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北窑传奇丨冷嘲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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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旧称大北窑。
每周总有那么三四天，我下班推开家门，发现脚下静静地躺着一张色彩斑斓的小卡片。卡片上一位清凉妩媚的姑娘正对我微笑，她磅礴的胸前或者娇嫩的腋下，陈列着一行寓意深远的密码。我至今没有拨通过这些密码，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舍不得钱，二是怕得病，三是我住在朝阳区。这三个原因的重要程度依次递增。
我忍不住想起，这里还流行着另外一种更现代化的宣传手段。每晚八九点钟，我在国贸的办公室加班的时候，手机会准时收到好心人发来的消费指南。虽然寥寥数行，但是言简意赅。“少妇、模特、学生妹，白领、护士、cosplay”，一种一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的观感。据说这些消息来自嘉里酒店或者国贸商场。低调的从业人员背着黑色的书包若无其事地潜伏到附近，他们包里的发送站将附近的手机信号一网打尽，然后反过来孜孜不倦地把人文关怀传递出去。
有的时候我也在附近的酒吧里收到这些信息。根据离办公室的距离和回去加班的方便程度，“附近的酒吧”一般指国贸三80层的云酷，有时也指嘉里酒店一楼的炫酷酒吧或者国贸一下面那个我从没有看到过名字的酒吧。据说在云酷能看到范冰冰，也有说看到李冰冰的。我小时候分不清她俩，所以脑海里总是把她们联系在一起。现在我能分得清她俩了，有关云酷的传说把她们联系在一起。
在更远的地方也散落着其他的酒吧。银泰的秀，在很高的地方，每次去都有浑身闪亮的异国女子疯狂地扭动身体，像触电。瑰丽五楼的魅，去过一次，和别的地方并没有什么不同。世贸天阶的CJW，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一家Mark & Spencer取代了，总让我有些恍惚。尚都soho下面的猴山俱乐部，最早叫微薄之盐，以民谣闻名，现在应该关门了吧。朝阳剧院旁边院子里的Lagoon，日本服务生专业又友善，但我上个月去扑了一场空，据院子里的大爷描述，“已经关了将近一年了”。传闻Lagoon的老板和十字路口斜对面的日料藏三味的老板是好朋友，也不知道能不能从藏三味打听出什么消息。哦，对了，还有建外soho里的Twilight，同事神秘人带我光顾的幽静地点，但她禁止我自己去，因为这是她的秘密花园，并不想在此发生什么偶遇。神秘人离开北京远赴深圳已经一年多，听说Twilight关门也有一段时间了。
我好像以前从来没有梳理过这些酒吧。这么数一遍，似乎就觉得时间细细地流逝，转眼就过了很久。我记得最早之前，刚刚工作那会儿，当时赖在朝阳门小新家里（《外交官小新的加班生活丨众生15》），对吃喝都没有概念，果腹解渴而已。谈到喝酒，只去悠唐的慕尼黑啤酒屋，仅仅是因为方便。悠唐地下一层有家博纳影院，有时我们喝过酒就去那边。当年两个男的三天两头结伴去看电影，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那个电影院外面看其貌不扬，甚至有些破破烂烂。没想到上个月放《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大陆只有两块120帧的屏，一块居然在这里，票卖得死贵。我听一个媒体圈的朋友说，博纳是电影的投资方，悠唐的屏是硬改的，所以质量便没有那么好，要看120帧还是应该去上海。这话我记在心里，去上海的时候买了徐汇上海影城的票。现在回忆，屏幕是好是坏，其实我根本看不出来。
从悠唐搬走之后，我再没有去博纳。平时看电影不是去世贸天阶的星美就是在国贸的百丽宫。有一次，记不清是在哪里了，反正看的是《私人定制》。宋丹丹从悠唐购物中心志得意满地走出来，葛优在一旁说，后面这条街您全都买下来了。当时放映厅里就我一个人在吃吃地笑，前面的人扭头看我，像看神经病一样。他们不知道，我笑的是悠唐后面那条街上，坐落的是外交部和司法部，旁边几栋楼里，是中国银行、中石化和中海油。
我喜欢步行上班。因为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念头，让我固执地认为在北京，如果不坐公共交通，不开车，幸福感会上升很多。以前从朝阳门步行到国贸，最近的距离是沿着老番街，经过日坛公园，在光华路穿上去，大概要花二十五分钟。老番街出没着东北壮汉与悍妇，当然也少不了金发蓝眼的俄罗斯人，他们中的一些可能来自乌克兰、白俄罗斯或是其他地方，但在我眼里都一个样。我从来没有进去过老番街，但我认为旁边一条开满贩卖貂皮和其他兽皮小店的街道，可能和老番街的生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听说上一代的东北女人们对貂皮抱有终身理想式的狂热。我一个朋友来自山东，她的母亲祖籍东北，每年冬天为了穿貂，一定要回老家过冬。这个疯狂的故事曾让我第一次认识到这条灰头土脸街道的坚固意义。
从老番街拐过去，日坛公园的对面，孤零零地矗立着一幢不高的八九十年代老式建筑，这是朝鲜大使馆。由于绿油油的森严大门的遮挡，我无数次地路过这里，却还是只见过这幢建筑的最上面两层。一个年轻的警卫挺直身板站在门前，他的前面是粗大的路障。不远处有一段不长的围墙，围墙上的橱窗里陈列着金正日同志、后来是金正恩同志的照片。照片下是简短的说明，它们没有我之前写过的《《朝鲜》（主体105年第10期）丨冷嘲15》里那么刺眼，可能是为了入乡随俗，经过精挑细选，被小心翼翼地控制在一个可被中国人接受的程度，好起到宣传的作用。三年前的一天半夜，我曾经和两个喝醉的朋友，在这堵墙前留影。我把照片翻出来察看，只见金正日同志目光炯炯，向前有力挥手，我站在他的手下，一团漆黑，仿佛要被他的手刀斩掉。
朝鲜大使馆斜对着日坛东路，每年秋天，落叶铺满这条道路的时候，这里就被誉为北京最美的几个地方之一。我曾经花了很多时间在这条路上走来走去，只记得阳光强烈，落叶发出沙沙和簌簌的声音，沿途有一股淡淡的腐烂气味。
日坛东路走到尽头左拐，可以从光华路直通国贸。这中间要经过一排成色暗淡的筒子楼。离开悠唐后有一年时间我住在这排筒子楼顶层靠街的一间。有一种说法是这些筒子楼是外交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宿舍，当大北窑改名叫国贸之后，此间的住户就望眼欲穿地等待着拆迁。我那时的邻居是一个胖胖的白发老头，姓李，不知职业。我喊他李老师，以示恭敬。他喜欢半夜蹲在过道的阴影里抽烟。有的时候我下班晚归，也陪他蹲一会儿。他吐出一口烟圈，问我：“你们在国贸上班的，每个月挣不少钱吧？”我笑笑：“卖命而已。哪比得上李老师你啊，在这有套房，等这里拆迁了，你就成千万富翁了。”
我在国贸三上班，每天都担心自己的办公室太高，要真出了什么事情，根本来不及下楼。国贸三的三十二层是电梯换乘层。一圈巨大的落地窗子装下整个北京城。运气好的时候，能够看到远方的山峦。通常情况下，只有袅袅的雾霾。排除办公室的高度不谈，我喜欢工作，因为它让我免予思考，从而不用去想人生的问题。
我的大北窑生活，机械刻板，空虚无聊，一点也称不上传奇。起这个华丽的题目，无非自欺欺人，为了面子上好看。就像国贸三大堂高挂的吹气吊灯。据说它当年价值五百多万，现在每年还要耗费不菲的资金清洁维护。若干深夜，我离开办公室，看到细长的升降台把短小的工人举到高处，他们仰着脖子小心翼翼地擦拭玻璃，偶尔低头俯视一下我。我情不自禁想起吊灯的命运，如今它高悬屋顶，无人问津，只是一个过时的昂贵玩具。
我还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别的很多事。
以国贸为中心，往外画一个半径两公里的圆，我的一切生活基本上都在这个圆里。偶尔我会走出这个圆，最可能的情况是去三里屯见见朋友。三里屯现在是北京的地标，酒吧一条街很有规模，十分可笑。我不喜欢这个人潮涌动的地方。千篇一律的门面里鱼跃而出千篇一律的酒客游人。他们就是我。
每天早上往办公室所在的那三四栋危险的高楼走去，我要路过通惠河。这里的红绿灯对行人十分不友好，我总要站着等一会儿，顺便想想事情。关于通惠河，我的朋友、来自北京的孙博士（《赞美一个人，因为他离生活的本质很近丨众生7》）从伦敦回来，到我家做客，一进门就说：“到了北京，觉得你们这河好臭。”说得好像他自己不是北京人似的。我倒是从来没有闻见过通惠河的臭味。可能我的嗅觉有问题吧。我害鼻炎好多年了，可能嗅觉一直有问题。这成为我在北京生活的一大优势。
每天经过通惠河，就来到没有水的国贸桥。这里人群拥挤，十字路口车流混乱。我记得听一个出租车司机说过，全北京有六万辆出租，同时在路上跑的有五万辆。每天上下班的时候，有两万辆会出现在这个十字路口。三年前的一天晚上，我从办公室俯视三环。红色的尾灯绵延不绝，把宽阔的马路塞得满满当当。听说全北京的马路都停满车辆的话，可以停七百五十万辆，那时北京登记在案的，已经有三百五十万辆。
政府通报说尾气是雾霾的罪魁祸首，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如果一个城市有三百五十万个乌黑的缸筒在呕吐，我相信这话起码有百分之五的可信度。不过关他呢，我的办公室里有中央净化系统，据说最糟糕的时候室内也只有75。这个数字是我故乡或者伦敦空气质量的两倍。但在这个鬼地方，能这样躲着我已经很知足。
天气预报说明天没有风，北京无风的冬日会暖和一点。不过相应的空气质量也会急剧变差。从国贸三的三十二往外望去，北京会变成惨白一片。
我突然有点期待起明天，沉重的雾霾再次降临，然后把眼前的这一切，连同我，全都淹没。
2017年12月12日
本周六015推送《紫石街往事：西门庆如何摸上潘金莲的脚（二）丨闲话22》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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