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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谈论老人捐款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肖一凉介 肖一凉介 2022-03-19


   在公共事件中,捐与不捐一直都是热议话题。明星、富豪们不捐甚至捐晚了、捐少了都会引发谩骂:邓超孙俪夫妇捐了20万引发集体声讨;马云捐了10亿,却被嘲还没马化腾的15亿捐得多。

    但还有另外一种赞歌式的情况,如83岁的院士钱七虎捐款650万获得高赞,而现下对于普通老人的捐款,大众呼吁的则是组织不该收、媒体不能报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捐赠应当是自愿的[1]。但当今左右捐款与否的尺度,似乎不是法律,而是公众的道德评判。


2月10号,人民日报发了一则报道:

「87岁老人为抗疫捐出20万,她的家却让人泪目。」


此报道一出,很快引发了舆论哗然。
大众对此类行为的意见素来莫衷一是,赞成反对中庸皆有之。
其实这样的事屡见不鲜,且不谈在03年非典,抑或08年汶川大地震,仅是在这场武汉肺炎中,类似的报道就不胜枚举。
然而这次强烈反对的声音逐渐强势,几乎在网络上形成了一片倒之势。
微博上很快就形成了#不要再收老人捐款了#的话题,截至目前,阅读量达3232.6万,相关讨论有3.3万。一些网络大V如高晓松的转贴更是壮大了声势,掀起了一阵声讨接受老人捐款行为的浪潮。


再来看微信公众号阵地,自媒体对此事的关注度也不低。
公众号“摇铃铛”发了一篇题为不要再收老人的钱了!!!!!」的文,呼吁各地组织停止收取老人捐款,以及媒体停止报道。

“三表龙门阵”则随后发文当一个老太太决定捐出20万认为老人的意愿应该得到充分尊重。

二者的阅读量很快都已过万,其评论区也是激烈碰撞,褒贬不一。



一时间,网络舆论场上对于“老人捐款是否该收”的话题讨论热火朝天,僵持不下。然而,跳离话题本身,有这样一个问题值得思考:

当我们在谈论老人捐款的时候,
我们在谈论什么?


对于老人捐款,大众争议的焦点在于:
  • 老人倾其所有捐助抗疫,捐助完后老人的生活该如何得到保障?
  • 而这一笔捐款会否不尽其用?
  • 媒体讴歌式报道是否形成了倡导捐款的舆论导向?
对此个人有以下不成熟的意见——

老人保障问题之争

纵览大众的言论,无论是觉得老人省吃俭用的血汗钱悉数捐助后养老问题得不到保障,还是认为老人的夙愿就是奉献社会支援国家从而实现个人价值,似乎都陷入了一个怪圈——“物化老人”。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老人当作了一个捐款的机器:她容易受媒体报道的指令影响,她没有为自己的生活境地考虑,她没有独立完备的价值观念......
可老人是个独立的人啊,他不应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以及基于此的价值选择吗?
当我们在谈论老人捐款的时候,实际却是我们的价值主义之争——
我们对暴力敏感,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但殊不知把自己的意识强加在别人身上,那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暴力。
正如约翰·威尔伍德说到:「期望常是一种微妙的暴力,因为这是要求别人,顺从我们的意志」。我们认为那值得,我们认为那不值得,那都只是我们认为。
这种朴素的正义感实为罗宾汉情结的体现。
罗宾汉是英国民间传说中的一位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绿林英雄,而在网络社会中,“罗宾汉情结”是网民普遍具有的一种心态,网民借助媒体在网上一边倒地同情弱势群体,代表弱势群体诉求人权,呼唤正义公平,充当网络社会中的罗宾汉[2]
其实弱势群体一词在大多数情况下本身就带有偏见,一个生活拮据但精神富足的人,我们是否有权去把他定义为弱势群体?很多时候善心的过度泛滥只是在加强刻板成见。
勒庞有言:「有时不真实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包含更多的真理」。
其实看似难以理解的行为背后自有逻辑,对于老人的捐献行为,我们是否应该先理解后定义,而不是先定义后理解呢?

款项流向问题之争

前段时间,湖北红会引发众怒,陷入“塔西佗陷阱”。
现下,我国公益事业还处于一个不发达的状态,无论是在社会募捐还是物资整理分配等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问题,所以民众对于款项去向的担忧也不无道理。
其实解决问题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信息公开。如果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对关于募捐的一切数据、流程都能做到全程公开透明,信任危机自然迎刃而解。
高晓松担心捐款可能会是「飞蛾扑火式的捐款,转眼成灰」。
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不完全的建议是:
受捐的相关组织应拟一份捐助形势的评估报告,包括当前捐助情况的说明、需要受捐的迫切程度、捐助款项的流向问题以及其他相关内容,尽可能详细全面。
这份报告要在捐助时一一告知捐款人,且对于款项从收入到去向这一全过程也应在后期及时反馈给捐款人。
一言以蔽之,公开是信任的基础。

媒体报道问题之争

除了捐款的核心议题,最大的争议点则在于媒体的报道。
网友们指责媒体过分渲染、煽情,不该做这样的赞歌式报道,这会对老人们形成舆论误导,鼓动他们捐款。
其实我们仔细阅读原报道,会发现那只是一则短消息,没有特别夸张的描述,也没有刻意的引导。对于媒体被这样问责,我突然感到有点悲观。
因为从新闻专业主义来看,这样的报道是没问题的,它不同于煽情主义的黄色新闻,也与灾难报道中会掩盖事实问责的讴歌式报道有别,却被公众谩骂、谴责。
传播学诞生伊始,我们高估了媒体对公众的影响,而现在,魔弹论的转向却好像也能站得住脚。
其实一个观念上的公共产品本身,并不具有完全左右大众意志的强大魔力。
一千个人的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即使再正面的报道也会被解读出负面信息,而媒体本身哪怕并未刻意引导,也会被怀疑操纵舆论。
或许在公众反向议程设置的今天,媒介专业主义的坚守又受到了一股新的不可抗力。


写在最后

综上,我并非倡导心安理得地收取老人的捐款。
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和充分尊重人权的观念,我不建议直接拒收捐款,自然也反对公众一股脑地呼吁拒收。
我的建议是:
  • 首先给老人做好思想工作,让他在自我价值判断上对捐赠事实有进一步的全面了解。
  • 然后如果老人仍执意要捐,相关组织可以收下,但务必对老人的情况记录在案,并以另外的形式回馈给老人。

而具体以什么样的形式,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借鉴: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周总理到河北邯郸伯延公社考察调研,由于食物匮乏,老人为了给周总理做一碗面,就把自己的寿材给卖了换了点白面,周总理知道如果自己不收会寒了老人心,于是他把面都吃了,然后让工作人员悄悄把寿材给老人买了回来[3]」。
此外,对于媒体,我认为也应该正常报道。
但在报道前务必征得当事人的同意,而不只是简单为了满足大众道德评判的私欲就放弃报道。
媒体应该基于专业主义,客观全面地报道捐款事迹。而为了不信息过载,可以进行专题整合,以组合报道的形式进行发布,并开辟相关网络板块,汇总捐赠事迹进行公示。
我们需要共情的同理心,
而不只是简单的的同情心。
我们还需要一种周全的做法,
而不是直接拒收,

因为那本身就暗含偏见和个人主义。

(全文结束)

参考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国人大网[引用日期2020-02-12]
[2]辩证对待网民的“罗宾汉情结”[J].汪浩.学理论·下.2015(03)
[3]陈力讲述“周总理在伯延”:老百姓需要这种精神.环球网.2013-7-2[引用日期20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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