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 |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传承与创新：命运共同体的视角

李丹（1967-），女（汉），河南南阳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政治、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

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外交经历了革命外交、经济外交、和谐世界外交到命运共同体外交等不同时期，这一过程同时也显示了从道义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区域发展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铺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新旗帜、新任务和新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对前几任领导人外交思想的传承和延续，更是新一代领导人奋发有为的开拓与创新：开启了大国外交新时代，开垦了全域外交新空间，开发了主场外交新形式，开辟了“一带一路”外交新平台，标志着中国外交的跨越性升华，彰显了新时代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创新和开拓，同时也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领导人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对外关系的伟大实践，建设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脉络隐约可见。党的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共建“一带一路”成为中国外交智慧与实践的一次全新升华，标志着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历史性、开创性重大举措。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贯穿中国外交70年的逻辑脉络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外交经历了四个不同时期：前30年是新中国外交的开篇布局时期，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结成命运共同体，与亚非拉国家结成道义共同体；改革开放后的20年是中国内政外交全面转型时期，以经济外交为主线，与主要国家建立了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关系；新世纪初是发展外交时期，中国在和谐世界理念指导下重点构建了一系列区域合作机制，成就了地区大国的形象与作为；2013年以来中国外交进入了特色大国外交的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方略开始全面谋划，“一带一路”倡议初见成效，大国担当举世瞩目。

1.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外交时期：与亚非拉国家结成道义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以冷战为特征的尖锐对立的国际形势，如何分清敌友、明确立场、站稳脚跟，成为巩固独立自主、维护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方针反映了新中国外交的立场、原则与方向。从1949年至1957年底莫斯科会议，这时的外交格局是“一边倒”，即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结成命运共同体。“‘一边倒’格局的形成，一方面是中国革命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冷战的环境和西方敌视政策使然。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在‘一边倒’政策下，新中国解决了国际承认问题，解决了外来援助和保障国家安全的问题”。20世纪50至60年代，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仅1960年非洲就有17个国家挣脱了殖民枷锁，到1970年总共有63个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对美苏两极格局形成强有力的挑战。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坚决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各项正义事业，与亚非拉国家结成基于真诚友谊的道义共同体，为新中国外交工作赢得了广阔空间，展现了中国外交的大国风范和正直品格。同时，也践行了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理想。作为一个改变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新中国的诞生给国际社会赋予新面貌——拥有世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由一个任人凌辱自身难保的受苦受难者、积贫积弱者，变成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亲力亲为者、献计献策者。

首先，中国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团结世界人民”反帝反霸反殖，将朝鲜战争的发动者拉回到谈判桌前，为日内瓦谈判提供切实可行建议，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次，中国是正义事业的捍卫者——把支持亚非拉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作为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把加强与亚非拉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立足点，“引领着世界政治潮流的变化”，“既指明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方向，也揭示了民族解放必胜的前景”。再次，中国是国际援助的先行者——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大力援助越南、蒙古、朝鲜等国，亚非会议后援助扩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1956年起，中国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并援建了坦赞铁路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成为中非友谊的丰碑。周恩来在访问非洲期间提出著名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确立了中国开展对外援助方针。同时，中国还是国际规范的倡导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广泛接纳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求同存异”方针、万隆会议成为超越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明宗教差异互谅互让平等协商的典范，“中间地带”“三个世界”“一条线”“一大片”战略展现了中国维护和平、反对霸权的国际合作精神。“上述原则、方针和战略，打开了新中国和平外交的大门，演化为中国一以贯之的外交宗旨，延续到今天，遂发展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指南和战略指导。”总之，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在世界和平、民族解放、发展援助、国际规范等各个重要问题上站在了正义的历史潮流一边，能够超越狭隘的国家、种族、民族、政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彰显了强烈的国际主义担当和求同存异的友好精神，实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最早的思想滋养与理论源头。

2.改革开放后经济外交时期：形成全面推进重点突出的利益共同体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邓小平对中国内政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前30年，是重视设定‘敌我方’的时代，意识形态主导着中国的对外政策。而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以国家利益为原则制定对外政策，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最适合路线’，即独立自主的外交或全方位的外交。”这一时期，中国在经济外交理念主导下，全面拓展利益共同体：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谋求和平与发展，提出不结盟、不划线、不树敌的“无敌国”外交思维，“无问西东”，实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战略；全面改善与各大国的关系，扭转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联苏反美、联美反苏、既反美又反苏的局面，基于经济上的互利互惠，与不同性质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巩固加强和周边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实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周边无战事”的友好局面；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参加了几乎所有的国际性、地区性政治、经济、文化组织。1996年，中国所参加的各种类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是美国的70%、印度的80%、世界平均值的180%，其中参与的全球性政府间组织达到美国的90%；在国际事务中，高举和平大旗，反对霸权主义，支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积极申请加入WTO；在外交思想上，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睿智确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策略方针，强化经济外交职能，明确提出“走出去”思想；在外交布局上，“‘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战略布局至今仍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著名的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曾高度评价邓小平对中国外交的巨大贡献，说“他使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快速发展成为可能，同时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积极一员。今天，中国不但将在东亚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也将在世界发挥重要作用”。

在这一阶段，中国外交全方位铺开，与改革开放建设相得益彰，中国外交和经济地位同步提高，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积极主动、灵活务实的新时期，开创了睦邻周边、亲近亚太、远联欧美、广交拉非的可喜局面，实现了中国外交由政治外交、局部外交、被动外交到经济外交、全面外交、自主外交的转型。尤其是大国关系进入新中国成立后最好时期，虽然有“中国威胁论”不时冒头，但中国快速发展进程没有受到根本性干扰和破坏性钳制。从1993年到1998年，我国连续6年成为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仅次于美国。1995年我国贸易顺差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1998年进出口总额达国内生产总值的33.6%，排名世界第11位，其中出口排名世界第9位。那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第二年，我国GDP突破万亿美元大关，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并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地位，西方大国对华遏制以主动放弃而告终。全方位对外贸易关系，“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使中国经济与国际市场的相互依存度大大提升，开始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广泛利益共同体，也由此促使协商解决合作竞争中摩擦与问题的伙伴关系框架应运而生。构建伙伴关系遂成为协调大国关系非常重要的外交实践形式。“伙伴关系模式解决了我国在不结盟模式下大国关系若即若离的状况，从而实现了与大国的既不结盟又不对抗，既竞争又合作、协商对话的良性互动关系。”建立各种形式、各式名目的伙伴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创造性作为，作为一种机制化程度高的交往合作方式，伙伴关系能够有效预防、控制摩擦冲突的发生和蔓延，起到了积极主动地拓展外交活动空间、消除敌意猜忌的作用，至今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途径”。第二代领导人的硬道理理念、无敌国思维、不划线思想、新秩序战略，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新安全观、伙伴战略、全球化趋利避害思想、国际关系民主化理念成为中国外交传承下来的宝贵遗产，不仅开拓了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而且为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铺垫了思想基础和机制准备。

3.新世纪初崛起外交阶段：基于和谐世界理念构建区域共同体机制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实力上升最快的时期，连年攀升的GDP成就了中国经济大国地位，中国也开始以大国自居并开始被外界认同。按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数据，2001年GDP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排名世界第六，在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之后；2005年GDP总量突破18万亿元人民币，在当年全球GDP排名中列第五位，超过英国；而2006年中国GDP总量则达20万亿元人民币，超过法国，冲到世界第四位；2007年，中国GDP超过了德国，成为世界第三；2010年，中国GDP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样的规模和速度如果不用“崛起”一词该用什么来形容？2001年2月首届博鳌亚洲论坛举行，显示了中国在促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标志着这一亚洲人讨论亚洲事务的重要地区组织由中国担纲主持、引领重任。2003年6月，胡锦涛受邀参加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的首次对话会。观察家们认为这标志着中国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同年10月，中国作为首个非东盟国家加入《东南亚友好条约》，同时宣布与东盟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东盟—中国（10+1）、东盟—中日韩（10+3）合作顺利推进。2003年12月，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第一次作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表述。2004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六国元首塔什干宣言标志着中国地区强国地位确立，并推动上合组织进入全面务实合作阶段。2005年，胡锦涛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理念。这是对此前提出的“和平崛起”“和平发展”概念的升华，“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强调中国发展的道路，“和谐世界”强调中国发展的目标，二者的着眼点都是如何处理自身发展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建设和谐世界标志中国外交继面向世界、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后“建设世界”的雄心。构建和谐世界，就是以积极主动姿态倡导与世界建立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环保上的和谐关系——这是一种全面发展的外交理念，标志着中国外交从经济外交向发展外交过渡——“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这为新时代新一代领导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理论前提和现实基础。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战略机遇期的认识、软实力外交的策略、和平发展道路的方略、和谐世界的韬略，使中国外交取得了一系列建设性、开拓性、实质性的进展。从总体上看，中国外交出发点是构建和谐世界，落脚点却是构建区域共同体，彰显了地区大国、亚洲强国的建构能力、主导作用和突出地位，在全球层面依然坚守韬光养晦原则，承袭了后冷战初期邓小平制定的“不扛大旗不出头”的方针。以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投票为例，2000-2012年中国所投弃权票数量为15次，相比1990-1999年的43次弃权票，虽然数量在下降，但与同期其他国家相比依然较多，如美国同期只投了5次弃权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中唯一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代表如此众多国家和庞大人口投出有质量有效果的决定性投票中，仍采取了低调、谨慎和隐忍的姿态，虽有大国之名，但无法行大国之实，背后折射的是中国大而不强、将强未强、将起未起的状况——中国崛起还在路上，构建和谐世界向外界宣示了中国理念、意向和抱负，实践中更有成效的作为空间更多体现在地区事务和区域治理上，地区合作机制中大显身手的中国必将带动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共同体建设，进一步的作为正待未来。

4.2013年以来特色大国外交时期：以“一带一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世界发展态势和国际格局变化，在保持对外大政方针稳定性与连续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姿态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使中国外交不断取得理论突破、推进实践创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顾名思义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面向全球的外交、有自己特色与个性的外交。如果说新世纪初的大国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是“发展中大国”外交、“地区大国”外交，那么历练十余年之后，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大国黯然失色之后，开始由“边缘”向“中心”、由大到强、由地区性强国向全球性大国转变，在由量到质的转变中，大国特色蔚然成形——“在纵向上基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变化，在外交上表现为从只集中于国内的‘发展外交’转变为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在横向上基于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方文明国家’的三重身份下，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大国外交之路。” 2014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必然要求外交上进一步提高和展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是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凝练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总目标，体现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着眼“国际关系”“人类命运”的大格局、大视野、大手笔。王毅外长指出，两个“构建”“作为一个整体，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世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以及如何开展国与国交往、如何探索人类发展未来等重大问题，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外交亮明了新旗帜，催生了新作为，开辟了新境界”。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旗帜任务，也是指导思想。同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启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跨国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并以此为实践平台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到实处。因此，新时代中国外交在定位上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理念上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在行动上是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外交。这是一条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遵循、以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伙伴关系”为核心内涵、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践行路径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也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新时代外交之“道”，“新型伙伴关系”是“术”，“一带一路”是“器”，“中华民族复兴”是“魂”。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创新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和理念登上人类道义的制高点，标志着中国外交正在经历几个方面的转变：从守势外交为主向以攻势外交为主调整，从全方位外交向全领域外交转型演变，从硬实力外交为主向软实力硬实力兼顾的形式转向。中国外交不仅是人民外交，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且要在追求中国人民福祉的同时，推进各国人民共同福祉的实现，为解决人类问题做出更大的贡献。

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大国外交新时代

从历史、文明等因素看，中国向来是大国；从人口、面积等自然禀赋看，中国是天然的大国；从政治地位看，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就意味着中国是当今世界五个大国之一。21世纪初，中国和平崛起，然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后来改称为“和平发展”，从中看出，连“崛起”都慎用的我们，骨子里对大国是不太自信的。真正开展大国外交，并对世界事务产生实质性影响，起码应该包括这几个方面：大国身份得到认同、大国实力全面呈现、大国责任敢于担当（从参与到引领，从跟跑到领跑）、大国目标胸怀天下（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当中国既有自信又有实力，既有意愿又有能力，既有行动又有目标时，对外的担当与作为就是大国外交。“中国的大国外交，就是中国以大国身份而开展的外交，以大国的责任和担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特色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统揽全局的大国外交能力；第二，平等包容的大国外交胸怀；第三，合作共赢的大国外交新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以大国身份和实力履行大国责任、施展大国抱负的标志，是中国大国外交的象征。

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拓全域外交新空间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最大的共同体，关于“全人类”的共同体，不是自然共同体，不是集团共同体，不是资本共同体，不是区域共同体，不是任何局部的、狭隘的、地域的共同体形式。国家地区之间的矛盾与争端、民族宗教之间的冲突与隔阂、阶级种族之间的对立与争斗，在文明冲突、地缘战争、贫富差距、金融危机、难民危机诱发下愈演愈烈，因此在“全人类”层面推进增进共同体意识、加强共同体建设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而此时世界第一大国奉行“美国优先”屡屡退群，全球一体化典范欧盟面临“脱欧”分家之困，中国领导人从古老东方文化四海一家、心怀天下、崇尚和合、讲信修睦、协和万邦出发，提炼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旨在使人类从各种藩篱撕裂的区隔联结成“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一体。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比古代“天下一家”要宏伟得多的大国理想大大开拓了中国外交空间与作为。2013-2019年间六年时间里，习近平出访35次，足迹遍及五大洲60多个国家。其中2019年6月的“一周一访”的快节奏更是创造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新纪录。几年来，出访与来访不断、主场与客场辉映、“一带”与“一路”交融，首脑外交与公共外交互补、经济外交与人文外交贯通、双边外交与多边外交结合，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并重，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交汇，硬实力外交与软实力外交呼应，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了全方位、各领域、多层次、立体化、“无留白”的全域空间。“主客场、双多边、点线面相结合，实现了对重要地区、重要国家、重要机制、重要领域全覆盖，完善和拓展了对外工作战略布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呈现出以“命运共同体”为主体的同心圆结构，体现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体并进”，实现了“中国梦”“亚洲梦”“世界梦”的共荣共生，彰显了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鲜明特色，诠释了互利共赢、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发展了“手牵手、心连心”的人文公共外交。

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主场外交新形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随着中国领导人外交出访传遍五洲四海，而且还通过一系列主场外交将中国方案和主张设置成为全球议题。主场外交是在本国（境）内而非国（境）外开展的，东道主在外交活动中发挥能动性乃至主导作用的外交。在主场外交中，“政府有意识、有能力对外交活动（特别是多边外交）的议题、进程、效果等内容进行规划并施加重要影响，并善用主场优势进行有效运筹，从而放大外交活动对维护和拓展本国利益的功能，达到一般外交难以企及的效果。”不仅“主场外交”这个概念经王毅外长之口首次出现于2014年全国两会记者会上，成系列、大规模、有影响的主场外交实践也始于2014年，当年的亚信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使新一代领导人的“主场外交”理念声誉鹊起；2015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活动、夏季达沃斯论坛、世界互联网大会进一步烘托了主场外交的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优势，印证了学者观点——主场外交“掌握或增强国际话语权，拟定有利于本国的议题或议程，推动制定有利于本国的国际规则或秩序，从而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此后，主场外交日益频繁，规模和影响也越来越大。2016年的亚投行成立仪式和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2017年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峰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2018年的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2019年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还有一年一度的博鳌亚洲论坛、夏季达沃斯论坛、世界互联网大会等等，一次次将中国声音、中国方案从主场传递到全球。中国领导人利用主场效应，结合不同议题，从不同角度，系统完整地阐释了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路方略。“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进一步强调外交的战略谋划、主动塑造、开拓创新和积极运筹的思维，主场外交则是其重要体现。它提升了中国的战略能力，也推动了中国国际话语权、影响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通“一带一路”新平台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是中国大国外交的重要体现。相对于美国曾提出的“新丝绸之路”战略，“一带一路”显示出了“旺盛生命力”，同时也更具国际感召力。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范围日益扩大，中国外交的方式和手段也日益丰富，成功实现了外交转型。“一带一路”是中国首倡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第一届高峰论坛后发展成为国际合作架构，目前“一带一路”共建合作范围与对象不断扩大，由倡议提出时所指的沿线65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扩展到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等地区，成为全球合作倡议。截至2018年末，我国已累计同122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签署170份政府间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形成的279项成果中，有269项完成或转为常态化工作，落实率达96.4%。“一带一路”已经从中国倡议变成了合作伙伴们共同的事业，标志着中国成功开创了各方携手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局面，形成了我国和世界合作共赢新格局。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机，沿线合作进行到哪里，合作共赢理念、绿色发展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正确的国际义利观、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观、文明交流互鉴观、“亲诚惠容”周边外交思想、平等伙伴关系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等沿着“一带一路”有效传播并深入人心；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的推进器，推动打造中国自身的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亚欧命运共同体，还通过示范效应、外溢效应、辐射效应和联动效应，促进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乃至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建设中所积累的联通、对接、交融、联动、合作、共治、普惠等成功经验与模式，可以提供具有示范意义的实践案例，并进而上升到理论高度，用来丰富和完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系。

总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继承与创新体现在时空两大维度，一方面继承了毛泽东国际主义思想、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江泽民积极参与全球化战略、胡锦涛建设和谐世界理念，延续了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同时拓展了中国的全球作为，开辟了中国外交的新时代、新空间、新形式、新平台，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一带一路”倡议都是史无前例的大手笔，将中国带入国际舞台中央，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本文刊发于《理论与改革》2020年第2期，为方便阅读，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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