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你还是一个会做事的年轻人
2020年倏忽之间就过完了，如果之后是2019年就好了。可惜不是。
按照江湖规矩，此刻我应该说一点缅怀过去、畅想未来的漂亮话。可惜我也不太会。
但总觉得应该讲点什么，讲点什么呢？思来想去，我想到了年末刚刚见过的两个朋友。
第一个是我的老朋友，海归博士，深圳创业，这次来北京跟投资人见面。我们在百子湾的餐馆里碰头，边吃边聊。聊着聊着他感慨道，人到三十，最大的人生感悟，是做事情不容易。
好比运营一家公司，有创业伙伴，有下属员工，有投资人，有代工工厂，有客户，有地方招商引资的官员。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和价值观。创业，就是把这些不同性格、不同利益诉求的人整合在一起，关系理顺，把一件事情做成。
说起来都费事，做起来就更不容易了。
跟这个朋友见完的第三天，我在崇文门，跟第二个朋友吃饭。这是我的新朋友，在可能是国内最有前景的法律互联网公司工作。
依旧是边吃边聊。第二个朋友读书极多，如果不知道他是互联网从业人员，我可能会以为他在学校教书。如今他的工作离学术圈并不太远，他经常要组织全国各地有名的法学教授开会，编书，直播开课。
让我感慨的是，他说了跟前一个朋友几乎一模一样的话，从前一心读书，没想到入世，等到真入世了，才发现做事比读书难。读书只要考虑问题，做事要考虑人。但凡多了人的因素，复杂性就指数级上升。这些，是待在书斋里永远没法体会到的。
两个朋友的感触，都跟我不谋而合。以前读书却不阅世，躲进小楼，从纸面了解现实，自我感觉良好，对世界有滔滔不绝的意见，抒发不完的牢骚。然而，有一天踏进了社会，在现实中待了足够长的时间，才发现哪里需要那么多意见，哪里有空发那么多牢骚，摆在面前的，无非成千上万个问题而已。社会人每天的工作，就是解决问题。话讲一万句，说不定还不如行几步路。
不是说读书无用，而是说在当下这个时代，在实践的速度明显远超理论的中国，行万里路可能比读万卷书更有意义。
我说的行路，就是做事。
去年我读过的最好的一本书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陈柏峰教授的《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这其实是一本老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
这本书研究了1980-2008年改革开放前28年华中地区的村民自治，说得更具体一点，是治安管理，是中国的基层组织是如何做事的。
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陈柏峰先生（当年他还不到三十岁）整理样本村落派出所的档案记录，实地采访当事人，从混混（立足于乡村生态的变化）以及公安（立足于国家大政方针和基层实践）两个角度出发，讲述了中国最基层的法制故事。
这个故事有多精彩呢？我先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刚刚结束人民公社的乡村，产生了第一代的乡村混混。第一代乡村混混主要由革命热情消退的年代里精力无处发泄的“无聊”的年轻人组成，他们偷鸡摸狗、打架斗殴，大多出于“义气”或“比拼胆量”，很少与金钱利益挂钩。他们中的许多人最崇拜的是解放军。不少档案显示，两拨混混大战，往往双方的主要目的，是把对方拿下，然后以“流氓”的名义扭送派出所。
《乡村江湖》里充斥着这样魔幻的现实。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是当时以及现在许多文艺工作者的灵感来源。
可是《乡村江湖》让我印象最深的却不是这些生猛、或许还带着几丝浪漫的八十年代往事。最令我难忘的反倒是基层治安策略的演进。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程序正义概念的不断深入人心，八十年代中后期，原本靠发动群众进行“运动式”的治安管理路线退出了历史舞台。群众参与度降低，带来的是警力捉襟见肘。与此同时，单纯的第一代混混逐渐让位于追求经济利益的第二代混混。新混混们懂得通过消灭证据“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重要性，也懂得把村支书等基层官僚捏在自己手中的好处。
于是，在不少地方，各方因素综合，社会治安不断恶化。
找证据难，调查过程受阻，一不小心还会遭到投诉，警察里就逐渐流行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风气。直到今天，这仍为人诟病。
可是社会治安不见好转，对老百姓来说，接受不了。警察不干事，就是在干坏事。面对日益严重的基层治安问题，不得不去想新办法。因此治安联防制度和线人制度首先被建立起来。它们是对基层警力不足的一种补救。
线人制度到今天还有，这里我们主要来说说治安联防。在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期这段时间，治安联防曾使基层犯罪率大大降低，然而它也有许多问题。最突出的，是素质参差不齐的联防队员的违法和侵权。
1993年2月，安徽利辛县有农民被联防队员打死。当年5月，公安部推出干警带班制，约束联防队员。2003年3月，深圳和郑州又发生了治安员犯罪事件，第二年公安部决心在2008年之前采取“只进不出，逐年减少”的方法，彻底取消治安联防制度。
没有了治安联防，如何维护基层治安呢？1993年由河南省宁陵县公安局首创的巡防制度被推广到全国。之后又有湖南洪江株山派出所的巡防村警制以及更重要的驻村社区警务制度。这些制度的核心大同小异，都是让民警平日多下基层，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帮忙的同时联络感情，也顺便搜集线索，警民联合，打击犯罪。
基层治安策略的演进，说到底，是一个做事的例子。去年嫦娥5号探月归来的时候，相信许多人都看过这样一条新闻：
实现探月工程，也是做事。不吹牛，本质上就是埋头做事。事是怎么做成的？探月工程是怎么实现的？我想原理和基层治安制度的进化是一样的。
永远不要低估实干的力量，不要高估语言的作用。也许凯恩斯说得有道理，改变世界的是思想。然而许多人把语言误当成了思想，须知单纯的概念推理和逻辑演绎是产生不了思想的。真正的思想从哪里来？只能从实践中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是语言。
我这里又想起几个故事。还记得去年年初武汉封城的时候，《纽约时报》以一种幸灾乐祸的语气批判封城，说那是侵犯人权。前几天《纽约时报》又发了一篇长文，这次因为它想把美国疫情失控的锅甩给中国，所以话锋一转，开始批判武汉封城封得不够早。
其实这两天我还看了一篇美国人写的长文，2021年首期《纽约客》发表的40页超长（非）调查文章。同样是甩锅中国，《纽约客》以一种怨妇般的口吻，抨击中国没有早点告诉美国病毒会人传人。当然，和《纽约客》过往的一些文章一样，40页的内容都要用来记“重点”，一些“不重要”的事实是可以省略不写的，比如1月20日钟南山先生将“人传人”通报世界，而第二天美国才出现第一例确诊病例。
我想起来谈美国，是想说超级大国这一年不管是防疫还是经济，不管是种族还是选举，事做得不行，可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嘴巴太会说了。美国的媒体语言能力太强，又要说正话又要说反话，又当又立，最终把自己忽悠瘸了。
不是说做事就应该当哑巴，而是说，说话的本事要有一个度，像美国这样过度了，就要坏事。像《纽时》或者《纽约客》这样，到今天还沉迷于文字诡计，可以预想美国的情况会进一步坏下去。
讲来讲去，好像东拉西扯，道理其实就那么一条：做事，不要空想；解决问题，不要喊口号；把精力放在实践里，就不会失陷在词语与概念的迷宫中了。
做事的人一般比玩文字的人要乐观，解决问题的人一般比喊口号的人要有活力。
愿你仍是一个会做事的年轻人，是我在新的一年里能想到的最好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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