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癫狂的罪犯艺术家卡拉瓦乔，改过自新？不存在的！

米开朗基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于1571年下半年出生于意大利米兰，他是一位极致自由洒脱的艺术家，一位跳脱常规的天才。

卡拉瓦乔是意大利北部一个村庄的名字，也是他们家族的来源，读起来就像两个连在一起的词——明暗对比（chiaroscuro）和自吹自擂（braggadocio）。他小时候在米兰和卡拉瓦乔村长大，据说也算出身于低阶贵族。6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和祖父在同一天被瘟疫夺走了生命。大约13岁的时候，他成为当地画家西蒙·彼得扎诺的学徒，也一定是在这个时期打下了一些基础，如准备画布，混合颜料，学习透视技法和绘画比例等。他在静物画方面明显天赋异禀，可能也是在和彼得扎诺学艺期间受到了莱昂纳多·达芬奇以及乔尔乔内和提香等来自意大利北部的16世纪伟大画家的影响。

卡拉瓦乔第一次去罗马的时间很可能是在1592年，原因或许是他在米兰卷入了一起警察受伤的事件（和他的大部分生平事迹一样，此事的细节也模糊不清）。在这之前，他已经很久没有出城了。

在罗马，他很快就赢得了美誉，也背上了恶名。到1590年代中期，他的绘画已经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卡拉瓦乔式风格和主题——弹琴的人、玩纸牌的人和一群忧思的雌雄同体年轻人。显赫的收藏家竞相争夺他的作品，包括两位枢机主教斯皮昂·伯吉斯（Cardinal Scipione Borghese）和弗朗西斯科·马里亚·德尔·蒙特（Cardinal Francesco Maria del Monte）。

卡拉瓦乔被成功冲昏了头脑，或者说体内某种一直存在的因子被激活了。他的语言变得粗鄙不堪，酗酒问题恶化，经常打架斗殴并多次被捕。

黄昏时分的罗马。

1604年，32岁的卡拉瓦乔已经为罗马的赞助人和教堂创造了一系列青史留名的杰作，比如康塔列里礼拜堂（Contarelli Chapel）收藏的《以马忤斯的晚餐》和《召唤使徒马太》，切拉西礼拜堂（Cerasi Chapel）的《圣保禄宗徒归化》，另外还有《燔祭以撒》和《圣托马斯的疑惑》等作品。这个时候，他也已经完成了《基督下葬》这件极具悲伤气氛的作品，此画即使以卡拉瓦乔的高超水准来看仍属惊人成就。

而在个人行为方面，他依然鲁莽且不顾后果。“有时候他可能会折断自己的脖子或危及他人的生命。”乔瓦尼·巴廖内（Giovanni Baglione）说道，此人和卡拉瓦乔同时代，也是后者最初的传记作家。

17世纪的作家乔万尼·皮耶特罗·贝洛里（Giovanni Pietro Bellori）曾经透露，“他以前在城里经常佩剑出门，就像一个职业剑客一样，似乎什么事情都做，就是不画画。”有一次在酒馆吃午餐的时候，卡拉瓦乔点了八颗洋蓟。餐品端上来的时候，他询问哪些用了黄油，哪些用了油，服务员建议他自己闻闻。生性多疑的卡拉瓦乔立马觉得这是在侮辱他，于是一跃而起端起陶盘砸向服务员的脸。他接着一把抓起剑，服务员见状仓皇而逃。

在拉各斯的童年时光，我会花好几个小时专心研读关于卡拉瓦乔作品的书籍。他的画对让我产生的感动又不安的感觉，不可能只是因为我熟悉他的作品。我那个时候喜欢的其他作品，比如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的画作，现在已经很少让我心生波澜，而卡拉瓦乔的迷人魅力倒是不减反增。

这也不可能只是因为他技艺高超，他的作品一般都有缺陷，存在构图或前缩透视方面的问题。我认为原因在于，与前人相比，卡拉瓦乔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了更多的自我和感受。

卡拉瓦乔画作的主题或源自《圣经》，或源自神话，但我们一刻也不会忘记这幅画的作者是一个特定的人，一个有着特定情感和同情心的人。在卡拉瓦乔的画中，我们可以找到创作者本人，可以感觉到他在呼唤我们。卡拉瓦乔同时代的人或许会对“多疑的托马斯”这个圣经故事感兴趣，可吸引我们的却是托马斯的不确定性，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体现了画家自己的疑心。

但卡拉瓦乔身上的主观性并不仅限于此，他独特的主观意识往往突出表现了生活中痛苦和不愉快的方面。他的毕生作品紧凑而严谨，充满了威胁、诱惑和混沌。为什么他会画那么多殉难和斩首的场景？我们希望生活中较少看到恐怖的一面，但它确实存在，我们有时也不得不面对它。卡拉瓦乔与索福克勒斯、塞缪尔·贝克特或托妮·莫里森等人有相同之处，但又有别于他们，他与我们一同前往现实中那些痛苦的地方。我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他不只是为我们引路。我们意识到他其实就住在那里，住在那些痛苦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不安。

那不勒斯街边。

1606年5月底，洋蓟事件的两年后，卡拉瓦乔在一场网球比赛中打赌输给了一位名叫拉努奇奥·托马索尼（Ranuccio Tomassoni）的男子。两人发生了打斗，随后又有几人参与其中。卡拉瓦乔在打斗中头部受伤，但他用剑刺死了这名男子。

在罗马躲藏两天后，他逃离了这座城市，先是到科隆纳家族（the Colonna family）位于城外的庄园，后来又到了那不勒斯。他成了一名逃犯。

卡拉瓦乔的事业成熟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罗马时期和谋杀托马索尼后的时期，神奇的地方在于他在逃亡阶段完成了很多事情。他的作品发生了改变，笔法变得松散，主题更加消极，但他依然高产并继续受到赞助人青睐。他在那不勒斯、马耳他以及西西里岛的三个不同城市工作过，随后又回到那不勒斯，接着在1610年动身前往罗马，希望得到教皇赦免。他在回罗马的途中丧命。

2016年夏天，我计划去罗马和米兰工作。当时美国正在进行总统竞选，报道铺天盖地，整个国家陷入了精神崩溃的状态。唐纳德·特朗普匪夷所思地获得了候选人资格，并借此突破重围参与竞选。此外，右翼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为了逃离战争和摆脱经济困境，成千上万的人死在了地中海。残暴的ISIS组织发布的斩首视频也已让人屡见不鲜。我对那个夏天的记忆便是：厄运不止在即，它已经降临了。（厄运降临过，后来又演变过，而四年后的现在则是另一番罪恶。）

我知道自己在罗马和米兰的时候会去重温卡拉瓦乔的画作。至少他会告诉我关于厄运的真相，我也会在他身上找到某些艺术家能在黑暗时期给予我们的喘息机会。就在那时，我又冒出一个长久以来的想法：如果我继续往南走，去卡拉瓦乔流亡过的每个地方呢？他在那些地方的作品很多都保留了下来，有些还是原地不动。这些地方包括那不勒斯、瓦莱塔、锡拉库萨、墨西拿，或许还有巴勒莫。我越有这个想法，就越想付诸实践。我并不是想来一趟豪华的夏日旅居体验。

卡拉瓦乔的流亡之处都成为了移民危机的热点地区，这并不完全是巧合，他当年也是因为这些地方都是港口才去的。港口能让人去到一个地方，也能让人逃离一个地方，陌生人在这里也会让人感觉不那么陌生。两大原因决定我踏上这段旅程：首先，我渴望感受到在博物馆和教堂看到卡拉瓦乔画作时的那种骚动情绪；其次，我想看看当时墙外的世界发生了什么。

那不勒斯跳水的人。

六月底的时候，我从罗马坐火车抵达那不勒斯。这是我第一次来这座城市，出租车司机一定也猜到了这一点。这位中年男子跟我解释，从那不勒斯中央火车站到目的地的价格是固定的25欧元。当酒店的礼宾部跟我确认这趟车费不应该超过15欧元时，司机已经不见了。

那天晚上，在距离酒店半个街区的麦地那街（Via Medina）上，我经过一位睡在地上的妇女。一条小毯子盖住了她的大部分身体，但双脚却露了出来，这让我想起了卡拉瓦乔《圣母之死》画中圣母玛利亚那双光秃秃的脏脚，这一形象最初曾让一些艺术评论家大为恼火。第二天，那位妇女已经离开，但我看到另一位女性坐在同一个地方附近，用含糊不清的言语朝着路人大喊。或许连意大利人都无法听懂她说了什么。

那不勒斯是卡拉瓦乔流亡生涯开始和结束的地方。他第一次来是1606年晚些时候，第二次则是1609年，两次都有重要委托在身。到了1606年10月，他已经收到无数邀约，并受到那不勒斯最高艺术圈的欢迎。他在那不勒斯完成的首批作品包括了为新成立的仁慈山小教堂（Pio Monte della Misericordia）慈善组织创作的《七善行》。卡拉瓦乔很快就交付了作品，也很快就收到了报酬。我们现在还能在位于市中心狭窄的法庭街（Via dei Tribunali）的教堂中，欣赏到这幅巨型画作。

《七善行》是一幅复杂的作品，它试图将七个不同的片段整合到一个垂直面中，与七宗罪形成寓意对比。这幅画的复制品的画面显得拥挤不堪，但原画在现实中的观感却不一样，在八角形的小建筑里看到这幅超过3.6米高的作品，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主角们从黑暗中浮现，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当观众把目光移到画作的其他地方时，他们似乎又回到了黑暗中。这幅画的右边描绘了一则关于行善的古罗马寓言：女儿哺乳救助身陷囹圄的年迈父亲西蒙。她的身后有一具尸体被抬出（我们只能看到双脚），寓意埋葬死者。前景则是一个赤裸身躯的乞丐，他躺在圣马丁脚边，此处寓意施衣予裸者。

《七善行》凭借着堆叠的叙事方式和光线效果，为卡拉瓦乔之后的那不勒斯绘画带来轰动性影响。这对他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模式：不管住在哪座城市，他就像一道闪电一样射出耀眼而短暂的光芒，一切因而变得不同。当我走出教堂步入法庭街时，《七善行》那汹涌澎湃的动感以及光与暗的鲜明界限，似乎延伸到了这条繁忙的街道上。

抵达那不勒斯当天，我看到一些年轻的非洲男子在中央火车站外售卖衬衫和帽子。那天下午，我从新堡（Castel Nuovo）走到蛋堡（Castel dell’Ovo），看着一些戏水的小男孩从堤道跳到了海湾中。有一位男子在城堡的入口处卖小饰品，他是塞内加尔人，有时候也会翻译一些书籍。他精通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他告诉我，自己目前从事的项目与意大利的非洲人有关。我问他那不勒斯的非洲人在什么地方，他说我兴许能在加里波第广场（Piazza Garibaldi）找到一些。不过他补充道，我晚上是不会想去那片社区的。

那一晚，我转而选择到西班牙人聚居区闲逛，卡拉瓦乔当年就住在这里，并在此感受到了高雅文化结合低俗生活的迷人魅力。这一片街道狭窄，房屋高大，许多墙壁上都有涂鸦，感觉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喧闹欢快的地方，带着一种隐蔽而又轻松的氛围，对于一个在逃的人来说正合适。当晚，这里挤满了居民、学生和游客。在我吃饭的那家披萨店，服务员是一个快乐的年轻人，他的手臂上有一个纹身：我来过，我见过，我征服过。这当然是凯撒大帝的一个典故，但我后来发现，它也可能是当时复苏的意大利极右翼运动用来识别成员的标记，表达了他们对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的怀念。

隔天早上，我去了位于城市北部的卡波迪蒙特国家博物馆（Museo di Capodimonte），这座建筑曾是波旁王朝那不勒斯及西西里君主的宫殿。经过一排整齐排列的房间之后，我来到了卡拉瓦乔创作的《被鞭打的基督》画前。画中的基督以真实尺寸呈现，他站在一根圆柱前面，被三位攻击者围着，其中两位拉着他，另一位屈身拿着鞭子。和往常一样，卡拉瓦乔这次也描绘了一个故事，但又不止如此。他一般会通过不自然的阴影、简化的背景和有限的调色板，让情绪加剧宣泄，甚至超过了故事本身。这幅画面充满了残忍与不公，让我们不禁质问为何要折磨他人。

那不勒斯的卡波蒂蒙特国家博物馆。

我于傍晚离开了博物馆，走下卡波迪蒙特山，漫步在繁华的城市中，内心充满了痛苦。我觉得有人正在门口和窗口注视着我。我开始想到卡拉瓦乔逃亡时无法理所应当地睡个好觉，但也发现此时此刻这座城里的每一个人，他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朝不保夕的旅客：麦地那街上睡在门口的妇女，在蛋堡卖小饰品的男子，还有我在火车站看到的那些非洲年轻人。

我在那不勒斯欣赏到了卡拉瓦乔的两幅晚期杰作，想看第三幅的时候却发现已被外借，那幅《圣厄休拉的殉难》据说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我决定第二天去巴勒莫。我并没有按照正确的顺序旅行，卡拉瓦乔当年从那不勒斯去了马耳他，然后又去了西西里岛，最后回到那不勒斯。但直觉让我把马耳他放到了最后，让这趟遥远的梦想之旅在这一站告终。

回到酒店房间时，夜幕已降临。我俯瞰那不勒斯这座城市，房屋在黑暗中紧密地挨着，灯光像一团萤火虫一样闪闪发光，一直蔓延到水边，那里停靠着渡轮和游轮，远处是几乎完全处于黑暗中的那不勒斯湾、维苏威火山、卡普里岛和地中海。

圣洛伦佐小教堂坐落在巴勒莫的因马科拉泰拉街上，周边是杂乱的街道，狭窄而曲折，以至于我走到附近的时候还没有看见教堂。在转错两个弯之后，我终于找到了入口。

在教堂的主祭坛上，卡拉瓦乔的《圣方济各、圣劳伦斯与耶稣诞生》曾经在这里悬挂了几个世纪。他可能是在1609年画了这幅作品，但其相对保守的风格（构图元素让人想起他的早期作品《召唤使徒马太》）加上文献的缺失，让人们对具体日期产生了怀疑。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该作品创作于1610年以前，它一直被巴勒莫视为珍宝，直到1969年10月17日晚被不明人士从画框中割走，从此下落不明。

大家现在一致认为，黑手党很有可能参与了这起盗窃案，并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决定了这幅画的最终命运。那么最终命运如何？这一点众说纷纭，有人说被廉价出售，有人说拿去喂猪，有人说被火烧毁，但没有人确切知道。如今，在原来的位置上挂着一幅2009年委托别人制作的复制品，它根据原画的照片绘制而成，但大胆的风格看起来根本不像卡拉瓦乔的真迹。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纸质旅游宣传册上让游客把目光投向别处，去欣赏“弗朗西斯科·卡曼利诺（Francesco Camanlino）和阿洛伊西奥·米拉（Alojsio Mira）两位艺术家在1716年设计的迷人大理石地板”。

但我的朝圣之旅并不是来看大理石地板。卡拉瓦乔的作品很少，学者们一致认为其数量在80件左右，所以那些缺失之作就像伤疤一样，包括17世纪的作家提到的一些未能幸存或未被鉴定的作品，1945年烧毁于柏林的三幅，以及萦绕在巴勒莫小教堂的这一幅。

那个夏天，意大利的生活并不安稳，而西西里岛有其独特的困难之处。例如，我不太确定自己看到的很多带有“极端”（ultras）一词的涂鸦是指狂热的足球迷还是右翼政治暴徒，或是两者的结合。

有一天下午，我顶着炎热的天气去逛巴拉罗市场（Ballarò market），摊位上花里胡哨地摆着农产品和廉价商品。我返回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这座城市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市场已经收摊，街道上几乎一片寂静。当时有传闻称，巴勒莫的一些尼日利亚人与黑手党发生了冲突，说他们参与卖淫，然后既遭受了可怕的暴行，同时又是施暴的一方，还有一些持刀伤人事件发生。我在逛巴拉罗市场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这些行为，但气氛很紧张，我清楚自己不想继续逗留。

第二天早上，我从巴勒莫乘火车沿着西西里海岸前进，途经切法卢（Cefalù）、卡普多兰多（Capo d’Orlando）、焦约萨马雷阿（Gioiosa Marea）和巴切洛纳（Barcellona）这些陌生城镇，最后来到了墨西拿。我在这个过程中明白了两件事，一是我再也无法将卡拉瓦乔流亡岁月的探索之旅与当前在意大利的所见所闻分割开，我们看到了同一片大海，也都感受到了危机；二是在那不勒斯无缘欣赏《圣厄休拉的殉难》，随后又在巴勒莫看到《耶稣诞生》的复制品并感受到意料之中的失望后，我现在已经完全准备好面对卡拉瓦乔的其他伟大真迹。我在墨西拿火车站坐上一辆出租车，司机问我：“你是足球运动员？”我笑了起来。的确，一个前往酒店的非洲年轻人，除了球员还能是什么呢？“不，我来看卡拉瓦乔的画。”“啊，卡拉瓦乔，”他不相信地说道，“卡拉瓦乔，很好。”

在墨西拿箱子里的足球宣传画。

我坐在房间中央的一张长凳上，两幅画形成了一个直角。我夹在这两幅巨作之间，内心充满敬畏，喘不过气来。欣赏古画这个行为本身就能带来奇特的感觉，它经常与阶级身份或社会抱负联系在一起，就像漫步于白人祖先身旁，时而愉快，时而不快。

它通常是一种美妙的体验，让观众有福气欣赏到一位陌生人的巧思妙解。但在少数时候，可能会发生更为美好的事情：来自遥远国度的人几百年前所画的一幅画铺开在你面前，画布中沉淀着这位艺术家的细致观察和动荡经历，然后它从遥远的过去跃出来召唤着你，召唤你关注当下，让你警觉而又感到安慰，这让你困惑不已。通过体验这种远超语言把握的感觉，这种你希望与之共存的感觉，它让你意识到了自身。

《拉撒路的复活》大约画于1609年，画面上方被黑暗所占据，而下方则像是在聚光灯下上演复活的场景。拉撒路的身体斜在画面中央，苍白而泛绿，在生死之间拉锯着。一位男子扶着拉撒路的身体，他的姐姐们则在右方哀悼。左边是基督的形象，头部背着光，他伸出右臂在唤回死者的生命。金色的光芒洒在画面中的手上、脸上、手臂上和腿上。

《约翰福音》中讲述的拉撒路的故事一直让我深受感动，故事的基本框架清晰，让人产生共鸣：有人去世了，心碎的家人请求挽回生命。在拉撒路的故事中，其家人的悲痛心情让基督动容，于是他干涉事物的自然秩序，破例让其死而复生。这个故事树立了一个得到上天偏爱的典范，而我们在最受伤最脆弱的时候都希望能有此幸。卡拉瓦乔通过物质现实来明确这一场景：旁观者困惑的表情、姐姐们沮丧的面孔、拉撒路坏死的身体，以及基督的超自然权威。

相比之下，《牧羊人的朝拜》所演绎的故事则要温和许多。基督出生时的马厩可以怎么表现呢？许多艺术家囿于故事的童话包袱，但卡拉瓦乔的双手给这个故事重新注入活力。和往常一样，关键就在于他对现实主义的信任：展示事物的样子，感觉自然会随之而来。这幅画以棕土色为主色调，画面中央胎盘般的红色十分醒目，那是圣母和其中一位牧羊人所穿的长袍。卡拉瓦乔并没有描绘一个温馨的家庭场景，而是刻画出粗糙和困窘。为什么一个新生儿和他的母亲要待在这样一个肮脏恶劣的地方？这难道是在难民营里？这些人为什么没有家呢？

卡拉瓦乔1607年离开了那不勒斯，1608年晚些时候去到西西里岛，在锡拉库萨、墨西拿，或许还有巴勒莫这几个地方接受委托进行创作。

不过中间的那一年多时间里，他待在更南边的马耳他。他当时不得不离开那不勒斯，原因不明。虽然卡拉瓦乔逃到了马耳他，但他依然本性难改，又因为犯罪而不得不逃亡他处。当他离开西西里岛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又得仓促行事，这一次是因为他担心自己的性命。他从西西里岛回到那不勒斯，然后又启程前往罗马。

在生命中这段错综复杂的最后年月，他十分高产，但又疲于奔命，无家可归。不难想象他在画《牧羊人的朝拜》时，内心或许对这个神圣的家庭产生深深的共情。毕竟，他们面对的是人类最简单也最复杂的需求——一个安全体面的容身之处。

在墨西拿的酒店里，我读了那天早上《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关于一年多以前一艘载有700人的船沉没的报道。那艘船现在已经被意大利海岸警卫队打捞上来，正从海上运往西西里岛的奥古斯塔港（Augusta）。我决定前往这个港口观看船只停泊。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离开了墨西拿，一路沿着海岸往南行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可以在右侧看到埃特纳火山烟雾缭绕的山峰，中途还路过了陶尔米纳和卡塔尼亚。我们抵达奥古斯塔城镇的时候，天色明亮，人烟稀少。我们在一家咖啡馆里吃午饭，但打探不到任何关于那艘船的信息。于是我们继续南下，经过锡拉库萨后一路去到岛的最南端，到达旅游胜地波扎洛（Pozzallo）。我们穿过城镇的时候，交通十分拥挤。一辆灵车驶过，后面跟着一大帮步行的人。

在波扎洛的海滩上，我们和意大利及美国的朋友会合，然后开车去到港口区，那里通常停靠着渡轮和集装箱船。大门开着，但窗口没有人，地面上也没有其他人。在港口区后面，码头和公路之间，大约离我们50米远的地方有一个用栅栏围起来的泊船处，里面停靠着八艘大型木船。它们有蓝色、白色和红色，互相停靠得很近并朝一边倾斜着，有几艘还靠在了一起。

我把同伴们抛在身后，自己朝着这些船走去。甲板上放着橙色的救生衣，其中有一些掉了出来。等我走到船边的时候，它们所散发出来的强烈气味已经变成一股恶臭。这些船是从海里拖上来的，似乎没人打算清理一下。它们不仅挂着大量肮脏的救生衣，还有塑料瓶、鞋子、衬衫以及人类近距离生活多日所留下的脏东西。

停靠在波扎洛港的移民船。

如果是这些船的话，我无从得知是哪艘把乘客倾倒在地中海里，哪几艘被欧洲当局拦截，哪几艘又把惊恐的旅客安全带回岸上。我带着笔记本走在它们中间，把自己所看到的记录在本子上。我观察着这些细节，不知道要怎样把它们都写下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自己也大吃一惊：我突然跪倒在地，开始抽泣起来。我的胸膛跳动着，眼泪流了出来。在这些散发着强烈人体气味的船舶之间，我双手抱头，被突如其来的悲痛之情所震惊。

我镇定下来之后，爬上了其中一艘船，此刻已不再被恶臭所困扰，只想待在那里想象那些看不见的船员有多么绝望。过了一会，我又回到朋友身边。我们驾车离开波扎洛，回到了奥古斯塔。这是一个省级港口，随处可见起重机、船舶和集装箱，比波扎洛那边更繁忙，规模也更大。有一片区域被栅栏围了起来，里面设置了一些帐篷，住在里面的人有的已经在过去几周或几天内被接走，有的则还在等待程序处理然后转移到其他城市。有人告诉我们，那艘本来应该过来的大船当晚不会停靠在这里。

不过，当天已经有一小部分移民抵达，一名警官允许我和其中两人交流。我被带到一个灯火通明的房间里。这两名男子都是孟加拉国人，都很年轻，大概20多岁，看上去一脸茫然。他们都得到了干净的衣服，其中一人穿着带纽扣的格子衬衫，另一人穿着运动T恤，脚上都穿着塑料洞洞鞋。他们大概在说孟加拉语，旁边一名能说一口流利乌尔都语的巴基斯坦男子在担任翻译。他大概知道两人在说些什么，我猜可能是因为两人也懂一些印地语，而印地语和乌尔都语还是有不少相似之处的。不过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位口译的意大利语很流利，但英语说得结结巴巴的。所以，我们花了一些功夫让他理解我的问题，又花了一些功夫让两名孟加拉国男子理解这名口译的转述。当他们终于听明白问题并作出回答之后，同样需要经过一番折腾才能传达给我。

两人的名字都是默罕默德，其中一人体型比较大。他们是被一艘来自利比亚的船救上来的，之前已经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了一年多。为什么离开孟加拉国呢？他们的回答是为了找工作。那利比亚的情况如何？大默罕默德摇了摇头，表示情况非常糟糕。利比亚人很残忍，他们必须离开那里，但上船需要花不少钱。那这趟旅途如何？这次又是大默罕默德回答，他告诉我人贩子骗了他们这些乘客，之前本来说6个小时就可以到意大利，但在海上漂了几乎一整天后才被意大利的船接走。

我问他们想做什么，这一次是小默罕默德开口说话。他说两人想要在欧洲自由地工作，另一个人点了点头。他们的疲惫显而易见，毕竟刚从海上的磨难中幸存下来。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地方：他们活了下来，但是其他人却死了。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这是运气问题，他们似乎也因此困惑不已。

移民船上留下的生活痕迹。

我们被告知当晚还会有另一艘船停靠在奥古斯塔，不过是在另一个小一点的港口，过去的话需要几分钟车程。我们又得到消息说，之前期待的那艘大船已经被当局禁止靠岸了，不过船上有少量乘客被带上岸接受紧急医疗护理。我们于是去到那个港口，大约半个小时后，的确有一艘被盖住的小船过来。码头上还有其他媒体人士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得到允许可以目睹船只靠岸，但不得靠近或拍照。警察在这个区域巡逻，大概有六名医护人员全身穿着白色的防护装备，戴着口罩登上了船。他们很快就抬下来一个虚弱的人，把他放到担架上，然后推上救护车。一位意大利记者猜测这个人来自厄立特里亚。

不久之后，这些医护人员领着一对黑人夫妇从船上下来，接着是第二对。两位女性都怀有身孕。四个人都被扶着下船上岸，然后带到在码头边等候的救护车上。我也跟着去到救护车旁边。其中一位男子坐在车门旁边，我问他从哪里来。“尼日利亚，”他说道。我觉得自己可能僭越了，但同时也认为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不会听到太多温柔的话语，于是我说了一句“欢迎”，然后又补了一句“愿神与你同在”。还没等到男子回应，一位警察就关上了救护车门，并挥手示意我离开。

锡拉库萨是用一种蜜黄色的石头建成的，同样的石头也被用来建造简陋的住宅，还有城市守护神圣露西的大教堂。关于她的传说具有典型的基督教女性圣徒特征：宣誓贞洁，奉献上帝，蔑视世俗权威（锡拉库萨总督），随后是可怕的处决。露西的传说有不同的版本，有的说她的眼睛在处决前被挖了出来。圣露西是盲人的守护神，她在大教堂顶部的雕像举着一个盛放自己眼睛的盘子。

锡拉库萨的一个人帮我联系到了一位来自冈比亚的年轻人，他在大概个月前从利比亚乘船来到这里。这个年轻人我们暂且叫他小D。他以未成年人的身份进行了注册，但承认自己已经成年，我估计他20岁左右。他和其他未成年人一起被安置在一个团体之家。小D有一张黝黑而聪颖的脸，举止亲切，让我想起了我的表（堂）弟们。他似乎很开心能和别人说英语，听到我也是尼日利亚人的时候就更高兴了。“我喜欢尼日利亚的音乐，”他说道，“我只听这个。”我问他为什么要迁到这里来。他说自己的父亲是一位不入流的政客，然后和冈比亚时任总统叶海亚·贾梅发生了冲突。“我的父亲被迫流亡达喀尔，家里处境非常困难。所以我是为了母亲，为了姐妹们。”不过，他为什么不一起去达喀尔呢？“我和父亲的关系不是很好。”小D的父亲随后去世，情况就更加让人绝望。他去利比亚找工作，并设法寄了一点钱回家。他后来决定付钱给人贩子过来欧洲。他并没有把这个决定告诉家人。

“你不怕死吗？”

“有点怕，”他说道，“但利比亚变得很乱，我必须离开。”

年轻的移民小D从利比亚乘船来到锡拉库萨。

这和那两位穆罕默德的情况本质上是一样的。“路上的情况是不是和你担心的一样糟糕？”“更糟糕，”他说道。人贩子给了其中一位乘客一台收音机，于是他们便随意地任命这个人为“船长”。这个人接到的指示是在一段时间之后想办法联系上一艘来自意大利的船。经过狂乱的数小时后，这个计策奏效了，这些移民被接送到了西西里岛。小D直到成功上岸，才告诉家人自己来了欧洲。他说意大利人对他很好，他还住在收容未成年人的地方，在那里相对自由一些。不过，他并没有多少钱，也没有雇佣证书。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几个月，他现在渴望离开锡拉库萨，到一个更大的城市去。

他随后问我为什么来锡拉库萨。我告诉他，自己是来看卡拉瓦乔的画。我指着大教堂广场，问他要不要陪我一起去。他说没什么不可以的。我们一起走进巴提亚的圣露琪亚大教堂（Santa Lucia alla Badia）的时候，他说道：“你知道么，我每天都来这里，在广场附近转悠，但从来没有进过任何一间教堂。我指的是自己这辈子都没有进过教堂，我不知道教堂里面长什么样。”小D从小就是穆斯林。他似乎很惊讶自己可以直接走进来，没有人质疑他为什么在这里，也没有人在门口拦着他。我们走到了圣坛装饰画前面。

移民小D。

这幅《埋葬圣露西》十分巨大，有3米宽，高度超过4米。它的保养状况很糟糕，颜料表面有磨损，画本身也有大面积损坏，但并没有削弱这幅作品的表现效果。

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这幅画在物质上的脆弱有助于人们把注意力放到其悲伤情绪上。已经死去的圣露西张开手躺在地上，脖子上有一道切口，眼睛紧闭着。一群人聚集在尸体后面。画面的前景是两位壮汉在挖土，但这片“土地”与深棕色的主色调相融，看上去仿佛是时间正在掩埋这幅画作。

黑暗从各个方面侵蚀着主角。小D看着这幅画的时候，我想告诉他卡拉瓦乔彼时已经有些偏执，四处奔波的他会佩剑入睡，但我没有说出来。在外面的时候，小D的眼神充满了惊讶，这份惊讶不仅是对卡拉瓦乔，也是对我。我这个陌生的西非同胞不知从哪里冒出来，问着一些怪异的问题。

从空中来看，马耳他最大的岛屿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块漂浮在海面上的大型软木板。一片褐色的平地在水面上延伸开来，周围是令人眩晕的悬崖。从机场出来的路上，出租车司机主动说道：“马耳他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但我们无法养活这些难民。我们是一个小岛，不是一个大国。”马耳他的出名之处在于保存完好的房屋和教堂，庄严的圣天使堡，还有耶路撒冷、罗得岛及马耳他圣约翰主权军事医院骑士团广泛深远的影响。这个激进的基督教组织又称马耳他骑士团，正是其提供的赞助吸引了卡拉瓦乔在1607年7月来到马耳他。

卡拉瓦乔在马耳他住了一年出头的时间，在那段时间里为骑士团画了少量的画。这个组织的主保圣人是施洗者圣约翰。卡拉瓦乔为骑士团首领阿洛夫·德·魏格纳克特（Alof de Wignacourt）画的那幅严厉而充满责任感的肖像，正悬挂在卢浮宫里。魏格纳克特的另一幅肖像画可能已经遗失。身背托马索尼命案的卡拉瓦乔可能是想用这些画来讨好魏格纳克特，让自己得到对方青睐，如此一来这位首领就会授予自己爵士头衔，从而增加自己被教皇赦免的机会。这座岛上还有两幅卡拉瓦乔时代的重要画作。第一幅是《圣杰罗姆写作中》，第二幅则是《被斩首的施洗者圣约翰》，我正是因为后者才来到马耳他。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便已知道这幅画，当时我还不知道马耳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

马耳他人口最多的地方是首都瓦莱塔附近密集的城镇。我住在其中一座叫斯利马（Sliema）的城镇，在水边就餐，在相对安静的街道上散步闲逛。直到第三天，我才鼓起勇气去瓦莱塔的圣约翰联合大教堂（Co-Cathedral of St. John）。之所以叫联合大教堂，是因为马耳他以前的首都姆迪那（Mdina）已经有一座教堂。这座联合大教堂金碧辉煌，回荡着游客的低声细语。

不过如果你按照指示走，穿过后面的一扇小门，就可以进入一个安静的小房间，这里就是小教堂。正前方便是《被斩首的施洗者圣约翰》，但只有绕过一堵固定的隔墙才能看到。如果你这么做的话，就会走进一个可怕的场景，看到一些不想看到的东西。

画中描绘的7个人感觉就像生活在真实空间中的真实人物，在黑暗的背景下显得矮小。这幅画的光线、画幅（甚至大过《埋葬圣露西》）、悬挂高度以及明暗分布，都让人感觉是在围观一场真实事件：两名囚犯看着处决的过程，一位女仆拿着金盘子，一位老妇人，一位施令的男子，一位拿着刀的刽子手，还有圣约翰本人，他倒在地板上，脖子鲜血直流。卡拉瓦乔在下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就我们知道的情况来看，这是他唯一一次这么做。他从这摊血液中划出了一道红线。

我前两个星期从卡拉瓦乔画作中感受到的邪恶力量——《朱迪丝斩首霍洛芬》《圣马太受难》《大卫手提戈利亚的头》《被鞭打的基督》，这些杀气腾腾的能量现在似乎压缩成了一个噩梦的形象，一个瞄准犯罪现场的监控摄像头，一场虐杀电影。

《被斩首的施洗者圣约翰》这幅画很难融入我对绘画本身的理解。一年多以后，我看了两段2017年于利比亚拍摄的短片，才找到方法来消化在马耳他的所见所闻。第一个片段是关于奴隶市场贩卖人口，拍摄者不详。第二个片段是CNN的记者前往的黎波里（Tripoli）郊区求证此事的报道。那些被贩卖的人是来自尼日尔的移民，他们中的一些人在黑夜中靠着一堵光秃秃的墙站着，就像卡拉瓦乔画中那个荒凉的庭院。片段中光线不佳，能见度低，但还是能发现这个市场生意兴隆，交易迅速，有人开价，看不见的买家竞标，然后就结束了。在那些片段中，我看到生命完全变了样，从生变成了死，正如我在卡拉瓦乔作品中看到的那样。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子，也不应该被呈现给世人。

卡拉瓦乔的这幅画给东道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608年7月14日，他在完成这幅画后不久，就被授予圣约翰骑士团骑士称号。阿洛夫·德·魏格纳克特公开将他比作古代最伟大的画家阿佩莱斯（Apelles）。卡拉瓦乔还得到了一根金链，而且根据乔万尼·贝洛里的说法，魏格纳克特还“赐给他两名奴隶”。

当时，马耳他骑士和奥斯曼帝国互相仇恨对方，奥斯曼帝国的土地上有许多被奴役的基督徒，而马耳他的大多数奴隶都是穆斯林。我们并不清楚卡拉瓦乔两名奴隶的身份，但许多在马耳他国内工作的奴隶都来自波努（Bornu），它涵盖了如今尼日利亚和乍得的部分地区。

这一残忍的享受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卡拉瓦乔在八月底的时候又卷入了一起暴力纠纷。高级骑士乔万尼·罗多蒙特·罗埃罗（Giovanni Rodomonte Roero）有一天晚上被袭伤，卡拉瓦乔和其他5人与此有牵连。他在圣天使堡被关押了几个星期。不过，卡拉瓦乔不知怎的避开了囚禁，用绳子从城堡中滑了下来。他找到一位船夫，可能也贿赂了对方，然后径直前往西西里岛。就这样，他来到锡拉库萨、墨西拿和巴勒莫，那几个月里面完成的杰作让他曝光度大增。

后来，他觉得自己在西西里岛受到了生命威胁，或许是怕马耳他骑士找上门来，他回到了那不勒斯，在这座熟悉的城市里继续高效创作。他以为自己在这里会很安全，但是他错了。1609年10月，卡拉瓦乔从酒馆出来以后被一群人围住。他们围殴这位画家，还砍伤了他的脸。根据猜测，他在这次遇袭后变得腿脚不便，也丧失了部分视力。他花了很长时间才康复。从遭遇袭击到最后离世的这9个月时间里，他只创作了几幅画作，最后两幅据说是《圣彼得的否认》和《圣厄休拉的殉难》。

那不勒斯之旅不到一年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就借到了《圣厄休拉的殉难》。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并排欣赏到它和《圣彼得的否认》两幅画，因为后者正是大都会博物馆的藏品。因为我们知道卡拉瓦乔不久之后便去世，所以会情不自禁地透过一种晚期风格的视角来欣赏这些作品，它们既表现了这位艺术家非凡的技巧，也流露出他的仓促感。这些画兼具巨大的经济价值和心理深度。圣彼得眼神中流露的恐惧，还有圣厄休拉脸上的悲痛，它们是否体现出一位知道自己生命即将结束的人的洞察力？我们很容易会有这样的想法。不过，卡拉瓦乔当时希望的是从上一年的伤病中恢复过来，也希望得到教皇的赦免。虽然已经完成了大量巨作，但他当时才38岁，一定觉得一切才刚开始。他并不是像施洗者圣约翰那样由生到死，而是像拉撒路那样由死到生。所以他会有想法，有希望。

1610年夏天，卡拉瓦乔接到消息，在先前的赞助人斯皮昂·伯吉斯枢机主教的帮忙下，罗马那边正在为他安排赦免事宜。七月中旬，他带上三幅画打算送给这位枢机主教，然后乘坐一艘小帆船离开那不勒斯。一个星期后，他来到罗马以西30公里的海滨要塞帕洛（Palo）。他大概打算从那里前往罗马，不过计划泡汤了。卡拉瓦乔下船后便和要塞的军官扭打起来，最后被逮捕。小帆船抛下他继续航行，不过他的画还在船上。它朝北驶向托斯卡纳海岸，到达埃尔科莱港（Porto Ercole），或许有乘客要在那里下船。卡拉瓦乔几天后被释放，他朝着埃尔科莱港的方向赶了一天的陆路。一到那里，他就累得瘫倒在地。小帆船大约在同一时间到达。

2016年7月时，我曾前往埃尔科莱港，当时天气炎热。我从罗马乘火车出发，大约30分钟后经过帕洛，一个半小时后抵达奥尔贝泰洛（Orbetello）和蒙特阿金塔里奥（Monte Argentario）。我可以理解，1610年7月赶这么一趟旅程的话可能会患上热病。我住在奥尔贝泰洛，第二天早上乘出租车出发。车子穿过一片土地，远处是蒙特阿金塔里奥的一处海角，南边就是埃尔科莱港。我在岩滩上的一家咖啡馆里吃早餐，旁边坐着4位游客，其中2位从口音上判断应该是美国人。年纪较大的那位美国人说道：“这个人也许会赢得选举，他可以结束这一切。政治正确太疯狂了，你甚至不能再赞美任何人，他们会觉得这是性骚扰。”他滔滔不绝地说着，一副希望被别人听见的样子。他还抱怨了前妻，其他3位同伴同情地点了点头。

卡拉瓦乔从未画过大海，我曾在他的全部作品中搜寻海景却徒劳无功，其他任何一种景色也很罕见。我们只能谈谈他留下的这些作品，而在这些作品当中，你会发现没有波涛，没有海浪，没有平静的海洋，没有海难，没有海滩，没有海上落日。然而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却描绘了一张海图，上面的停靠港都是名副其实的港口，也是希望的港湾；而埃尔科莱港则是意料之外的一站，更是最后一站。他被埋葬在那里的某个地方，也许在海滩上，也许在当地教堂里。但他真正的主体可以说是在其他地方，他绘画成就的主体，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几十个地方，这些地方的墙上都会有一张标签写着“1610年死于埃尔科莱港”。

他是杀人犯，是奴隶主，是一个令人恐惧和讨厌的人。但我研究卡拉瓦乔，不是为了了解人类有多好，当然也不是因为他这个人有多好。正正相反，我是希望从他身上了解某种平时难以忍受的知识。这位艺术家描绘了果实成熟后开始腐烂的时刻，刻画了肉体最精致性感和最残缺受损的一面。

当他展示痛苦的时候，你会惊叹于其绝妙之处，因为两边都会有他的存在：既让别人痛苦，自己也承受着痛苦。卡拉瓦乔早已不在人世，他的受害者们也是，留下来的是他的作品。我明白自己需要了解他知道什么，那些几个世纪之后还活跃在画作上的知识，那些关于我们身体所共有的痛苦、孤独、美丽、恐惧和脆弱的知识，要想了解这些，并不代表我需要去喜欢他这个人。

我走到埃尔科莱港的港口，那里有一些小船整齐地排列着，随着海浪上下颠簸。我请了一位正在等候的人带我出海。那天空气清新，深蓝色的水面泛着淡淡的紫色。这是我在旅途中第二次乘船。我们飞快地向前驶去，船夫脱下衬衫的时候，我也脱了下来。他似乎50岁出头，他说自己一直住在埃尔科莱港。他会说一点英语。当我告诉他自己来自纽约的时候，他咧嘴一笑，竖起了大拇指。“噢，纽约啊！”他说道。我们当时已经离岸几公里了。他知道卡拉瓦乔吗？当然知道。“卡拉瓦乔！”他指着沙滩说道，依然微笑着。

我示意他关掉引擎，于是噼啪响了几声后就停了下来。四周突然一片寂静，只有船在地中海上颠簸时，海浪拍打船身的声音。

看了这位天才画家的故事，

你记住了他的才华还是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