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主义、混沌理论和东方智慧——对科学自满的回应

导语

对于人类文明来说，思想才是真正的主角。在这个残酷而混乱的星球上，推动人类不断发展壮大的，正是因为我们拥有想象力，能够重新想象世界，并在现实世界中将其构建出来。思想，正是想象力的产物。进入21世纪，人工智能是否会让我们放弃思考？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分化、多元、不确定的世界？被誉为“比肩吉本、汤因比、布罗代尔的历史学家” 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在最新著作《观念的跃升：20万年人类思想史》中，以心智为路径，从思想观念的角度重新解读全球历史，以全新框架思考人类历史与命运。本文选自原书“对科学自满的回应：环保主义、混沌理论和东方智慧”一节。

[英]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 | 作者

赵竞欧 | 译者

梁金、邓一雪 | 编辑

1. 环保主义

尽管环保主义依赖于科学生态学，但它也是一种对科学家自满情绪的回应。科学以化肥和农药的形式产生的有害影响，毒害了人们，污染了土地。结果，环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突然变成了一场大众运动。然而，作为一种观念，它有着很古老的血统。

所有的社会都奉行我们或许可称之为“切实环保主义”的理念：开发自己的环境，制定合理的规范以保护自己所需要的资源。即使是“理想环保主义”，也已经存在了很长的时间。这种理想化的环保主义相信，自然值得去保护，是因为其本身的价值，而非因为它对人类有用。

在神化自然的古代宗教传统，例如耆那教、佛教、印度教、道教以及西方古典异教中，都有强调保护自然的部分。神圣的生态学（换句话说，就是人类接受自己在自然界中只占据一个平凡的位置，需要顺从甚至崇拜其他动物、树木和岩石），属于我们可以在人类和人科祖先身上发现的最早的思想。在现代，18世纪晚期浪漫主义者的敏锐感受使环境重新变为优先考虑的对象，他们将自然视为世俗道德指南。与此同时，这种观念在欧洲帝国主义者当中也得到了发展，他们对看管遥远的伊甸园充满敬畏之心。

这种氛围一直延续至19世纪。那些想保留猎杀场所和猎物的狩猎爱好者，以及从早期工业化的有毒城镇、矿山和工厂中逃走的人，尤其支持这种观念。约翰·韦斯利·鲍威尔探索大峡谷，以及西奥多·罗斯福呼吁建立国家公园，都是出于对“荒野”的热爱。但是，全球工业化对食物和燃料的需求太过贪婪，没有给环保留下余地。然而，疯狂的消费主义必然会激起人们的反应，即使人们只是担心耗尽地球的资源。20世纪遇到了“阳光下的新事物”——环境破坏过于持久而广泛，以至于生物圈似乎难以为继。1955年去世的耶稣会伟大博学家德日进是最早观察到或说预测到这种威胁的人，他的洞见鲜为人知，也罕有响应。在当时，科学出版物开始揭示人们担忧的原因，但环保主义名声不佳，被认为是过于天真的浪漫主义怪癖，更糟的是还被当成了一些著名纳粹分子的疯狂主张，这些纳粹分子抱有关于“血与土”相互净化的离奇观念。为了在政治领域推广理念，筹集资金，发起一场运动，并掌握一些权力，环保主义需要一个具有公关天赋的“吹哨人”。1962年，她出现了：蕾切尔·卡森。

工业化和集约化农业仍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对大多数人来说，自然界的敌人太熟悉了，似乎没有威胁。两种新的情况结合在一起，加剧了威胁并改变了人们的想法。首先，在世界上未完全开发的地区，去殖民化赋予了精英阶层权力，这些人急于模仿工业化的西方，以赶上富得流油的经济大国。其次，世界人口急剧增加。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新的耕作方法使化肥和杀虫剂遍布农田。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是卡森对滥用杀虫剂的谴责。她的直接受众是美国人，但她的影响却传遍世界，因为她憧憬着春天“随着鸟儿的返回不期而至”，而黎明“寂静得不可思议”。

环保主义利用环境污染大做文章，并在气候辩论中大出风头。它成为科学家的正统观念和政客的花言巧语。神秘主义者和古怪的先知们都支持它。普通人面对夸张的厄运难逃的预言畏缩不前。从环境破坏、化石燃料、农用化学品和工厂化农场中所获取的利益，遭人唾弃。尽管活动家和学者们努力让全球公众对深层生态（即无关利益的生态）感兴趣，但环保主义仍然主要属于传统的类型，更渴望为人类服务，而不是为自然服务。似乎只有当我们自己的物种需要的时候，自然保护才广受关注。但是，人类已经减少或制止了一些有害的做法，例如大坝建设、“温室气体”排放、不可持续的林业以及不受监管的城市化，此外还加强了对化学污染物的检测。与最悲观的前景相比，生物圈似乎更有弹性，资源更加丰富，技术对需求的反应也更加迅速。可怕的预言也许会成真——灾难性的变暖、新的大冰期、新的瘟疫时代、传统能源的枯竭——但这样的结果很可能并非完全由人类活动造成。

20世纪60年代，公众对于未来科学能够带来确定性的信心降到了最低点，部分原因是卡森的影响，部分原因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著作所带来的回响。1960年，他发表了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史著作之一，认为科学革命不是新数据的结果，而是他所说的范式（paradigm）转换：改变了看待世界的方式，出现了描述世界的新图像或语言。库恩让全世界又注射了一次类似于庞加莱的那种“怀疑血清”。库恩和其前辈一样，总是否定大多数人的推论：科学的发现不依赖于客观事实，而取决于研究者的观点。但在范式转换的世界里，进一步的不确定性软化了以前不可动摇的科学事实。

2. 混沌理论

混沌理论引发了更多的复杂问题。科学家们最早的目标是学习“自然规律”，以预测（并可能因此管控）世界的运行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混沌理论通过使不可预测性科学化，让科学家们产生了敬畏和绝望；对可预测性的寻找突然间似乎成了错误的追求。

混沌理论首先在气象学上产生轰动。天气总是无法预测，这使气象学家感到非常痛苦和沮丧。数据永远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但是气象学家们揭示了一个事实，即一个很小的起因会产生巨大的后果。在引发全世界的想象的一幅图景中，蝴蝶拍打翅膀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台风或海啸：在混沌理论所揭示的分析层面上，原因似乎不可考究，影响也不可追踪。这个模型似乎普遍适用：如果超越临界质量，一根稻草可以压断骆驼的背，一颗尘埃会引发雪崩。难以解释的突然波动会扰乱市场，破坏生态系统，颠覆政治稳定，摧毁文明，阻碍对宇宙秩序的探索，入侵自牛顿时代以来的传统科学圣地——钟摆的摆动和引力的作用。

对于20世纪晚期的受害者们来说，混沌的扭曲似乎会随复杂程度而变化：一个系统越依赖于各种各样的相互关联的部分，就越有可能因为一些也许看不见却深嵌其中的微小变化而崩溃。这个想法引起诸多共鸣。混沌成为科学界为数不多的大多数人都听说过甚至可能声称自己理解的话题之一。

在科学界，由此产生的影响是矛盾的。一方面，混沌促使人们寻求更深层次或更高层次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会让混沌类似于西班牙作家何塞·路易斯·桑佩德罗（José Luis Sampedro）在一则短篇小说中呈现的那样：一位星际旅行者来到马德里观光，将足球比赛误认为是宇宙的一种仪式，在这种仪式中，裁判的干预代表系统秩序中的随机干扰。如果观众停留足够长的时间，或者了解过足球的规则，就会意识到裁判是整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正确理解的混沌也可能是一种自然规律，并可以预测。另一方面，混沌的发现促成了一种假设，即自然终归是不可控制的。

其他最近的发现和推测也令人产生同样的怀疑。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菲利普·安德森指出的，似乎不存在普遍适用的自然秩序：“在一个层面上有效的普遍原则”，你不能指望“它在所有层面上发挥作用……科学是自我削弱的，进步越快，对其自身有效性的质疑就越多，大多数人对它的信心也就越少”。例如，要了解进化的速度，我们必须承认并非所有事件都有原因。它们可以是随机发生的，并且确实会随机发生。严格来说，随机是无法解释的。随机突变就是忽然发生的：这就是随机。没有这样的突变，进化就不可能发生。在我们目前的认知范围内，还有许多其他现象无法解释。量子物理学只能用完全自相矛盾的公式来描述。亚原子粒子完全违背了人们之前认定的运动定律。数学家们现在所说的分形（fractal）扭曲了曾经被认为是模式的东西，比如雪花或蜘蛛网的结构，或者蝴蝶翅膀的结构：艾舍尔的版画似乎预言了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

3. 东方智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里，当科学主义瓦解时，西方重新发现了其他选择：“东方智慧”、另类医学和非西方民族的传统科学。在西方影响下已经被取代或黯然失色的传统开始复兴，并削弱了西方在科学上的优势。

最早的迹象之一出现在1947年，玻尔在丹麦封爵时，选择道家太极标志作为盾徽。在盾徽上的图形中，波浪状曲线将一个圆划分成阴和阳两个部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他选用这个图案，是因为它作为对宇宙的描述，似乎预示了他所主导的量子物理学。他的盾徽上还附有一句箴言：“对立即互补。”大约在同一时间，在因战争的恐怖而幻灭的西方，我们之前提过的奥本海默只是众多转向东方的西方科学家中的一位，他研读古代印度文献，以寻求安慰和洞见。

然后，又一次发生了重要书籍改变人们想法的情况，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对中国的看法产生了真正的转变。作者是一位生物化学家，有着坚定的基督教信仰和带来苦恼的社会良知：这个人就是英国人李约瑟，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重庆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1956年，他开始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的第一卷，在书中他不仅表明，尽管近代中国科学声誉不佳，但中国拥有自己的科学传统，而且还阐明，西方人直到17世纪才从中国那里学到了其大部分技术成就的皮毛。实际上，西方人所认为的西方馈赠世界的大部分东西，都来自中国，或者最初依赖于中国的创新或传播。

让我们来思考一些关键的实例：现代通信完全依赖于中国的发明——纸和印刷术——直到电子信息技术出现。西方的火力在19世纪迫使世界其他国家暂时屈服，依靠的是火药，中国早在西方之前就把它发明出来了。现代基础设施依赖于中国的桥梁技术和工程技术。如果没有指南针、舵和分隔舱室的舱壁，西方的海上霸主地位是不可想象的，而在西方人获得它们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发明就是中国航海传统的一部分。如果西方工业家不使用中国的高炉技术，就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中世纪到达中国的西方旅行者见到纸币时惊叹不已，而如果没有纸币，资本主义将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是作为西方科学理论基础的经验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也比西方更长、更为连贯。与此同时，印度科学家也表示本国的科学思想有悠久的历史（甚至有全球性的影响力）。

在20世纪上半叶，世界其他地区只能忍受西方的霸权或尝试模仿它。20世纪60年代，这种局势发生了转变。印度成为年轻的西方游客和朝圣者青睐的目的地，这些人意在寻找与本国文化不同的价值观。披头士乐队坐在马赫什瑜伽师（Maharishi Mahesh Yogi）的脚边，并试图将锡塔琴加入乐队的演奏。当时西欧的资产阶级青年是如此热衷于到印度旅行，我觉得自己好像是我们这一代人中唯一一个待在家里的人。道家对自然的描述为一些西方人提供了“另类”（当时的流行语）的解释宇宙的模型，其中一位比较奇特的代表是小熊维尼。（编者注：指英国作家本杰明·霍夫出版的 The Tao of Pooh 一书，作者认为维尼熊的性格与道家宣扬的天真无为不谋而合。该书在西方世界影响广泛，有中译本《小熊维尼之道》。）

甚至连医学这个20世纪初西方霸权最耀眼的领域也受到了影响。随同西方军队出征并执行“文明化任务”的医生向“当地”治疗师学习。亚马孙森林居民、中国农民和南亚萨满巫师的药方让西方人大为震撼，民族植物学随之开始流行。20世纪末，随着“另类”生活方式风行一时，影响的方向显著逆转。替代医学疗法使西方患者转向印度草药和中国针灸，就像20世纪初，亚洲学生在早先潮流的影响下前往西方接受医学教育一样。现在，中国和印度的医生去欧美进修和在本国学习的倾向相差无几。20世纪8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发现了传统治疗师在为非洲弱势人群提供医疗保健方面的价值。急于摆脱殖民阴影的政府对此表示了认可。1985年，尼日利亚在医院和保健中心推行了替代医疗相关的方案。南非和其他非洲国家紧随其后。

《观念的跃升：20万年人类思想史》

Out of Our Minds: What We Think and How We Came to Think It

作者：[英]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

译者：赵竞欧

出版时间：2023年1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作者简介

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Felipe Fernández-Armesto）：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同时也是家喻户晓的BBC（英国广播公司）纪录片主持人，被《纽约时报》盛赞为“比肩吉本、汤因比、布罗代尔的历史学家”。他的研究广泛涵盖海洋史、环境史、思想史、全球史等多个领域，曾任教于大西洋两岸的多所高等学府，包括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牛津大学、塔夫茨大学等，目前是美国圣母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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