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S大学/专业排名又出了,你知道校长院长有多伤吗?(ASR, 2009)
【按:这是往期推送。另一则推送是转载小雨进一步介绍Sauder的其它介绍】
荐读:Sauder, Michael, and Wendy Nelson Espeland. 2009. ‘The Discipline of Rankings: Tight Coupling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4 (1): 63–82.
每年都会发布的上交大、U.S. News等等排名系统,到底给大学、给专业院系、给系主任们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一打开很多高校或院系的网站,首页都是:我们学校、院系是top X?——说到底,究竟ranking是如何规训了高校?
Michael Sauder和Wendy Espenland于2009年在ASR上发表的文章,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以美国高校的法学院为例,说明这种ranking的规训作用。
一、组织社会学视角下的环境压力与组织回应
1. tight coupling 而非decoupling
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喜欢谈environmental pressures and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但是这中间的关系是什么呢?主流的研究往往关注 是松散的关联状态(loosely coupled),但是Sauder Espenland的案例:各种排名系统中的法学院,却不是这样,因为他们的教育与研究、资源配置已经被排名系统所“绑架”了,其间的关系是tight coupling的。
2. 要有mediation而非没有mediation
究竟环境压力与组织回应之间,是如何作用或被反作用?尽管主流研究是直接探讨这个问题,比如 symbolic的各种谈法(e.g. sense-making),但是Sauder Espenland也希望看到:这些环境压力如何being absorbed, negotiated,因此需要以cognition and emotion为中介为其间关系,要关心“内化”。
二、引入福柯:监视与常态化
Michael Sauder和Wendy Espenland他们也在conclusion中反思到,实际上福柯并不关心institution层面分析,更对organization层面不感冒,毕竟他更关心的是subject。因此,对于一个组织要如何协调各个构成部门、如何分配资源——这些科层制式的分析,是落在福柯之外的。
但尽管如此,Michael Sauder和Wendy Espenland还是直接是以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作为分析视角与框架。
三、排名系统对法学院的监视(surveillance)
所谓的监视,就是让法学院那些本来invisible的研究、教学之类,全部成visible。
首先,排名系统的“持续性”——每年度都不间断发布,形成了对法学院不间断的压力。在访谈中,法学院boss甚至将这种排名系统形容成omnipresent,因为:
What happens, unfortunately, is that I end up making decisions with an eye toward those rankings.
其次,排名系统是深入到细节。规训监视的厉害之处,在于让之前忽视的细节之处被呈现出来。在二人访谈过程中,发现法学院这些高教系统,以前是不会关心和统计毕业生的placement情况,但是发现排名系统会统计这方面,于是他们也不得不着手进行这个项目:安排人力财力,每天跟踪记录这些毕业生情况,甚至还开发career services staff岗位,来提升这方面的分数。
最后,规训的另一特点是它的弥散性,也就是 to be governed at a distance。当自己变得透明之后,学院的一举一动,外人(如校友、校方)都会以ranking system为由,来评估和看待,使自己处理无数的监视之中。
四、排名系统使得法学院常态化(normalization)
首先,大学专业排名系统,让法学院间具有可比较的分类系统。一个院长还抱怨说:
I think it’s very unfortunate because [U.S. News排名] lumps everybody in together....
其次,这样的排名系统也使得法学院间产生了分化和hierarchy,并通过评估指标使他们同质化,甚至产生exclusion效应。比如,在招学生的时候,当然要看个别的特质。但由于排名系统会看GPA,LSAT作为指标之一,所以招生时也不得不以这些为重要参考,放弃过于异质化的个人特征,关注这些量化指标的高低。
五、法学院内化了(internalization)排名系统
由于排名系统是面向所有学校,而自己一方的努力,是无法控制其它校方院方的努力,所以使得院长们总是处在anxiety情绪之中。在访谈中,一位法学院院长甚至还调侃另一位法学院院长,说他居把自己的在任目标设在要提升排名,毕竟—— this is out of your hands。
当然,法学院们也不是没有resistance,例如早在1980年代U.S. News刚搞排名时,他们就反抗过,但是结果呢:仅U.S.News成功地游说了这些机构,而且排名形成的public shaming效应使得各个法学院也只好加入其中。当然,U.S.News也不傻,这些resistance反而让他们学会了elaboration and extending discipline。
到底这种内化中,有没有自主性或agency呢?Michael Sauder和Wendy Espenland以Burawoy对劳动关系的“游戏”(gaming)比喻为出发,认为法学院和排名系统之间已经形成了共同遵守rules,但也不乏“小聪明”的情况。
比如,有的法学院无法认为排名系统也是allure,自己会在排名系统之外做一些额外投入,或者报给不同的排名系统机构 (如USN和ABA)以不同的数值和材料,结果这些排名系统机构就不得不修改自己的排名方法,由此使得自己的额外优势被纳入其中,改变了游戏规则。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204期)
链接:
第200期| 什么是“共鸣”?互动中的认知距离化和情感正当化(ST,2017)
墨西哥/加纳/南非怎样吸收传播马丁路德金?全球记忆社会学(Jijon2018)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200期整理专题一:教与学(38篇)