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Frieze开幕，深度解析韩国艺术市场新气象
提到韩国当代艺术市场，脑海中最先浮现的是什么？藏品规模庞大的三星美术馆，李健熙会长私人收藏带来的惊天遗产税？还是激浪派大师白南准的“电视机画布”，近年来备受东西方藏家追捧的单色画？抑或是，抽象先驱金焕基笔下冷静而素雅的色块与线条，还有他的曾外孙——韩国流行男团BIGBANG成员T.O.P在苏富比策划的那场当代艺术拍卖？（*注：据韩媒报道，T.O.P崔胜铉的外公徐槿培为韩国著名小说家，也是韩国单色画奠基人金焕基的侄子）
2022首尔弗里兹现场。
©tinakim gallery, BANK画廊, HauserWirth画廊
或许很难相信，韩国这个于1948年独立的年轻国家，当下虽经济体量远不及中国、日本乃至印度，却拥有亚洲地区最高的“人均藏家数”及最多的私人美术馆；以贝浩登与佩斯为首的多家西方国际画廊在过往几年中相继入驻首尔开设了分支空间，弗里兹（Frieze）也正在首尔举办其在亚洲的首个艺术博览会。
相关的公开数据同样是惊人的：相较于去年上半年，韩国收藏家在全球范围内的购买力按价值计算在今年上半年增长了293%，藏家人数增长了96%；而今年5月的香港春季拍卖会上，韩国藏家的购买力于价值上增长了411%，于人数上增长了73%——佳士得拍卖行韩国区总经理李学俊（Lee Hak-jun）在采访中披露了这些数据。而数十年来深耕韩国市场的佳士得，早在1995年便设立了首尔办事处，并在2004年成为了全球第一家在亚洲拍场中呈现韩国艺术品的国际拍卖行，更是一度促成了金焕基的《05-IV-71#200（宇宙）》（05-IV-71#200 [Universe]，1971年）在2019年的香港秋拍中以1.02亿港元的天价成交，造就了有史以来拍卖市场中最昂贵的韩国艺术品。
金焕基《05-IV-71 #200（宇宙）》,1971
今年，佳士得还在Instagram上推出了针对韩国地区的专属官方账号，而毫无疑问，伴随着首尔弗里兹艺博会的落地，韩国当代艺术市场以及首尔这座城市正迎来一个全新的高光时刻。除却风靡全球的K-Pop、韩流、韩剧以及近年来韩国电影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中的精彩突围，蓬勃的当代艺术生态也逐步于韩国当代文化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而这背后亦潜伏着多重因素，盘根错节，值得一窥究竟。
佳士得位于韩国的艺术空间。©图片由佳士得提供
与世界上大多数迅速崛起的艺术市场中心一样，优惠的税收政策是韩国市场呈指数级增长的重要因素——国家不对艺术品征收进口税、增值税或转让税，也不对任何价格低于6000万韩元（约合5.1万美元，即35万元人民币）的物品征收销售税。宽松的政策反映出政府对于发展文化艺术的决心，而除此之外，便捷的交通与开放的人文环境，均为艺术品的交易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境况。
2022首尔弗里兹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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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Kukje、Hyundai或是阿拉里奥等悉心耕耘市场多年的本土画廊，还是在2015年之后陆续进驻首尔的西方国际画廊，抑或是本土与国际艺博会——对于经销商而言，良性的大环境绝对是培养市场信心、推动交易成果的重要基底。
作为韩国本土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艺术博览会，创立于2002年的韩国国际艺术博览会（简称：KIAF）一度因疫情而停摆，但在去年正式回归线下后，其参观人数竟比疫情前直接增长7%，参展画廊亦多达170家，贵宾预览首日便成交350亿韩元（约合1.87亿元人民币）。如今，KIAF又与同期举办的首尔弗里兹“强强联手”——据《纽约时报》预估，韩国艺术市场的交易总额预计将在今年被首次推动超过1万亿韩元。
贝浩登画廊正面图片。©图片摄影Chin Hyosook，图片由贝浩登提供
在艺博会带来的这股热潮之外，贝浩登画廊也在今年8月迎来了第二个首尔空间——位于江南地区的全新双层空间将以英裔美国艺术家Emma Webster的亚洲首展开幕。而在此之前，同样于早期入驻首尔的佩斯画廊则在去年更换了新址，将整个空间升级到原先的九倍之大。
若时间回到六年前，对于早在2016年便率先入驻首尔的贝浩登而言，“亟需一个便于进行展览筹备的驻韩国空间”是彼时成立首尔分支的主要原因——画廊合伙人龙玉（Alice Lung）在采访中如此解释。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名韩籍华裔，其在韩国长期耕耘现当代艺术领域的工作经验为画廊在韩国的业务拓展提供了不可忽视的催化与助力。
画廊合伙人龙玉。©图片摄影Double M Workshop，图片由贝浩登提供
自2011年起，贝浩登曾支持多位代理艺术家如村上隆、Jean-Michel Othoniel、Xavier Veilhan等人在首尔举办美术馆展览，而后便是与一众单色画艺术家的合作——将他们的展览输送至巴黎与纽约，其中包括朴栖甫（Park Seo-Bo）与丁昌燮（Chung Chang-Sup）遗产的个展，以及邀请朴栖甫为画廊的巴黎空间策划大型单色画艺术家群展“Origin”……画廊对首尔空间的定位是“桥梁”的角色，明确而清晰——“把海外艺术家介绍到韩国，并在海外市场推广韩国艺术家的作品。”龙玉说。
然而，有别于贝浩登、佩斯与立木等在首先入驻香港之后才选择首尔开设空间的“常规操作”，近年来，Thaddaeus Ropac、Esther Schipper、格莱斯顿及国王画廊等等则直接将首尔作为亚洲空间的首选。
2022年，Thaddaeus Ropac画廊”杰森· 马丁：汇聚”展览上展出的作品。©图片摄影Chunho An，由Thaddaeus Ropac画廊提供
“对我们而言，选择在首尔开设空间其实是非常自然的一步。”Ropac在采访中坦言，客观条件之外，选择首尔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感性的：他与这座城市的缘分开始于15年前——沿着蜿蜒小路爬上城北洞的一座山坡，在那里，他拜访了韩国当代艺术家李（Lee Bul）的工作室，彼时的情境至今仍记忆犹新。画廊在这一年开始与李合作，同时协助首尔国家现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Georg Baselitz的韩国首展——在此期间，Ropac得以深入了解这座城市、这个国家，以及本地的当代艺术生态。
诚然，香港与新加坡因其特有的优势与魅力成为了当代艺术重镇，但首尔之于Ropac却是如“家”一般：“当我们找到这个美好的空间作为首尔分支的时候，它立即带给我们一种新家的感觉。”
这个全新的首尔空间位于汉南洞的堡垒山大厦——一座在2011年同时荣获韩国国家建筑奖和首尔建筑奖的地标性建筑，由韩国建筑师朴柱皖（Park Ju-hwan）领导的SAI建筑设计事务所操刀。Ropac选择以Georg Baselitz的个展“Hotel Garni”作为开幕首展，呼应了15年前艺术家在首尔国家现当代艺术博物馆的那场展览，亦仿佛在向缘分的起始与过往的岁月致敬。
Thaddaeus Ropac在首尔的全新空间。
“过往这些年我们与许多韩国藏家都有所合作，因此我们能够把握他们对Baselitz作品的兴趣点，很多藏家非常熟悉他的作品，而不熟悉其作品的藏家更是对此表示期待。”Ropac在采访中说道。而另一方面，鉴于Georg Baselitz作品高昂的市场价格与稀缺程度，这场展览似乎也反映出画廊对于韩国本土购藏力的极大信心。
Georg Baselitz在工作室中。©摄影Elke Baselitz 2021，图片由Thaddaeus Ropac画廊提供
而提到本土购藏力，众所周知的是，由政府和企业财团推动的艺术赞助与收藏在韩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与深远的影响。近年来最大的新闻之一莫过于已故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的遗嘱公布——李健熙生前收藏的2.3万件艺术品被捐赠给国立中央博物馆和国立现代美术馆等多家机构，其中既包括莫奈、毕加索等西方现代艺术大师的作品，也包括14件韩国国宝，总估价高达2至3万亿韩元（约合117亿至175亿元人民币）。
多年来包括三星美术馆（Leeum）、爱茉莉太平洋美术馆（Amorepacific Museum of Art）、乐天艺术博物馆（Lotte Museum of Art）等等在内的一系列私人美术馆，构建于庞大的企业收藏体系之上，极大推动了韩国本地的艺术生态发展。据统计，韩国本地的私人美术馆数量是公立的三倍，亦位居世界前列；而这些显赫的企业收藏映射出本土财团的雄厚实力——哪怕是韩剧中的情节，恐怕亦无法企及。
三星美术馆、爱茉莉太平洋美术馆和乐天艺术博物馆。©图片来自网络
佳士得韩国区总经理李学俊对当下韩国收藏家的评价是：“老练而开放的”——早在1990年代，韩国老一辈的藏家便于全球当代艺术市场中开始购买所谓“蓝筹艺术家”的作品；但更重要的是，伴随近十年来经济的增长与文化环境的开放，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年轻一代也在当代艺术的收藏中崭露头角，并逐渐开始推动销售趋势、主导审美风潮。
啾小组首尔个展“雪姑七友”于2022年Frieze Seoul期间在Studio Concrete展出，韩国演员刘亚仁也出现在开幕现场。©Vanguard画廊
根据《2021年巴塞尔艺术展与瑞银全球艺术市场报告》显示，去年的线上交易总额占据了全球艺术市场的25%，比上一年翻了一番。线上市场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艺术收藏的门槛，导致新的参与者大量涌入——而他们中多数为20至40岁之间的年轻收藏家。而本土拍卖行——首尔拍卖官方发布的数据同样显示，2021年其在线拍卖销售额达到129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560万元），是2020年的2.5倍；在拍卖行去年的新增线上用户中，30多岁的用户占据了大多数，与上一年相比，其数量增加了130%，而20多岁的新增用户数量也增加了120%。
不妨听听来自年轻一代的声音。出生于首尔的著名收藏家族，80后室内设计师Teo Yang从小跟随母亲走访世界各地的拍卖会与展览。作为当下韩国千禧一代收藏家的范本，根据过往数十年中的自身经验以及对周遭环境的体察，Teo在采访中同样表示：藏家的年轻化趋势的确是近年来韩国本地收藏环境中的最大变化，而这，也直接影响了市场中的趣味风向与收藏方式的转变。
出生于首尔的著名收藏家族，80后室内设计师Teo Yang在家中。©图片由Teo Yang Studio提供
“曾经，艺术收藏更像是老一辈人的兴趣领域，但现在，不少20多岁和30多岁的年轻一代对建立自己的收藏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对艺术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据Teo观察，在年轻一代收藏家的引导下，不仅仅是韩国本地的传统拍卖行与画廊，新的销售渠道——线上平台、新兴的本土艺博会，乃至部分走在潮流尖端的百货公司，都在努力地充分利用这一热潮吸引更多关注。
出生于首尔的设计师、收藏家Teo Yang的家。©图片由Teo Yang Studio提供
毕业于负有盛名的芝加哥艺术学院，在Teo自己的当代艺术收藏中，西方当代艺术占比约40%——Elmgreen&Dragset、Jenny Holzer、Jean-Michel Othoniel、George Baselitz等等都是他所钟爱的艺术家。他喜爱奔走于全球各地的展览，相较于二级市场，画廊与艺博会是他与周围朋友们最常采用的购藏渠道。
“新一代藏家不一定追捧蓝筹艺术家，他们反而能够接受更加多元化的或是新晋艺术家的作品，并发展出自己的独特品位与标准。”龙玉亦如此认为，老一辈收藏家依然活跃且于顶层市场中维持着自己的地位，“然而其相对保守的收藏兴趣与消费习惯，令他们更倾向于追求拥有稳定市场乃至大师级别的艺术家作品——收藏之于他们除了关乎个人喜好，更需拥有得以传承给下一代的长远价值。但年轻一代对于艺术收藏的态度则更为自我与随性——艺术收藏对他们来说，是时尚生活的一个方面。”
同样，与老一辈藏家的保守操作相比，年轻人们似乎也不再重视“面对面交易”——数字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交易本身于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而优渥的成长与教育环境也让这些千禧一代与Z世代们熟练掌握多国语言，沟通无障碍。
龙玉认为，这些藏家社交能力强，擅于利用网络与各类社交媒体平台，乐于主动出击并积极建立、培养与画廊及艺术家的长期关系；而对于感兴趣的艺术家和作品，他们不遗余力地进行研究，在与画廊接触之前早已做好了充足的功课。“年轻藏家非常聪明，他们擅于为自己的收藏体系寻得最合适的艺术家。”Teo总结道。的确，相较于部分老一辈藏家对于艺术顾问的需求与依赖，知识丰富、东奔西跑而紧跟潮流的年轻人们更喜欢独立做出购藏的判断。
然而，如果说以上种种对于韩国年轻藏家的特写似乎同样普适于亚洲的其他地域，那么不得不提的一点是——从BIGBANG的T.O.P到防弹少年团的RM，正如K-Pop辐射全亚洲（乃至全球）的魅力，“偶像效应”在韩国年轻藏家与艺术爱好者群体中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而这种影响力更是从侧面佐证了千禧一代与Z世代收藏家的重要特征——即“天生的数字一代”。
“千禧一代藏家喜欢在线学习且都是‘技术控’，他们喜欢线上拍卖，并常常通过Instagram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藏品和去过的展览。”李学俊认为。他列举了防弹少年团队长RM的案例——RM近几年频繁于Instagram上分享展览与艺术品，这在韩国青少年群体中引发巨大反响。而在权威艺术媒体ARTnews于近期发布的一篇文章《感谢Instagram，防弹少年团RM让K-Pop粉丝涌入美术馆》（BTS's RM Has Sent K-Pop Fans Flooding to Art Museums Thanks to His Instagram）中，韩国国立艺术大学西方艺术史教授Yang Jeong-mu更是玩笑道：“现在有很多艺术展览都在进行中，它们可以分为两大类——RM去过的，和RM没去过的。”
并非空穴来风——一位来自首尔美术馆的策展人亦于文中提到，在今年年初RM向首尔美术馆借出一件自己收藏的韩国雕塑家权镇奎（Kwon Jin-kyu）的作品后，这场展览立即成为了年轻人的热门打卡地点；而当他在去年夏天被拍到阅读一本关于韩国艺术家的书时——这本早已绝版了几十年的书，顷刻间成为了畅销读物……
2016年，Laurent Grasso个展在首尔贝浩登举办。2022年，Bernard Frize“Les dernières peintures”展览在首尔贝浩登举办。©图片由洛朗·格拉索、博纳德·弗瑞兹及贝浩登提供
同样的“偶像效应”也生动体现在艺术市场中——2016年，在BIGBANG的T.O.P为香港苏富比策划的当代艺术拍卖专场“#TTTOP”中，整场拍卖高达约40%的竞投者年纪在40周岁以下，20%的竞投者为初次进场的新客户——彼时的苏富比亚洲区当代艺术部主管寺濑由纪（Yuki Terase）曾于拍卖结束后披露。即便艺术市场因其特有的门槛而无法直接与粉丝经济连结，但作为高净值人群的明星、艺人等公众人物，也或明或暗地刺激着其所处“圈层”中的人们参与至市场中来。因而由此可见，在韩国的当代艺术界，“偶像的力量”也是成立的。
“尽管韩国艺术市场充满活力，但多年以来，它的潜力因邻国中国的蓬勃发展而在国际上较受忽视。然而，在过去5年左右的时间里，许多国际画廊希望加深在大中华区以外的亚洲地区的参与，因而选择在首尔开设新空间。”在今年2月加入豪瑟沃斯画廊担任亚洲区管理合伙人的郭心怡（Elaine Kwok）在采访中说道，她与团队将于9月的首尔弗里兹呈现一系列画廊代理的艺术家作品。
Günther Förg, Aller Retour,2008.
今年，豪瑟沃斯画廊于首届首尔弗里兹呈现一系列重要现代艺术家作品，包括Louise Bourgeois、Mark Bradford、John Chamberlain、George Condo、Günther Förg、Philip Guston和Nicolas Party等。©图片版权属于Estate Günther Förg, Suisse / VG Bild-Kunst, Bonn 2020，由Estate Günther Förg, Suisse提供
面对首尔的崛起，人们不免将其与多年来盘踞亚洲当代艺术交易中心的中国香港相提并论——相似的税收政策，自由的资本流通，成熟的本地藏家与观众群体……这些共通之处令两者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而在《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中，韩国琴山画廊（Keumsan Gallery）创始人黄达性（Hwang Dal-seung）则认为，中国大陆面临的高税收，以及日本因地震等自然因素带来的不便，或许将催化韩国以更快的速度于亚洲艺术市场中走上领先之路。
即便如此，在郭心怡看来，伴随着新冠疫情的缓解，香港作为亚洲首屈一指的艺术中心之主导地位依旧是难以被动摇的：“作为亚洲的金融中心，香港始终是一座更国际化的城市，其所处的中心地理位置，使得悉尼、东京、孟买的收藏家都能轻易来访。香港更是通往中国内地的重要门户，而中国无疑是亚洲最大、最重要的艺术市场。”更高的国际化程度、稳定的基础设施与人才及人力储备为香港提供了扎实的根基，尤其是对于二级市场而言——李学俊同样认为，香港将持续承担着举办晚间拍卖与重要预展及藏家活动的职责。
Bernard FRIZE, Lodit, 2022. 2022 年，Bernard Frize“Les dernières peintures”展览在首尔贝浩登举办。©图片由博纳德·弗瑞兹及贝浩登提供
“不过，相信随着弗里兹首尔的到来，拍卖行也会筹划有趣的活动和展览，甚至可能进一步扩大他们在韩国的版图。”在加入豪瑟沃斯之前，郭心怡曾作为佳士得香港二十及二十一世纪艺术部董事与首席拍卖师，身处二级市场达十五年之久。“但是国际拍卖行若想于韩国进行完整的大规模拍卖，或许还需要一些时日。”
首尔弗里兹无疑将进一步巩固首尔，乃至韩国作为全球当代艺术新重镇的地位，随之而来的或许是更多的国际画廊入驻、新晋藏家的涌现，以及韩国本土当代艺术的发展。在一度近乎垄断本土高端市场的单色画之外，亦有不少年轻的先锋艺术家等待着国际市场的进一步挖掘。
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后疫情时代市场格局的悄然变化中，更多独具自身特色的艺术中心会相继涌现——首尔自然已位于前列，而一个“多中心化”的未来似乎就在眼前。
撰文：夏寒
编辑：张安雅
排版：王子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