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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你杯底最深沉的那滴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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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父爱如山。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这如山重、比天长的父爱，往往疏于、甚至羞于通过语言表达。
但通过酒这一直通心底的敲门砖，这一表达过程却往往可以顺畅许多。
酒过三巡，那沉默寡言的父爱，如其他原本宏大的主题一样，最后“全在酒里”，皆大欢喜。
通往这场“全在酒里”的皆大欢喜，还有多远？长度大概等于一个男孩要走过多远的路，才能成为一个男人。
第一次作为成年人和父亲喝酒的忐忑，第一次以父亲身份喝酒时的骄傲……
一点一滴汇入一坛坛陈年老窖，埋藏在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心底。
迫不及待启封心底那坛父爱牌陈酿的，就有国酒君的几位好朋友。尽管他们年龄、地域、身份，甚至性别各不相同。但当每个人打开心扉的一瞬间，国酒君无一例外地醉了。
节日快乐，父亲们！在这醉人的仲夏良辰，也请不要贪杯哦~
甘肃人，现为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
我出生在大西北，父亲为我取名栓科，是希望我像拴牛马那样把科学拴住。
我的第一顿大酒就是我爹把我灌醉的。他是要我明白，要对酒心存敬畏，而不能恣意妄为。酒是好东西，但也是厉害的。喝醉了以后就不得了了，喝酒要有分寸。
后来，我当了父亲，儿子也渐渐长大。18岁那年，他和我一起去了上海，那天席间都是我的朋友。他年轻气盛，不知道酒的厉害——频频举杯……我见他已经歪歪呼呼了，就问他，“差不多了吧？”他说，“不行，还要喝。”喝着喝着就喝多了，然后一直吐啊吐。整个一晚上我都没睡觉，我就抱着他，不敢放手，怕他呛着。一直到凌晨5、6点钟，他才清醒点——当然，我被他妈妈一顿臭骂。
要说那次最对不起的，就是载我们父子俩回酒店的那位上海出租车司机师傅了。说来也不怕丢人，在车上，我儿子抱着我的脖子，就一直吐啊，嘴里说着，“爸爸，我难受啊、我难受啊……”。结果我一身西装、出租车的座套，全遭殃了。我过意不去，连忙赔礼，但司机师傅死活不要我给他的清洗费。师傅说，“先生，看得出来，你是在教儿子呢，我也是位父亲。”
第二天见儿子清醒些了，我就告诉他，“父亲对你负有养育责任。但你步入社会的第一顿大酒，一定是当爹的把你灌醉，让你知道酒的厉害。”
从那之后，他对酒也有了分寸，也知道喝醉后的后果了。我为他存着一瓶酒，舍不得喝，有30多年了。古代不是有女儿红么，我这也留着吧，给儿子。准备在他结婚时打开，和至亲好友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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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生，改革开放后第一代自费研究生海归、第一代“南漂”，始创于清光绪十九年的北京回族老字号——金生隆爆肚冯第四代传人
说起来，我和李社长是标准的同龄人。而作为那个时代北京第一批先富起来的家庭出来的孩子，在旁人看来，从没为钱发过愁的我，无疑是最幸福的。其实，我真的很羡慕李社长，还有千千万万个当儿子的——成人了，第一顿酒和父亲喝，这份最平常和平淡的幸福，哥们儿迟到了快二十年。 也怨不得别人，更怨不得我爸，只能怨我那比别人都漫长的叛逆青春期一直持续到三十岁以后。那之前，学比较文学的我还振振有词，西方有句俗话：男人成熟从三十岁才开始。漂在海外的我，一度恨不得和亲爹老死不相往来。直到当我发现：当年我看不惯他的地方，怎么现在发现居然都是对的？是时候该回去了。 只一个电话“我要回来了”，“哦，知道了”。父子之间的破冰还是一贯的惜字如金，但一切顽固的冰疙瘩，都在两只杯子碰在一起时瞬间消融。我还记得，我爸那杯是如今早已停产、连牌子都杳如黄鹤的华灯牌北京大曲，我的则是楼下小卖部提溜上来的“普京”大绿棒子。 爷儿俩这迟来的第一顿酒，心有灵犀地没提一句从前发生过的不开心。一向把语言能力都留在生意场上、在家话极其少的我爸，那天大概是我印象里话最多的一次，从“你不在时，你妈又做手术了”、“你爷爷奶奶身体大不如前了”，到“你老祖儿的坟要修了”，可到最后，唯独没提他自己。 当年母亲生我时落下病根，成了长达半世纪的老病号。因此，我家从来都没有过父亲节的习惯，而把母亲节看得比天大。直到五年前那天的父亲节，很难得，那天老太太身体状态出奇地不错、可以不用人陪伴照顾，于是我微信上顺嘴一提“要不我带老头儿出去过个节？”结果得到全家一致支持。 一小时后，给老伴儿做好了饭、自己又收拾得整整齐齐、换上新衣服的老爷子，准时出现在我订的日式居酒屋。只可惜，挺贵的清酒他喝不惯，嗨棒他还觉得不够劲，“你在日本这么些年就喝这些啊，算了，还是喝啤的吧。”虽然勉为其难，但过几天我弟弟、艺术家冯梦波给我电话：“你带咱爸喝酒去啦？好么，他逮谁跟谁念叨，看出真高兴了！” 那是我印象里，我爸五十多年来喝得最多的一次。直到我上大学离家，他每天只一小盅三钱白酒，还美名其曰“我不喜欢喝酒，这是治疗我的口疮，杀菌消毒”，除此之外，一句话都不和儿子们交流——其实我们也心照不宣：那是他减压的唯一方式。 如今我儿子也成年了，他18岁的成人旅行，我带他去了我当年留学、生活多年的日本，在居酒屋一直喝到天亮。我们老冯家遗传酒量都可以，唯一倒了的，是从他爹当年早恋时、一直到五十岁老帮菜的感情历程。 打那之后，每周五只要不出远门，我把儿子从学校接回家后，就是传统保留项目——雷打不动的父子酒局。虽然爷俩对喝酒都有分寸，但嘴上却开始多年父子成兄弟了。 说起来，老冯家每周五晚的父子酒局，在家庭建设中只能排第二。因为冠军必须是周日晚，孙子去看望完爷爷，吃饱喝足，八十岁的老头儿必须亲自开车把孙子送回学校。 我曾对儿子半开玩笑：“如今你爷爷你爸爸比学赶帮超式的‘呵喽’着你，从18岁就把你当哥们一起吃喝。你爸可是到三十好几，才有机会诚惶诚恐地和你爷爷坐到一张酒桌。”没想到这小子一句话就让我没词了：“可不，谁让我比你招人待见呢！”
1973年生于内蒙古自治区达茂旗，曾先后旅居蒙古国、日本十余年，现为呼和浩特育英民族幼儿园创始人、塔邻阿度沁蒙餐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家是标准的牧民，直到现在每年四季都要放牧，虽然给父母在呼和浩特买了很舒适的房子，他们还是喜欢和牛羊草场、蓝天白云作伴。 提起我们草原上的蒙古族喝酒的样子，尤其是男人，恐怕大多数人都是“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的印象。但我父亲却直到40岁才开始喝酒。
他酒量其实很好，但因为家里有四个孩子，一直克制。直到我这个老大可以部分替他承担起照顾母亲和弟弟妹妹们的责任时，他才得以释放我们民族的天性。但我们那儿常见的喝多了发酒疯这种事，我家打父亲这儿起就从没有过。这是我从他身上第一次学到沉甸甸的责任感，激发我后来成为负责任的父亲和教育工作者。
牧区的冬天总是很冷，尤其是刮起白毛风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放牧后，我的乡亲、也包括我的父母在内，回到自己温暖的蒙古包或小土坯房，总会喝起当地自酿的二锅头或是马奶酒，首府产的“呼白”已经是奢侈品。当然，更大的奢侈品是来头全羊甚至全牛下酒，自家养的自家宰，只要清水煮，加一点盐和葱，就香得不得了。
而那个时候，我可爱的父亲，就会操着我们民族的语言划酒拳，这还不算完，划着划着就唱起悠远的长调，唱着唱着就起身跳起舞来——如今八十岁了，上次五一我回老家时，他还这样，真是个老孩子。
第一次和父亲喝酒，是二十岁那年，我第一次离家远行就是出国——去乌兰巴托读蒙古国国立师大，一向爱唱爱笑爱跳的老爸，只是默默喝酒，伴着酒，留下几句“男子汉，在家没出息，一定要走出去。自己的事自己决定，决定了，就要到负责到底……”
第一次寒假回家，我带回了蒙古国的伏特加孝敬他。那一次，我们爷俩的醉态，和那首《乌兰巴托的夜》里的差不多。
印象里第二次父亲喝醉，我俩隔着遥远的海。那时我在日本工作，大女儿也在那里出生。越洋电话那端，能听出来父亲声音里多了点醉意，但怎么带孩子的事，他比妈妈还要清楚，而这一次他嘱咐我的是：“孩子除了日语，还得学好汉语和蒙语。草原的孩子再怎么往外走，早晚也得回来！”
如今，女儿成了大姑娘，不出意外，秋天她还是会回到日本读大学。她生在那儿，对那里也更适应的。我舍不得她，但也尊重孩子，她爷爷说过：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决定了就要负责到底。
等她走之前，别的事可以不要，我一定要求她陪爸爸我喝一顿酒。这一次喝多醉都不怕，有这一次，以后一个人在外，无论和男同学、男朋友相处就都有底气了。我们草原的女儿，责任感、特别是走出去时知道对自己负责，是和男孩子一样的。
1979年生于台湾，台湾艺术大学硕士，中国美术学院博士、师从管怀宾教授，澳门理工学院艺术专业教师、艺术家、策展人
我从小生长在台湾新竹的客家村里。我们客家人，在台湾以勤劳和善于做生意著称，因此，村里的爸爸们大多酒量非常好。
由于都属于本省人不那么喜欢的对象，客家村和外省眷村一向是最好的兄弟。客家村的爸爸们，从他们的外省兄弟那里搞来了绍兴酒，如果遇到隆重场合或是赚到了钱的时候，喝的就是金门高粱。亲如兄弟的两村在喝酒上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行酒令用国语，我们用客家话。
客家村的孩子，可以说从小就是“喝着酒”长大的——那道著名的台湾料理麻油鸡，最正宗的就是我们客家人出品。只不过，我们管它叫鸡酒。
在我生命中，酒——就是喝上一口拨开鸡肉的浓汁。所以，和其他客家孩子一样，我的酒量也是相当好，只不过这是后来才发现的。
说起来您也许会不信，我直到年过三十，来到澳门发展，才第一次主动喝酒。在那之前，就只有从小吃的“鸡酒”了。
客家村不是酒风浩荡吗？没错，但那是对外人。客家人擅长做生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外人慷慨、而对自己节俭到抠门。所以。在印象里，几乎从没见过我爸爸在家喝过酒。而且，我那操劳奔波半生的老爸，觉得在外面喝酒应酬很辛苦，不想把这样不好的体验给儿子。
于是，他喝酒应酬的本事到我这个学艺术的儿子这里完全失传了。所以，开始进入社会的时候，老实说我很吃亏。但还没来得及怨他，就发现父亲的苦心让我受益匪浅——他是希望我们摆脱“生存圈”、打进“生活圈”。
比起“酒精”沙场、把精力放在应酬拼酒上，我在最好的年龄可以心无旁骛地创作。如果不是这样，我不可能考上国美的博士，而且师从管怀宾这样的大师。
不过等到了杭州，“山外青山楼外楼”的氛围，让人想不喝酒都难。更何况，我那有魏晋名士之风的师父也是好酒之人。都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而我的老师，真的就像父亲那样对我们这些师兄弟，包括喝酒。
有的老师，都是学生送酒、请客给他享受。而管门弟子从来都是心安理得接受老师的酒食供养；跟他客气客气，他还假装不高兴：“你觉得你比我更懂酒吗？”
喝少了，师父会“骂”我们端着；喝醉了，师父会骂我们糟蹋好东西；直到大家都处在微醺但尽兴的状态，在艺术和酒上同样做到极致的师父，才会露出招牌的笑容。
直到现在，都几乎没能享受陪老爸喝酒的幸福；疫情的原因，让这更加不可能。幸而这份遗憾，在师父那里补上了。不瞒您说，祖国各地的名酒、特别是年份好酒，我都是这两年托师父的福才有幸品尝的。那份既被严格要求、又被宠爱的感觉真好。
1982年生于青岛，法国索邦大学博士，现为中法纵横舞台艺术交流协会会长、巴黎南戴尔大学戏剧教师
我生长在以啤酒著称的城市、和以酒量大著称的省份，但我国内的家人却不怎么喝酒，也从不把一起喝酒当做家庭“团建”的一部分。老实说，作为女儿，我从小对自己的父亲不爱喝酒这事，是有那么点庆幸的——也许是见到、听到有太多的父亲，酒后把无辜的妻子、孩子当做发泄的对象。
前面有位老师提到在和老师喝酒时感受到了父爱，我也深有同感。十年来，在家从不和自己父亲喝酒的我，在异国他乡却总是习惯和我的精神父亲喝上一杯。他是我心头的一片光，背后的那个人。
那是一种超越了血缘和功利，基于选择权利和价值观的高度认同，就如同那句诗“我追随/你成为父亲”。我亲爱的老师和精神父亲、克里斯蒂安·比埃已经离去快一年了。我还是会时常想起他的笑容和他最爱的Chinon酒。
他是法兰西大学研究院教授、戏剧领域的权威。我俩第一次对话，是在2011年3月，他给硕士生上《表演艺术与空间》的课程，我因为对这个主题很感兴趣，所以虽是索邦的博士，但每周都会前来旁听。而那个3月，正好发生了震惊全球的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去问候一个来自日本的留学生，而他恰巧在那个时候走过，停了下来听着，关切地询问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然后又不无幽默地说：“中国和日本居然在我的课堂上和解了，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那天下课之后，他走过来对我说：把你的硕士论文发给我看看，下周如果你有时间我想听你讲一讲中国，讲一讲你们国家的戏剧……那之后，他对自己所有的“孩子”说：婧虽然是索邦的，但也算是我的学生，从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了。从此，他那里也多了我的一只酒杯。
在红酒的国度，产自卢瓦尔河谷的Chinon，算不上是名贵的产区和产酒。克里斯蒂安却对它情有独钟——因为那是他老家的酒。他虽然生在巴黎长在巴黎，却没有巴黎人招牌的傲气。当年我在他那里第一次品尝到了这种酒。而他第一次来我在法国的家做客，同样带来两瓶Chinon，一红一白。 就这样，我们每一次吃饭都会喝Chinon，有时喝红的，有时喝白的。我陪他到中国访问，他尝试了名贵的茅台、还有江南的梅酒；他家里的酒窖有五百瓶左右的藏酒，其中不乏名贵的波尔多，但他还是喜欢他的Chinon。法国人喝红酒，你懂的，名贵不是最重要的，产区才是，那是他舌尖的基因密码。 本来我的精神父亲，一直说要带他的中国女儿，去他Chinon附近祖传的乡间别墅度假。之前十年都因为工作时间不凑巧，这次疫情一结束就去。没想到去年夏天，我的克里斯蒂安，那么突然离开了我们。 他走了之后，我买了几瓶他最爱的Chinon。在他的追思会上，我们开了其中的一瓶，又一起合唱了一首他最爱的歌。但那以后，我自己再没打开和喝起这种酒了，剩下的几瓶还摆在我家，快一年了，看到这个酒我还是会想起他。 今年的阿维尼翁IN戏剧节，恰巧逢莫里哀诞辰四百周年。作为克里斯蒂安的“孩子”，我参与策划了一场莫里哀主题“思辨”研讨会，这无疑是对我的精神父亲、这位世界范围内研究法国17、18世纪戏剧权威最好的纪念。
最后，作为一位女儿、姐妹和母亲，我对父亲节有个这样的祝愿：祝天下的父亲喝得开心的同时，也不会让孩子和你的另一半的脑海中，浮现任何一丝酒后家庭暴力的场景。
采访、撰文、监制丨千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