面。这一方面说明中美共同利益的压舱石被撼动；另一方面说明打压中国成为美国政治正确、获取选票的标配。
美国策略：暴揍“胖子”，赢得政治选票
特朗普上台之后环顾四周，在镜子里面找到了一个巨人——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这个镜子里的巨人是日本，如今是中国。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这十年，中国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越了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超越了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超越了日本手握全球最多的美元外汇储备。
对华政策，是每一届美国总统选举的一张重要的牌。几乎每位候选人都对中国放“狠话”，但两国关系都还在“中美利益大循环”的框架内。美国选举的这一传统，一定程度上也麻痹了中国精英阶层对特朗普政府的判断。中国精英阶层一度认为，特朗普也是老调重弹，不曾观察到美国政治正在从自由主义转向现实主义。
2018年，特朗普开始向中国人发难。
他宣称，美国之所以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是因为中国人抢走了美国人的生意和工作；美国之所以高贸易赤字，是因为中国人利用低汇率、高补贴刺激了出口，赚取了大量美元外汇；美国之所以政府高负债，是因为中国人赚走了美元，然后买了美国的国债，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
从历史根源上考虑，中美贸易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在1980年代开始主导的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秩序，导致美国经济结构失衡，这一失衡最终引发了美国社会矛盾的阈值。而缓解这一矛盾最直接、最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暴揍“镜子里的胖子”一顿。
这一美元主导的金融资本主义秩序，必然到美国逆差不断扩大。每当逆差触及到美国社会矛盾的阈值时，美国政府都会使用贸易保护主义或国家主义，对对方贸易国进行干预，试图降低贸易赤字，缓解政治选票上的压力。
当前，中美在休战期内达成了一定的协议，双方承诺在谈判桌上解决问题。中国并不愿意与美国打贸易战，因此二者合作可能性很大，焦点在于让利的幅度以及期限。
对谈判及博弈演进预测如下：
首先最大可能达成的协议应该是缓解经常账目失衡这一局面。
中国已承诺加大采购美国商品以降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预计，中国对美国商品的进口额尤其是农产品方面将大幅度增加，这对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一个考验。
这一结果，虽然无法改变美国经济结构问题，但是对特朗普政府来说至关重要。特朗普政府需要通过贸易赤字缩小这一简单而直接的数据，获得选民的支持，以进一步推进对华政策以及第二任总统选举。
第二层面相对容易达成的是，减少美国进口产品的关税及壁垒，进一步向美国或外国企业开放市场。
中国已经批准下调700多种商品的进口关税，包括汽车整车的关税下调至15%。同时，已经在银行、金融资产管理、证券、期货、保险、支付机构、评级机构、汽车、造船、飞机制造等领域开放市场，取消了汽车行业外资持股限制。
这一结果是美国金融界、商业界、建制派等传统势力希望看到的。市场的开放，短期来说对中国国内金融企业、制造企业带来一定的冲击，但长期则有利于倒逼国有金融企业、制造企业改革，有助于提升整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另外，中国应该会承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禁止强制技术转让。强制技术转让对美国商业界的刺激很大，毕竟技术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在这方面，美国商业界断然不会妥协。如果这个问题上难以达成合作，中美之间的稳定器则可能动摇。
当然，中国大概率上会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但这是一项系统性又非常巨细的工作。预计，未来美国会对中国发动某些专利诉讼，以给中国施压，推进这一协议。
与知识产权保护类似，减少政府补贴、维持汇率稳定，应该都能打成某些协议，但是在执行上会有反复博弈。中国政府补贴与各项产业政策、国有企业息息相关，而后者几乎难以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
未来，政府补贴可能会减少，产业政策可能更偏向于一般性政策、宏观性政策，较少直接的经济补贴或优惠政策。国有企业这一层面的隐性补贴可能会强化，以支持战略性产业的发展。
汇率问题，其实是经贸关系的核心。当年美国、日本、英国等五国签署的“广场协议”，则试图从汇率上来扭转国际贸易及投资失衡。2018年，美元连续升值，给人民币带来较大的贬值压力。
就当前而言，人民币大幅度贬值或升值，都不利于国内经济稳定。如果人民币快速升值，很可能引发国内高资产价格形成的“堰塞湖”崩溃风险。而汇率稳定，虽然给外汇储备带来压力，但短期内中美双方都愿意在此方面达成协议。
不过，长期来说这是一项非常不确定性的合作项。毕竟，在中国外汇的市场化改革、国际市场风险以及中美利益博弈之间权衡取舍并不容易。
最后，中国国有企业及相关控制领域，以及结构性改革，是中美双方的短期内比较难达成合作项。
中国在推进大飞机、高铁、中国制造2025、通信技术以及最大做强国企，是新时代的国家战略，不会轻易改变。美国应该不期望于短期达成合作，但会长期施压于中国。更可能是，美国会通过构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制定新的国际游戏规则来孤立中国。
所以，这一次斗争必然是长期的反反复复、打打和和，需要灵活的策略，更需要清晰的战略。
美国战略：从金融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
特朗普浮夸的表演和密集的推特具有很强的带入感，以至于许多人进入“修昔底德陷阱”之误区。
美国政治从自由主义转向现实主义，这里存在一个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政治和经济都向左，政治上现实主义，经济上重商主义、保守主义、国家主义。另一种观点则是，美国政治左，但经济依然向右，正在构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
我支持后一种观点。每一次全球化大退潮，实际上都是全球化秩序重构之际。美国政治上走向现实主义，正是在酝酿更大的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
特朗普政府试图从根本上扭转经济结构失衡的被动局面，计划建立一个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自由贸易区，也正在修订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重新制定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游戏规则。
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原则才构建这一新秩序，首要目的定然是解决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
我们似乎看到，美国正在从里根大循环进度到特朗普大循环。里根大循环下的金融资本主义秩序在2008年走入了困局。特朗普政府试图注入“要素全球化、自由化”，来改变过去金融全球化、贸易全球化的畸形结构，化解强美元与高赤字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构想，在经济学上符合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
在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汇率自由浮动、资本自由流通的全球化新自由秩序中，商品、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可以在全球市场更大程度地充分配置，从而促进要素价格均等化，削弱因长期价格差而产生的长期贸易失衡或产业结构失衡的局面。
如此，美国依然可以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守住传统优势，同时制造业也能够获得足够的竞争地位。美国国内经济愈加平衡，而社会矛盾也因此缓解。
当然，由于特里芬难题的存在，新自由主义秩序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
因为国家主权货币的世界货币化，定然异化为国际秩序的不平衡以及全球经济结构的不均衡。当今世界美元站在全球经济权力金字塔之巅，手握金融权杖，构建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举手投足间诱发周期性搅动以及形成结构性鸿沟。
这是超主权货币对全球经济利益的攫取与国家主义之间的冲突。
当然，这不妨碍一个要素全球化的国际秩序的进步意义。
所以，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只是美国的策略，而其真正的战略则是编制一张大网。如果这一新秩序形成，中国原有的国际分工的地位受到挑战，或面临“二次”入世的风险。
若美国股市以技术性调整而涉险过关，那么中国面临的最大难题则是，美国在中美贸易问题和国内经济下行的叠加共振之上，构筑了一个全新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透过大国政治博弈的风云诡谲，中国需要收起重商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之怨，以战略逻辑与底层规律思维，全面思考在“未来全球开放经济体中”，中国该如何应对参与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国需要融入新的秩序，在新秩序中找到新的地位与竞争力。
所以，这次历史性的大国博弈与秩序重构，将带给中国真正的考验是国本的消耗风险、“堰塞湖”的崩溃风险以及政策性增长方式遭遇国际新秩序的否决风险。
中国策略：如何在新自由主义秩序下构建新的生存逻辑
2019年，中国正在临近新旧时代演进、内外激流碰撞的巨大历史漩涡。
在全球明斯基时间、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重构与中美修昔底德陷阱三方纠缠中，新秩序建设联盟或反危机联盟在大国博弈中诞生，都将掀起百年历史大脉冲。这一宏大的主题映射到与个人相关的命运上，便是中国资产与美国资产的世纪对决。
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高增长积累了一定的资本，那就是高外储、高储蓄、高国储（高国有资产储备），可以概括为中国经济的三大压舱石。
这三大压舱石有助于缓冲经济衰退和不确定性，其中高外储可以缓冲外汇波动、国际市场冲击及外贸环境恶化，高储蓄可以缓冲国内消费与投资需求不足以及家庭债务风险，高国储可以缓冲政府债务风险及社会保障等公共用品不足。
这三大压舱石，与我们的举国体制有相当的关系，包括国有企业制度、国有银行体系、资本管制、汇率管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等。这些政策和体制，起到守闸门、调节奏、加杠杆、强刺激的作用。
但是，从2018年开始，中美贸易问题、新秩序的构建以及国内经济下行开始产生叠加效应，高外储、高储蓄、高国储这三大压舱石存在松动风险，而资本管制、汇率管理、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也被掣肘，甚至面临适应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制度性变革。
资本管制和汇率管理，帮助中国经济积累了高外储和高储蓄。在封闭金融市场中，高外储、高储蓄直接导致高资本，也为货币宽松的自由量裁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累积国内资本的“堰塞湖”。在美元升值和贸易战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的外汇储备锐减的风险大增，甚至还可能增加外债负担，同时“堰塞湖”崩溃、资本外流的风险加剧。
在新自由主义秩序下，资本管制和汇率管制遭遇挑战，金融开放、资本开放、汇率市场化承压显著，各类资产面临价值重估的风险，国际竞争及资产价格波动将大大增加。本质上，中国的大类资产都配置在人民币这一个篮子里，资产配置实则寄托国运。
所以，在新自由主义秩序下，中国经济很可能遭遇复杂的“米德冲突”，高储蓄、高外储、高国储三大压舱石可能松动，资本管制、汇率管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国有企业制度等都受到掣肘。原有的增长方式以及发展道路，可能遭遇国际新秩序的冲击。
在全球化开放经济体中，没有了资本管制和汇率管理的屏障保护，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果将大打折扣，金融市场愈加受国际市场的扰动。国有企业制度和国有银行体系，也定然受到国际市场竞争以及国际规则的冲击。产业政策是市场与政府的模糊地带，很可能不被新的国际秩序所接受。
如何在全球化开放经济体中构建全新的国际生存及竞争逻辑，是中国经济未来最大的挑战。在全球化开放经济体中自由搏击，这是一条我们从未走过的艰难之路、阵痛之路，需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智慧与勇气。
第一，中国需要更主动、积极的参与全新的国际贸易秩序的建设。
中国在国家战略层面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这个湾区可作为参与全球化新秩序构建的排头兵。
抓住秩序重构的窗口期，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新国际秩序下的新自由贸易区。深圳前海、珠海横琴与广州南沙三大自贸区，可借香港自由港及国际金融市场之桥梁，积极与国际接触、接轨，参与新规则的制定，打造新秩序下的自由贸易区。
如此有接触、有了解、有参与、有风险隔离，可化被动为主动，进退有度，为国内改革有序推进赢得时间，争得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避免被新规则排挤在外触发“二次”入世的风险。
第二，在中美贸易战、国际新秩序重构以及国内经济下行之际，主动加快国内改革与开放的步伐。
从国家机制转向市场机制，从政策依赖型、投资刺激型、债务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竞争型、创新型及内需拉动型，是中国改革之路，也是适应国际新秩序的开放之路。改革转型的艰难在于，灵魂一直在鸣锣喝道，但肉体一直浸淫酒池肉林之中难以自拔。
芸芸众生亦随波逐流，只有“与世人为敌”的改革勇气才能遏制人性中的灰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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