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b Jessop：马克思的三种国家观

马克思没有对国家的整全性批判，没有把国家看成是阶级宰制的一部分，或是政治过程中的国家权力行使。此外，虽然其作品是政治和理论的，没有提供一个延伸或是一致的分析主题，像是政党作为组织，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革命策略，包括议会通往社会主义道路的范围，无产阶级独裁的形式，以及国家如何可能消失。

这不代表马克思 ( 或是其一生的合作者恩格斯 ) 忽略了这个议题。相反的，他们从许多方面研究了国家。包括了模拟于马克思对于古典和通俗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政治理论。包括了对于发展、变迁结构、阶级特性等的历史分析。特定政治时期或是件的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的分析。也分析了前资本主义或是当代社会的阶级基础生产模式，超越了欧洲和北美的范围。更策略地，政治地启发解释那些可以形塑于劳动运动中的政治辩论的变迁点。其分析也延伸到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殖民主义，国际关系平衡，战争和和平的政治？

为了简化之，我们可以指出马克思对于国家的三个解释。

一个宣传式的解读是把国家当作阶级统治的工具，然后形成经济宰制的权力，维持经济剥削和政治控制。这个看法是恶名昭彰的，但是有着立即的宣传和策略影响，在《共产党宣言》中，其宣称了统治机器是致力于管理资产阶级的。除了这个宣传价值， 在欧洲和北美的有限选举权的前提之下，这个看法也是有意义的。选举权的 1870 年代的扩张会让整个事情变得复杂，让议会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放上议程。

更历史的读法是把国家看作一个自主的实体，可以管制阶级斗争或是操作政治阶层的私有利益。这个看法很有名，也很有启发性，看以在马克思对于 1850 年代路易波拿巴法国的分析可以看到。的确，马克思曾经说波拿巴建立了一个罗马国家，其军队由波拿巴三世控制，然后代表自己，反对社会而非代表社会。有些评论者提出认为第一个看法典型化了阶级斗争的正常时代，以及后来的例外时代的阶级斗争是停滞的或是受到社会威胁的。这个看法采取或是不当采取了严肃的态度去看待宣传的论证，但是这是需要历史分析辅助的。 

问题是这个建议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第三种的阅读方式，其根植于马克思早期对于黑格尔的批判，并且在对于 1871 年巴黎公社的文章中重新清楚阐明。这里，国家是一个政治组织的异化形式，奠基在统治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分隔上。这个分隔以不同的阶级生产形式、资本主义发展不同阶段，以资本主义形成的不同方式出现。然而，像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1871) 中说的，国家权力是“总是维持秩序的权力，就是现存的社会秩序，因此而有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从属和宰制”。可是，就像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论证的，主权和政治宰制的形式是连结到剥削的形式的，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中，这包括了主权国家对于人口的控制，不是直接的宰制阶级的统治。这个国家形式是可能的，因为剥削是透过正式的劳动市场的自由交换的中介 (尽管在劳动过程中的绝对权力控制 ) 让阶级透过由超经济强制和义务社会连带中而来的生产自由而被决定。这让经济和政治的剥削与宰制的制度分化得以可能，然后伴随在宪法国家的限制下的经济阶级斗争，市场关系，政治阶级斗争。 

然而，这是一个脆弱的关系，并且依赖于一个特定阶级妥协的制度化。的确，在《1848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指出了一个民主中的整全的矛盾。虽然这产生了普遍选举权，带给了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及社会奴役的状态被永久化了，也巩固的资产阶级的社会权力，透过保证私有财产。政治稳定性需要被宰制阶级不要试图从政治解放迈向社会解放，然后布尔乔亚不应该坚持政治复苏。而制度对于经济和政治的分隔以及矛盾也解释了马克思鲜少诉诸于直接经济的论证去解释政治体制的发展或是特定政策的内容。因为这些依赖于特定的政治斗争动代而非经济环境。因此，虽然马克思研究经济，危机，矛盾，其更具体的分析也仔细地考虑了国家形式，政治体制，政治论述，政治力量的平衡，等等。 

马克思的第二和第三个取径是相互一致的，而且是对于今日的政治分析最有用的。可见的是，我们须要更长的一篇文章去讨论具体案例和马克思对于全球市场整合的讨论。但是我想前述已经足够显示如何去增进马克思的分析了。 

原文载于《全球对话》（Global Dialogue）vol.8 issue 1（国际社会学协会的newsletter），原文见：

http://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volume-8-issue-1/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2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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