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在2020深圳全球招商大会致辞时说：从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到201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印发，再到2020年《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出台，一年一个重大利好，使深圳成为多重国家战略的交汇之地。
如此之多的利好，让深圳一扫当年“被谁抛弃”的境地，现在，选择深圳就是选择与重大国家战略同频共振。
正如总书记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深圳等经济特区一路走来，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每一步都付出了艰辛努力。”
与此同时，我们更应“不忘初心”，深圳仍然是一个危机意识极强的城市，前进的道路上仍有很多障碍需要扫除。近日一篇2008年首发《开放导报》的《综合配套改革中的区域效应——粤港澳合作的希望》的文章，引起深圳梦的关注。该文2008年视角中的先行示范、综合配套改革和粤港澳区域合作的理性思维，尽管12年过去，仍具先见性！特别是，综合改革试点方案是中央经过深入研究，决定以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为契机，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改革试点，以清单批量授权方式赋予深圳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一揽子推出27条改革举措和40条首批授权事项。
该文提到很多规划或已成现实，或正在落实，也有一部分仍是2021年、十四五思考的重点。比如2021年深圳确定的10方面工作，就包括深港合作，要提升深港市场一体化水平。十四五规划已确定要加强深港澳更紧密务实合作。>>深圳市委书记报告、市长部署！2021年深圳划了10个重点！
深港关系也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如何进一步提升深港市场一体化水平？打造深港双城经济？我们或可从2008年前重温：香港积极推进的港深共建国际大都会策略和大珠三角计划，来重新探索未来。香港甚至预测：“从现在开始的20 年，是加速粤港经济整合，打造世界级珠三角都会区的黄金时期。粤港共同打造一个具有高度国际竞争力和巨大影响力的世界级的珠三角都会区，既具备必要性，又具备可行性。”推荐阅读>>深圳最新部署！权威专家内部解读：4个词说清楚“深港市场一体化”未来大方向
提醒一下，当下正是黄金时期。
过去40年，深圳、香港两座城市或多或少都忽视了各自的存在，而在当下“三区驱动”和“双循环新格局”下，值得我们再认识，值得我们温故知新！
当下，大湾区建设正从进入新发展阶段大局出发，正围绕着落实新发展理念，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特别是内外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展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深圳是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引擎。中央指示：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回顾这么多年深港合作过程中的点滴，深圳应该继续坚持开放，特别是与港澳在各领域深度、更高层次合作，携手参与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全球产业分工；继续坚持改革，特别是在党和国家综合改革试点的支持下，深圳继续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尤其是破解在对外合作过程中的体制机制梗阻，释放产业和经济新动能、新空间…
深圳市先行示范区湾区组专家、深港科技合作促进会会长。曾任深圳市科协专职副主席、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长、深圳市高新办副主任、深港产学研基地深港发展研究执行院长。
在实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中应该进一步明确粤港澳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和珠三角区域发展战略中的定位，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合作的国际视野，使这个地区成为中国未来30年迈向国际化和融入全球一体化发展的新引擎。
综合配套改革中的区域效应
——粤港澳合作的希望
张克科[1] 明亮[2]
（1、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2、深港产学研基地，广东 深圳 518057）
[摘要]本文分析在国家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背景下，粤港澳合作依然是一个关系区域和全局发展的关键点。提出粤港澳地区在机遇把握、平台利用、视野拓展、空间合作、机制构架等方面依然潜力巨大，需要精心谋划，稳步推进。
[关键词]综合配套改革 区域效应 粤港澳合作
改革开放三十年，各项改革措施相继推出。国家批准和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继“特区”政策后，国家对我国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协调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集中反映了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新时期改革的新方向和新特点。从下图可以看出，国务院先后批准和设立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除“北部湾经济区”外，其它几个都是在灯火辉煌的经济发达区域，同时也是环境污染较严重的区域。这说明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肩负着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使命，虽然需要重点突破，示范先行，但在保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实现城乡统筹、社会和谐、节能减排等多项改革目标上是一致的。
综观几个“试验区”[1]，无论是制度创新，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着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着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完善区域经济布局，进一步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或者是统筹城乡发展，着力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探索并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还是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综合经济实力和全体人民的基本素质上；都要坚持改革和发展的有机结合，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践科学发展，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因此，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实现综合配套改革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需要综合考虑国家对各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定位和要求，结合各地的发展实践，采取积极稳妥地推进策略。虽然在新一轮改革发展中，广东地区尚未被正式确认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但凭借毗邻港澳，得天独厚的地缘和人缘优势，使大珠三角地区总能获得“先人一步”的发展先机。因此，粤港澳合作仍然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中区域布局的关键点，具有重大的区域示范性和全球影响力，需要精心谋划，未雨绸缪。
[1] 2005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2006年5月，国务院又正式发布了《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7年6月，国家又批准成渝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7年底，长沙、株洲、湘潭三市与武汉城市圈双双被批准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广东的历届领导一直致力于推动粤港澳合作，省委汪洋书记主政广东以来，更是以新一轮解放思想活动为契机，着力将粤港澳合作向纵深推进，旨在希望在现有合作基础上，国家能够在区域贸易自由化方面允许广东先行先试。在与国家有关部委经过多次协商和争取后，广东终于通过CEPA补充协议（五）获得了部分专业服务在粤落地的优先权，不过当初被寄予厚望的“粤港澳特别合作区”的提法却始终没有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可，而且提法上也倾向选择“粤港澳紧密合作”等没有地域和制度上明确认定的范畴。尽管如此，珠三角未来的定位和发展问题在国家区域发展大格局中依然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粤港澳合作依然是国家实现“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关键点，粤港澳合作依然面临难得的发展良机。2008年10月1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杜鹰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有关长三角和珠三角定位问题时指出，“长三角和珠三角都是中国重要的经济重心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的22.5%，珠三角的经济总量大体占全国的1/8。这两个地区各有各的优势，应该把它们同样地作为中国经济的引领地区给予同样的关注。相比较而言，长三角地区的整体经济素质的综合性更强一些，珠三角地区外向度更高一些。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上也面临着有一些不同的问题。[1]”
[1]发改委副主任杜鹰:长三角和珠三角均为中国重要的经济重心区，财讯网http://content.caixun.com/NE/01/0s/NE010seo.shtm，2008年10月16日．杜鹰认为，珠三角有一个优势是长三角所不具备的，那就是珠三角毗邻港澳，改革开放30年来，珠三角的发展得益于粤港澳的密切合作。“今后一个时期，无论是加快珠三角的发展还是抗御国际风云变幻，肯定这条是少不了的，还要进一步加强粤港澳的合作。” 同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曾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组成联合调研组赴广东省开展调研。杜鹰当时曾代表调研组指出，谋划好珠三角地区今后一段时期的改革发展工作，有利于增强其对泛珠地区发展的带动能力，有利于保持港澳的繁荣稳定和“一国两制”的实践。[1]2008年10月28日，香港智经研究中心公布了历时8个月完成的《加速粤港经济整合，打造世界级珠三角都会区》研究报告。“2007 年底以来，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粤港两地政府在粤港合作战略上进一步达成了高度共识，为粤港经济未来的整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报告在分析了粤港经济整合的现状后认为，“要着力探讨粤港两地政府的政策应该如何适应市场化的方向，减少和消除体制和政策障碍，加快两地生产和生活要素的双向流动。既以合作共赢的视野，共同建设好跨境基础设施硬件；又从改革体制、放宽政策等软件方面减少和消除无形的障碍。从现在开始的20 年，是加速粤港经济整合，打造世界级珠三角都会区的黄金时期。粤港共同打造一个具有高度国际竞争力和巨大影响力的世界级的珠三角都会区，既具备必要性，又具备可行性。[2]”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英文缩写，于2003年6月签署。[3]CEPA是在中国入世和亚洲金融风暴以后，国家支持香港经济发展、促进两地经贸往来的一种制度安排，也是在入世过渡期内，中国通过香港逐步接触世界市场、熟悉世贸规则一个重要途径和平台，截至今年已经陆续签署了五个补充协议。CEPA是一把双刃剑，在WTO框架和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在“一国两制”的大局下，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大陆需要借助香港了解世界和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国内众多行业和领域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也需要渐进式探索和逐步风险尝试。同时，CEPA对于加强香港与珠三角及内地其它区域的交流合作也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不过CEPA这个平台并得到没有充分、主动、全面的利用，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一是“见物不见人”。目前CEPA协议中的条款主要针对“物”的开放，而针对“人”与“事”的开放还非常有限。前几个补充协定的着眼点还基本停留在如何方便香港货品进入内地市场的层面，对于专业技术服务和社会公共服务开放等方面并没有在现有合作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的制度安排，在推动要素资源顺畅流动方面也缺少较为实质性的突破。二是对内和向外的拉动作用不充分，存在着“三多三少”的现象。CEPA满足由香港方面提出要求的项目多，内地主动借CEPA开放给予机会促进和带动内地改革开放的少；以香港本地经济发展相关联的项目多，借香港国际商埠的角色主动进行过渡期国际合作的试验少；面向内地广泛市场的多，为珠三角与香港建立更紧密关系而在广东先行先试的政策和待遇少。同时，对于如何通过CEPA借助港澳的国际化平台优势实现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也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积极稳妥的发展策略。因此，未来加强粤港澳合作应该明确和突出该区域在国际环境中的整体竞争力和发展潜力，还是应该努力挖掘CEPA的作用发挥空间和制度创新可能，使之真正成为促进粤港澳合作的利器，力争开拓区域合作发展的新局面。目前粤港澳合作的范围仍限于珠江三角洲周边，对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否包括香港、澳门也还在争议中。不久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提出了一个“大珠三角”的概念来说明这样一个区域空间范围的内在联系。因此，在粤港澳区域综合配套改革的实践中，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区域发展问题。一是东盟。尽管从地缘经济的角度看，云南、广西与东盟各国保持着天然的联系和贸易往来，并且随着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和“北部湾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广西实际上已经占据了对东盟开放的主动和先导。但在国际贸易地位和国内外市场影响力方面，香港、广州、深圳等城市群具有更为明显的优势，而这些恰恰也是东盟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资源条件。香港和东盟的经贸关系基础雄厚，“10+1”、“10+3”的互动平台在香港更有国际背景的优势。深圳广州的资源匹配的实力与辐射远远领先南方任何一个沿海城市。前不久，广东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经贸代表团随政府团旋风式的到访东盟，党政一把手亲自带队，相信也是看到了与东盟合作的巨大前景。二是欧盟。在粤港澳三方合作中，澳门始终处于一个比较微妙的角色，但实际上澳门作为珠三角，乃至中国与欧盟中介桥梁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澳门政府曾到深圳做过相关的推介活动，特别介绍凭借与葡萄牙及欧盟各国的历史联系，包括诸多商品贸易豁免权，通过澳门进入欧盟市场是相对容易和顺畅的，但在之前的合作和设计中，都却忽视了澳门及其背后整个欧盟的潜在力量。三是台湾。随着国民党重新执政，两岸关系正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国家在某些具体领域甚至给予了台湾比港、澳更为优惠的条件和政策。实际上，改革开放30年来，在深圳及珠江三角洲地区投资的港商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台湾的资本。珠三角地区紧邻港、澳，可以同时环视国内外两个市场，台商来此发展可以较为从容的应对由政治、经济等因素引发的潜在问题，香港可以发挥祖国统一大业过程中的平台作用。对此，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已经在2008-2009年的施政报告《迎接新挑战》中做出了明确的阐述：“为配合两岸关系提升及发挥香港可扮演的角色，特区政府正加强香港与台湾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香港贸易发展局将在台北设立办事处，筹备工作已经踏入最后阶段。我们亦正推动香港工商界的精英联同在港的台商，组成「香港－台湾商贸合作委员会」，通过民间互动，促进两地工商企业直接交流，并加强两地经贸、投资、旅游及其它方面的合作。[4]”提升粤港澳合作的层次和水平并不意味着与长三角、环渤海等地区形成潜在竞争，而是在综合考虑区域特点及优势的基础上，配合国家未来整体战略发展而做出的必要选择。珠三角地区的各种规划，包括《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主要还是延续多年的“政府主导，产业优先”的规划思维，未能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之下，有效挖掘和拓展在区域发展策略与社会性政策之间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空间。在粤港澳合作的定位选择上还是强调产业衔接，而没有按照现代规划理念和国际惯例进行策略调整和制度安排。缺乏在城市功能和城市群协调可持续发展上。香港智经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中认为，“‘珠三角都会区’的范围包括珠三角九个城市和香港、澳门，它更多体现的是珠三角作为一个整体都会区存在的客观现实。从珠三角都会区的行政构成、空间构成、经济构成等方面观察，珠三角都会区已经完成‘城市向心体系’构建，处在都会区形成的中级阶段，珠三角都会区产业分工和基础设施已经具有都会区特征。[5]”在这方面曾荫权特首在本年度的施政报告中也有所呼吁，值得关注和研究。他指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政府的功能角色，以响应全球化带来的种种挑战。我们在经济发展中仍然是以「大市场、小政府」为原则，政府角色是提供有利市场竞争的政策环境，但面对市场失效时，政府在关键时刻可以做到强而有力的介入。香港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扩阔视野，与珠三角地区高度整合，成为区域经济体系，参与全球化市场竞争，而港深共建国际大都会及粤港合作都需要由政府牵头。[6]”香港朝野有这样的认识，对于在“一国两制”背景下进一步拓展粤港澳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对于加强三地更加紧密的联系、共同应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次香港方面主动提出“大珠三角地区”的概念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香港有较强的意愿参与国家事务和区域合作，同时也为广东借香港之力，争取国家层面的积极支持提供了可能，可以说未来粤港澳合作的空间依然非常广阔。如：在“绿色大珠三角地区优质生活圈”的概念框架下，“两地会在2010年以后的减排、优化发电燃料组合、开发及推广再生能源、减少汽车排放、加强自然保育及绿化，以及科研和宣传教育等多方面开展合作”[7]。大珠三角地区在合作的领域和目标上首次提到“绿色优质生活圈”，着实为珠三角地区下一步的规划提供了一个方向性的指引，也为争取在粤港澳地区开展有针对性和特色的综合配套改革提供了解决方案的新空间。如：将金融业作为粤港澳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众所周知，香港法制健全、资金自由出入、信息流通、金融业人才荟萃、经济充满活力，这些都是香港发展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条件。与此同时，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为加强香港金融业的深度和广度提供了新的机遇。国家的经济快速扩张和走向国际化，亦需要善用香港这个在我国唯一与伦敦、纽约鼎足而立的国际金融中心。[8]”如：在重视“物质城市”建设的基础上，将“数字城市”规划列为粤港澳城市发展合作的基础战略。数字城市是一个包括基础设施、技术体系、政策体制多个层面、涉及政府、企业、公众方方面面的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统筹规划，制定政策，协调发展，充分结合GIS、遥感、网络、多媒体及虚拟仿真等关键技术，以地理空间为框架，进行信息共享与系统集成，以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功能机制进行信息自动采集、动态监测管理。实现对城市建设、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人口、经济、社会等复杂系统的数字化、网络化、虚拟仿真，优化决策支持和可视化表现等强大功能。着手建设基于国际大都会支撑基础和运营发展的数字城市基建合作，惠及粤港澳合作区域支柱产业金融、物流、交通、通讯、商贸服务和无线都市发展，带动社会、教育、医疗、社区、民政等服务和生态环境建设，为都会群建设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思路和广阔的领域。在国家推行“综合配套改革”的背景下，粤港澳合作应该在一国两制和CEPA的基础和实践上，在更高的视野和更高的定位上进行谋划和设计。可借鉴国际间政府合作组织的成功经验和思路，有所突破。避开名称和政府部门的体系，从什么层次哪些人参加可以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效率为出发点。设计好政府间协定协商统筹职能、专业专门机构组织监督实施、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机构参与论证研究和执行。在进一步解放思想、政府体制改革、社会管理创新的大环境下，在粤港澳合作领域率先突破。在这方面“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可以参考和借鉴的模式。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建立在政府间的非政府组织，主要是通过会议、论坛等方式在各方之间建立对话、协商机制，以解决涉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建立“粤港澳合作组织”，旨在“一国两制”的政治架构下，在CEPA基础上，构建一个更为广泛、开放的合作平台，参加成员既包括粤、港、澳三地政府和珠三角九座城市，也可以通过香港、澳门将东盟、欧盟、台湾的相关机构和组织纳入进来，同时该合作组织也欢迎区域内的其它国际机构及跨国公司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和讨论。 ——建议在“粤港澳合作组织”的架构下按照新型的法定机构模式建立协调合作组织的执行机构——“粤港澳合作促进局”。跨部门、跨领域、跨时段、跨区域、跨越式的共同发展“国际都会圈”。签订“粤港澳多边合作协定”。组织共同编制《粤港澳长远发展策略》以作为三地合作发展的基础。除了更有系统地协调区域规划工作外，更可成为一个让市民参与规划的平台，不单能集思广益，也增加对所制订发展策略的认受性。并通过各自立法机关批准，成为引领和指导粤港澳合作的中长期规划和策略。——建议在“粤港澳合作组织”的架构下设立“粤港澳行业规范及产品标准委员会”。借鉴港澳的产品检验和认证制度，按照国际化的标准对珠三角的优势和特色的产业进行规范和提升，推进珠三角地区产业及产品的整体水平，在改造传统产业的同时带动信息技术、专业服务、顾问咨询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在这方面，香港智经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珠三角都会区的发展目标，就是设定一个更高的标准，明确未来的努力方向。这个‘更高的标准’就是‘世界级’。打造世界级的珠三角都会区，需要按着世界级的标准，使珠三角都会区的制造业、服务业、农业和生态环境、交通网络、基础设施等领域得到实质性的提升，在经济、社会、民生等诸多方面有实质性的改善”[9]。今年以来，由于受金融海啸、外需骤减、原材料价格、新劳动法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珠三角的加工制造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产业升级和置换成为了政府应对危机的主要策略和基本模式，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也让人们认识到，高端服务业同样存在巨大的缺陷和风险，原本被认为是低端的、以“实体经济”为依托制造业在金融海啸中反而具有优势。任何产业内部存在“高端”和“低端”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来自技术含量和产品标准。因此，产业发展模式除了“腾笼换鸟”（产业置换）外，还应包括技术改造和标准提升。——建议在“粤港澳合作组织”的架构下设立“粤港澳合作组织发展基金”，创立新型的投资和金融支撑体系，根据未来区域合作的重要领域，选择若干涉及共同利益的重大基础项目合作开展。大力发展民间合作组织（NGO，NPO），首先开放在社会服务、公共中介、智库咨询和专业团体的跨境申请和设立，鼓励跨境设立分支机构或者与对方境内的机构开展业务合作和股权合作。通过各地方政府，以出资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区域间机构合作开展相关领域的研究。 1、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合作经验积累，在粤港澳地区实践科学发展观基础已经具备、条件已经成熟，在这一地区率先进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对全局的意义非常重大，具有无法替代的功能和影响。2、在大珠江三角洲地区实施综合配套改革，要进一步挖掘和利用CEPA的政策优势和平台作用，将其作为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改革与开放的利器。3、在实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中应该进一步明确粤港澳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和珠三角区域发展战略中的定位，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合作的国际视野，使这个地区成为中国未来30年迈向国际化和融入全球一体化发展的新引擎。4、在“综合配套改革”的要求下，粤港澳合作要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注重环境和生态的保护，也要加强与邻近区域的并肩合作，为珠三角地区闯出一条低污染、低耗能的发展道路。5、以建设“绿色大珠三角优质生活圈”为目标，要突出制度安排和机制运转、突出重点领域和基础建设，突出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实现资源配置的均衡发展、要素流动的最大自由、协调发展的融合共进，具体安排区域内的产业规划、设施配套、社会服务、医疗教育、环境保护等相关政策及措施。
[参考文献]
[1]李罗力，对我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若干思考[J]脑库快参，2006（15）．
[2]曾荫权，《二零零八至零九年施政报告——迎接新挑战》2008．
[3]香港智经研究中心研究报告《加速粤港经济整合，打造世界级珠三角都会区》，2008年10月．
[4]张克科，在“粤港深合作产业研究与制度创新论坛”上的发言，2008年10月11日．
[5]发改委副主任杜鹰:长三角和珠三角均为中国重要的经济重心区，财讯网 http://content.caixun.com/NE/01/0s/NE010seo.shtm，2008年10月16日．
[6]发改委:珠三角发展要加强粤港澳合作，中证网http://www.cs.com.cn/xwzx/03/200810/t20081016_1624500.htm，2008年10月16日．
[1]发改委:珠三角发展要加强粤港澳合作，中证网http://www.cs.com.cn/xwzx/03/200810/t20081016_1624500.htm，2008年10月16日．
[2]引自香港智经研究中心研究报告《加速粤港经济整合，打造世界级珠三角都会区》，2008年10月．
[3]同年10月17日，《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在澳门签署。
[4]引自曾荫权二零零八至零九年施政报告《迎接新挑战》，P10，2008．
[5]引自香港智经研究中心研究报告《加速粤港经济整合，打造世界级珠三角都会区》，2008年10月．
[6]引自曾荫权二零零八至零九年施政报告《迎接新挑战》，P3，2008．
[7]引自曾荫权二零零八至零九年施政报告《迎接新挑战》，P24，2008．
[8]引自曾荫权二零零八至零九年施政报告《迎接新挑战》，P6，2008．
[9]引自香港智经研究中心研究报告《加速粤港经济整合，打造世界级珠三角都会区》，2008年10月．
[作者简介]
张克科（1951-），张克科，深港产学研基地原副主任、深圳市先行示范区湾区组专家。深港澳科技联盟顾问、深港科技合作促进会会长、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副总召集人。曾任深圳市科协专职副主席、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长、深圳市高新办副主任、深港产学研基地深港发展研究执行院长。深圳市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深圳市第五届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先后参与和主持了国家863集成电路设计专项服务平台建设、深港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深港跨境落马洲河套发展研究、深圳市及有关区的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等科技、信息化、产城发展规划等课题。
明亮（1981-），天津人，现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城市化所副主任研究员、创新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曾任深港产学研基地、深港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城乡关系，区域发展。
来源：本文首发于《开放导报》，2008（6），经原作者同意授权深圳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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