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洋军阀史的几个学术热点

来新夏对有关北洋军阀史具体史实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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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新夏对有关北洋军阀战争史的研究

历史是由人物和事件组成的，并且以事系人，要研究北洋军阀这一军事政治集团，必然要清楚她所参与的重大事件。而战争是北洋军阀进行的主要活动，他们为了扩充地盘，扩大权力，维系和发展本集团的利益，战争是最有效的手段，战争是军阀的本能。
关于“二次革命”战争
“二次革命”由于主要发生在江西、南京，所以又称“赣宁之役”。对于此次战争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就展开了较为充分的讨论。对于其失败的原因，郭斌佳把其与辛亥革命作比较得出，“国内舆论，究未能趋于一致征讨之程度。北政府中，固泰半效忠于袁氏，而报章之评论，与夫商民之态度，又皆不利于革命同志。此外只就军事布置方面而言，南方诸省，既困于军饷之短缺，又无良好之合作战略，其能获胜者几许。北军则人数与饷，均可源源而来，不虑枯竭。而北军之心理，绝对视此次战事为平乱性质，而平乱则军人之天职，其情形较之辛亥北军之畏惧革命军者，又不可同年而语矣。此外又有一事宜注意者，即湖北一省，此时完全为黎元洪所把持”。[1]文公直认为失败的原因是战前失计和志意各殊。李剑农则认为是人心厌乱，进步党和帝国主义袒袁。吴玉章的《辛亥革命》认为“二次革命”之所以迅速失败“根本的原因在于自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就已经放弃了革命纲领；逐渐地脱离了群众，因此，发动的反袁斗争，再不象同盟会时代那样能够激起群众的热情了。”白蕉则认为是袁世凯占了先机；反袁各省各自为政，孙黄不一；民众厌乱，不能象排满、推翻专制那样容易号召民众。[2]
新中国成立后，对“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学者们继续进行了多角度更深入的探讨。有从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如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分析道“国民党讨袁运动的失败，不是由于北洋派军事力量的强大，而是由于国民党本身的弱点太多，对封建军阀一味地采取无止境的妥协政策，国民党内部的不纯洁与不统一，不善于争取中间派和孤立敌人的策略，没有与广大人民结合在一起”。章开沅认为大资产阶级和各派军阀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血缘关系，他们自然要坚决反对“二次革命”；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越来越疏远革命，甚至公然或抵制革命。[3]李新在《北洋军阀的兴亡》（《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中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即在中国尚不具备实行宋教仁所追求的那种议会民主制度的客观条件。农村变动不大。人民厌战。国民党的纲领很少革命性。王仲在《试论“二次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中从反革命营垒方面来看，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大力支持，对袁世凯迅速扑灭讨袁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国民党领导核心意见不一致，组织涣散无力。资产阶级“厌乱”，商会公开反对革命党出兵讨袁。资产阶级革命党领导人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的反袁斗争。也有从军事、经济、政治角度全面分析的，石彦陶在1988年对此进行了重评，他认为南军虽然数额占优，但军事素质、“政治”素质较弱；袁世凯代表“中央”，而孙中山代表“地方”，导致在财政上、帝国主义的支持上，南方都吃亏；袁世凯为实现“统一”，早有谋划、安排。[4]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许顺富从心理角度分析了“二次革命”的败因，认为“‘破坏告终，建设伊始”的社会心理，使再次革命失去了理论准备和社会基础；民众的’厌乱心理，使他们在‘二次革命’中选择了袁世凯，而抛弃了革命派；独立各省心志不一，缺乏与袁世凯血战到底的趋同心理，削弱了‘二次革命’的势力。”[5]

来新夏在《北洋军阀史略》中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国民党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弱点。国民党抛弃革命方略和革命纲领，内部涣散，意志不统一；在国会斗争中，受压于进步党；在讨袁战争中，主要靠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没有群众运动支持和配合；再加上内部步调不一，指挥失当”。《北洋军阀史稿》在承认袁世凯得到借款和帝国主义的支持的同时，指出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弱点，认为国民党内部涣散，意志不统一；在讨袁战争中，主要靠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没有群众运动的支持和配合；内部步调不一，指挥失当。这都导致了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的败北。《史稿》的分析和大部分学者的分析是一致的，但是，只强调资产阶级的弱点，而不及其它，显得不够全面。

  关于直皖战争的研究

直皖战争是直系、皖系争权夺利的生死之战。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在1920年7月间进行的混战.史称直皖战争。此战是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奉二大派系之后为,争夺中央统治权而进行的首次军阀大混战，也是一场祸国殃民的非正义之战。《直皖秘史》从直皖两派的矛盾分析起因，“直皖两派之恶感，由来已久。如吴佩孚攻克岳州、长沙，而湘督竟为张敬尧所得也；安福系把持朝政，致倾向直派之靳云鹏不能安于其位也；均为两派交恶之引线”。[6]得一斋主人编的《吴佩孚战史》（《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0辑》）从皖系不得民心分析战争原因为：边防军、西北军之求助日本，安福党人摧残民意，阻扰统一。至于这次战争皖系败北的原因，濑江濁物编辑的《段祺瑞秘史》认为“边防军之第一师未经战阵”“且第一师下级军官皆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曹锟在保，礼军官学校学生甚厚”。[7]而尚其亨的《直皖战争》分析道“皖军之败，败于天降暴雨，败于皖军内变，其所以至败之重大原因，则行军重视仁义，而吴光新之受绐于王占元，又为直系是役成功之母”。[8]

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主要从人心的向背、战略战术的得失、研究系的背离、西南军阀的“联直制皖”策略、奉系军阀的直接参战，以及日本未能公然援助皖系等角度来分析皖系军阀失败原因。这样的研究有王华斌探讨了皖军在数量上、装备上和供给上都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失败的原因是皖系不得人心以及皖军的战略战术运用失当。[9]章伯锋从外部原因上认为日本由于受到英美等国的牵制以及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群众斗争，迫使日本不敢公开露骨地支持声名狼藉的皖系军阀，导致了皖系的一败涂地。[10]李新的《北洋军阀的兴亡》（《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中，皖系的失败固然有其军事指挥失算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则是它在政治上被指为卖国，而直系吴佩孚却打扮成爱国将军，以爱国攻卖国，胜负之数本已决定。直系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处于优势，同时又采取了南联孙、北联奉的策略，使皖系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两面受敌，归于失败。国际形势上，皖系的后台受挫。皖系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它的反动政策在国内丧尽人心。陈长河在《从档案看1920年直皖战争》（《军事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认为在直皖战争中，实际参战的只有段祺瑞、徐树铮指挥的皖军，其他的皖军仅摇旗呐喊，表示声援而己。朱之江在《直皖战争中皖系败北的军事原因探析》（《 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主要通过军事角度的分析，段祺瑞及其将帅在军事上的失误是导致皖军战败的一个直接原因,具体表现在:战前谋局布势严重失当；武力使用轻率,缺乏对行动的总体筹划；将帅私心过重,育目轻敌,缺乏作战决心和吃苦、勇敢精神。张绪忠《直皖战争皖系败北原因新探》（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试图通过安福系集团的考察，来进一步探索直皖战争直胜皖败的原因，安福系使靳云鹏投向了直系的怀抱；安福不为国人所容。而直接导致扶植它的皖系集团也不为国人所容。舆论支持直系，打击了安福系及皖系集团。

《北洋军阀史稿》也对直胜皖败作了分析，认为政治攻势是直系获取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皖系历年在外交上、军事上、财政上胡作非为，丧尽人心，而使自己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皖系军阀的将领张敬尧、傅良佐等多庸碌怯懦，既非将才，又无治术；皖军处于直奉军的夹击或监视；皖系大搞“武力统一”，投靠日本，不得人心；英美联合。《史稿》从内因上的直系、皖系奉系，外因上的日英美进行分析，显得更为全面。《北洋军阀史》对直胜皖败原因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皖系军阀的亲日和穷兵黩武丧失了民心；日本由于国内高涨的反日浪潮和英美的牵制，被迫采取“中立”；皖系军队与直系相比，成军时间短，缺乏经验；奉系的助直倒皖，这些都使致皖系于失败之地。

 关于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研究

第一次直奉战争，是研究者颇为关注的一场战役，对于其原因，新中国成立前就有好几种意见，尚其亨的《直奉战争》中认为是徐世昌挑拨奉直，吴与奉张旧隙，一般无聊政客，营私之官吏。《奉直战史》(《北洋军阀》（1912——1928）（第四卷）) 分析奉直破裂的近因为“南政府之联奉，张勋出山问题，安福派之活动，吴佩孚之倒梁，奉军入关”。得一斋主人编的《吴佩孚战史》认为直奉战争其远因是张作霖之骄纵跋扈，夙蓄假日本势力，以实行其蹂躏中原之野心；近因是梁士诒甘心卖国和交系奉系之破坏财政。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分析奉直战争的近因列了四条，一为张忌吴结好南方，二为张欲分遣部属割据中原，三为赦免安福人物，四为梁内阁抑直。张梓生的《直奉战争纪事》则认为是吴得湖北导致张吴不相容。对于奉系失败原因，汪德寿的《直皖奉大战记》（《近代稗海》第4辑）分析道“此次奉军之败，皆在将领不明阵法耳”。文公直在《中华民国革命史》（国史研究会1927年）认为败因是由张景惠驻守的西路败退，直军的优势在外交和海军方面。

新中国成立后，苏全有，孙宏云从人心所向，政治联盟，军队素质，战略战术和日本对奉系援助的不够等方面分析了直胜奉败的原因。[11]丛曙光认为奉系失败是因为奉系政治上劣迹昭彰；虽然军队数量、军械和粮饷的供应上优于直军，但奉军素质差，纪律松弛，战和不一；后勤供给上奉军款饷充足，经济实力雄厚，但路途遥远，运转困难；日本对奉张的支持不积极，有顾虑。[12]蒋自强的《从第一次直奉战争看吴佩孚的军事谋略》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直军总司令昊佩孚的军事谋略得到了充分的施展，表现出出色的军事才能。诚然，第一次直奉战争胜负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其中政治原因是根本的。不过，军事上的胜负主要还是靠军事手段来实现的。因而，对吴佩孚在这次战争中所表现的军事才能不能低估。《北洋军阀的兴亡》（李新《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第一次当时直系气焰方张，它的狰狞面目尚未暴露，人民群众对它还不厌弃；而奉系军阀的名声本来就不好，人们认为奉系与直系之争只不过是争权夺利而己，并不支持它。加以“三角同盟”并未发生作用，故直系以新胜之师，一举击败奉系，将其逐出关外。

《北洋军阀史稿》认为由于奉军十六师的倒戈，使直军取得了长辛店大捷，从而决定了整个战场的胜负局面。《北洋军阀史》认为奉系失败的原因有四：奉张支持梁阁大失人心；直吴破坏了奉张的原来部署；奉张在战略上的失误；奉张在战术上不够灵活。从这些分析看，史家对于此原因的认识已经一致，即人心上、战略战术上及外援上。《北洋军阀史》虽然有专节阐述帝国主义与直奉军阀，但是在分析原因是没有分析日本的作用，略显不足。

关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研究

第二次直奉战争，也是北洋军阀时期一场重要战役，此役直接导致直系瓦解。对于直系败北原因分析得较多，《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从军械及军心方面和北京政变来分析直军失败原因。丁文江的《民国军事近记》（《近代稗海》第6辑）“推其原因，虽由于冯玉祥、胡景翼之倒戈，而将骄士惰，轻敌无备，固亦有致败之道也”。《直皖奉大战记》认为吴佩孚不防犯王承斌和冯玉祥，委他们以重任；每次吴之战斗，均取攻势，此次而取守势，又不亲自督战。陶菊隐的《吴佩孚》认为除外交关系外，还有吴不太懂政治，对外只一味树敌，促成奉、皖、冯与西南大联合，对内漫无组织，只一味盛气凌人，促成高级干部之离心离德；战略上的错误，闪电战是他的特长，就全盘而论，顾前而不顾后。陆光宇的《民国史要》分析为“此次战役，直方致败之因，直军苦于饷粮不足，器械准备未充，骤与奉方接触，则胜负之分，可以预见也”。[13]

新中国成立后，李军从直系的内在根源和外部原因两方面分析，其中内因有：直系内部的争权夺利，财政危机，军队腐败，吴佩孚经营的武力统一政策的破产，外因为：镇压人民运动及曹锟贿选导致全国各界的反对，奉粤皖三角同盟的建立和英美的支持不够。[14]郁慕湛从政治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吴佩孚和冯玉祥的矛盾，财政危机以及直系在政治、舆论上的破产是导致直系失败的政治因素。这样，在第二次直奉战前，正在逐渐兴起的爱国反帝反军阀的新思潮，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了反直的浪潮。[15]俞辛焞认为日本在直奉战争中的对华政策是对直系宣扬不干涉，在暗中给予奉张支持。[16]王贵安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失败原因之管见》（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1月）中认为，冯玉祥北京政变，仅是直系失败的一个直接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上的多行不义，不得人心，经济士的捉襟见肘，军事上的内部分裂。娄向哲在《直系军阀政权的财政破产及其倾覆》（《学术月刊》，1984年第2期）中试从财政角度分析直系败北的原因，从战争进程中的具体情况来看，军费的缺乏造成了直系内部军心涣散乃至叛离，加以军械窳劣，直接影响了直军的战斗力，致使直军在战斗中失利。此后他在《论第二次直奉战争》（《史林》，1987年第4期）中更全面分析了原因，直系财政贫乏无疑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粤、奉、皖反直三角同盟的出现并发挥极大作用，成为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的另一重要因素。第二次直奉战争，日本曾施加了影响，给予奉系一些支持，这也是奉系能获胜的重要原因。同样，马陵合在《吴佩孚的筹晌与其沉浮》（《安徽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也认为经济间题应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北洋军阀史略》认为“北京政变”，使直军迅速溃败。《北洋军阀史稿》从四方面分析了直系的败因，即军事上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的回师倒戈；政治上奉、皖、国与西南的大联合，直系内部的分裂；战略上直系后防空虚；战备上直军军费困难，装备落后。在这些分析中，各有其侧重点，《史稿》更倾向于内因。作了更为具体的研究。《北洋军阀史》在《史稿》的基础上，概括直系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吴佩孚“武力统一”政策违背民心，而直系军阀的统治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

来新夏对“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关系”的研究

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是个复杂的历史现象，一方面各帝国主义在华寻找代理人，同时各派军阀也需要有列强的支持，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又各自具有自己不同的特点，在对华侵略政策上存在着差别。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是北洋军阀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课题，长期以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而在北洋军阀与众帝国主义的关系中，尤与日本的关系最为引人关注。本文试从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来看来新夏对研究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关系的贡献。袁世凯是北洋军阀集团的创始者，辛亥革命后，有关他与日本的关系主要集中于“二十一条”和“洪宪帝制”问题上。
1915年1月18日，日本方面向中国政府提出对华“二十一条件”要求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许多学者认为日本是看透了袁世凯要复辟才提出“二十一条”，并且袁世凯是为了帝制而接受“二十一条”。在“二十一条”交涉期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就宣传是袁世凯为了帝制而签约。对于“二十一条”，孙中山在1915年5月在《复北京学生书》中说：“袁氏以求僭帝位之故，甘心卖国而不辞，祸首罪魁，岂异人任？”[17]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在此问题上更是几乎形成了共识，如李新在《北洋军阀的兴亡》（《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中论述道，但当时袁世凯的后台英国和德国在忙于欧洲战争，无暇东顾，他只得求助于日本。而日本政府也看破了这一点，乘机要挟，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开始，袁世凯也嫌日本要价太高，但为了早日当皇帝，也就不顾一切地承认了。郎维成在《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二十一条要求》（《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6期）中认为“是袁世凯违背中国人民意愿，向日本妥协投降的结果”侯宜杰认为袁世凯“为了换取一姓尊祟，他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18]。以获得日本的支持。粱义群在《袁世凯与日本》（《历史教学》1991年第7期）中认为，“二十一条”最后得以签订，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袁世凯与日本政府都作了某些妥协的结果。苏黎明在《“二十一条”与袁世凯称帝》（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中认为日本以帝制为筹码对袁世凯进行要挟，迫使其接受严重丧权辱国的条款。
但也有少数人持相反看法，如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认为“迨二十一条交涉结束，帝制问题继起，日本强硬派以攻略中国之机会又至。”[19] 陈恭禄分析袁氏让步的原因说:“就国际形势而言，中日强弱悬殊，……衔其轻重利害，决定大计，终乃迫而忍辱签订条约，何可厚非?”[20]米庆余称帝制只不过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要求提供了客观条件。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不是看透了袁对帝制的野心，而是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21]张神根在《对国内外袁世凯研究的分析与思考》（史学月刊1993年第3期）中固然有袁氏妥协的一面，更重要是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欧美无暇顾及东方之机，极欲吞并中国，英国等在其中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换了李世凯、王世凯也可能签定妥协条约，弱国无外交。周彦在《日本与洪宪帝制》（求是学刊 1994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日本始终反对袁世凯称帝。在日本看来，袁世凯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护的一大障碍”。新世纪后，更多的学者支持这一观点。张国平，吴佩林在《重论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帝制野心的关系》（《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6月）中通过考察袁世凯让步之后对日本的抵制以及对日让步的时代背景，认为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的结局与袁氏的帝制野心无关。苏全有，景东升在《论袁世凯的仇日政策及实践》（2004年5期  历史教学）中认为在“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袁世凯的总体立场是强硬的，那种认为袁为称帝而向日木妥协的观点值得商榷。宋开友认为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机、中国的虚弱地位、欧美各国的反应、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等诸方面来看，中国是无法彻底抵制日本的。袁世凯有以承认“二十一条”换取日本支持帝制的一面，但只是“二十一条”最终形成的众多因素之一。[22]  郭海军在《浅析日本在洪宪帝制初期对待帝制的观望态度》（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中认为洪宪帝制初期，日本并没有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在外交上采取了旁观的政策。日本在当时情况下没有窥破袁世凯称帝的真实意图是其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北洋军阀史稿》认为“二十一条”是日本经过长期酝酿发展而形成的侵华政策的具体体现。日本对袁世凯又拉又打，一面恫吓袁世凯，一面又示意可以支持袁世凯称帝。袁世凯见祈求欧美干涉的希望落空，便加速了接受日本通牒的过程。在《北洋军阀史》中来新夏指出由于日方的压力和帝制野心的驱使，袁世凯派代表同日本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充分暴露了袁世凯为一家一姓和军阀集团的利益而不惜丧权辱国的面目。并在《北洋军阀与日本:20世纪末中国学者的研究》（《学术月刊》，2004年第8期）中写道，大隈对中国主要采取了“以军事恫吓、外交讹诈为主的策略”。而袁世凯却逆来顺受，并以向日贷款作为表态。他为了实现“洪宪帝制”，更不惜出卖领土主权，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可见来新夏越来越倾向于袁世凯是为了帝制而接受“二十一条”。
然而，从以上多位学者，包括来新夏的分析看，我们知道，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不是在帝制进行得轰轰烈烈的时候，并且袁世凯在双方谈判中采用拖延及泄露秘密的对策，和在签订“民四”条约后， 袁世凯政府颁布土地租让的禁令等，可以得出袁世凯主要是被迫接受“二十一条”的。

[1]郭斌佳·民国二次革命史·北洋军阀 （1912——1928）第二卷，289。

[2]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荣孟源、章伯锋·近代稗海 第4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46、47。

[3]章开沅·论论一九一三年的“二次革命”  ·新建设，1964，2。

[4]石彦陶·重评“二次革命”败因 ·史学月刊，1988，4。

[5]许顺富·“二次革命”失败原因新论·江西社会科学，2001，4。

[6]张一麐·直皖秘史·近代稗海 第4辑， 53。

[7]濑江濁物·段祺瑞秘史·146，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7辑。

[8]尚其亨·直皖战争·北洋军阀（1912——1928）（第三卷），686。

[9]王华斌·试论直皖战争直胜皖败的原因及其后果·学术月刊，1986，1。

[10]章伯锋·直皖战争与日本·近代史研究，1987，6。

[11]苏全有、孙宏云·论第一次直奉战争直胜奉败的原因·社会科学战线，1994，5。

[12]丛曙光·两次直奉战争结果迥异之剖析·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4。

[13]陆光宇·民国史要·117，《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6辑》。

[14]李军·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失败的原因·近代史研究，1985，2。

[15]郁慕湛·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失败的政治因素·河北学刊，1987，2。

[16]俞辛焞·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南开学报，1982，4。

[17]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6，176。

[18]侯宜杰·袁世凯·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31。

[19]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第6卷·北京：三联书店，1980，9，70。

[20]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737。

[21]米庆余·对《袁世凯的帝制计划与二十一条》一文的质疑·近代史研究，1983，1。    
[22]宋开友·袁世凯与日本对华“二十一条”谈判·广西社会科学，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