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勒泰，寻找失落的哈萨克族驯鹰人
鹰被列为国家保护动物后，哈萨克族的驯鹰人不得不告别猎鹰这一传统的狩猎工具，牧民也搬入了城里、不再放牧，游牧生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失落。今年8月，纪录片导演顾桃担任新亚洲影志电影工作坊北疆一线的导师，带领学员拜访驯鹰人别克等人。我们采访了顾桃、新亚洲影志创始人郭晓东和学员鲍涵淼，想听听这次“公路穿越”之旅的见闻，尽可能地接近传统游牧生活消失的真相。
——编者按
永别了，猎鹰
六年前的秋天，顾桃在新疆阿勒泰地区拍片。阿勒泰地区位于新疆北部，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哈萨克族。作为新疆的丰水区，阿尔泰山的冰雪涵养了肥沃的草原，也造就了一代代哈萨克人马背上的游牧生活形态。顾桃参加了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会（哈萨克族的民间歌手叫“阿肯”。每年夏季，天气晴朗，水草丰茂之际，他们要择日举行“阿肯弹唱会”的节日），在冬不拉的欢快节奏中，吃了几顿抓饭和拌面。到处晃荡几天后，他在青河县城北三十公里的阿热勒乡喀让托海村第一次遇见驯鹰人金格斯别克。顾桃简称他为“别克”。
上图：金格斯别克，顾桃摄。
下图：顾桃手绘的别克。
别克家里并不富裕，共有70只羊、4匹马、12头牛，但他非常好客，杀了一整只羊来款待顾桃。与他的鹰一样，别克有着一双明亮的灰蓝色眼睛，圆脸庞上留着长胡子。在2014年当地举办的猎鹰大赛上，别克从70多位选手中脱颖而出，得了一等奖。但获奖给他带来的荣耀没有持续多久——随后林业局宣布鹰为国家保护动物，哈萨克族自古以来的驯鹰狩猎习俗即将迎来终结。猎鹰都要放归山林，要拿猎鹰许可证就如拿到持枪证一样难。别克十分苦恼，但他也只能自言自语地发牢骚：我不交。
牵着自家马的别克，顾桃摄。
猎鹰是哈萨克人传统的狩猎武器。在哈萨克族的传说里，鹰是唯一能直视太阳而不被灼伤的神鸟。凭借强悍的捕猎能力，鹰也成为了哈萨克牧民的图腾。要驯服这种纵横草原的猛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通过口口相传，哈萨克人传下了有近千年历史的驯鹰术——首先，驯鹰人会先煞煞鹰的威风，不给其吃饭，让它站不稳、无法睡觉；半个月后，在室内，驯鹰人将肉放到手臂的皮护套上，让饿坏的鹰来吃，每次喂食，驯鹰人都会将距离拉远；待鹰消除对人的恐惧之后，驯鹰人要用线把鹰尾十六根用以调节飞翔的尾毛缠起来，使鹰无法高飞，然后在室外让鹰练习捕抓拴在草地上的活兔，鸽子或捆着肉的狐狸皮；待练熟之后，驯鹰人可以把鹰尾部的缝线拆掉，在其腿上拴一根长绳，像放风筝一样让它去捕捉猎物，待其熟练后方可松开手中的绳子；除此之外，驯鹰人需要不断对猎鹰说话，让猎鹰识别出主人声音和命令；等训练都完成后，驯鹰人只要给猎鹰识别它所要捕猎的兽皮，让它熟悉猎物的气息，一声令下，猎鹰就能成为草原上的终极猎手。
别克的猎鹰，来自《lost not found》中所引用的顾桃纪录片《喀让托海》。
要三至四年，还需要驯鹰人的全部心血。因此，草原上一直流传着一句话：一匹好马难换一只好鹰。一头好猎鹰一年可以捕捉上百只猎物，为一代代哈萨克人提供食物。由此，猎鹰在哈萨克文化里不仅是迅猛、强悍的象征，也是驯鹰人的身份象征。不过，随着现代化的到来，传统的游牧生活逐渐失落，猎鹰文化的生存土壤变得日渐稀薄。驯鹰人别克不得不告别这个有着近千年历史传承的驯鹰人身份，也要跟陪伴他多年的猎鹰说再见了。在日记《阿勒泰记忆》中，顾桃感慨道，“不知道别克未来的生活会变得怎样”。
别克家中挂着的猎鹰捕猎照片，来自《lost not found》。
这不仅是别克生活剧变前夜，也是喀让托海村民们生活剧变前夜——在这趟旅程中，顾桃得知，喀让托海村将在次年四月份整体搬迁到青河县南70公里的新村。当地政府会按人口数量提供农耕地，让大家种葵花。喀让托海将变成水库，未来将建设成旅游景点。在路上，司机对顾桃说，这一代的确会变得好，因为每家都会收到补偿，可下一代呢？失去了自然的牧民身份，下一代人可就不好活了。
穆哄，来自《lost not found》中所引用的顾桃纪录片《喀让托海》。
在原住民搬迁之后，他们的生活条件的确得到了改善——房子里能够洗澡和上厕所了。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也被彻底改变了。别克的亲戚穆哄一家就是一个例子。在搬迁结束游牧生活之后，穆哄卖掉了自己的牛马羊，买了一辆出租车在城乡结合部跑出租。穆哄并不能很好地适应新生活，反而十分怀念曾经的游牧生活。
顾桃说，生活在牧区的孩子们至少会拥有最基本的生畜——这些生畜能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若成为了城里人，孩子们只能通过考大学找工作赚钱养家（很多人还不一定考得上大学）。这种生活不比牧民在大自然所赋予的食物链的位置上的生活更加自由。而且，在精神世界的层面上，传统的生活方式让牧民感到安心，牧民们习惯与天地山川同处于大自然的怀抱里。进城之后，牧民的“精气神”就不在了。
麻醉自我的酒精
有着满族血统的顾桃有着游牧民族的性情，他的纪录片长期关注游牧民族在当代社会的生存状态、和自然的关系及其失落的民族传统。从2003年起，他开始用手中的DV记录下那些即将消失的民族文化。他的“鄂温克三部曲”（《敖鲁古雅·敖鲁古雅》《雨果的假期》《犴达罕》）用一种诗意的手法，记录了鄂温克人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之间的挣扎。这三部曲是顾桃写给敖鲁古雅的挽歌，也让其成为了当代民族志人类学影像的经典之作。即将消失传统生活方式抽空了游牧民族的身份认同，精神家园的崩塌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乡愁。这都是顾桃拍摄纪录片的初衷。
在顾桃的代表作《犴达罕》里，他拍摄了一位独具魅力的鄂温克猎人维加。由于环境破坏和偷猎者增多，大兴安岭体型最大的动物犴达罕也变得稀少。在禁猎、收枪以及搬迁定居之后，维加日渐消沉，只能在酒精中麻醉自我，用诗和画怀念逝去的狩猎时代。在片中，醉醺醺的维加激动地说，在收枪、搬迁之后，猎人们无所事事，内心痛苦，于是整天喝酒，已经喝死了八个人，这就像日本人剖腹自杀一样，“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失去了一切就面临着消亡。咔，喝！喝死拉鸡巴倒！”。
《犴达罕》纪录片中的一幕。
驯鹰文化之于哈萨克人，就如狩猎文化之于鄂温克人。麻醉自我的酒成为了牧民们摆脱现实生活和精神家园失落的廉价饮品。在阿勒泰，顾桃也遇到了一位徘徊于社会边缘且沉溺于酒精的哈萨克青年。
古丽，顾桃摄。
同样在六年前，顾桃在布尔津汽车站旁胡同里的小旅馆遇到了古丽。顾桃遇见她时，她当时正在听歌醒酒。古丽有着细高挑的身材，一头微黄的头发，“如果是远距离，看不到古丽唇上的青胡须茬，和略显坚强的下巴，那她还真是个美女”，顾桃在日记《阿勒泰记忆》中写道。古丽住在小旅馆里，靠帮老板收拾房间免费住宿。顾桃到古丽家里做客，受到她妈妈的热情款待。在宴席上，喝醉了的古丽跟她妈妈大吵大闹，甚至还要摔东西，但等第二天酒醒之后，却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古丽带了两瓶白酒带顾桃去她朋友家，在路上，古丽喝啤酒解渴，说自己不喝酒，手就会发抖。顾桃回想，古丽那时已经有点酒精中毒了。
古丽（二排右一）和她的家人们。
次年春，顾桃回到布尔津，他听说古丽在草原二队开了理发店，就上车去寻找古丽。他连着找了好几家理发店，都没寻见古丽。顾桃便直接去了古丽家。古丽在家中刚睡醒，说自己已经戒酒了，因为父亲病了需要照顾，所以从去年冬天就没出过门。顾桃惊异于古丽的巨变，与古丽约了后天再见面。
在抽烟的古丽，来自《lost not found》所引的顾桃纪录片《古丽》。
后天早晨，古丽用别人的手机打来电话，说她妈妈要请顾桃吃饭。顾桃很兴奋地买了糖果饼干，打车去了古丽家。顾桃到古丽家门前，却发现家中无人。那时，古丽妈妈正在阿勒泰陪其生病的丈夫，古丽的电话也打不通。室外实在是太冷了，顾桃只好把糖果饼干放在门口，把走远的出租车叫回来打道回府。在路上，古丽打电话跟顾桃说，她刚才其实在邻居家的房子里。
十天后，顾桃和古丽终于在一家隐蔽的小卖部里见了面。古丽穿着大长靴，坐在角落里抽烟。她说，她那几天去了北屯，在一个地下洗头房里被黑社会老大关起来了。老大每天只发给她馒头和粥，她挣的钱也都全部上缴，还有许多小弟看管着她。昨天，她终于找了个机会偷偷跑了出来。顾桃陪古丽一起回家的路上，她又因为口渴喝了几瓶啤酒。
三年后，顾桃再去古丽家做客，她变得沉默寡言。她的妆容也淡了，其男性特征更加显露。不变的是，古丽依然爱在酒精中麻醉自己。她买了一瓶白酒，说晚上大家一起吃肉喝酒。顾桃说，在一些少数民族里，酗酒的确是一个现象。“作为一名跨性别者，古丽的家里人不理解她，社会也不理解她。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她的内心已经跟外界失联了。”这也许是古丽酗酒的原因。
沉默寡言的古丽，来自《lost not found》所引的顾桃纪录片《古丽》。
顾桃很难过，“我不在乎我所拍的人物是否典型，我在我的人物中寻找一种‘呼吸’。这种‘呼吸’和我内心的孤独是同频的。当我第一次遇到古丽时，我感觉古丽跟我的内心是相通的。虽然我不是跨性别者，但是我能从古丽的状态、眼神和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全人类共通的悲悯感。”
重寻驯鹰人和古丽
这两年，顾桃发起了“犴达罕电影大篷车计划”。一方面，他一路开着“大篷车”，带着年轻人和摄影器材，满世界拍萨满，并绘制“萨满地图”。除了拍摄计划之外，顾桃也在组织影展。去年，由于环保原因，他们拆掉了草原上建立的“犴达罕营地”，并开始了“游牧影展”。该影展除了放映他自己拍摄的内容之外，也放映年轻导演自己拍摄的作品。
这种“游牧的”拍片和放映的方式似乎是对失落的游牧精神的呼应。顾桃说，过去自己到一个地方就不动了，静静地观察时代对一个地方的改变，“如今年纪大了，但行走的劲儿却增强了”。顾桃希望关注不同地域、不同游牧民族人与神灵、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通过“游牧的”拍摄方式，顾桃能更好地记录、生活、思考游牧民族的生活。
新亚洲影志在阿勒泰地区的车队，鲍涵淼摄。
今年8月，新亚洲影志第14期电影工作坊来到了新疆，以“公路穿越”的形式，由四位导师带队，分东西南北四线越野驾驶并一路创作剧本、拍摄、剪辑、展映。不过，由于疫情防控的原因，新亚洲影志工作坊最终只走了北疆一线。北疆阿勒泰一线的导师正是顾桃。顾桃认为，新亚洲影志电影工作坊的在地性很强，他非常认可这次在新疆所采取的“公路穿越”拍片方式。这种“公路穿越”的拍片方式也跟顾桃的“游牧”般创作精神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航拍新亚洲影志在阿勒泰地区的车队，鲍涵淼摄。
新亚洲影志的创始人郭晓东说，“公路穿越”的拍片形式与平常的拍片方式特别不一样，没有任何一个片子可以用既定的方法拍摄，因为一切都是未知的。以前，学员们的第一个星期要上课，第二个星期用来构思影片和拍摄影片，然后再剪辑成片。这一次工作坊，学员们都身处室外。在工作坊开始到第三到四天的时候，大家边找拍摄地边写剧本，途中遇到和发现的人物也会被加入进剧作里。大家试图在路途中发现一些新东西，看能否刺激自己的创作。这种创作形式是非常自由的，这或许是“公路穿越”的创作精神。
新亚洲影志第14期新疆工作坊成员合照，余萍摄。
在这次工作坊中，顾桃指导学员鲍涵淼拍摄了纪录短片《lost not found》。该片主要拍他们出发寻找顾桃曾在阿勒泰遇见过的别克和古丽。在经过多次打听之后，他们终于在青河县的喀英德布拉克村找到了别克的新房子。一进门，他们就见到了别克的孙子。上次顾桃在2019年与别克见面的时候，别克的儿子大学毕业开了修车铺，但还没娶媳妇。如今，别克的孙子已经有四个月大了。
顾桃（左）和别克（右），来自《lost not found》。
别克的胡子早已剔去，干瘪的脸上也多了几处皱纹。顾桃一行人在别克家里住了一晚，在晚饭期间，他们观看顾桃的纪录片《喀让托海》，片子中尽是别克猎鹰的潇洒英姿。正如别克在几年前发的牢骚那样——他怀念猎鹰岁月，并不想跟猎鹰告别。在不让养鹰之后，别克曾在隐蔽的仓房里偷偷养着他的鹰，但是仓房的生存环境过于差劲，对鹰的身体不好。去年9月，别克无奈地放掉了自己的鹰。我们无法想象别克放鹰那一刻的复杂心情。“所以，这次我们带着学员去走访的时候，已经再也见不到驯鹰人了。”顾桃感伤地说。
别克猎鹰的雄姿，来自《lost not found》中所引用的顾桃纪录片《喀让托海》。
这次重返阿勒泰，顾桃并未能找到古丽。去年，古丽的妈妈已经去世了，经常生病的古丽爸爸反而在孤零零的独自生活。在古丽妈妈去世之后，古丽离开了家，杳无音讯。
此去经年，物是人非，悲凉感油然而生。顾桃感慨万千，“我总觉得人类太不幸，生活再快乐再美好，也只是一个片刻。在更多的时间里，我不是在思考，而是在观察周围的人，或者我拍摄的主人公。时间的流逝、地域特点的消逝，太让人难受。”拍纪录片就是顾桃抵抗这种消逝的手段，他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参与进来。“参加这个工作坊虽然挣不到什么钱，但能带年轻人做这样的记录，就是一件好事。”
工作坊拍摄过程。
鲍涵淼说，与《喀让托海》里的别克相比，如今别克的生活状态变得压抑。哈萨克人的性格本来是热情奔放的，在《喀让托海》里，他们喜欢一起开心地跳舞，身体状态非常放松自如。但是，或许是因为疫情，别克变得十分拘谨，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开放自如了。
在别克家聚餐合照，余萍摄。
这个片子之所以叫《lost not found》，除了强调顾桃一行人未能找到古丽外，也因为lost在字面上有“迷失和失去”的意思。一方面，猎鹰的传统、传统的生活方式已然失落；另一方面，“lost”也体现出片子中人们的精神状态。鲍涵淼说，她自己正处于“lost not found”的状态中。她想寻找和确定自己的人生方向，参加工作坊，在茫茫大漠和草原里奔走、拍片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心灵意义上的寻找，“虽然寻找的方向和目标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但寻找可能是一个终其一生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