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新经济社会学的八卦史（汤志杰2009）

摘自：汤志杰，2009，新经济社会学的历史考察：以镶嵌的问题史为主轴（上、下），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第29-30期。

1.Granovetter（1985）一文发表的当下，没有人预言或能断言这会是新经济社会学的宣言。事实上，「经济社会学」这时还不是流行的词汇，Granovetter也不曾在此文中使用它，是后来的发展才让人能回过头来证成前述的宣称。所以，Granovetter日后迭遭批评时不免要抗议，当年他不过是个一心求发表的新进学者，怎么可能设想经济社会学接下来的研究议程该如何设定（Krippner et al.,2004:115）。

2.采取新马克思主义取径的Stinchcombe之前早写过一本《经济社会学》（Economic Sociology）（1983），但由于未能成功吸引学术大众的注意

3.当Swedberg,Himmelstrand and Brulin在〈经济社会学的典范〉（“The Paradigm of EconomicSociology”）一文中打出经济社会学的旗号。这篇文章最早于1985年在瑞典发表，当时担任Theory and Society编委的Paul DiMaggio在知道该文后，主动联络作者，说服他们将文章投到这份由AlvinGouldner创办、立场较左倾的期刊，这才有1987年英文版的问世（Convert and Heilbron,2007:47）。

4.Granovetter在StonyBrook的同事Perrow（1981;1986）便已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回应过Williamson。White更明白主张：「既然Becker及其他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分析社会学的问题，那么社会学家也应该拿经济学的问题来研究」（ConvertandHeilbron,2007:38）。另外，Hirsch等（1987）用「黑手」（dirtyhand）相对于「干净漂亮的模型」（cleanmodel）来说明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差异，也是极知名的比喻。反讽的是，对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真正代表，把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应用到所有人类行为、事务上的GaryS.Becker，迄今美国社会学界仍无什么具体回应（Fourcade,2007:1017）

5.经近20年的发展后，Guillén等（2002a）仍偏好使用an emerging field这样的标题，徒然引来Sørensen（2003:534）的嘲讽，认为该书根本无法给人新兴领域会有的刺激感与新发现──尽管新经济社会学另一方面的确仍保留着新兴领域松散、欠缺统一的特征。

6.虽然White只能透过英文理解鲁曼，但对系统理论有着相当的敬意与肯定（尽管其中不免也有批判），有别于新经济社会学一般对鲁曼的漠视。他不但于2005年访问Bielefeld大学，以「鲁曼访问教授」的身份授课，最近还远道前赴欧洲，参加纪念鲁曼《社会之社会》（DieGellschaftderGesellschaft）一书发表十周年的研讨会（White etal.,2007），希望促成系统理论与网络分析的交流。可惜，如Krippner（2001:809,notes97）也观察到的，新经济社会学迄今参考的主要是White早期的结构论著作，对《认同与控制》（Identity and Control）（White,1992）这本可谓是新经济社会学中最具理论野心的著作不太感兴趣。White最近还推出改写过的第二版，并在前文中明示，此一改写受益于系统理论的刺激，试图与之对话。

7.Zelizer（2001;2007）关于自己研究生涯的叙述上。虽然她在1970年代末即从事寿险的研究，但多年来，包括她自己在内，没有人称她的研究是经济社会学。然而，随着时间的进展，尤其在新经济社会学变成大家共同接受的标签后，Zelizer不但慢慢从不认同到认同，在场域中的位置也日益从边缘向核心移动。

8.1990年代初，在新经济社会学尚未完全站稳脚跟时，似乎变得有些心急的Swedberg（1991:270）开始感叹起不知该如何「吸收」或「同化」来自世界体系理论、制度经济学、女性主义及新马克思主义等独立知识传统的洞见。

9.虽然新经济社会学的先驱White早位居美国社会学界的中心，但后来发动新经济社会学运动的中心主要在同时有Granovetter、Perrow及Schwartz任职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这背后有美国社会学界在1960-70年代扩张的背景，自顶尖一流大学毕业的Granovetter想留在离中心较近的地方，最后才落脚于此。同时，由于正规的社会学系无法完全吸纳生产过剩的社会学家，以致不少人进入商业学校或管理学院任职，这虽导致人才外流的局面，但也因此使得社会学家更急于，也更敏于与经济学家做区隔，从而促成新经济社会学的荣景（见ConvertandHeilbron,2007）

10.虽然Granovetter日后自承，他关于镶嵌的想法可能是来自听Harrison White的课堂演讲而获得的灵感，并非来自阅读Polanyi（Krippneretal.,2004:113），但这并不能豁免Polanyi本人极易让人误解镶嵌概念的知识责任

11.虽然Barber（1993[1977]）用结构功能论的语汇，更精准地重述了Polanyi关于「镶嵌」的创见，但在1970年代晚期的时空环境下，结构功能论的理论进路或许反而成为妨碍其他人亲近的标记，加上该文最初并非刊于能见度较高的一流社会学期刊，所以此一看法一直未为从事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们注意到，以致Barber日后再接再厉，写了篇内容大同小异的论文〈所有的经济都是「镶嵌的」〉（“All Economies Are ‘Embedded’”）（1995），清楚在标题表明立场。

12.按Krippner（2001:802,note1）在致谢中提及FredBlock及ErikO.Wright，在人脉或Granovetter喜欢讲的人际关系上，显然较亲近曾共同促成新经济社会学崛起，但后来在历史书写中其贡献却有些被遗忘的左翼人士。

13.虽然不少人试图结合网络分析与Bourdieu同样称做「（建构论或发生学的）结构论」的进路或拉近两者的距离（如Anheieretal.,1995;deNooy,2003），但Bourdieu（2005:198）自己很清楚地与以Granovetter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阵营区隔开来，认为后者在避免「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时，只是落回到「互动论」的观点，只认知到施为者有意识及经计算的期望，而忽略了整个场域的结构限制。

14.Smelser and Swedberg（2005:vii）在第二版的前言中也说，他们当年的企图在于「巩固」场域，因认为时机已成熟。有趣但有些自相矛盾的是，他们一方面说第二版想提供updated的内容，另方面却又坚持原书一般的知识架构仍是有用的组织框架—实际上三分之二的内容却是新的。

15.关于新经济社会学的历史叙述提及的，Sage基金会的资助，是新经济社会学得以脱颖而出的重要优势之一，而Smelser和Merton（Parsons之外结构功能论最重要的代言人）当时正是Sage基金会审核赞助计划的委员。赞助的计划名称「行为经济学」，也反映出这是在旧有相对保守的知识框架内求生存（Convert and Heilbron,2007:49）。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28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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